轉載於：數字經濟與社會
作者：Ratha Sahay, Ulric Eriksson von Allmen, Amina Lahreche，Purva Khera，Sumiko Ogawa Majid Bazarbash, and Kim Beaton編譯：對外經貿大學金融科技實驗室
編者按：
近年來，在創新的驅動下，信息科技推動金融服務領域在商業模式、應用程式、交易流程和金融產品方面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革。如何理解這一變革的機遇和風險？對此，國際貨幣組織採取大規模實證研究後發現：在疫情期間以及後疫情時代，金融科技正在提高普惠金融程度，並與國內生產總值的較高增長相關。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在緩解持續發生的COVID-19危機的經濟和社會影響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同時，拓寬低收入家庭和小企業的金融渠道也可以支持更具包容性的復甦。此外，國際貨幣組織還訪問了 70 多家金融科技公司、中央銀行、監管機構和商業銀行，全面剖析了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方面的潛力、競爭格局、障礙、監管的作用以及風險。鑑於《金融科技的前景：後COVID-19時代的普惠金融》報告的權威性和重要價值，我們特全文編譯，以饗讀者。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數字經濟與法律創新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許可
摘要
科技正在改變金融領域的面貌，以深刻的方式增加了獲取金融服務的途徑。這些變化歷經數年，幾乎影響了世界上所有國家。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技術為數字金融服務創造了新機遇，既加速和提升普惠金融，又疏遠社會距離和控制對策。同時，隨著數字金融服務的發展，在COVID-19之前出現的風險變得越來越重要。
本文介紹了一種新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指出數字金融正在提高普惠金融程度，並與國內生產總值的較高增長相關。這些發現表明，數字普惠金融在緩解持續發生的COVID-19危機的經濟和社會影響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同時，拓寬低收入家庭和小企業的金融渠道也可以支持更具包容性的復甦。但是，這些潛在發展不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這種流行病可能加劇先前存在的金融排斥風險，並給金融科技行業本身帶來新的風險。
數字金融服務比傳統金融服務更快，更高效且通常成本更低，因此，越來越多地惠及低收入家庭和中小型企業。在COVID-19危機期間，數字金融服務可以並且正在實現非接觸式和無現金交易。在數字普惠金融取得進展之際，這幫助有效和快速地部署政府支持措施，包括向受這一大流行病影響的個人和公司提供幫助。
除了量化分析外，我們還訪問了 70 多家金融科技公司、中央銀行、監管機構和銀行。這些訪談有助於深入了解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方面的潛力、競爭格局、障礙、監管的作用以及風險。
數字金融正在提升普惠金融，補充或替代傳統金融。儘管數字金融服務相對於傳統服務而言規模仍然很小，但是它們在各個地區和國家以不同的速度快速增長。在我們分析的所有52個國家中，即使傳統普惠金融停滯或下降，數字普惠金融在2014年至2017年之間也有所增加。數字普惠金融正在從「支出」演變為「借貸」，並趨向於填補空白：在傳統的金融服務提供較少的地方，支付和貸款都在發展。
儘管數字金融處於早期階段，但我們的實證分析已經指出，數字金融與GDP增長具有正相關關係，採用的方法處理了潛在的反向因果關係。展望未來，這對於創收和創造就業機會，以及減少COVID-19大規模衝擊後在獲得金融服務方面的不平等，都是一個重要發現。
金融科技似乎正在彌合性別鴻溝，但是需要特別注意以確保在COVID-19危機期間不讓女性落後。利益相關者指出，普惠金融數位化的一些障礙，例如女性獲得資源（手機，網際網路）、文化或社會規範以及數字和金融知識的障礙可能更高。
我們的數據分析和訪談證實，數字金融服務的提供正在隨著現有者和顛覆者之間各種交互模式的發展而演變。金融科技公司通常是創新的源頭，經常與銀行和其他成熟的金融機構競爭，後者通過對金融科技進行大量投資來做出回應，但是我們也看到基於互補性的廣泛合作。金融科技公司和金融機構抓住新的機遇，這兩種趨勢都有可能加速後COVID時代的到來。
這場危機是金融科技公司彈性的首次考驗，在經濟復甦期間，競爭格局可能會永久改變。由於需求疲軟導致的融資環境收緊和交易 量急劇下降，已經對金融科技公司造成了沉重打擊，尤其是那些規模較小、緩衝資金較少的公司。金融科技行業的普遍整合和規模較小的公司的裁員，可能導致該行業更加集中，並減少小客戶的融資渠道。
由於對數字基礎設施的不平等使用以及新數據來源和數據分析加劇的潛在偏見，可能導致普惠金融本身面臨風險。無法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網際網路可能導致新形式的排斥，隨著向數字金融服務的轉變在COVID-19期間和之後的加速，這種情況可能會加劇。
在COVID-19疫情期間，事實證明，訪問與金融科技公司、移動貨幣公司和數字銀行等數字金融服務平臺整合良好的政府電子系統對無需實際接觸而及時提供廣泛的政策支持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政府電子系統不容易訪問或沒有很好的整合，財政支持公告（無論多大）都將無法通知到那些最脆弱和最需要幫助的人。因此，財政應對措施應與數字基礎設施投資齊頭並進，同時重視促進數字和金融的掃盲，以確保更大程度的數字普惠。
