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喻」是一個範圍較廣的概念,但是再複雜的概念,也能找到其最簡單的表達。目前對於隱喻,
最普遍的一種認識就是「從一個東西中看出兩個東西[1],「代表著最高、最抽象的象徵性」[2]是「以物象而明人事者」[3]比如,「一幅畫像具有灰色意味著這是灰色……」,從文字上講,這是陳述事實;但「在隱喻上講表示悲哀」[4]。
隱喻一般都有其約定俗成的規律,都不能擺脫主觀意識的選擇。說白了,隱喻就是一種「重組」,它要表達的不再是事物孤立的樣子,而可能涉及到一個完整的領域。再進一步說,「隱喻僅僅存在於形上學中」(海德格爾),即隱喻屬於思想範疇。「真正的詩歌是什麼呢?海德格爾說(第207),真正的詩歌』喚起最廣闊的視野』,』使語言從其起源處攀升』,』使世界呈現出來』。」[5]
因此,文藝作品中的隱喻最終能幫我們洞察到一部分創作者的思想和意圖。在這裡,我們不想研究隱喻和語義學、修辭學等之間的關係,我們要關注的是作品中「隱含於言語和思想中的意圖」,以及從「隱喻陳述字面意義的廢墟上」發現「它的隱喻意義」[6]。
飲食的隱喻極其豐富,尤其是在有著悠久飲食歷史與傳統的中國。飲食思想始終是中國思想史關注的內容之一。小說是對豐富的社會生活內容的集中展現,在各類題材的小說中,經常看到的就是關於飲食的描寫。
《紅樓夢》[7]文本所表現的重要主題之一就是「忽喇喇似大廈傾」。「傾」即失衡。各方面平衡的喪失,最終導致賈府這個大家族的傾頹和瓦解。大的方面包括政治、經濟、文化、人事等,小的方面涵蓋飲食、服飾、居所等。
本文將通過對賈府飲食的失衡狀態的考察,來理解小說中的飲食描寫中所包含的「傾」的思想。從作品看,《紅樓夢》中的賈府是「鐘鳴鼎食之家」,而作者在創作過程中卻過著「舉家食粥酒常賒」的生活。這兩種迥然不同的飲食條件在作者一生完整的飲食經歷中就表現出一種失衡的狀態,失衡的飲食經歷成就了這部作品中的隱喻意義。
另外,就食物本身來說,《紅樓夢》中飲食的最突出特點是那些特別精緻可口的菜餚卻常常弄不清楚是什麼,和其他如《儒林外史》等詳細地恨不得將食物的製作過程也完美呈現出來的小說相比,後者讓我們看到了蛋白質(肉類)的重要性,也從而確定了小說描寫對象的社會階層。
讀者之所以會感到賈府食物的模糊性,正是因為《紅樓夢》的作者從來沒把食物本身作為講述的重心,相反,小說中的飲食的隱喻更為深厚與豐富,這也是本文要探討的內容之一。
生活習慣與情志的失衡:健康與飲食
古人認為健康與飲食有關,這是飲食的第一大隱喻作用的體現。《韓非子·揚權》說:「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齒,說情而捐精。故去甚去泰,身乃無害。」⑧認為美食和美色一樣,會損害人的身體健康。要想不受損害,就要拒絕膏粱厚味。不僅美味的食物令機體生病,吃得時機、方式和內容不對,也會有損健康。
古人十分注重五味調和,《呂氏春秋·本味》說:「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9]各種身體上的變化都與攝入的食物有關係。
嵇康說:「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10]飲食失衡則健康受損。
賈府第一位在飲食上出現失衡的人便是林黛玉。《紅樓夢》作者對每個人吃的內容和形式的描寫都是有計劃有考慮的,不是隨意寫。比如他寫寶玉的飲食基本上都是要表現他在賈府中的地位和受重視程度。
黛玉死亡的命運一定是在作者創作之初便已經確定了,因此黛玉從一出場,就一再強調藥在她的飲食中所佔的比例:「我自來是如此,從會吃飲食時便吃藥」,而後在小說總共提到的15次黛玉吃進的東西中,就有7次只有藥(第二十六回、第二十八回、第三十五回、第五十二回、第五十七回、第五十八回、第六十三回),別的一概不提。
剩下的飲食便是「平素十頓飯只好吃五頓」,不僅不能保證一日三餐的正常進餐頻率,每餐的分量也非常少,動輒便是「喝了兩口稀粥」就算是一餐飯了。
