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日本進入「令和時代」，社會政治生活呈現令人眼花繚亂的變局。曾經在21世紀初期如火如荼的松下政經塾也迎來了建立40周年紀念。在經歷了大批畢業生或問鼎首相、或居重臣高位、或執掌地方政權的鼎盛期，又隨著民主黨下臺進入相對消沉的衰落期之後，今天的松下政經塾能否通過變革重新振興？當松下政經塾出身這個「閃光燈頭銜」不再耀眼，松下政經塾的畢業生如何繼續在日本政壇上實現自己的理想？帶著這些疑問，我們剖析松下政經塾的現狀與走勢，進而回答它在當代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與影響。
引言2019年10月22日，日本將隆重舉行新天皇即位大典，「令和時代」也將走完揭幕的全過程，為「平成時代」徹底畫上句號。人們回望平成30年中的日本政治歷史，多少激蕩的爭鬥潮起潮落，一場場改革方興未艾，其中一個獨具特色的現象是由松下政經塾這所規模不大的政治家搖籃中「批量生產」出來的政治新人，曾在過去30年中走進政治舞臺的中心。然而，隨著自民黨重回執政地位，短命的「松下政經塾政權」也消失在公眾視野之中。今天，媒體似乎也淡忘了這個紅極一時的政治家搖籃。那麼，在日本進入「令和時代」，社會政治生活呈現令人眼花繚亂的變局中，迎來40周年紀念日的松下政經塾近況如何，它的畢業生與在塾生怎樣為自己的人生定位，他們將如何繼續在日本政壇上實現自己的理想，松下政經塾本身的存在以及它在當代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與影響，都是值得觀察與思考的日本政治研究課題。
一、朝野雙方仍有大量「松下軍團」政治家首先需要明確的是，日本政治舞臺上至今仍然有大批松下政經塾出身的政治人物。松下政經塾之所以不如過去那樣為輿論關注，主要是這一類政治人物通常不再宣揚自己畢業於政經塾，有些人甚至會刻意掩蓋「松下政經塾出身」的履歷。
就一般而言，政治人物是否標榜自己的成長經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個經歷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與地位。毫無疑問，松下政經塾曾經輝煌過，也曾因攪動自民黨把持下的「政官財鐵三角」這潭死水受到日本選民的高度期待。人們還記得，在松下政經塾一期畢業生野田佳彥組建第三屆民主黨政府的2011至2012年裡，政經塾出身的內閣大臣多達6人，是同一時期自民黨的兩倍。所以，當時輿論界幾乎是把松下政經塾畢業的政客等同於新保守黨政治家。
事實上，這種認知其實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誤解。一方面，「松下軍團」在民主黨裡的確擁有強大實力，早在前原誠司擔任在野的民主黨代表時期，就已經有大量該塾畢業生甚至在校生到民主黨裡工作，積極參與新型保守政黨的政治實踐。民主黨擊敗自民黨上臺後，這種情況愈演愈烈，給大眾留下了松下政經塾與民主黨相輔相成的突出的印象。另一方面，自民黨內部家族血緣關係濃厚且派系林立，傳統政治世家子弟佔據著黨內發展的「快車道」，使得基本上屬於平民出身的松下政經塾畢業生不敢問津，所以才有多數畢業生投奔新保守政黨以求快速躥升。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某些有社會背景和從政實力的部分松下政經塾畢業生進入自民黨尋求發展。例如，松下政經塾畢業生中當選的第一位國會議員逢澤一郎就產生在自民黨裡，並且至今仍擔任著自民黨政府的多項要職。與逢澤同為松下政經塾一期畢業生的小野晉也，在擔任眾議院議員的同時還在自民黨的「中央黨校」長期擔任過校長職務。即使民主黨落敗導致「政經塾出身」被汙名化後，小野寺五典、高市早苗等同屬「松下軍團」的政客也一再出任自民黨政權的防衛大臣、總務大臣等要職。
