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當地時間12月20日，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在推特上發布消息稱，《鄧小平時代》作者、著名中美問題學者、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Ezra F. Vogel）去世，終年90歲。本文為傅高義教授為自己生前最後一作《中國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所寫的序言。在該文中，傅高義教授談到了自己研究日本和中國的起因與方法。成長於二戰陰霾中的他自幼就認識到戰爭的嚴重性，所以希望全世界聯合起來以避免再次發生戰爭。他也認識到，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更多地了解其他國家。他知道中日兩國間存在一些基於歷史的嚴重問題，但也希望兩國都能取得成功。他希望自己的書既能幫助中日更好地理解彼此，也能幫助西方更好地理解這兩個國家的關係。而中日關係的改善也有助於減少中美之間的誤解。
【文/傅高義】
我自小就認識到戰爭的嚴重性。我的父親是猶太人，他從波蘭來到美國。而他的兩個姐姐與丈夫和孩子留在波蘭，最後都死在納粹的集中營裡。當1945年二戰接近尾聲時，我十五歲，那時我們學校的初中和高中部在同一幢樓裡。比我高三個年級和更大的男生幾乎全去了戰場，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我都認識。那時美國剛開始有電視機，但獲取新聞主要還是靠收音機。我們每天收聽新聞，希望聽到勝利的消息。家中有兒子上戰場的鄰居，都在窗口掛上小旗，一顆星星代表一個正在服役的孩子。和鄰居一樣，我們都期盼著他們能平安歸來。我們中學有好幾位學生死於抗擊日本的太平洋戰爭。
戰爭結束後，我們都深信全世界必須聯合起來，避免再次發生戰爭。戰後不久，我上了大學，同學中就有參加過二戰的退伍軍人。有大學老師教導我們，為了防止戰爭，我們需要更多地了解其他國家，學會跟它們合作。戰後，我所在的學校及其他大學，都增開了有關外國的課程。這樣做不只有利於外國，美國也能受益。我們認識到，為了讓美國人生活在和平中，就要跟世界上其他國家保持更好的關係。
二十一歲時，我和男同學們都被徵召入伍，準備前往朝鮮打仗。我接受了為期四個月的作戰訓練。有些共同受訓的朋友戰死在朝鮮，而我幸運地被派到美國的一所軍隊醫院，服務軍隊裡的精神病人。因為覺得這份工作非常有意思，戰爭結束，退了伍，我決定攻讀社會學和精神病理學的博士學位。
我始終記得二戰即將結束時得到的教訓，那就是美國人要生活在和平中，就需要跟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平相處，這就需要對其他國家的人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快寫完博士論文的時候，哈佛大學的佛洛倫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教授對我說，你的見識還不夠，因為你從沒出過國。她告訴我，想對我們自己的社會有深入的理解，就要出國去感受文化差異。她建議我去日本，並幫我申請到為期兩年的博士後獎學金，第一年學語言，第二年訪問日本家庭。我將此視為一個了解外國人的機會，馬上就同意了。
讀研究生時，教授們都鼓勵我們將深度訪問作為了解其他文化的方法。要真正了解某種文化，我們必須真正熟悉為該文化所化之人，並像他們那樣去看世界。這也是一個交朋友的方法，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對研究而言，都是值得的。此後，我一直在用深度訪問的方法。我在1958至1960年間認識的日本人中，不少已經離世。我跟那些在世的人仍保持聯繫，當我去日本時，也會去見他們的孩子。為了了解日本社會的變化和保持友誼，我每年都去日本，這有助於我理解究竟日本人自己如何看待他們的社會。此外，有很多日本人來哈佛讀書。我教過不少優秀的日本學生，並跟其中的大部分人成為好友。我是他們的老師，但也從他們那裡學到很多。有些學生已在日本擔任重要職務，我一直從他們那裡學到東西。我相信，這些友誼使我能更深地理解日本。