到了第六十二回,索性連茶也不能多吃了。吃得越來越少,是作者對黛玉之死的伏筆之一。當然有人會說黛玉「只吃了一點兒夾子肉就下來了」、「你林姐姐弱,吃了不消化」都是因為她體質弱,消化功能差造成的。但病因很可能是習慣的改變和情志失調導致的厭食症。因此,生活習慣和情志的失衡是她殞命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生活習慣的改變。「在兩種不同文化接觸過程中,首先相互影響的是生活方式。在生活方式中最具體的是飲食習慣。飲食習慣是一種文化特質……兩種不同類型文化接觸之初,最先模仿的是飲食習慣,」[11]
黛玉進賈府,最先模仿和學習的就是飲食習慣,作者著意描寫的就是賈府飯後即刻飲茶:
寂然飯畢,各有丫鬟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雲飯後務待飯粒咽盡,過一時再吃茶,方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裡許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隨的,少不得一一改過來,因而接了茶。
上面引文中在「方不傷脾胃」句處,有甲戌側批曰:「夾寫如海一派書氣,最妙!」這句話很有意思。說明批者知道飯後不飲茶是養生之道,但卻並不以為意,認為是讀書人不必要的講究。
其實不然,蘇軾在「漱茶說」中這樣寫道:「吾有一法,常自珍之,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即去,而脾胃不知。」[12]蘇東坡認為飯後可以用茶漱口,卻不要飲用,這與現代科學研究結果是一致的。
科學研究已經表明「飯後馬上飲茶並不利於消化,因為茶葉中含有大量單寧酸,此類物質進入腸胃後,會使剛吃下去的食物中的蛋白質變成不易消化的凝固物質,給消化帶來麻煩。另外,茶葉能抑制人對鐵的吸收,如飯後飲用1克幹茶葉衝泡的茶水,人對食物中鐵的吸收最少會降低50%。
所以,飯後飲茶助消化的說法不對,並應克服飯後立即飲茶的習慣。」[13]「因為茶中含有鞣酸,它在消化道中極益與食物中的鐵結合,生成不易溶解和吸收的鞣酸鐵,最後隨大便排出體外。血液中鐵含量一低,又導致血紅蛋白下降,時間一長,就會造成缺鐵性貧血。」[14]
通過賈府和林府飯後飲茶習慣的比較,我們可以想到,黛玉「一一改過來」的各種生活習慣,很可能是林如海這樣的知識分子經過學習和思考而在健康與養生方面得出的一系列結論和總結出來的一些具體可行的方法。他給家人制定的養生之道,也應該如其飲茶習慣一樣,是對身體有利的。
無論從飲食的方式或飲食的內容上,賈府的習慣和黛玉已經養成的習慣有諸多不同,黛玉「一一改過來」的習慣很可能是越改越壞,很多和原來不同的地方都會是與她的身體早已熟悉和適應的不相一致,而導致她身體的不良反應。再加上對父母家鄉的思念,疾病由此而生。
其次,黛玉基本沒有食慾,有很強的厭食症傾向。她的厭食症並非起始病因,不是原發的,而是由於脾胃失和造成的。中醫認為厭食症是由於外感六淫,內傷七情,導致的脾胃運化機制出了問題。
中國文化中講究「五味調和」,認為五味與五情相對應,情志受損失衡,在對食物的需求上就會表現為對五味的厭棄。五味調和與情緒平衡有著本質性聯繫。
《黃帝內經》論證了「和合」思想,認為和合是健康的保障,失和是疾病的根源。黛玉的病因除憂思以外,依然有情慾不加節制的因素。
《黃帝內經》[15]所說的飲食觀,即「恬淡虛無」,才能「美其食」;「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才能延長壽命。有欲求的人,吃什麼也無味。如同「秦王飲食不甘,遊觀不樂,意專在圖趙。」 「寶玉道:『真是好文章。你要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23回)「寶玉因見黛玉病了,心裡放不下,飯也懶怠吃……」(29回)
黛玉對寶玉的愛戀,在她所生存的時代中和制度下,她對情愛的求而不能得的狀態,使她不能「美其食」。人有其他欲望時,注意力會從飲食上轉移,比如追求權力、愛情等。黛玉追求愛情,注重精神,飲食已成為其負擔,並非享樂。