如果數字金融服務的法規和監管跟不上步伐，那麼數字金融服務的快速增長也可能帶來金融穩定風險。在我們的討論中，監管機構警告說，網絡安全風險或監管不足的機構的不當借貸行為可能會損害信任。政策制定者需要考慮新的監管方法，以確保高質量的監管，保障新技術的安全使用，同時確保監管與風險相適應。幸運的是，各國監管者已經意識到調整監管方法的必要性，以在確保金融創新和解決對金融誠信、消費者保護和金融穩定的帶來的風險和挑戰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此外，政策制定者應達成在數據隱私、網絡安全、數字身份識別、跨境數字貨幣和大型科技公司監管規則方面的國際協議，以確保在後疫情時代，金融科技領域能夠保持足夠的競爭力。
第一章 引言
在一個低收入國家的某個偏遠地區，清晨，一個女人醒來並撥通了手機。她以電子方式借了一小筆錢在當地市場購買蔬菜。白天，她會在自己位於城郊的商店裡賣掉存貨。一些客戶會使用移動錢包付款，另一些則用現金支付。她會在隔壁的移動貨幣代理商店裡將現金存入自己的手機。一天結束時，她將能夠償還自己的借款並將一天所得的利潤保留在移動錢包裡，用來支付做晚飯的燃氣費。因為公用事業公司最近將其支付系統接入了移動貨幣基礎設施。在她的日常生活中，這是巨大的進步。
在一個富裕國家的某個中心地帶，就在寒假前的幾個星期，一家巧克力工廠的一臺設備壞了。如果沒有新設備，工廠在一年中的最佳旺季將無法盈利。工廠老闆瘋狂的想從銀行獲得貸款以更換機器。即使工廠已經運營了幾年並且有良好的業績記錄，但是銀行對於這個小客戶來說還是太忙了，為他提供的來年的預約將會為時已晚。在幾年前，這可能是業務的終結。但是老闆的朋友告訴他一家線上貸款公司。一周之內，線上貸款公司評估了工廠的信用，批准了貸款，並支付了款項。設備在聖誕節兩周前交付。這是一個發生在倫敦的真實事例。
這些發生在疫情之前的事例說明了金融科技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中增強普惠金融的方式。全球有17億人沒有銀行帳戶，佔全球公司總數95%以上、為全球提供了60%以上工作機會的中小型企業（SME），難以獲得資金。在這種環境下，金融科技（金融領域的科技創新）正在創造重大機遇，這得益於手機擁有量的增加和網際網路的普及。
COVID-19疫情中的社交距離要求為數字金融服務促進普惠金融創造了新的機會。疫情導致了「大封鎖」，因為國家主管部門為了控制病毒的傳播，採取了封鎖、隔離、出行限制和其他社交距離等限制性的管理措施。金融科技，包括移動錢包，可以幫助個人和公司在封鎖和企業重新營業期間維持並增加獲得金融服務的機會，因為人們傾向於選擇非現金和非接觸式交易來減緩病毒的傳播。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當局（例如加納、肯亞、緬甸等國），通過降低成本、增加數字交易的交易限額等措施促進金融科技的使用。這些發展有助於加快從傳統金融服務向數字金融服務的轉變。例如，2003年的SARS疫情加快了中國數字支付和電子商務的開展（世界經濟論壇）。
事實證據表明，金融科技通過促進針對性的財政措施快速的部署到其預定的受益者，甚至是沒有銀行帳戶的人，在減輕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減少或消除實體接觸和現金的需求，金融科技正在幫助政府迅速安全地向個人和企業提供各種形式的收入和流動性支持。在銀行網絡訪問受限的國家和地區， 移動錢包，網絡被用於進行政府轉帳（如，納米比亞，秘魯，烏幹達，尚比亞）。從行動支付中獲得的數據信息將政府與正式福利項目之外的非正式工人聯繫起來。例如，在多哥，一項針對非正式工人的新計劃通過移動錢包支付，並為女性接受者提供追加資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0年）。稅務部門鼓勵使用網上平臺進行納稅申報（如，肯亞，納米比亞和奈及利亞）。一些金融科技貸款機構也在利用實時數據和在線流程積極回應受疫情影響的中小企業的資金流動需求（如，中國）。許多金融科技公司，不論大小，都在為受疫情影響的借款人提供更靈活的還款方式（如，印度、肯亞和英國）。但是可待改進的空間仍然很大，尤其是在通過金融科技公司和數字銀行擴大電子政務方面。
從宏觀經濟的角度出發，並基於最新的經驗證據，數字普惠金融在促進經濟增長，縮小收入差距和減少貧困方面的前景似乎是巨大的。從貧困家庭到中小型企業，金融科技近年來一直在促進開戶、交易和信貸，從而為更多的人提供了參加正式經濟活動的機會，數字儲蓄，跨境支付解決方案和保險的發展也帶來了希望。除了為個人增加機會，更廣泛的融資渠道也對宏觀經濟產生積極影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表明，普惠金融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並降低不平等程度（Sahay等，2015年a；ihák和Sahay，2020年）；並且，如果金融業得到良好的監管，普惠金融則不會損害金融穩定。普惠金融還可以提高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進一步促進經濟的增長和穩定（Loukoianova和Yang，2018年）。這些對於創造收入和就業機會，以及減少疫情後的獲得金融服務的不平等來說都是重要的發現。
儘管有這些機會，但COVID-19疫情也使得疫情之前出現的風險更加突出。例如，金融穩定的風險就是政策制定者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特別是由於監管套利導致金融活動從受監管領域轉移到受監管程度較輕的領域。傳統業務模式的可能破壞，以及傳統金融機構與受到較輕監管的金融科技公司的相互聯繫，也引起了類似的擔憂。技術本身也存在風險，這些風險會對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產生影響。例如，通過網絡攻擊等，機密數據可能被洩露。金融服務提供商可能面臨新的洗錢/恐怖主義金融（ML / TF）風險。監管機構警告說，網絡安全風險或監管不足的貸款行為可能會損害信任。風險平衡也可能受到疫情期間及其之後金融科技領域和監管可能發生的變化的影響。