目前，日本國會眾參兩院中松下政經塾出身議員總數仍有34人之多，但就政治幾何學的數量標準看，其實力大體相當於一個中等規模的政黨。據松下政經塾網站的最新信息，政經塾在眾議院現有議員有25名，其中自民黨議員13人，佔一半以上；參議院的9名議員中自民黨也佔到5人，也同樣超過總數的一半。至於前民主黨裡的松下政經塾議員銳減，主要是由民主黨本身分裂與衰落所致。即便如此，如果把立憲民主黨和國民民主黨的議員加起來仍舊超過10名。由此，不難看出松下政經塾在今天日本社會和政治生活中仍佔有一席之地，一旦時機成熟或形勢有變，捲土重來也未可知。
二、松下政經塾當下面臨的危機與挑戰毋庸諱言，雖然政壇上仍不乏松下政經塾出身的政治人物，但松下政經塾本身的金字招牌，卻已經大打折扣，除了松下政經塾系統內部自我激勵外，社會上對其「改造甚至拯救日本」的過高期待，基本上到了蕩然無存的地步。換言之，今天的松下政經塾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四種危機與挑戰。
第一，政治環境變化迫使松下政經塾調整組織架構。
野田佳彥、前原誠司、玄葉光一郎等松下政經塾政治家領導民主黨政府的敗績，使「松下政經塾出身」成了政治經驗不足的代名詞，某些專門以批判松下政經塾為業的政治評論家甚至直言該塾毀滅了日本，攻擊其畢業生志大才疏。松下政經塾的金字招牌蒙塵後，系統內部也開始思考調整辦塾方向，改善組織架構的問題。之所以需要這樣做，原因在於「松下軍團」是在民主黨內實現重點突破的，而日本民主黨是以工會組織和市民階層為基礎，標榜自由、民主、人權，以改革日本政治為旗號。民主黨人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兩黨制民主體制，藉此推動日本成為獨立自主的政治大國，這與「松下軍團」中許多人的政治理念不謀而合。同時，自1996年成立以來，民主黨處在合縱連橫不斷發展變化之中，黨內組織管理的開放氣氛對有志從政的青年才俊非常具有吸引力，為松下政經塾畢業生們提供了施展才華的機會和舞臺。然而，這一切都因新世紀第二個十年日本社會中政治生態與結構的變化，面臨不得不改變的困局。為此，2019年4月1日，松下電器、松下幸之助紀念財團與松下政經塾公開合併，繼續為「政治上的有志者」提供成長資助，同時也幫助企業經營者、創業者尋求發展，培養政治家的目標也從「培養日本21世紀擔當國家大任的人才」轉向「增進與各國相互理解」與「實現人對自然的尊重與和諧」的新目標。顯然，這一新近發生的組織架構調整，需要時間和實踐來驗證成功與否。
第二，松下政經塾畢業生間的黨派政治分歧，在政治鬥爭過程中越來越深。
作為基本理念，松下政經塾從不規定或限制畢業生從政參加任何黨派，畢業生可以根據自己的政治理念、政治意願和政治資源優勢，自由選擇加入日本任何黨派。從一定意義上講，這是松下幸之助創辦政經塾最高明的策略之一。從政不限黨派，一方面大幅減弱了「松下軍團」這一政治新生勢力對既有政治體制的衝擊，不過分涉入既有政黨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使畢業生能充分發揮各自優勢，迅速在各自政黨內立足；另一方面，它更使塾生們遍布日本各大保守政黨，有助於跨越黨派的藩籬，從政治理念和政治思想上對日本政壇進行全面滲透，以最終影響日本政治的發展方向，實現松下幸之助改造日本政治的終極目標。然而，從此前十幾年的日本政治變化來看，往昔收效顯著的舉措，在時過境遷的今天出現了負面效應。近年，松下政經塾仍舊會以召開「松下幸之助大會」為旗號，邀請各黨派中的政治家回到母校聯誼，但作為召集人的政經塾塾長、塾頭們是深知「分屬不同政治營壘的畢業生們其實是連對手的面也不願意見的」。自民黨重回「一黨獨大」局面後，新保守黨曾在畢業生身上做過過大投入，這些人去向，使松下政經塾在整個政局中的分布失衡，並連帶產生了政經塾畢業生在政治營壘中對立深化的後果，其內耗與自相損傷也在所難免。