《紅樓夢》最有趣的性格描寫之一就是寶玉經常去吃女孩子嘴上的胭脂(19回、23回、24回) 寶玉的行為是一種心理成長類型的體現,即「口唇人格」。「口唇期」是人類心理性慾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從出生到兩歲左右。
嬰兒獲得快感的主要來源是口唇,其中的一個「口唇含合」模式就是由他人或食物對口唇的愉快刺激。但是有的脫離嬰兒階段的口唇期的青少年或者成年人,依然會保持著該時期的特徵,「固著在口唇含合期的成年人會過度關注口唇活動,如吃、喝、吸菸和接吻。如果在嬰兒期被過度滿足,則可以預測到個體成年時的口唇人格就是過分樂觀與依賴。」[16]
寶玉喜歡吃女孩兒口上的胭脂,除了小說中所謂「愛紅的毛病」外,也是他在心理髮育過程中的一個病態行為。因為在成長過程裡,他的周圍充斥著女性,女性們滿足了他嬰兒期的一切欲望,對他照顧得無微不至。
他沒能正常脫離嬰兒「口唇期」而進入下一個心理時期,卻是在長大以後依然保持著對口唇活動的依賴。不僅吃女孩嘴上的胭脂,對女孩們的依賴更是明顯,他對襲人說:「只求你們同看著我,守著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灰還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等我化成一股輕煙,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裡去就去了。」(19回)又說:「我能夠和姊妹們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麼後事不後事。」 (71回)
而且寶玉比其他人物更關注吃、更講究吃。他總是記得住別人對吃的特殊愛好,晴雯喜歡的「豆腐皮的包子」、襲人喜歡的「酥酪」,黛玉喜歡的他就「收拾得乾乾淨淨」等著黛玉回來吃,別人記不住的「小蓮蓬、小荷葉的湯」他念念不忘。
他的食慾和酒癮都很大,還喜歡隨處發表高見,滔滔不絕,雖賈政在旁亦「牛心」不能自控。寶玉對吃和口唇活動的依賴都說明了他心理髮育的畸形和失衡。
道德失衡:欲望與飲食
飲食是人類的一種欲望。《禮記·禮運》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17]《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認為上古之人能夠「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而「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
飲食和性慾一樣,沒有節制的欲望和飲食會影響健康,縮短壽命。《易經·頤卦》說:「君子以慎語言,節飲食。」嵇康說:「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18]
但另一方面,儒家的飲食思想也深受孔子的影響,《論語·鄉黨》說:「食不厭精,膾不厭細。」[19]這就是典型的不斷增長的飲食慾望。人類從追求吃飽,到追求吃好,對飲食的欲望不斷膨脹,而膨脹的欲望所帶來的就是對精緻飲食的熱衷和擅長。曹丕《典論》說:「一世長者知居處,三世長者知服食。」
對精細飲食的追求要經過幾代人的積累。《紅樓夢》中從「茄鯗」到「小蓮蓬、小荷葉的湯」,讀者不僅領略到的一種上升到文化層面的飲食水準,也更確定了賈氏家族五世勳貴的高端生活的累積。
但是長期高端生活中欲望的高度滿足和衰敗之間到底有什麼聯繫,飲食又在其中代表了什麼呢。
飲食是欲,古人崇尚節慾,節制飲食即節慾。我們都知道,《紅樓夢》賈府中人不是不講究節制飲食的,「這賈宅中的風俗秘法,無論上下,只一略有些傷風咳嗽,總以淨餓為主,次則服藥調養。」(五十三回)
「一時小丫頭子捧了盒子進來站住。晴雯麝月揭開看時,還是只四樣小菜。晴雯笑道:『已經好了,還不給兩樣清淡菜吃。這稀飯鹹菜鬧到多早晚?』一面擺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卻有一碗火腿鮮筍湯,忙端了放在寶玉跟前。寶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庚辰雙行夾批:畫出病人。)說:『好燙!』襲人笑道:『菩薩,能幾日不見葷,饞的這樣起來。』」(五十八回)
