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8月23日，一位先賢離開人世間，畢生把自己的「皮骨心血」奉獻給了社會和百姓，他給南通留下的是一個擁有50多家企業、2400多萬兩白銀的當時全國最大民族資本集團，是由400多所各類學校、場館組成的教育文化體系，是一套完整的水利、交通、供電、通訊、園林等市政基礎設施，是一系列的公益慈善事業。在他的領導下，南通由一個封閉落後的封建小縣城，變成了令世人矚目的近代化新興城市。
這位先賢，就是離世94年後的今天，被譽為「愛國企業家的典範」「民族企業家的楷模」的張謇！
士負國家之責，必自其鄉裡始
習近平總書記在7月21日主持召開的企業家座談會上說，「愛國是近代以來我國優秀企業家的光榮傳統。從清末民初的張謇，到抗戰時期的盧作孚、陳嘉庚，再到新中國成立後的榮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愛國企業家的典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也湧現出一大批愛國企業家。」愛國企業家典範是我們國家、民族和歷史上的精神標杆、文化符號、道德楷模，他們身上所體現的優秀企業家精神在新時代值得進一步光大和發揚。
擁有「愛國企業家的典範」首位度的張謇，愛國不僅是貫穿他一生的主線，也是其全部實踐活動的中心點和出發點，可以說愛國、愛國主義是張謇精神的核心。具體而言，他選擇的是一條「實業救國」的道路。
鴉片戰爭後，江河文明與海洋文明激烈碰撞，中國一步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淵，國亡家破之禍時時籠罩在中國人的心田，人們擔憂有著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中國會成為下一個波蘭、印度、埃及或者羅馬。身處這個救亡圖存時代，為了挽救民族危亡，實現國家富強，仁人志士們苦苦尋覓救國的良方，張謇無疑是其中勤勉而傑出的積極探索者和生動實踐者之一。」用吳良鏞先生的話評價：「他能在那時新與舊、中與西、保守與前進的撞擊中擺脫出來，創造性地走自己的道路。」可以說，沒有創新也就沒有張謇「中國近代第一城」的輝煌業績。
張謇的生卒年為1853～1926年，江蘇南通人，祖籍地現通州區，出生地現海門區。張謇出生在富裕農民兼商人家庭，1894年41歲時考中甲午恩科狀元，曾出任江蘇省諮議局議長、民國政府實業總長、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局總裁。張謇生活在風雲激蕩的中國近代，1895年是一個特別的年份。面對甲午戰爭的國內危局，有3個人各自作出人生重大選擇：孫中山選擇革命，康有為選擇改良，而張謇選擇了實業。
很多人對張謇由官場進入商場不甚理解、很想了解。張謇去世後，張孝若寫了《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由此被稱為最早系統研究張謇的一個人。他在書中說道，大凡狀元以後多當官、最好能官至宰相，曰「狀元宰相」，而其父棄官離京直接從事實業，有這樣四個動機：一是祖父去世，父親名場欲望低落；二是國勢危迫，要使中國不貧不弱，唯有振興工商業；三是做自立、做事的讀書人，為「書呆子」、「書蠧頭」出氣、爭面子；四是大暴雨中文武百官侍奉、接駕太后慈禧，深感這種官「沒志氣」。以上看出，每一條動機都是棄舊圖新、避弱趨強，勇氣和膽略可見一斑。
張謇沿著傳統士大夫的路徑一路走來，但當時的中國已經衰落到無法挽救的地步，士大夫之路實在走不下去了。無路可走，便獨闢蹊徑，選擇實業救國之路，對一個封建士大夫而言，實則是不得已而為之。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慈禧太后卻挪用海軍軍費大修頤和園，籌辦萬壽慶典，清政府因此特開「恩科會試」。張謇北上應試，高中狀元。張謇蟾宮折桂之際，前線傳來北洋水師迭遭敗績的噩耗。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與日本籤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甲午戰爭，是中國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大標誌，對張謇而言，也是他人生道路改弦易轍，投身「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一大轉折。他意識到，中國必須先行「推廣棉地、紡織廠」及開發鐵礦、擴張制鐵廠，發展棉鐵兩業「可以操經濟界之全權」。