第三，新世紀後日本各類「政治塾」大量湧現出來，對松下政經塾形成了「同行業挑戰」。
日本原本就不乏以私塾打造高端人才的傳統，戰後歷史上的前民主黨代表小澤一郎創建了「小澤一郎政治塾」，前民主黨代表鳩山由紀夫和他的弟弟即曾任麻生內閣總務大臣的鳩山邦夫，為紀念其祖父前首相鳩山一郎建立了「鳩山友愛塾」，著名評論家大前研一創辦「一新塾」，大阪市長橋下徹創辦「維新政治塾」，名古屋市長河村隆創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河村隆政治塾」，愛知縣知事大村秀章則建立了「東海大志塾」等，也在一定程度上衝淡和稀釋了松下政經塾的存在價值與政治影響力。可見，努力擊敗同行業競爭者將是松下政經塾未來一個時期的必修課。
第四，松下政經塾招生規模在迅速縮減，而政治上的規模與勢能離不開數量基礎。
松下政經塾原本走的就是精英路線，所謂「批量生產政治家」卻在總量上有所控制。開塾前十年，從第1期到第10期動輒20-30人的招生規模相比，目前招生人數僅為當年規模的十分之一左右。以最近四年入學的35期到38期為例，人數分別為3人、6人、2人和1人。雖然招生縮減的理由有經費緊張、校方堅持面試時30：1的擇優錄取原則，可學苗有時卻不夠理想，達不到招生門檻等不同原因及其解釋，總之學校招生規模縮減的確是不爭的事實。所以，以往「松下同學會」的「傳、幫、帶」「同吃、同住、同勞動」方式，以及由此造就政治人才的傳統做法也受到負面影響。當然，松下政經塾的管理者也不會坐視畢業生在數量與質量上同時下滑。一方面積極吸引人才，努力擴大招收正式塾生，同時也通過開辦短期體驗班，以「特別塾生」的方式來擴大社會影響。另一方面，藉助畢業生中成功人士用自己的身教和言教激勵在校塾生的政治鬥志，促使他們感悟日本家國情懷與政治責任感。
三、塾生是否真正理解塾主的理想四十年前，松下幸之助設立松下政經塾的目的，是要培養造就一批為日本國家利益和國民幸福奉獻終生、具有長遠歷史眼光和廣闊國際視野、政策和策略高明的優秀政治家，由他們引領日本走上自由、民主、富強和國民幸福的道路，並為世界和平與繁榮做出貢獻。這也可以視為身負松下幸之助烙印的「松下軍團」的最高政治理想。但是，「松下軍團」崇高的政治理想在日本的政治現實和政治實踐中屢遭挫折。
松下幸之助在日本有「經營管理之神」的美譽，他對松下政經塾的經營理念與其企業經營相通之處，就在於「經營的最終目標不是利益，而是將寄托在我們身上的大眾之希望通過數字表現出來，完成我們對社會的義務。」在與池田大作的對話中，松下幸之助清楚地表明，如果能生於來世，還是希望生為日本國民，從現世自己的經歷和想法來考慮，希望有志於政治。他認為培養國民的良知，謀求人們的安定和發展，投身政治最為直接。國家的發展和國民的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狀況、政治好壞所左右。因此，假定生於來世的願望能夠實現，他希望多少帶點使命感，來搞一搞政治。這段肺腑之言，將松下幸之助的政治雄心表露無遺。
那麼，這種算無遺策的政治設計，為什麼在今天失去了效力？恐怕主要是松下幸之助本人的推動作用，以及他留下在政治遺產和教誨隨著時間遠去漸漸失去了效力。