這些主要指生病要少吃,是從健康的角度考慮的,但是這還遠遠不夠。《黃帝內經》說「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志閒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
很明確,古人認為「恬淡虛無」,內心的平靜安詳,才是節制欲望的根本,才是健康的根源。因此,賈府為治病而削減飲食數量的辦法也只是治標不治本,這種方式也推延至賈府生活的其他各個方面,比如削減開支、削減人口等,都是沒有抓住根本。
賈府中人在削減數量的同時,並沒有削減內心的欲望。且人人內心崇尚著奢侈浪費。這種情況從賈府不斷舉辦的各種大小宴會和對日常飲食的精細追求就能窺知一二,也是開篇冷子興演說榮國府中提到的「內囊盡上來了」的原因之一。
《韓非子·解老》說:「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故曰:福兮禍之所伏。」
又說:「……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虛,則不憂矣。眾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這兩點,可以很好地解釋賈府衰敗之根源,即衣食美而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以及不知足。
對飲食的需要和欲求的不斷膨脹,使賈府的道德天平發生了傾斜。家學中的小學生們「圖了薛蟠的銀錢吃穿」淪為薛蟠的玩物;
賈瑞「又附助著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使學堂失去安寧,喪失人倫,親屬之間明爭暗鬥;
金榮的母親胡氏為了「家裡也省好大的嚼用」,而忍氣吞聲;智能兒倒茶給寶玉和秦鍾吃,暗示了一段僧俗偷情的醜事,導致秦可卿、秦鍾和秦邦業的死亡。
賈芹得到肥缺吃喝嫖賭還還不知足,還要到賈珍處領年貨吃的,被賈珍揭露「你還來取這個,太也貪了!……夜夜招聚匪類賭錢,養老婆小子」此處批語說:「『招匪類賭錢,養老婆小子』,即是敗家的根本」;
賈珍和一群紈絝子弟夜夜聚賭,「每日輪流作晚飯之主……天天宰豬割羊,屠鵝戮鴨,好似臨潼鬥寶一般,都要賣弄自己的好廚役好烹炮。」
「從舊年一立廚房以來」,大觀園中主子奴才在吃上產生的紛爭更是不可勝數,最後都在「二層主子」司棋使氣大鬧廚房、無故糟蹋許多食物,和柳家的因茯苓霜和玫瑰露被查、彩霞替趙姨娘偷茯苓霜勾起一系列人事瓜葛這兩件事上集中爆發出來。
賈府之人,從上到下,都在「為了吃」和「如何吃」上不斷地打破規矩、僭越、毀壞禮教。他們並沒有明確地與制度、習俗和律法作對,但為了吃飽、為了吃得有身份體面、為了獲得更好的食物供給所體現出來的各種私慾的不斷膨脹與無法收斂的可怕狀況,已充分證明了這個家族在道德上的徹底失衡和無力回天的悲哀。
求同與求異 分食與合食
宴會和聚餐是把各種人集結在一起吃的最典型模式。而藉助「在一起吃」並伺機剷除異己,這種宴會已經因其在中國歷史上的盛行而得到了一個專稱「鴻門宴」:
項羽的鴻門宴兵不血刃奪取關中並成功流放劉邦;石勒兩次鴻門宴擊敗對手,稱霸北方;朱溫的鴻門宴之後對後唐形成包圍。
「創新的根本點是求異,……中國文化的求同妨礙了這種求異。而求同,恰恰是通過飲食之道實現的。比如,宴席,請客,那種氛圍是不允許求異的。或者說宴席的舉辦目的就是為了求同,追求和諧。……中國人的飲食之道是和諧之道。」[20]
也許中國人在宴請時的確是抱著求同與和諧的願望和目的的。但那只是一種願望和目的而已,其結果卻往往事與願違。即便是不見血光的宴會、目的純良的宴會,也依然會體現出參會人員的「同與異」、「合與分」。
而這種結果也被小說作者領悟到,並運用到小說人物塑造、情節衝突和故事發展中,這種對生活的精準提煉,就是小說對現實生活的升華。《紅樓夢》中寫了很多次宴請和聚餐,每一次饕餮、每一次人們面對食物的聚會,都是不和諧的時刻。