普惠金融本身可能會因後疫情時代的數據服務的加速發展面臨風險，這種數據服務的加速發展是由數字基礎設施的不平等使用以及新數據來源和分析中放大的潛在偏見。無法使用手機、計算機或網際網路可能會產生新的排斥形式，這種排斥形式可能會因COVID-19疫情期間及之後的轉向數字金融服務的快速發展而加劇。事實證明，順利訪問與金融科技公司，移動貨幣公司和數字銀行等數字金融服務平臺整合良好的政府電子系統對於及時且不與公眾接觸的提供廣泛的政策支持至關重要。如果它們難以訪問或整合不好，那麼無論規模多大，財政支持公告都無法通知到最脆弱和最需要幫助的人。金融科技公司還強調，技術勞動力和數字基礎設施的有限是主要制約因素。數據偏差或不準確以及信息不足可能導致更大的金融排斥和對新技術的不信任，尤其是在最脆弱的群體中。缺乏對金融和數字的了解可能會加劇這些風險。普惠金融可能因小額信貸機構的衰落受到威脅，因為小額信貸機構的運營和客戶會更大的受到經濟衰落的影響，並且在COVID-19疫情期間難以進行數位化運營。
此外，許多金融科技公司還很年輕，從未經歷過經濟衰退，更不用說面對幾十年來最嚴重的全球衝擊。COVID-19疫情是對金融科技行業在危機中恢復的首次重大考驗。首先，緊縮的融資環境會影響到金融科技公司，無論大小，因為金融科技公司的資金流動性緩衝較為薄弱。初步數據表明這種情況正在發生，金融科技公司的融資活動在2020年第一季度停滯，這一季度也成為了自2017年以來金融科技公司融資最糟糕的一個季度，因為投資者撤回了投資。規模較小的金融科技公司因融資不利被更大的公司收購，或者完全消失，金融科技領域的市場也變得更加集中。其次，經濟危機，尤其是消費的萎縮（特別是在酒店，飯店，航空公司，甚至零售業等受到嚴重影響的行業）將導致金融科技支付公司的收入下降。第三，很多金融科技貸款的主要對象是小額借款人，這些小額借款人在疫情中受到不成比例的影響，因此貸款質量可能會急劇下降。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服務受到重大幹擾，可能會阻礙數字普惠金融和創新所取得的進展，並且還可能出現宏觀經濟和金融溢出效應。
儘管金融科技在促進普惠金融方面的潛力巨大，但其收益和風險卻無法輕易量化。數字支付的數據是零散的，數字借貸，儲蓄和保險（普惠金融的其他三個組成部分）的數據更為零散。如果政策制定者無法準確地衡量收益和風險，普惠金融，作為可持續發展目標（SDG）的重要組成部分，將會遙不可及。因此，需要共同努力加強數據收集，一旦嚴重的健康風險消失，這將是COVID-19疫情後經濟復甦階段的重要的早期步驟。
認識到數據的局限性，本文使用兩方面的方法來加深我們對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及其對宏觀經濟影響的理解。它基於來自COVID-19疫情之前的可用數據，對定量分析進行了補充，並提供了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眾多政策制定者、監管機構、金融科技公司以及銀行的訪談信息。在快速發展的金融科技領域中，訪談使我們更好的了解那些數據沒有展示出來的發展，包括COVID-19疫情之前和之後的發展。
我們的工作集中在普惠金融的兩個主要方面：國內支付和信貸。普惠金融的其他方面（儲蓄、保險和財富管理）仍處於初期階段，而且這些領域非常缺乏數據。金融科技促進負擔得起的跨境付款（尤其是匯款）的潛力很大；跨境匯款的成本正在緩慢下降，但仍接近7％，依然高於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設定的3％的目標。金融科技與強大的數字識別功能以及強有力的機器學習/金融學ML/FT結合在一起，在促進更負擔的起的和可以遠程獲得的跨境交易（例如匯款）方面具有巨大的潛力，這已成為低收入國家家庭的重要支撐。但是，後一個主題超出了本文的範圍，本文的重點是國內支付和信貸。
我們引入一個新的指標來衡量數字普惠金融，將該指數與傳統普惠金融進行比較可以使我們在COVID-19疫情之前的52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的樣本中量化數字普惠金融的相對進展。我們還分析了數字信貸的一個方面——市場借貸的全球發展。最後，我們探索了數字普惠金融的決定因素，並評估了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為了補充實證分析，我們分兩個階段採訪了全球70多家金融科技公司、中央銀行、監管機構和銀行的代表（附件1）。第一階段是在COVID-19疫情之前進行的，訪談提供了關於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方面最具潛力的領域、競爭格局、促進數字普惠金融的障礙、監管作用以及與數字普惠金融相關的風險的重要見解。第二階段涉及對第一階段採訪的金融科技公司子樣本的後續訪談，以了解COVID-19疫情對數字普惠金融的影響、他們自己的業務和客戶、他們的回應以及與政府和傳統銀行的合作、以及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
我們的主要發現強調了數字金融的影響以及可能促進或抑制普惠金融發展的因素。特別是：