另一位對我的思想產生影響的教授是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他認為，要理解另一個社會，必須了解該社會的所有主要方面，包括政治結構、經濟制度、社會組織，以及來自歷史的核心價值觀。我仍然相信努力了解一個社會各種不同方面的重要性，在研究日本時，我盡力去了解日本社會的各個主要面向，並將獲得的總體性認知和我所認識的日本人的看法結合起來。
1960年，我從日本回到美國。在和一位從前的老師談論未來規劃時，他問道：「你去研究中國如何？」我之前從未想過這個問題。
他解釋說，令任何想與「紅色中國」沾邊的人恐懼的麥卡錫時代正在終結，好幾所重點大學正準備加強對現代中國的研究。在麥卡錫時代，哈佛曾開設一些中國歷史、文化、語言的課程，但因為怕遭到強烈的公眾反對，沒有開設有關現代中國社會、經濟、政治、人類學或法學的課程。1960年代初，負責挑選新教員的哈佛資深教授們認為，那時美國的資深學者中無人具備足夠的學識，可以勝任這些學術領域的教授職位。因此，裴澤（John Pelzel）和費正清（John Fairbank）等決定挑選一些擁有博士學位、有興趣研究中國的年輕人，讓他們將關於中國的知識與自己學科的特殊方法相結合。如果這些年輕人能勝任，或許就可以保住教職。
我說，如能允許我繼續從事日本社會的研究，我對這個工作有興趣。
就在我與裴澤談話的那天，他給費正清打電話，告訴他我的學術興趣和研究背景。在四十八小時內，我得到了為期三年的博士後資助，用於學習中國語言、歷史和經濟，為研究中國社會做準備。如果我的表現令人滿意的話，就可以在哈佛教授相關課程。兩年後，我去香港待了一年，訪問曾生活在中國大陸或常去大陸的人。從香港回美後三年，我完成了書稿《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幾個月內，教授們通讀了書稿，參加了一些我按要求做的講座。1967年，我被哈佛大學授予教研中國社會的終身教職。
傅高義與朱鎔基（圖源：澎湃新聞）
我在哈佛的工作是幫助學生理解中國社會。我第一次獲得前往中國的籤證是在1973年春，作為一個科學家代表團的成員，在中國待了三個星期。訪問的一項內容是會見周恩來、喬冠華、周培源、郭沫若和費孝通等人。1967年春，我在哈佛首次講授關於中國社會的課程。1980年，我在廣州的中山大學待了兩個月，這也是我首次能在中國某個地方待久一點。我開始與中山大學的學者們交朋友。
1980年代初期，我所在的麻薩諸塞州與廣東省結好。因為曾以香港為基地研究廣東，並寫了一本關於廣東的書，我被選為麻州委員會成員，接待來自廣東省的官員。又因為我能說一些中文且去過廣東，當廣東的官員訪問麻州時，我協助陪同工作，並與他們成了朋友，包括省長梁靈光、省經濟委員會主任張高麗以及副主任楊邁。
一些官員知道我寫了《日本第一》，該書在美國和日本大賣。他們認為，如果我能去廣東待幾個月，寫一本關於廣東的書，外國人就可以獲得更多信息，更願意來廣東投資。當時，他們非常希望獲得更多外資。1987年，我作為廣東省經濟委員會的客人，受邀前往廣東七個月。我感到很幸運，有這樣一個在廣東交朋友的好機會。派來陪我的年輕幹部竇新元成了我的好友，從1986年開始一直跟我合作，直到不幸於2018年因心臟病去世。我從竇新元那裡受益良多。
在廣東時，我得以觀察該省各地，看到有些貧窮地區的小孩瘦骨嶙峋、衣不蔽體。那時改革開放剛開始，我已經能見到改革政策的成果。回美後，我寫了一本研究廣東省的書，叫《先行一步：改革下的廣東》（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此後的從教生涯中，我認識了多位中國學生，我把他們中的大部分人視為朋友。我還與一些學生保持聯繫，並繼續從他們那裡學到有關中國的知識。