作者利用了中國人用來製造和諧的宴飲場面,來凸顯的卻是不可阻擋、不可遏制、不能冰釋、不可調和的各種人際關係中的複雜矛盾和衝突。
第八回寶黛釵相聚梨香院是《紅樓夢》中第一次認真寫宴會。雖然人少,雖然第五回也提到東府設宴,但那「不過皆是寧榮二府女眷家宴小集,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可記」,不像第八回薛姨媽家小酌,不僅金玉初見,還第一次令讀者領略了三人的個性衝突和他們之間微妙的關係,為後文中三人的故事設定了基調;
第二十二回寶釵的慶生宴,更勾起黛玉寄人籬下、不受尊重的愁思與憤怒,一曲「寄生草」令夾在湘雲和黛玉二人矛盾之間的寶玉生成頓悟,這是寶玉第一次因情感上遇到挫折而悟道;
第四十回賈母宴請劉姥姥,從鳳姐將一盤子花橫三豎四插了劉姥姥一頭開始,階級之間的矛盾便已然生成,之後鴛鴦教授的所謂讓劉姥姥出醜取笑的「規矩」、劉姥姥引發的沒有閱世經歷的公子小姐們一連串的嘲笑、妙玉要扔掉劉姥姥吃過的杯子、劉姥姥大醉怡紅院,甚至到宴請餘音中黛玉的「母蝗蟲」之說,作者有意在聚會中形成鮮明的對比和人物對階級優越感的表白。
第四十三、四十四回鳳姐生日宴,家庭集資、寶玉祭奠金釧、賈璉偷情、鳳姐捉姦、平兒挨打、鮑二家的吊死,更是關係集中、矛盾爆發的聚會。第四十七回賴尚榮設宴,薛蟠調戲柳湘蓮不成,反遭暴打,是介紹寶玉、秦鍾、柳湘蓮、薛蟠等幾個男人性情和關係的正文。
第六十二、六十三回的寶玉生日宴雖然沒有明顯矛盾衝突,但暗流湧動,平靜熱鬧之下隱藏著一系列不安和危機:寶釵鎖門、黛玉提及盜竊案、探春攆人、寶黛論家庭開支、晴襲互諷、香菱換裙、花名籤讖語,最後以賈敬殯天結束;
第七十五回寧府中秋宴聞鬼音,榮府賈母和賈赦母子關係分崩、尤氏不合時宜的尷尬笑話、名不副實的中秋宴以冷清蕭瑟散場。宴會本來是「求同、」是希望親友和諧相聚,但在關係複雜的大家世族中,每一次聚餐都要面臨性格的衝突、行為的錯落和矛盾的集聚與爆發。
作者充分利用了宴會的這一特點,在「求同」的聚會中「求異」,將幾乎每一次重要的宴會都設置成故事發展的高潮點,集中揭示家庭內部人事關係的複雜和家族事務的繁雜及不利處境。
宴會的形式又有分食與合食兩種。中國分食制有三千多年的歷史,而合食制只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周禮·考工記·玉人》說:「夫人享諸侯案十有二寸」[21],河南密縣打虎亭出土壁畫《宴飲百戲圖》就很清楚地表現了分食制時,人們坐在低矮的案前獨自進食,欣賞歌舞。《論語集釋》卷三十一「衛靈公上」:「漢以後改用食案,蓋三代俱獨食,共食之例自漢始也。」 [22]
魏晉南北朝以後,由於飯桌高度的增加,人們從獨自席地而坐、每個人面前擺著低矮的食案,到大家圍坐在高足桌椅前一起就餐,改變的不僅僅是用餐形式,也使得用餐人之間的關係和用餐心理產生著不同的變化。
《紅樓夢》作者明確描寫的賈府大小聚會加在一起大概有十五次之多。無論是寧府家宴、寶玉到薛姨媽家小酌、賈母為寶釵慶生宴,還是賈府眾女眷的螃蟹宴,基本都是合食,設宴擺桌,主僕各按等級身份分桌圍坐。
只有第四十回,賈母宴請劉姥姥時,寶玉提出了新的聚餐方式:「我有個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幾樣。也不要按桌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再一個什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致。」