即使傳統金融的普惠性正在降低，數字金融也正在提升金融的普惠性。在我們分析的52個國家中，數字普惠金融都在2014年至2017年期間得到發展，尤其是在非洲和亞洲，甚至在傳統普惠金融停滯或衰退的國家也是如此。在100多個國家的樣本中，市場貸款（數字信貸的一個子集）也增長迅速，儘管它規模很小。數字普惠金融往往能填補空白：它在傳統金融服務較少提供的地方發展。訪談指出，在COVID-19危機期間，數字信貸受到了不同影響：在某些國家，金融科技貸款機構參與政府計劃支持向中小企業提供信貸；而在其他國家，許多金融科技機構正在減少新的貸款，以應對需求疲軟，並將重點放在保持流動性和管理信貸風險上。
數字普惠金融與更高的GDP增長相關。我們發現，採用數字支付與GDP增長有著顯著的正相關關係，這與金融科技可能為增長做出貢獻的觀點一致。因此，金融科技可以在減輕COVID-19疫情的經濟影響和支持經濟復甦中發揮重要作用，因為數字金融普惠性較高的國家較易（1）確保持續獲得金融服務，包括通過維持向家庭和企業信貸流動，同時確保人們的安全；（2）有效、安全地提供政府支持；（3）通過數字經濟的發展來支持消費、創新以及因此帶來的生產力。但是，在後COVID時代數字普惠金融對增長和收入分配的作用也可能被金融科技領域可能發生的變化影響–如果小型金融科技公司這些較容易接觸到低收入家庭和小企業的金融科技公司消失，這可能會增加貧富收入差距。
在大多數國家，金融科技正在為縮小普惠金融方面的性別差距做出貢獻，但人們擔心，這種差距可能會在後COVID時代加劇。利益相關者指出一些對女性而言可能更高的障礙：文化或社會規範、金融素養、安全以及資源獲取的差距。考慮到這些結構性障礙，人們仍然擔心，隨著在COVID-19危機期間向數字金融服務的轉變加速，性別差距可能會增大。
數字金融服務的提供在現有企業與顛覆性企業之間的各種交互模式中不斷發展。金融科技公司往往是創新的源泉，但也經常與銀行和其他老牌金融機構形成競爭。這些老牌金融機構通過大量投資金融科技來應對競爭。但是我們也看到了金融科技公司與老牌金融機構之間基於互補性展開的廣泛合作。我們的數據分析和訪談證實了這一點。隨著傳統機構加快了向數位化轉變的進程，儘管COVID-19可能會增加合作和競爭的機會，但旨在通過銀行業提供與COVID-19相關的支持的政策措施可能會影響競爭格局。受到如小型金融科技公司更嚴格的融資條件驅動，金融科技行業會進行整合，但這可能導致該行業的集中度更高。同時，COVID-19危機也表明政府有機會與私營數字金融服務提供者進行更多合作，以擴大電子政務服務對更廣泛人群的覆蓋範圍。
數字普惠金融的安全發展取決於多種因素的結合。如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所見證的那樣，沒有適當監管和金融素養的快速普惠金融可能導致金融不穩定。監管機構警告說，網絡安全風險或監管不足的機構的不當借貸行為可能會損害信任，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保護，數字身份識別和金融/數字素養是他們監管的重點。金融科技公司強調熟練技術性勞動力的提供和數字金融基礎設施的可用性是主要制約因素。
數字金融會給普惠金融帶來新的風險。這些風險源於對數字基礎設施的不平等利用，對金融和數字素養的限制以及新數據源和數據分析放大的潛在偏見。當前對數字貸款寬鬆的監管可能會反過來威脅到金融穩定。間接風險涉及通過小額金融機構可能破壞普惠金融，以及對數位技術的信任消失的結果。在COVID-19危機中，向數字金融服務的迅速和突然轉變，使上文強調的所有這些風險都變得更加重要。
對數字普惠金融的分析面臨諸多制約因素，其中許多是由於缺乏與金融科技相關的普惠金融某些方面的全面數據。首先，數據不能完全涵蓋所有金融服務，例如儲蓄/財富管理和保險工具以及與信貸有關的許多方面。它們也不包括跨境支付服務（圖1）。其次，有關數字支付的詳細數據僅適用於相對較少的抽樣國家/地區（約190個國家中的52個），不包括從疫情開始之後的時期和發達經濟體。第三，我們用來獲取數字服務的資料庫無法確定提供者，換句話說，此類數據可能反映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服務，也可能是銀行提供的服務。
圖1.分析範圍
在受金融科技創新影響的金融服務的許多維度中，我們的工作重點是支付和信貸。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人員。
第四，在數字金融對GDP增長的影響的實證分析中，可用時間序列較短，並且排除了數字金融的幾個組成部分，因此可能低估了對增長的影響。第五，確定增長與金融科技相關普惠金融之間因果關係的方向仍然是一個挑戰，且這一挑戰並不是本文實證工作所獨有的。即使我們的分析試圖解決內生性或反向因果關係，但數據的時間跨度短且缺乏良好的工具仍然是制約因素。最後，即使我們採訪了全球許多利益相關者，樣本也可能不足以代表全部人口。
本文的其餘部分圍繞訪談和實證研究中涵蓋的六個寬泛的問題展開。對文獻的簡短回顧為這些問題奠定了基礎。然後，論文提出以下問題：在COVID-19危機之前，數字普惠金融是在哪裡出現的？金融科技會增加金融普惠性嗎？數字金融普惠性的宏觀經濟影響是什麼？金融科技公司是否正在破壞傳統金融服務提供者，以及這些關係在持續的經濟衰退和隨後的復甦期間將如何發展？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有哪些障礙？金融科技對普惠金融有何風險？最後一部分提出了一些有關COVID-19以來金融科技行業不斷變化的格局及其對金融普惠性的影響的開放性問題。
第二章 奠定基礎：最近的全球發展和文獻綜述
影響金融科技發展的三個基本變化：海量數據生成，計算機算法的進步以及處理能力的提高。高速寬帶網際網路，雲計算和人工智慧這些使大數據分析、區塊鏈技術和生物識別成為可能的技術推動了這些變化的發展。
金融科技正在改變向小企業和低收入家庭提供金融服務的方式。傳統上，金融服務是由銀行及其代理人、小額信貸機構和非正式系統（例如，依靠親戚，小額貸款俱樂部或放債人）提供的，而競爭通常很有限。它們主要基於現金交易以及與金融服務提供者的面對面互動。這些互動是監控信用可靠性的基礎；它們通常也是客戶接受金融教育的方式。金融科技的出現正在改變這一格局：隨著可從手機或計算機訪問的數字金融工具的發展，面對面互動的需求大大減少。旨在控制COVID-19疫情的流動限制擴大了數字金融服務的這些好處。數字平臺的發展可以提供各種金融產品並作為現有金融產品或金融科技公司自己產品的集合體，通過方便客戶對不同公司提供的價格、產品和服務的適配性進行比較來幫助客戶實現價值最大化。