就前者而言，當年松下政經塾的一小批畢業生能在封閉保守的日本政界立足並取得迅速發展，離不開松下幸之助本人的作用。能做到邀請日本政界、財界、學術界的頭面人物，並為廖廖數人舉辦講座、座談，甚至共進午餐；能根據學生的需求把他們選送至日本、乃至世界頂尖機構去進修學習，與松下幸之助相比，日本社會可謂無人能及。松下政經塾的塾生們在校期間就已經在日本政界、財界、學術界建立起別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關係網。塾生是松下幸之助政治理想的實踐者，被松下幸之助寄予厚望。他們得到松下幸之助的支持，就幾乎等於取得了政、財兩界的支持，也就直接取得了進入政壇的通行證。日本政界完全是一個「無財不立、無關係不行」的小社會，有松下幸之助這個靠山，松下政經塾的畢業生們自然如虎添翼，不用說立足政壇，就是在政壇平步青雲也不是空想。野田佳彥的成長史就是明證。
至於後者，今天的松下政經塾畢業生和在校生對松下幸之助的發展理念，尤其是對國際關係中發展路徑的理解，存在著很大差距。實事求是地講，在松下幸之助的直接指導下，松下政經塾畢業生的政治理念基本上契合了當時日本政治的發展方向。
松下幸之助要改造日本政治，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改變自民黨長期一黨獨大的政治格局，消除政治腐敗，建立清廉政治；
第二、改變自民黨內派閥林立，「戰國混戰」的惡鬥局面，消除世襲、門閥政治；
第三、改變官僚制定政策，政治家充當傳聲筒的惡習，建立政治家主導的政治；
第四、改變日本「經濟巨獸、政治侏儒」的國際地位，在經濟大國的基礎上探索政治大國、軍事大國之路。
松下幸之助要引領日本發展的方向，是建立自由、民主、國民幸福的日本社會，並為世界和平、繁榮做出貢獻。從理論上講，松下幸之助的設計可謂志向高遠、目標宏大、邏輯嚴密，但實際執行起來則困難重重。最關鍵的兩點：一是松下政經塾能否真地培養出目光遠大的卓越政治家；二是日本政界是否為「松下系」政治家提供了充分施展才華的舞臺和空間。不幸的是松下政經塾出身的政治家，對松下幸之助本意和長遠目光的理解既狹隘且片面，尤其是在日美關係與中日關係的平衡上，過度依傍美國，很多人試圖「聯美抑華」。
按照松下幸之助本人生前判斷，21世紀的日本將面對兩個強大國家，即美國和中國。為此，日本應當同時處理好與中美兩國的合作關係，而不是依傍一個去反對另一個。一個明顯的例子，中國改革開放初年，松下幸之助就積極主動地支持中國改革開放，在北京率先投資，創辦起第一家外商投資企業「北京松下彩色顯像管有限公司」，為外國投資中國開了先河。然而，松下幸之助的遺志並未被他的子弟所繼承。
以前原誠司為代表，他們的政治理念是提倡日本自主的同時，又極度親美。這批在日本政壇號稱「少壯派」「戰略派」的政治家，以松下政經塾畢業生為基礎，吸收了大量青年政治家，組成了一個政策團體。政策團體成員，基本上是民族主義色彩更濃的新保守主義者。他們雖然極度親美，但主張在外交和安保方面從依賴美國走向自主，從自主的國家意識出發，找出自己的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他們提出「對日本21世紀的安全保障來說，最重要的是向日本國民充分說明日美安保體制的重要性，以及在建立日本能夠承擔自己責任的、能動的體制的過程中，把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向美國轉達，日本要成為能夠做這些事情的、有尊嚴的國家。」
上述情況，有其歷史成因。「松下軍團」在日本政界發展壯大的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也正是國際政治格局發生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為重大變化的時期。東西方冷戰結束，確立了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一極獨大」的世界格局。在政治上以強力推廣民主、自由的理念，希望以美式民主，特別是用兩黨制、三權分立民主體制改造東歐各國、中國甚至封建色彩濃厚的中東阿拉伯諸國，製造了阿富汗戰爭、兩次伊拉克戰爭以及「阿拉伯之春」運動。在長達近20年的時間裡，美國風光無兩，舉世無雙。松下政經塾培養的政治家們在這樣的時代成長起來，導致他們一方面認為必須依靠美國的霸權地位來確保日本戰略安全，另一方面也把自由、民主、人權作為自己的核心價值觀，把美國的政治體制看作改造日本政治的模板，模仿兩黨制進行日本的國內政治改革。