在寶玉的倡導下,賈府女眷們得以在大觀園中進行了一次分食活動:「這裡鳳姐兒已帶著人擺設整齊,上面左右兩張榻,榻上都鋪著錦裀蓉簟,每一榻前有兩張雕漆幾,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圓的,其式不一。一個上面放著爐瓶,一分攢盒,一個上面空設著,預備放人所喜食物。上面二榻四幾,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幾,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幾。東邊是劉姥姥,劉姥姥之下便是王夫人。西邊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寶釵,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寶玉在末。李紈鳳姐二人之幾設於三層檻內,二層紗廚之外。攢盒式樣,亦隨幾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鏨自斟壺,一個十錦琺瑯杯。」
以上寶玉所說的「幾」和榻前之「幾」都與古代所說的「案」同。清代著名訓詁學家郝懿行在《證俗文》中考證「幾」說:「《玉篇》:『幾,案也。亦作機』……且今之食案,施於床榻,其制狹小,局腳而庳,舉之無難。」[23]這就證明了《紅樓夢》中「榻前有幾」的「幾」就是一種很容易能移動的、狹小低矮的可以進行分食的案。
雖說分食制早已被合食製取代,但也並非完全不存在了。在級別比較高的宴請中,分食制依然是常見的禮儀,比如《永憲錄》載雍正朝進士行禮,皇上設恩榮宴的座位安排為:「堂官每員一席……護軍校每三名一席,二甲三名進士,每名一席,餘二名一席……二甲一名由堂東門入。執事者設食案於座前兩廂官下座南面立,二甲三人北面立。執事者為三簪花斟酒,三人向兩廂官揖,飲酒三爵出。」[24]
《紅樓夢》這唯一一次分食的宴會恰好在賈母宴請劉姥姥的時候。我們不能不考慮這是作者有意識的安排。
《紅樓夢》中其他幾次大宴會,像黛玉剛進賈府、寶釵和鳳姐等的生日宴、年節聚餐等,作者對大家圍坐在一起吃飯的場景都有或多或少的描寫。我們能知道小說人物是在合食,就是在大桌子上圍坐,在公共的盤子裡取食。唯獨宴請劉姥姥,作者借寶玉之口提出了分食的建議。
我們可以感覺到作者不再用各種隱晦的方式來表達意願,他的手直接從畫面中伸了出來。寶玉的建議提得如此地自然和不經意,居然說「既沒有外客」,難道劉姥姥不算外客?又似乎將劉姥姥真的當做自家親戚看待,根本看不出一丁點的階級等級觀念。
如果說作者曾讓妙玉表示出對劉姥姥的厭棄,要把她喝過的杯子扔掉是為了塑造妙玉這個有潔癖的、階級等級感極強的女孩形象,那麼讓寶玉提出分食卻完全不同。因為我們都知道寶玉並沒有妙玉那樣強烈的癖好或等級觀念,他對劉姥姥相對大觀園的女孩們來說始終還算是厚道平和的。
而且從寶玉毫不經意地提出建議的文字中,我們也看不出一絲作者為了強調人物性格而進行的藝術加工。我們只能說,這如果不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就有可能是作者對階級和城鄉差異的看法造成的。我們都看得出劉姥姥嬉遊大觀園在小說中的重要性,這也是作者所希望的。
這麼重要的章回,作者在塑造主要人物時,必然要設計一個最能烘託她性格和行為的物事。而以劉姥姥的出身和生活狀況,即便榮國府的一切對她來說都是新奇和聞所未聞的,但最能令她印象深刻、引起她最大關注並導致她各種性情的自然流露的,就是賈府中豐盛美味的食物。
食物是作者在這一回中的重點描寫對象。但是,要寫食物,就要寫吃食物的方式。他可能無法想像或者忍受劉姥姥、板兒和賈府的貴族們在一個盤子中平等取食的場面,也不想描繪一個不可能存在的階級融合的場面。因而,《紅樓夢》的宴會中就有了唯一一次大規模的分食活動。
我們在《紅樓夢》中雖然也會看到令人眼花繚亂的新鮮菜名,也會聽見人物對美味食物的評論,但這都不是主要的。通過上文從健康、欲望、宴會、分食等方面的考察,我們可以很清楚地從飲食的角度看到賈府「忽喇喇似大廈傾」的必然發展趨勢。各種在吃的行為上的失衡是導致賈氏家族傾頹衰敗的原因之一。
作者對飲食描寫的選擇沒有停留在名稱和色香味的表面,而是從吃這個關乎人類生存的行為上發現它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到底在哪方面、都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然後利用這種發現,選取他認為最有典型意義的吃的方式和內容來為他的小說人物和事件發展服務。