早在COVID-19危機爆發以前，金融科技促進普惠金融發展的潛力就已引起全球領導人和政策制定者的關注。普惠金融聯盟（AFI）是一個全球性的政策制定者網絡，創建於2008年，並在2011年的《瑪雅宣言》中闡明了其主要目標。二十國集團領導人也於2010年首爾峰會上集中討論了普惠金融問題，批准了《普惠金融行動計劃》（FIAP），並建立了全球普惠金融夥伴關係（GPFI）。2015年，聯合國通過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其中普惠金融尤為突出。2016年，AFI和GPFI將技術確定為普惠金融的核心方面，創建了一套新的工作流程，即普惠金融金融科技。在2018年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印度尼西亞年會上，它們提出的《峇里金融科技議程》闡述了金融科技安全發展的寬泛原則，包括支持普惠金融。COVID-19疫情讓人們更加關注如何利用數字普惠金融來應對危機以及這場危機將如何反過來加速數字普惠金融。
國際社會對普惠金融的關注促進了跨國普惠金融數據的收集和分析。早期文獻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個別國家的調查工作或對普惠金融的單一衡量標準，例如銀行分支機構、ATM機數量以及人均銀行帳戶（如，Beck等，2007年；Honohan，2008年）。IMF的金融準入調查（FAS）和世界銀行的全球Findex資料庫（Demirgü-Kuntand和Klapper，2012年）等資料庫的推出使得能夠制定和使用更多層面的綜合普惠金融措施，同時考慮到家庭和企業獲取和使用金融的許多方面（AmidiMassara和Mialou，2014年; Dabla-Norris等，2015年a; Camara和Tuesta，2017年）1這反過來為分析宏觀經濟影響（Sahay等，2015年a; Sahay等，2015年b; Svirydzenka，2016年；Dabla-Norris等；2015年b; Loukoianova和Yang，2018年）和普惠金融驅動因素（Deléchat等，2018年; Rojas-Suárez和Amado，2014年; Rojas-Suárez，2016年）開闢了道路。
關於數字普惠金融的實證文獻尚處於起步階段，並且主要針對特定的國家或地區。它包括有關肯亞移動貨幣發展的研究（Tarazi和Breloff，2010年; Jack和Suri，2011年，2014年; IMF，2018年b），以及對金融科技活動區域發展的分析（Sy等，2019年，聚焦於撒哈拉以南非洲；Berkmen等，2019年，聚焦於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 Loukianova等，2019年，聚焦於太平洋島嶼；以及Lukonga，2018年；Blancher等，2019年，聚焦於中東和中亞）。不同地區和國家採用移動貨幣的異質性通常可以用GDP增長、人均收入水平、監管環境（Tarazi和Breloff，2010年； Gutierrez和Singh，2013年）以及法治來解釋。領頭公司（如中國的螞蟻金融服務集團）的關鍵作用也得到認可（Hau等，2018年）。一些研究分析了移動貨幣和網際網路的影響（Loukoianova和Yang，2018年; Jahan等，2019年）和採用移動貨幣的驅動因素（Lashitew van Tulder和Liasse，2019年）。
最近對金融科技提供者和監管機構進行的兩項基於訪談的研究，使我們對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中的作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Patwardhan，Singleton和Schmitz（2018）強調了行動支付和其他個人對個人支付方式的重要性以及開發符合客戶盡職調查的新方式的重要性。花旗（2020）同樣強調了身份識別、移動貨幣、基於平臺的服務和小額信貸的作用。他們的發現與我們的發現一致。
然而，據我們所知，還沒有關於金融科技和金融普惠性的全面的全球研究，部分反映了跨國數據有限。一些研究調查了金融科技在支持信貸獲取方面的作用，這是普惠金融的一個重要方面，也通常被認為是金融活動的關鍵限制，特別是對於中小型企業而言（AyyagariDemirgü-Kunt和Maksimovic，2017年）。文獻的一個重要部分著重於理解數字貸款的決定因素，強調了監管、金融發展、數字基礎設施或市場結構的重要性（Rau，2019年；Claessens等，2018年）。使用個人貸款數據進行的研究表明，金融科技貸款機構比傳統貸款機構處理抵押貸款申請的速度更快（Fuster等，2018年），也確實能為服務不足的客戶提供服務，並提供比傳統貸款機構成本更低的信貸（Jagtiani和Lemieux，2017年; de Roure Pelizzon和Thakor，2018年） 。
最後，無論是在金融科技相關文獻層面還是全球標準制定者層面，與金融科技相關的潛在穩定性和普惠性風險的分析仍處於早期階段。隨著金融業持續出現混亂，包括大型科技公司（在線上活動中起主要作用的科技公司）的加入，討論越來越多地集中在隱私問題，ML / TF風險以及數字貨幣的潛在宏觀經濟影響上（Adrian和Mancini-Griffoli，2019年; Brunnermeier，Harold和Landau 2019年; 以及G7，2019年）。金融科技公司與銀行之間日益緊密的聯繫或日益增長的數字信貸來源對金融穩定性的影響也在監管機構的議程中。最後，對金融科技可能導致金融排斥風險的認識尚未取得進展，例如，由於缺乏對數字基礎設施的訪問，金融和數字文盲的差異或算法中的潛在偏見等會帶來的風險。隨著COVID-19危機期間向數字金融服務的突然轉變（包括政府對個人（G2P）支付），這些風險可能會增加。