深感中國面臨亡國滅種危機的張謇，與兩江總督張之洞在聯英抗日、創辦實業等方面有不少共同語言。1895年，張之洞委任張謇負責通海一帶商務，授意他在通海一帶創辦紗廠。張謇奔走於南通上海之間，到處籌措資金，困頓時連往返車費也囊中羞澀，不得已只能賣字為生。1899年，一座擁有20400枚紗錠的近代化紗廠在南通唐家閘建成。張謇根據《周易·繫辭》所載「天地之大德曰生」，給紗廠取名「大生」。
大生紗廠投產後，規模不斷擴大。為保證原棉供應，張謇先後在黃海海灘辦起20多家鹽墾公司，到1907年，已圍墾近10萬畝。19世紀末20世紀初，張謇以大生紗廠為核心，還創辦了油廠、麵粉公司、肥皂廠、紙廠、電話公司等20多家企業，形成一個輕重工業並舉、工農業兼顧、功能互補的地方工業體系，一度成為全國最大的民族企業集團。
1956年2月，毛澤東在接見黃炎培時說，提起民族工業，在中國近代史上有四個人不能忘記，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化學工業不能忘記範旭東，交通運輸業不能忘記盧作孚。
資本可以沒有國界，但企業家有國界。作為有著愛國之心、報國之志的企業家，張謇繼承了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優良傳統，以捨我其誰的社會責任感，投身於救國的實踐之中。與此同時，作為自幼接受傳統文化薰染的一代儒商，張謇認為，愛國不是簡單地喊幾句口號，而是要落實到實際行動、具體活動之中。他在《墾牧鄉志》中表示，「士負國家之責，必自其鄉裡始」。張孝若在為其父親所作的傳記中也多次講到父親的國家意識，書中寫道：他認定，一個人要忠愛國家，先要忠愛地方。
張謇立足家鄉南通，從實業出發，經營地方，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使之成為全國所有縣中的「模範縣」，人們親切地稱呼他「張南通」「張四先生」。胡適先生為張孝若編著的《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所作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他獨力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時至今日，人們徜徉於江海大地，仍能看到張謇所開創的諸多全國之最：南通博物苑——中國人創辦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館；通州師範學校——中國第一所民立中等師範學校；伶工學社——中國第一所戲劇學校；南通紡織專門學校——中國第一所紡織高等學校；通海墾牧公司——全國第一個農墾股份制企業；南通盲啞學校——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所盲啞學校；大生紡織企業集團——中國最早的民營資本集團……南通民間至今流傳著 「一山一水一人」的說法——「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張謇」。
天地間最大的政治是國計民生
習近平總書記於11月12日下午來到南通博物苑考察調研，仔細察看博物苑歷史建築，並走進張謇故居陳列室，了解張謇創辦實業、發展教育、興辦社會公益事業的情況，聽取當地培育企業家愛國情懷、社會責任、奮鬥精神等情況介紹，高度評價張謇「是我國民族企業家的楷模」，要求把南通博物苑和張謇故居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讓廣大民營企業家和青少年受到教育，增強社會責任感，堅定「四個自信」。
張謇一生創辦了數十家企業，涉及紡紗、鹽墾、麵粉、冶鐵、機械製造等工農商各領域，他為自己的企業取名為「大生」「阜生」「頤生」「資生」等，都寄託了其深沉的民生情懷。「大生」二字源自《易經》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這寄託了他的理想——天地間最大的政治是國計民生。