2000年從哈佛退休時，我感到作為一名學者最重要的責任，是幫助美國人理解中國，正如在1970年代，我認為需要讓美國人更好地理解正在成為競爭對手的日本。我相信中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改革開放，因此花了十年時間研究和寫出了《鄧小平時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2010至2011年間，在即將完成《鄧小平時代》一書時，我開始極度擔心中日關係。之前我一直認為，作為哈佛學者，我的主要責任是幫助美國人理解中國和日本各自的發展情況。但到2010–2011年，當發現中日關係變得如此糟糕和危險後，我認為自己應該幫助兩國改善關係。我知道兩國間存在一些基於歷史的嚴重問題。我有很多日本朋友，我希望日本成功。我也有很多中國朋友，我希望中國成功。如果兩國可以改善關係，對兩國人民都有好處。
我相信自己可以在改善中日關係方面扮演一個特殊的角色，因此也有了一種特殊的責任感。我是唯一的外國人，既寫了一本關於日本的書（《日本第一》），在日本成為暢銷書，也寫了一本關於中國的書（《鄧小平時代》），在中國也成為暢銷書。我認為，如果自己能寫一本關於中日歷史的書，也許在兩國都會有些讀者。一些中日專家對兩國關係史的了解比我多得多，但我希望我這樣一個旁觀者，對中日關係進行的客觀理解，能對改善關係有所貢獻。在接下來的七年裡，我閱讀了能看到的所有相關書籍，學到了很多知識。我確實希望這本根據個人所學寫成的書，既能幫助中日更好地理解彼此，也能幫助西方更好地理解這兩個國家的關係。
2012年1月18日，傅高義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學與觀眾討論《鄧小平時代》一書的相關問題（圖源：香港中文大學網站）
我還不至於天真到相信只要中日人民互相理解，兩國關係就能自動得到改善。美國曾發生過內戰，彼此非常了解的南方和北方兵戈相向；在日本，擁有相同文化背景的群體間也曾發生內戰；中國也不例外。但我深信，理解歷史、直面歷史，對那些願意改善關係的兩國領導人是有用的──他們可以善用共同的文化遺產，一起來解決問題。特別是對中國人來說，歷史問題在處理對日關係方面尤其重要。
現在的中美關係如此緊張，我認為日本可以對溝通中美關係起一點作用，中日關係的改善也有助於減少中美之間的誤解。毋庸贅言，今天的中日關係比七年前我開始研究這個問題時有了很大改善，令我很欣慰。但兩國仍存在一些嚴重問題，希望他們可以找到更多符合雙方利益的合作方式，繼續改善關係。我希望自己作為學者所做的努力，對那些希望為改善關係做出貢獻的兩國領導人有所助益。
在本書中，我努力呈現中日雙方的觀點和立場，並力求準確。希望中文讀者發現書中關於中國的表述大體準確，也希望本書對日本角度的表述，能幫助他們理解日本人的想法，更好地與日本人打交道。
在1980年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做了幾個月的訪問學者，期間認識了很多中大的教授，以及大學出版社的工作人員。2010年《鄧小平時代》即將殺青時，為了出版中文版，我聯繫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他們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其領導層具有全球出版人的寬廣視野，對中文出版業了如指掌，工作人員極富專業素養。因為出版《鄧小平時代》時的合作極其愉快，我對出版本書的中文版自然也不作他想，直接聯繫了甘琦社長。
在我長達六十年的著述生涯中，曾有過很多優秀的同事，擔任我的研究助理和編輯。但從來沒有哪一位合作者比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編輯葉敏磊女士，在史實核對上做得更多、更認真、更專業。她和本書譯者毛升、特約編輯林少予先生一起，不辭辛勞地工作了八個多月，對譯本進行逐行譯校、核對史實、查找引文出處，並邀請多位專家校讀譯稿。我很感激他們的付出，讀者也一定能從他們的努力中受益。在此我特别致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優秀的編輯團隊，這是一支夢之隊。和《鄧小平時代》一樣，在甘琦和林穎的出色領導下，他們盡心盡責地工作，使譯本更準確，更富學術價值。
傅高義
201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