第三章 普惠金融的金融科技在哪裡出現？
金融科技驅動的金融服務正在填補傳統金融機構留下的空白。在全球不同地區，金融科技公司正在彰顯其存在。包括矽谷，英國和中國在內的一些公司也在向新興市場擴張，例如印度，肯亞，墨西哥，奈及利亞和坦尚尼亞。傳統的金融機構通常通過實體機構提供服務，並且依賴於運行成本高昂的傳統技術，而升級和適應快速變化的技術則成本更高。但是，正如後文所述，這些機構正在應對來自在技術方面進行大量投資的金融科技公司的競爭。金融科技公司往往能夠更好地利用最新技術和數據分析，瞄準利基市場（包括低收入群體），並調整其產品以最大程度地提高消費者滿意度。在COVID-19冠狀病毒疾病危機期間以及之後，這些特點可以幫助政府擴大其應急措施的覆蓋範圍，使其覆蓋到非正規部門的人和哪些沒有銀行帳戶的人。
在大多數國家及地區，普惠金融的金融科技始於「支出」，並迅速發展為「貸款」。增長的移動貨幣作為早期的金融技術支付解決方案之一，在發展中經濟體和一些新興市場中最為普遍。在線數字支付在發達經濟體和一些新興市場中更為普遍。在這兩種情況下，數字支付都會生成數據，金融機構可以使用這些數據來建立信用評估，不需要悠久的歷史，身份或抵押品。這些發展反過來又使數字借貸成為可能。跟蹤付款交易記錄的功能還可以提供信息，說明哪些部門在目前的COVID-19危機期間消費下降額度最大，因此可以有針對性地提供信貸，包括政府對企業和家庭的援助。到目前為止，數字貸款集中在中國，英國和美國，但在世界其他地區正在迅速增長，例如印度和肯亞。對金融科技公司的採訪表明，由於支付業務的利潤率很低（甚至是負數），他們渴望擴大貸款以確保生存能力。
支出：我們對數字支付的了解
迄今為止，數字支付一直是普惠金融最常見的工具，並且有望在後COVID時代加速發展。成功的移動貨幣服務需要足夠大的用戶網絡以及將現金和移動貨幣交易聯繫起來的能力。在最簡單的形式中，他們使用功能手機，使個人和商家無需實物和現金即可進行交易。到目前為止，世界某些地區取得了驚人的進步。利益相關者，尤其是非洲的利益相關者，強調便利因素是移動貨幣最有用的方面：投資成本低（基本的行動電話就足夠了，智慧型電話不是必需品），它使用簡單、隨時可用，並且避免了前往距離最近的有銀行或自動取款機的城鎮的時間和費用。同時移動貨幣與現金相比更為安全，因為它減少了被盜竊的風險。這些優勢可能上去微不足道，但對於改善貧困人口的日常生活是具有轉變性的。此外，COVID-19大流行擴大了這些優勢，不僅是對貧困人口而言：數字支付使個人和企業能夠開展金融服務，同時可以遵守為減少傳染而建議的社會距離。
非洲和亞洲的數字支付增幅最大，其中東非，中國和印度為首。在非洲，金融科技採取了移動貨幣的形式，使匯款成本降低了50％（GSMA[全球移動通信系統協會] 2016，使用世界銀行的全球匯款價格資料庫）。它起源於肯亞，並迅速擴展到整個非洲大陸。在中國和印度，在線支付和即時通訊程序推動了金融科技服務的發展。在所有情況下，數字貨幣的發展都是由系統參與者推動的，例如肯亞的M-Pesa，中國的支付寶和微信支付以及印度的Paytm。如圖2所示，無論男女，手機擁有率在男女中均很普遍，儘管後者的擁有率較低。
經驗證據表明，行動支付服務在低收入國家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來自世界銀行和GSMA[全球移動通信系統協會]的數據表明，無論是使用手機還是使用網際網路，數字支付的使用率都在增長。
圖2. 使用手機，2017年成年人可以使用手機的比例，以百分比為單位
資源：世界銀行，G20金融普惠指標；
注意：綠色（紫色）表示擁有手機（女性）擁有量高於男性（女性）的國家的示例。
在2013年至2017年間，中低收入國家的活躍移動貨幣帳戶數量幾乎翻了三倍，國內匯款適用行動電話的數量幾乎翻了一番（圖3）。因此，在低收入國家，大約一半的人口在2017年通過手機接收或發送匯款。現在，移動貨幣交易的價值構成了金融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柬埔寨、加納和辛巴威的交易額佔到了2018年GDP的75％以上（圖4）。
在線支付（部分在智慧型手機上進行支付）也有類似的發展：2014年至2017年間，進行或接受數字支付的成年人比例增加了11個百分點，達到了52％（Demirgü-Kunt等人，2018）。2017年，在90個國家運營的290萬移動貨幣代理商促進了現金收入與結算交易、點對點轉帳和帳單支付（GSMA[全球移動通信系統協會] 2018）。COVID-19危機和相關政府的回應將進一步推動數字金融服務的增長。許多國家及地區當局採取的措施——降低移動貨幣交易的費用和增加對其限制（例如，肯亞，烏幹達和尚比亞），或者便於了解運營商對客戶（KYC）進行小額交易的相關規定（例如，加納），並放寬互操作性。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金融準入調查；和基金組織工作人員的計算。
資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組織金融準入調查。
可持續性規則（剛果民主共和國）可以加速向數字金融服務的轉變，包括促進傳統金融機構的發展。此外，這可能會導致政府與金融科技服務提供商之間的合作增加，以擴大政府支持措施的範圍。例如，秘魯當局正在擴大金融服務提供商的範圍，以引導G2P渠道（包括私人銀行和移動貨幣提供商），進而吸引更多的受益者。
借貸：從支付數據到小額信貸
移動貨幣和在線支付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用戶數據的擴展，刺激了數字借貸。中國的螞蟻金服是移動和在線金融服務的全球領導者，起初是一種支付服務，後來擴展到提供數字信貸。數字貸款機構使用「另類數據」（來自支付提供商和其他來源，例如網際網路）和「貸款引擎」（例如創新算法）來識別信譽良好的客戶並提供（大部分為無抵押擔保 ）貸款。2018年，美國金融科技公司在無擔保個人貸款市場上的份額從2013年的5%上升到了38%貸款市場（TransUnion 2019）。在英國，中小企業顯然是金融科技公司的目標，因為它們僅僅佔據了銀行貸款的2%，儘管它們貢獻了GDP的50％和就業的70％。