甲午戰後，國事日非，而一般士大夫仍如井底之蛙識見短淺，認為物質文明如槍炮製造之類，中國自讓泰西一籌；惟讀書一事乃中國專長，決不可取法於外國。張謇與這些閉目塞聽的腐儒不同，經過潛心研究，認識到外洋之強由於學，其工業因「講格致，通化學，用機器，精製造」，才能「化粗為精，化少為多，化賤為貴」；其農業則講求土宜物性，以機器廣種植、興水利。張謇不僅大力倡導新學，還積極引進歐美各國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機器設備。
張謇認為，竊維環球大通，皆以經營國計民生為強國之根本，要其根本之根本在教育，而實業不振，又無以為教育之後盾。他認為，西方國家農工商企業特別是現代工業的「實業」才是救國之路。他堅定秉持這樣的理念：文化必先教育，教育必先實業。可見，張謇是一直把農工商實業放在首位的。在農工商三業中，工業又擺在第一位。其中，工農關係他安排並實施這樣的順序，由工到農，由農到農，又由農到工、由工到工，由此及彼，城鄉、工農循環往復，實業的「雪球」越滾越大、力量越來越大，形成了大生的產業鏈，繼而形成了近代城市初步的經濟體系。
作為「學術界張謇」，他進行這樣的學理思辨，更是一以貫之地這樣去做。他親自辦的第一個企業是大生紗廠，創辦過程堪稱坎坷，在他自訂的年譜中記載著1897、1898兩年在上海他兩次賣字，為的竟是籌措出差旅費。1922年張謇所辦實業出現危機，日本財團委託駒井德三來通調查。他在《張謇關係事業調查報告書》中對張謇推崇備至，「（張謇）所懷之理想，數十年始終一貫，分頭於實業交通水利之建設，醉心於教育及慈善事業之學理，乃唯一主新中國之創造者。」他還把南通比作「江北首都」。擁有125年歷史的大生紗廠，1905年註冊為大生紡織有限公司，從一開始就是股份制，紡織機器由英國曼徹斯特生產，聘用外國專家，擁有「魁星」等一系列商標。
近代控制中國海關的英國殖民者每10年編制一期向英國政府的《海關十年報告》。1921年底，署名戈登·洛德提交的報告，最後一章以「通州」為題，描述南通的經濟社會情況後評說道：「通州是一座不靠外國人幫助、全靠中國人自力建設的城市，這是耐人尋味的典型。」在他眼裡，南通靠自己的力量在短期內迅速崛起，代表了中國城市發展的正確方向。為此這位英國人十分欽佩，他建議：「所有願對中國人民和他們的將來做公正、準確估計的外國人，理應到那裡去參觀遊覽一下。」
張謇還是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先驅者。1917年5月6日，社會知名人士蔡元培、張謇、梁啓超、伍廷芳、宋漢章、黃炎培等48人，聯合在上海創立中華職業教育社。48位官場、教育界、工商界著名人士作為提倡人在《中華職業教育社宣言書》上署名，張謇是此中的主幹，而主事者即黃炎培。中華職業教育社創立之初，以倡導、研究和推行職業教育，改革脫離生產勞動和社會生活的傳統教育為職志，提出職業教育的目的是「謀個性之發展，為個人謀生之準備，為個人服務社會之準備，為國家及世界增進生產力之準備」「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並為此進行了不懈努力，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改革的先行者。
有資料稱，1917年5月創辦中華職教社前，張謇在創辦近代中國師範教育和特種教育的同時，努力開拓和發展多種形式的職業教育，其中不少是首創之舉。自1902年創辦農學堂起至1915年創辦盲啞學校師範科止，前後14年共創辦、資辦職業學校（專修班）19所，專業門類廣泛，涉及工業、農業政法、金融、交通、工藝等各個領域，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初、中、高級人才。1918年，張謇與黃炎培共同創辦了中華職業學校，校址在上海南市區陸家濱迎薰路。校長黃炎培，張謇為學校議事員，張孝若等為經濟校董。張謇與黃炎培，一個是清末狀元，一個是清末舉人；一個出生於1853年，一個出生於1878年。倆人都是江蘇老鄉，年齡雖相差25歲，但志同道合，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是名副其實的忘年交。黃炎培和張謇走的道路在總體上是一致的。都是揚棄了「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而以理想主義精神，立足於社會，在民間儘自己努力，推動國家和社會發展。