作者賦予他筆下的飲食以豐富的內涵和意義,透過飲食活動,我們不僅可以窺探到小說人物的內心世界、了解他們的欲望和疾病、對作者的創作意圖有了更進一步的理解和把握。
注釋:
[1](法)保羅·利科著,王堂家譯,《活的隱喻》,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頁。
[2] 王菡薇《隱喻與視覺:藝術史跨語境研究下的中國書畫》,商務印書館,2017年5月,第39頁。
[3] 孔穎達《周易正義》。
[4] (法)保羅·利科著,王堂家譯,《活的隱喻》,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322-323頁。
[5] (法)保羅·利科著,王堂家譯,《活的隱喻》,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390-396頁。
[6] (法)保羅·利科著,王堂家譯,《活的隱喻》,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304頁。
[7] 馮其庸纂校訂定《重校<八家評批紅樓夢>》,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8] (清)王先慎撰,鍾哲點校《韓非子集解》,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43頁。
[9] 許維遹撰《呂氏春秋集釋》卷十四,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314頁。
[10] (三國魏)嵇康著,戴明揚校注《嵇康集校注》,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253頁。
[11]逯耀東,《北魏崔氏食經的歷史與文化意義》,徐小虎,陳麗宇編,《第一屆中國飲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飲食文化基金會,1993年版, 第13-38頁。
[12] (宋)蘇軾撰,(明)茅維編,孔凡禮校點《蘇詩文集》卷七十三,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370頁。
[13] 寧在蘭(副主任醫師),《飯後飲茶、吃水果能幫助消化嗎》,《山東食品科技》2004年第2期。
[14] 王敏,《多飲濃茶可致缺鐵性貧血》,《知識與生活》,1990年6月.
[15] 姚春鵬譯註《黃帝內經》,中華書局,2009年版。
[16] (美)杜安·舒爾茨、西德尼·艾倫·舒爾茨著,張登浩、李森譯,《人格心理學》,機械工業出版社,2017年版,第36-37頁。
[17] (清)孫希旦撰,沈嘯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607頁。
[18] (三國魏)嵇康著,戴明揚校注《嵇康集校注》,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253頁。
[19] (魏)何晏撰,高華平校釋《論語集解校釋》,遼海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頁。
[20] 《中國飲食思想史》,徐興海 胡付照,東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12月,第9頁。
[21] (清)郝懿行著,安作璋主編《郝懿行集·證俗文》齊魯書社,2010年版,第2231頁。
[22] 《論語集釋》,中華書局,1990年內8月,第1050頁。
[23] (清)郝懿行著,安作璋主編《郝懿行集·證俗文》齊魯書社,2010年版,第2231頁。
[24] (清)蕭奭,《永憲錄》,中華書局,1959年8月,第1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