松下政經塾畢業生感受到的另一個「危機」，是中國的快速崛起。在他們看來，中國崛起的震撼和衝擊，絕不亞於美國獲得一家獨大的霸權地位。作為日本的近鄰，中國以其遼闊的國土、龐大的人口、巨大的政治、經濟等方面實力為基礎，實現著快速的和平崛起。如果沒有美國的強力支撐，從西向東的巨大戰略壓力足以壓垮日本，至少會粉碎日本的大國夢想。因此，依附於美國成為日本的戰略首選，遏制中國崛起，延緩甚至打斷中國現代化進程成為日本雙足並進的戰略。
「松下軍團」誤判時局的原因，是他們在政治實踐上存在著「能力恐慌」。他們中不少人雖然在校奠定了較為堅實的理論基礎，但缺乏參與政治實踐的經驗和能力，政治野心與自身能力之間存在較大差距。「松下軍團」這批新生代政治家曾在21世紀初的日本政壇大放異彩，成為民主黨政府的核心人物，其代表人物可數前原誠司和野田佳彥。從前原誠司、野田佳彥的成長經歷來看，「松下軍團」的成員普遍精明、勤奮、刻苦，在從政之路上付出了成倍於「世襲政治家」的努力，他們精於理論，長於戰略，習慣性地按照教科書上的邏輯來思考、處理問題。但是，他們剛出大學校門就進入旨在「政治家育成」的松下政經塾，然後就步入國會議事堂大門，嚴重缺乏社會鬥爭與實踐經驗，致使他們根本不具備處理極端複雜、棘手問題的治國理政能力，也不具有世襲政治家的「家學傳承」。同時，「松下軍團」的政治抱負與社會現實之間存在巨大反差，所學無所用。
「松下軍團」在日本政界處於上升勢頭的同時，日本的國勢國力卻處在相對下降的歷史階段，在這種歷史階段，個別政治家甚至政治集團都難以有大的作為。以前原誠司、野田佳彥等為代表的這批「松下系」政治家，生於戰後和平時期，缺乏在艱難環境下的磨練。但他們受過系統、完整的良好教育，在日本國力鼎盛的上個世紀80年代進入松下政經塾，心懷「改造日本、引領世界」的夢想立志從政，在泡沫經濟崩潰的20世紀90年代步入政壇。在「失去的二十年」中逐步成長為青年政治領袖，2009年民主黨政權時期登上權力頂峰，終於擁有了掌握日本命運、決定日本發展方向的政治實力。但此時，日本正處於泡沫崩潰後二十年間的經濟停滯、政治混亂局面，國際影響力大不如前，其「大國夢想」漸行漸遠。「松下軍團」的政治抱負與社會現實、國際局勢之間出現巨大反差，因此他們畢生所學難以施展。
四、未竟的歷史使命是否會終結從另一個方面講，對「松下軍團」來說「聯美抗中」也只是戰略手段。其戰略目標是使日本在經濟大國的基礎上發展成政治軍事大國，進而稱霸東亞，在多極化世界中成為獨立自主的世界大國。但是，日本要想實現這一戰略目標，必須同時滿足三個必要條件：
第一，在日美關係中擺脫美國對日本在政治、經濟、軍事領域的控制，實現日本真正的獨立自主；
第二，在中日互動中遏制中國崛起，排除中國對日本稱霸東亞夢想的幹擾和阻礙；
第三，日本實現戰略資源的組織和動員，把所有戰略資源高效地運用到實現戰略目標之上。
從理論上講，日本實現其戰略目標的三個必要條件都可能存在，但在國際政治環境中則無一具有現實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因為，日本國際戰略的幾個關鍵節點都沒有堅定的現實基礎。