在COVID-19危機期間，數字貸款機構的作用似乎因國家和機構而異。藉助在線平臺和實時數據，一些成熟的數字貸款機構正在迅速響應受COVID-19相關封鎖和遏制措施影響的中小企業的流動性資金需求（例如，在中國和英國）。與傳統金融機構相比，他們以技術和在線業務為重點的商業模式使他們在數字核實和新客戶登記方面更具優勢，在需要社會距離的情況下尤其如此。另一方面，一些金融科技貸款機構指出，由於需求疲軟，並為了保持流動性和集中精力管理現有投資組合的信貸風險，在COVID-19封鎖期間已暫停了新的貸款。一些機構正在參加政府的緊急貸款計劃，但程度因國家而異，具體取決於這些計劃是專為銀行設計還是針對更廣泛的非銀行貸款機構（例如，英國和美國）。
市場借貸（數字借貸的一種來源，可以提供類似的跨國數據）的規模仍然很小，但從2015年到2017年翻了一番。到2017年， 這一數字達到了4000億美元，主要由消費信貸推動（圖5）。然而市場貸款的規模仍然很小，在大多數國家中，其所佔比例不到這些國家GDP的0.5％。2017年，金融科技信貸由中國主導，其次是美國和英國，共佔金融科技信貸市場的98％。根據貸款類型的不同，各國之間存在差異，消費信貸在中東、中亞國家和美國佔據主導地位，而在英國，非美國的西半球國家和亞洲，商業貸款佔主導地位。
第四章金融科技是否正在促進普惠金融？
通過我們的採訪證實，越來越多的軼事證據表明，金融科技正在支持金融普惠。我們從利益相關者那裡獲悉，收入家庭和中小型企業除了可以享受更快的速度和更高的效率歪，還可以獲得較低的服務成本，很少或根本提高抵押物的信用貸款，並且通常可以獲得更佳的客戶體驗。移動銷售點設備正在幫助中小型企業收集其電子支付記錄，並隨後使用記錄在案的銷售額作為信用指標，以獲得信貸。金融科技解決方案還支持更有效的現金管理。
為了在軼事證據之外評估金融科技對金融普惠性的影響，我們引入了一種新的數位化金融普惠指標（該方法的說明見附件2和Khera等，2020年）。利用最近獲得的數據，我們構造了兩個指數。「數字」金融普惠指數融合了通過手機和網際網路提供的數字支付服務，採用了Sahay和其他公司的方法（2015a）。「傳統」普惠金融指數較傳統金融機構而言，其金融服務採取相同的方法構建。該樣本涵蓋52個發展中經濟體，涵蓋2014-2017年的數字金融普惠性和2011-2017年的傳統金融普惠性（方框1）。這些指數提供了在COVID-19危機爆發之前各國數字普惠金融程度的的綜合衡量標準。
數字普惠金融因國家和地區而異。例如，在我們的樣本中，中東國家（圖7中的綠點）往往只使用金融機構中的帳戶，而很少使用移動帳戶。相反，在非洲國家中，移動貨幣帳戶更為普遍（紅點）。
在某些非洲國家，擁有手機帳戶的成年人所佔比例要大於擁有傳統帳戶的成年人所佔比例。
我們的指數表明，在當前危機爆發之前的幾年裡，普惠金融的數位化程度顯著提高。如圖8所示，2014-17年間，樣本國家的傳統普惠金融基本保持不變。在同一時期，越來越多的國家從數字普惠金融中受益，這一點可以從向右分配的轉移和扁平化得到證明。
在某些國家/地區，數字普惠金融似乎已經改變了遊戲規則。
2014年至2017年間，大多數國家的綜合普惠金融（包括數字金融和傳統金融）有所增加。如圖9所示，一些國家（如貝寧、加納、塞內加爾）在數字普惠方面取得了更大的進展，而其他國家（如蒙古、納米比亞、秘魯）則在傳統普惠方面取得了較大進展。
在8個國家裡，包括辛巴威(在那裡，行動支付實際上已經取代了現金交易)、南非和奈及利亞，普惠金融的進展完全是由金融科技推動的——數字普惠金融的增長與傳統指數的下降同時發生。
從區域角度來看，非洲和亞洲國家在數字普惠金融方面保持總體領先地位，而在其他地區，例如歐洲和拉丁美洲，傳統普惠金融則佔主導地位（框注1）。
各地區之間存在很大差異。例如，在非洲，加納、肯亞和烏幹達是數字普惠金融的領跑者，而奈及利亞、馬達加斯加、剛果共和國等其他國家緊隨其後。
金融科技正在為縮普惠金融性別鴻溝做出貢獻，各地區之間存在差異。金融科技驅動的普惠金融的性別差距往往比傳統普惠金融的差距略小（圖10）。各國之間存在差異，金融科技在縮小中東和非洲國家的性別差距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相反，在我們樣本的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傳統普惠金融的差距較小。各國之間的差異可以用金融技術無法解決的障礙，如文化或社會規範，以及金融和數字素養的障礙來解釋。
關於數字信貸，經驗表明，基礎設施的質量以及宏觀經濟和法律環境有助於增加準入權限。利用2015-2017年間109個國家的在線市場貸款數據，我們探討了數字信貸延期的決定因素（附件3描述了方法和結果，更多詳細信息見Bazarbash和Beaton 2020）。
市場貸款很小，由相對較大的一組貸方提供。目前尚無貸款的平均規模，但借貸平臺提供的平均總體信貸來源數據表明，市場貸款主要由非常小的貸款組成，可能是小額借款人比如個人和企業。
市場貸款填補了空白：在金融深度較低的國家中，這一比率更高。此外，更好的信用信息，更廣泛的網際網路準入權限和更強的合法權利也與更大的數字貸款相關：換句話說，市場貸款需要足夠發達的環境才能蓬勃發展。