「母實業而父教育」。張謇出生自農商家族，作為一名成長自基層的儒商，實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他意識到「一國之強，基於教育」「苟欲興工，必先興學」「以實業輔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實業，實業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他通過自己的實幹苦幹為改善民生而不懈努力，興實業、辦教育、廣慈善等，先後創辦了通州師範等近400所學校，創辦了醫院、養老院、育嬰堂、貧民工場、女工傳習所等，誕生中國歷史上多個「第一」從生活資源到文體設施，從普通百姓到弱勢群體，從城區市鎮到濱海灘涂等多層面、全方位致力於民眾生活的改善，體現了其為百姓謀福祉、為社會做貢獻、為政府分責任的思想高度和精神境界。
堅苦自立，誠實不欺
習近平指出，張謇在興辦實業的同時，積極興辦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造福鄉梓，幫助群眾，影響深遠，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先賢和楷模。民營企業家應當珍惜自身的社會形象，講正氣、走正道，弘揚企業家精神，做愛國敬業、守法經營、創業創新、回報社會的典範。
從異鄉再回故鄉，從官場再戰商場，張謇的人生可以粗略地分為前半生、後半生。1895年前，主體是學業，苦學傳統國學，豐富人文精神，考學20多場次，答理論的卷子，為國家找道路；1895年後，主體是實業，精學新興西學，履行科學精神，創辦數十家企事業，答實踐的卷子，為家鄉闢新路，創造了南通近代輝煌。雖然沒能實現讀書、當官的傳統意義上「雙峰」，但創造了學業、實業從傳統走向現代演進的「雙峰」。尤其是作為「企業家張謇」，他血脈中蘊含與釋放的企業家精神值得敬佩與弘揚。
自幼浸潤於儒家經典的張謇，對於「誠」「信」自不陌生，曾在諸多場合諄諄告誡其子張孝若與通海學子：「兒須自愛自重。自愛自重無他，在勤學立品。何以立品？不說謊，不驕，不惰，不自放縱任性而已。」張謇對於誠信的提倡並未局限、停留於個人道德範疇，而是將之與現代企業的信用聯繫起來。他以「忠信篤敬」解釋信用，並對此作了具體解讀：「忠則不貳，信則不欺，篤則不妄，敬則不偷」，從字面可以理解為：忠心無二，表裡如一；說到做到，言行一致；專心致志，踏實進取；愛崗敬業，積極有為。
企業與企業、銀行等組織之間的經濟往來，大都採用契約的形式，對於契約的履行必須建立在誠信的基礎之上。張謇深知嚴格履行契約的重要性，曾在對銀行專修科學生的演說中強調「守法宜堅，不可假借」，不可稍有寬鬆，如果履行契約，所有條件稍有欺詐，則信用難以保持，何以招徠主顧？在日常經營活動中，張謇非常注重企業信譽，自覺誠實履行契約，即使資金周轉困難，也想方設法加以解決，決不食言。如紗廠創辦初期極端困難之時，張謇也未曾考慮過失信，而是採納建議「盡花紡紗，賣紗收花，更續自轉」，甚至做好了至無花可紡之時，停車閉廠的最壞打算。他還曾懇切地囑託財務負責人，對於前來結帳之人，立即核實結清，應該償付、應該索要的帳目不可稍有含混。
張謇投身實業的時代，現代法律制度尚未健全。由於缺乏基本法律保護，張謇最初創辦紗廠曾遭遇重重困難。當時商人普遍信用墮落，弊端叢生，企業破產停業層見疊出的外在環境，使張謇時時感到信用制度缺失所帶來的種種不便。民國初年，張謇應袁世凱之邀任農商總長，遂乘機著手進行經濟方面的立法工作，試圖推動信用制度建立，倡導依法經營，信守法律。商律、公司律等法律頒行後，張謇嚴格依照相關法律，展開經營活動，照章納稅，守法經營。
張謇出生在海門鄉村，從小參與農業生產，親歷田間耕作之事，熟知農業之艱難，對勞動人民的疾苦耳濡目染，加之自幼飽讀詩書，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因此可以說與生俱來就具有民本思想。面對近代中國餓殍遍野、民不聊生的現實，作為儒商，一步步艱辛走向成功巔峰的民營企業家，張謇既用自己的如椽大筆抒發對民間疾苦的同情，為民生福祉大聲疾呼、慷慨陳詞，也通過自己的實幹苦幹為改善民生作不懈努力，也正因為辦了大生紗廠，農村窮苦的小腳女人轉身成了收入正常的紡織女工。他發現在上海就有好多出身貧寒、處在底層來自南通的窮人，並把這一「發現」告訴了周圍人，使這些「南通窮人」得到一定救助。