1. 關於日美同盟關係日本實現其戰略目標的首要條件，就是實現完全意義上的獨立自主，並且通過加強「日美同盟」，使美國的戰略資源為日本所用。這在現實日美關係中是完全顛倒的。在現實日美同盟關係中，名義上兩國是平等的盟國，但實際上是「美主日從」的主從關係。日本只是美國全球戰略的棋子和工具，日本的活動範圍和攻擊方向完全由美國決定。同樣，根據美國的戰略需要，調節日本經濟、軍事實力的強弱，既要使其成為美國威懾遠東的有力工具，但又絕不會讓日本的力量增長到能夠威脅美國利益的程度。這種基本的主從結構，決定了日本在日美同盟中求得平等、獨立尚不可能，更無法將美國的戰略資源為己所用，以實現其戰略構想。
事實上，從戰後至今，美國對日本的控制與操縱一天也沒有放鬆的跡象。美國控制日本的手段包括但不限於：利用「和平憲法」和民主憲政體制控制日本政治；利用軍事安全體系和四萬駐日美軍控制日本軍事發展；利用聯合國、G7等國際組織體系操縱日本國際行為；利用匯率、石油、糧食安全等手段控制日本經濟；利用政治醜聞操縱政治家的命運等。
從日本角度看，戰後以來日本為了確保其政治、經濟和軍事安全，為了確立其在東亞的核心領導地位，雖不甘心但必須依靠日美同盟關係。為了應對和遏制中國崛起，雖然日本在日美同盟中找到了與美國戰略利益的契合點，也找回了冷戰結束後日益下降的地緣戰略地位，但同時也加深了對日美同盟關係的依賴。這是與日本尋求獨立自主、實現其戰略目標的努力背道而馳。雖然安倍政府利用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政策，把日本作為「亞太再平衡」政策的戰略支點這一有利機會，趁機向美國開價，實現了從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到解禁「集體自衛權」的重大突破，並力圖修改制約日本軍力發展的「和平憲法」。但是，距離日本從美國控制網中掙脫出來取得獨立自主還相當遙遠。
為了與中國對抗，遲滯中國發展，消除強鄰，日本必須依靠日美同盟，藉助美國力量，因此只能對美國言聽計從。美國也不會允許日本在美國戰略框架之外展開獨立行動，例如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的「亞洲貨幣基金」方案和鳩山內閣的「東亞共同體」設想，均遭到美國的無情打擊而胎死腹中。安倍政府吸取前人教訓，在「亞投行」和「一帶一路」問題上緊跟美國，亦步亦趨，不越雷池一步。日本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尋求真正的獨立自主。一個不能實現獨立自主的國家，又何談實現大國夢呢？
2. 關於日本對華策略自戰後以來，中日關係的波動曲線基本上是中美關係變化的餘波，整體趨向一致。這說明日本對華戰略受到美國對華戰略的控制和約束。只是在某些特定時點上，中日關係的波動較為劇烈。自從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推出針對中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後，日本撕破了「中日友好」的一切偽裝，充當「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支點和支撐。日本在心理上最不能接受中國崛起的現實，不相信中國和平崛起的承諾。日本戰略家們認為中國的崛起，不僅威脅日本的經濟、軍事安全，更會威脅日本在東亞霸權地位的形成。
在美國「亞太再平衡」政策背景下，日本便把「遲滯甚至打斷中國崛起，消除強鄰」作為其國際戰略的首要目標。近年來，日本不遺餘力地在國際上散布「中國威脅論」，破壞中國的國際形象；挑撥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製造衝突和麻煩；推行所謂的「價值觀外交」，籌劃、組織「美日澳印」菱形安保網圍堵中國，更企圖利用東海釣魚島領土主權爭端和「日美安保條約」將美國綁在日本戰車前面，並在南海挑起中國與美國盟國之間的武力衝突，造成美國被迫與中國直接熱戰的局面，日本則躲在美國背後坐收漁利。