從長遠來看，COVID-19大流行有可能加速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而且有傳聞表明這已經在發生。2003年SARS的流行加速了中國數字支付和電子商務的發起（世界經濟論壇）。1因此，我們可以預見，在COVID-19之後，全球數字金融的普及程度將更高。實際上，在許多國家，這已經在發生。例如，盧安達的移動貨幣交易在2020年1月至4月之間增長了450％（在我們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中位居榜首），而轉帳的用戶數量實際上從鎖定前一周的60萬增加了一倍，從封鎖前一周的60萬增加到封鎖後一周的120萬，在4月的最後一周達到180萬（盧安達公用事業監管局）。2最近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COVID-19的傳播導致金融科技的採用率在統計上顯著增加，這是基於移動金融的應用程式下載（Fu和Mishra 2020）。3
但是，從短期來看，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數字普惠金融進展的鴻溝可能會擴大。發展數字基礎設施需要花費資源和時間，這將使那些難以獲得數字普惠金融的國家難以迅速擴大規模，因為它們需要更廣泛地將其用於衛生和經濟支持方面的支出（第59段）。另一方面，由於潛在的更高的需求和當局實施的相關支持措施， 已經擁有大量數字金融服務機會的國家可能會進一步加快數字金融服務的採用。4
框注1.衡量金融科技驅動的（數字）普惠金融
本文的主要貢獻之一是引入了一種新型的普惠金融指數（見圖1.1.1）。它結合了傳統的（基於銀行）和數字普惠金融組件，涵蓋52個新興市場經濟體。該措施結合了準入和使用傳統和數字支付服務（例如ATM和銀行分行，移動和網際網路準入，帳戶持有以及使用金融機構/移動帳戶進行工資和公用事業支付的使用）的指標。採用三階段的主成分分析來構建全面的普惠金融指數：第一階段結合各種指標來分別計算傳統和數字普惠金融的「獲取」和「使用」支付服務的指標；第二階段結合第一階段的準入和使用指標，計算「傳統普惠金融」和「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最後將傳統和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相結合，構建一個國家的綜合普惠金融指數。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人員。
與數字支付服務相關的指標的增加擴大了現有文獻中金融普惠性的衡量範圍。圖1.1.2按區域顯示索引。
新的普惠金融指數存在局限性。由於缺乏可比數據，該指數僅涵蓋52個新興市場經濟體。原始數據無法區分金融科技公司或銀行提供的數字服務，因此無法對金融科技公司是否在與傳統金融機構提供的服務進行競爭或互補進行分析。
第五章 宏觀經濟影響是什麼？
理論上和實證上，普惠金融對宏觀經濟的積極影響都有據可查。
Sahay等人（2015a）以及ihák和Sahay（2020）的研究表明，只要監管環境良好，金融渠道和金融深化都能在對金融穩定的負外部性有限的情況下促進經濟增長、降低收入不平等。Loukoianova和Yang（2018）也指出了普惠金融帶來的增長收益。但是，對生產力較低的代理商來說普惠金融也會對其發展產生負面影響（Dabla-Norris等人，2015b）。
我們的實證研究發現，近年來，在金融科技推動普惠金融的情況下，支付服務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我們使用標準跨國OLS回歸分析，對52個國家的樣本進行了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計算，調查了2014-18和2011-18年間實際GDP的驅動因素（附件4和Khera等人 2020）。為了確定數字普惠金融對增長的影響，我們將傳統和數字普惠金融的初始水平與隨後的平均增長以及一組標準的國家級控制變量相聯繫。初始值用於減少因反向因果關係引起的偏差。1結果得出以下結論：
數字普惠金融與經濟增長呈現顯著正相關，這與金融科技可能促進增長的觀點一致，而傳統普惠金融卻沒有（圖11）。這種差異可能是由於傳統普惠金融的影響發生在分析所涵蓋的期間之前，而數字普惠金融的積極影響才剛剛開始。該結果可能反映出使用數字支付對交易成本，流動性和信譽度的積極影響（伊斯蘭，穆茲和羅德裡格斯·梅薩2018）。鑑於我們的分析僅涉及支付而未涵蓋。圖11.支付數字普惠金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佔GDP年增長的百分比）
數字金融的其他方面（儲蓄，信貸和保險），因此可能會低估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就是說，數字信貸對可持續經濟增長的影響將取決於其為長期投資融資的能力，而這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這些研究表明，如果滿足促進數字服務的前提條件，數字普惠金融在減輕COVID-19危機的經濟影響和幫助經濟復甦方面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一些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有助於減輕經濟衝擊並平穩消費（Jack 和 Suri 2014）。儘管數字普惠金融對COVID-19衝擊期間及以後對經濟活動的影響尚待研究，但金融科技幫助應對危機和復甦經濟的能力可能取決於（1）在COVID-19危機爆發時數字普惠金融程度（見上文）；（2）快速擴大數字普惠金融的能力，即數字金融服務所需的促成因素和政策的可用性；（3）預先存在的可能會放大風險的管理和監督漏洞；（4）在經濟衰退期間金融科技行業的適應力和格局變化。後三個因素將在接下來的部分中探討。
（未完待續，敬請期待）
THE END
轉載聲明：本微信公眾號刊登的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不代表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及本微信公眾號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