張謇創辦了大生紗廠、鹽墾公司、復新麵粉公司、大聰電話公司等眾多企業，形成了一個輕重工業並舉、工農業兼顧、功能互補的地方工業體系，一度成為全國最大的民族企業集團，他以實業反哺社會，建學堂、開交通、造公園、興水利、辦慈善……到他去世前，僅大生一廠為企業和公益事業的墊款就達70多萬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即便在企業陷入困頓之時，張謇也沒有停止過興辦社會事業，為了籌集資金，這位晚清狀元曾多次在報紙刊登廣告公開賣字。
張謇的隸、楷雅淡安詳，謹守法度，行書則稍見放逸，雅健瀟灑，向他索字的人很多。而他公開賣字，則始於創辦大生紗廠。1897年10月，張謇為大生紗廠赴滬籌集股本，然而此行很不順利，不僅集資不成，還染上霍亂。旅資不濟時，張謇即賣字維持。1899年5月，大生紗廠已建成開工，流動資金不足，張謇再赴滬集資，前後兩月。旅費不足，仍以賣字自給。
1904年張謇出資在唐閘籌建新育嬰堂，1906年建成，一年內收嬰已達千名，費用超過二萬，入不敷出。張謇於是在報紙上刊登啟事，為育嬰堂募捐。然而育嬰堂所收嬰兒不斷增加，「嗷嗷待哺，耳不忍聞」，張謇說既然叫育嬰堂，就「無拒嬰不納之理」，但「歲月遙遙，殊難為繼」，於是他開始通過賣字為育嬰堂籌資，他在報紙上又刊登鬻字啟事，他說：如果我自己不能儘自己的全力，我怎麼對得起那些響應我募捐的人，我捐出和募集的開辦經費已用完，惟有賣字了。張謇計劃每季度以賣足五百元為止，一年計得二千元，可夠百名兒童一年之用。張謇在啟事中說：「我的字雖不足稱道，但是賣字的錢是用來育嬰的，百餘名兒童的性命都繞繫於我的手腕，大家如果不吝嗇錢的話就包涵點我的字吧。」
此後一段時間，上海、南通的報紙上連續刊登著張謇的鬻字啟事。不僅育嬰堂，南通博物苑文物徵集需要經費，送優秀學生出國留學要資助，張謇感到「負任之力固已盡也」，只有靠繼續賣字來補充經費的不足，鬻字的期限一再推遲，潤格也在提高。1916年，隨著殘廢院、盲啞學校的建成，張謇創辦的公益慈善事業不斷增加，「旦旦而救人之助，不足濟緩急，而僕之力用於教育慈善事者，又以途多而分，無已，惟再鬻字」。張謇又發布了《為殘廢院盲啞學校鬻字啟》《繼續鬻字啟》《為慈善鬻字啟》，張謇在百忙中不辭辛勞，以字易資，計劃每天抽出兩小時寫字。為了慈善事業，張謇不顧年事已高，不惜花費精力去賣字，以獲得更多的經費，這一輪集中賣字前後持續了三年多。張謇是這樣表達他的心願的：「諸君雖略損費，然不論何人，皆可牛馬役僕，又可助僕致愛於篤癃無告之人，而勉效地方完全之自治，使城南山水勝處，不復有沿途群丐之惱人。」只要能夠提供資金，任何人都可以像使喚牛馬一樣使喚他，為的就是能夠向那些病殘無助的人獻出一份愛，效力於南通的地方自治事業。
張謇說：「天之生人也，與草木無異。若遺留一二有用事業，與草木同生，即不與草木同腐。故踴躍從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辦事，亦本此意。」他不僅把個人所得無私捐助社會，不僅為南通事業奉獻了金錢財富，更是奉獻了皮骨心血，奉獻了全部生命。張謇是怎麼用心、盡力的？打開大生集團泛黃的一頁頁檔案，曾經的歷史，創業的艱辛，品牌的榮耀，成就的光輝，就赫然在了眼前，難以想像的是，1897年開始，檔案如此齊全、完整、厚實，總數達9491卷，給我們留下的寶貴紙卷足以申報世界記憶工程；翻開厚厚的共8冊卷《張謇全集》，6560頁，總的文字量達到600萬，涉及實業企業的佔2/5，也因此有人說他是思想家。
1926年的夏天，南通氣溫之高創軍山氣象臺有氣象紀錄10年之最，幾乎每天都在35℃上下，7月底8月初最高達到38℃－39℃。8月1日，年已73歲的古稀老人張謇，此時並沒有在家中安度酷暑，早上6時去往姚港勘查主汛期水利，回來之後竟一病不起，23天後走完堪稱「偉大」的人生。去世前一個月，他仍然在為南通事業奔波勞累，直到臥床不起，走到生命終點。1926年11月1日，張謇靈櫬出殯，墓中的陪葬品，只有一頂禮帽、一副眼鏡、一把摺扇，還有一對金屬的小盒子，分別裝著一粒牙齒，一束胎髮。張謇就是這樣把自己的「皮骨心血」全部奉獻給了社會和百姓，而他給南通留下的是一個擁有50多家企業、2400多萬兩白銀的當時全國最大民族資本集團，是由400多所各類學校、場館組成的教育文化體系，是一套完整的水利、交通、供電、通訊、園林等市政基礎設施，是一系列的公益慈善事業。在張謇的領導下，南通由一個封閉落後的封建小縣城，變成了令世人矚目的近代化新興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