殊不知一旦中美熱戰，無論在何處爆發，日本都將淪為中美激戰的戰場。屆時，恐怕中美尚未分出勝負，日本就將毀於戰火。從近年來日本對華策略的實踐結果看，日本確實在短時間內給中國造成了一些困擾和麻煩，但無法從根本上動搖中國迅速和平崛起的勢頭。日本這種在戰略上不留後路、不擇手段的做法，未來必將自食其果。
3. 關於中美關係中美關係的實質，完全是戰略利益關係。當戰略利益一致時(冷戰時期聯合抗蘇)，中美關係就趨於友好、緩和，當戰略利益不一致就傾向於對抗、衝突。今天，作為後發國家的中國正實現著迅速的和平崛起，在沿著世界製造業中心——世界經濟中心——世界金融中心的世界經濟發展固有路徑大步前行之際，先發國家美國單一霸權和美元霸權受到威脅，中美之間的衝突和對抗就更加不可避免。這就是所謂的「修希底德陷阱」。
破解這一困局的方法，並非只有戰爭。在世界經濟高度一體化和核武器高度現代化的當今世界，中美兩國都承擔不起摧毀現行國際秩序，甚至毀滅人類的重大責任。何況在諸多領域，中美戰略利益相互融合甚至相互依賴，更進一步排除了中美大戰的可能。擁有40多年對華外交實踐經驗的美國史丹福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託馬斯·芬格(Thomas Fingar)，形象地把中美關係比喻成「同床異夢共命運」，可謂非常精準和切貼。
現行國際秩序是美國行使其霸權的基礎，而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加入這一秩序才實現了快速崛起。中美兩國在現行國際秩序中都擁有巨大利益，中國加入並不是要破壞它而是要完善它。中美兩國都無法獨立支撐全球秩序，保障其順暢運行，同時兩國經濟結構的互補性極高，投資貿易規模巨大，在金融領域相互依存，特別是在防止核擴散、打擊恐怖主義、環境氣候治理等重大國際問題上存在重大現實利益。廣泛而深刻的相互依存既會導致摩擦，也為中美解決分歧提供了強大動力。就這一點，也特別需要松下政經塾的經營者、管理者，以及由其培養的日本未來政治家們加以清醒認識。
結論時至今日，松下政經塾所培養造就的「松下軍團」，仍是日本政壇的一股重要力量，在國家戰略規劃、外交安保等重要領域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由此來看，松下政經塾建校以來40年，還是非常成功的。
不過，「松下軍團」百餘人，從政30餘年尚未出現一名達到松下幸之助所期待的真正意義上的優秀政治家。雖然其中湧現出野田佳彥和前原誠司等政治明星，但從其政績來看，野田首相的能力不足葬送了民主黨政權，前原的見識不足搞垮了民進黨。這不僅使他們自身的政治前途變得暗淡，更使得其母校——松下政經塾及其創辦人松下幸之助蒙羞。松下幸之助的政治願景尚未實現，松下政經塾的辦學宗旨難言圓滿。
據此認為，松下政經塾需做出兩項變革，方能鞏固、提高其在日本政治中的地位和影響。
其一，塾生的選拔從青年學生改為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中的中上層官僚；將培養目標從「教科書政治家」改為務實精幹的政治家。
其二，改變右傾保守、極端民族主義思想，跳出自設的思想牢籠。心胸廣闊方能擁抱世界、融入世界，日本才有希望，松下政經塾培養的政治家們才有前途。
（注釋略）
責任編輯/康巳鋆 顧心陽
圖文編輯/陳陽
作者：康達，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作者：高洪，全國政協委員、察哈爾學會國際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前所長
來源：《日本研究》，2019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