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生活在當今高科技時代的人們，享受著現代醫學帶給人們的種種恩惠，人們對那種危害重大瘟疫的記憶本已漸漸遠行。然而，伴隨著一場全新疫病"新型冠狀肺炎病毒"的突然降臨，整個社會一時流言四起，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當我們翻開歷史書籍，重新回顧瘟疫的歷史時，我們不難發現瘟疫一直都是人類文明的同行者！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麥可尼在其著作《瘟疫與人》一書中指出："傳染病在歷史上出現的年代早於人類，未來也將會和人類天長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會和從前一樣，是人類歷史中的一項基本參數以及決定因子。"
因此從疫病的角度來考察社會發展的歷史，不僅可以豐富歷史的面相，增強歷史解釋的維度和力度，而且對於現今社會的防疫、控疫乃至更好地理解人類當代和未來的生存狀況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旨在從公元六世紀流行的查士丁尼大瘟疫入手，從瘟疫爆發的情況、原因以及對於歐洲社會的影響角度來加以討論。
一、 查士丁尼大瘟疫的爆發情況
公元 6 世紀，一場世界性的大瘟疫在東羅馬帝國發生，這次瘟疫發生在查士丁尼皇帝統治時期，因此也被稱為查士丁尼大瘟疫。關於這次大瘟疫的情況，當時著名歷史學家普羅科比在其著述《戰記》中做了最為詳實的記載。此外，普羅柯比之後的兩位教會史家以弗所的約翰（John of Ephesus）與埃瓦格裡烏斯 （Evagrius）也在他們的著述中談到了有關瘟疫的流行情況。
關於這場瘟疫的起源眾說不一：普羅柯比認為，這場大瘟疫起源於地中海港口埃及的普律修姆（pelusium）附近，並沿兩條路線從發源地向外傳播：一條沿尼羅河傳播到亞歷山大裡亞和埃及其他地區，另一條是沿著埃及邊緣傳到巴勒斯坦，然後在從那裡傳到全世界。
而埃瓦格裡烏斯認為它起源東非的阿克蘇姆(Axum)即現在的埃塞阿比亞北部和蘇丹的東部地區。但無論它起源於何處，公元 542 年春天它到達了拜佔庭帝國的中樞——君士坦丁堡，然後通過商路和軍隊的遠徵路線散播到了整個拜佔庭帝國。根據普羅柯比的記載，這場瘟疫的傳播不分季節與地域、種族的差異，並且具有反覆發作的特點，瘟疫傳播的趨勢是從沿海到內地。
關於這場瘟疫的發病症狀，普羅柯比做了詳細的記載。根據他的記述，"在發病的初期，一部分病患者會出現魔鬼、幽靈等幻覺或者經常做噩夢，對於這部分人來說，他們的心理都是極度恐懼的。即使有些患者保持清醒的狀態，他們仍然會出現持續的低燒狀態，但沒有任何危險的跡象，就連醫生也不認為病人會死亡。然而當疫病發展到它的第二階段時，患者的腹股溝、腋窩、耳朵側面以及大腿的淋巴結處開始出現腫塊。如果這些腫塊長到一定程度，膿液自動排出，病人則有恢復健康的跡象，但是如果腫塊繼續保持原狀而無任何變化，情況就會不容樂觀:一些人長期昏迷，難以進食，在缺乏照料的情況下，就會因營養缺乏而導致死亡；另一些人則精神錯亂，異常興奮，無法入睡，並伴有疼痛、饑渴等症狀，他們總是幻覺有人要殺害他們，因而總是情緒激動，高聲叫喊，四處亂跑;有些人則腹股溝淋巴結腫塊開始壞死、腐爛，他們因無法忍受疼痛而死亡；而對於那些長滿了扁豆狀黑色腫塊的病人則會在短期內迅速死亡，患病的孕婦也幾乎沒有救治的希望。當一些醫生為了尋找病因而解剖屍體時，他們發現在死者的腫脹處已經長滿了一種奇怪的癰疽。即使有的病人不明原因的僥倖活了下來，他們也會因為舌頭受到了感染而在康復後留下口吃、語言障礙等後遺症。"
另外幾位史家如以弗所的約翰描述的症狀都與普羅柯比的類似，根據幾位史學家的描述，現代學者基本可以推斷出，公元 542 年流行的大瘟疫應該是腺鼠疫，或稱做腹股溝淋巴結鼠疫。這種鼠疫的傳播主要是通過鼠——跳蚤——人，這場大瘟疫一度在城市中肆虐了四個月，特別是在夏季 氣候炎熱的情況下更是難以遏制。
查士丁尼大瘟疫作為一場規模空前的瘟疫幾乎波及到當時歐洲所有的著名國家，正如普羅柯比所說的那樣："這是一場幾乎使人類全部被滅絕的瘟疫……它不只是降臨到世界的某個地方，也不只是降臨到某些人的頭上，而且不論一年中的任何季節都可能發生，它流傳到世界各處，吞噬著所有人的生命，儘管其爆發的慘烈程度有所不同。"透過這些當時史學家的描述，我們可以對於這場瘟疫有一種比較清晰的認識。
二、查士丁尼大瘟疫爆發的原因
瘟疫的產生與爆發，必須有它特殊的環境和特定的客觀條件，但是對於古代世界的大流行病和瘟疫來說，其爆發原因都有著相似之處，簡單來說，致命的傳染源、廣泛的傳播途徑和稠密的人群是必不可少的三個因素。
首先，農業的出現使人類獲得了比較豐富和穩定的食物來源，這大大促進了人口的增長，而少量的遊動人群向大型定居生活的轉變，使人類接觸日益頻繁，且居住日益密集，這樣，農業比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維持了更高的人口密度與數量。
其次，伴隨著永久性定居，人類開始了對動物的馴養。動物的馴養，所導致的人畜緊密接觸，一方面使人類受到大量動物已感染疾病的侵害；另一方面，它也成為病菌侵入人體的重要途徑。
再次，從醫學的角度來看，人類的公共空間越大，疾病傳播的通道就越多、越通暢。因此，當人類的腳步邁進人類更高的聚集空間——城市時，也為病菌的繁茂孳生創造了另一片天堂，歷史上有文字可考的流行大瘟疫基本上都發端於城市。
以查士丁尼大瘟疫來說，瘟疫傳播到了帝國中樞君士坦丁堡之後飛速擴散，就是因為其一君士坦丁堡人口密集，其二君士坦丁堡是帝國連接各個地區商業貿易的樞紐，從這裡出去的商隊船隻不計其數。君士坦丁堡位於歐亞交界處，扼黑海咽喉，三面環水，是水、陸兩條東西貿易路線的終端。其水路的起點是中國大陸南海的錫蘭，經波斯灣，沿兩河流域上行，而瘟疫也大致是沿這條路線傳播的，因此，除君士坦丁堡外，在這條商業路線的其它一些商業城市如敘利亞、阿拉伯的葉門、波斯、印度等也都未倖免於難，從而演變成了一場世界性的大瘟疫。
最後，戰爭也是導致瘟疫擴散的放大器。在戰爭中留下的處理不及時的屍體往往成為了病菌寄生的溫床。在查士丁尼大瘟疫之前，貝利薩留剛剛戰勝了東哥特王國，而一些病菌也正是在軍隊中被帶到了城市裡。除了查士丁尼大瘟疫之外，其他許多瘟疫都與戰爭的頻發有關，如雅典瘟疫和黑死病等。
三、 查士丁尼大瘟疫的社會影響
瘟疫首先帶來的影響自然是對於人類生命的摧殘。在普羅柯比的記述中，在瘟疫到達君士坦丁堡的四個月內，每天死亡的人數都在不斷的上升，從五千人到一萬人，但他沒有明確指出該城大瘟疫期間死亡的總人數。這場大災難的另一位見證人、教會歷史學家以弗所的約翰詳細記錄了瘟疫爆發的死亡慘狀，他寫道："到處都是因無人埋葬而在街道上開裂、腐爛的屍體，四下都有倒斃街頭、令所有觀者都恐怖與震驚的範例。他們腹部腫脹，張開的嘴裡如洪流般噴出陣陣膿水，他們的眼睛通紅，手則朝上高舉著。屍體疊著屍體，在角落裡、街道上、庭院的門廊裡或者教堂裡腐爛。……在一天當中，5000 到 7000 人，甚至是多達 12000 人到 l6000 人離開了這個世界。由於這還僅僅只是個開始，政府官員們就站在港口、十字路口以及城門處清點著死亡人數。這樣，君士坦丁堡人瀕臨了滅絕的邊緣，只有少數倖存者。如果僅僅考慮那些死在街頭的人——若有人希望我們能夠說出實際上曾經統計過的具體的死亡數字——有超過 30 萬人在街頭斃命。那些負責清點死亡人數的官員統計至 23 萬人後，發現死亡人數簡直難以計數，所以不再清點。從那以後，屍體就不經清點就直接拉出城去了。"客觀來說，瘟疫承擔了人口縮減的任務，的確減輕了受災地區之後的人口壓力，但是對於瘟疫經歷中的人們來說，這場經歷是痛苦以及不堪回首的。
帝國皇帝查士丁尼鑲嵌畫
其次，查士丁尼瘟疫的爆發也是對於查士丁尼政府的一次緊急突發事件，其應對措施是否得當直接關係到了帝國政權的存亡。在查士丁尼瘟疫爆發期間，由於人口的大量死亡使得埋葬的速度遠遠趕不上死亡的步伐，窮人的屍體到處亂拋，即使顯貴之家也出現暴屍數日無人埋葬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查士丁尼皇帝命令身邊一位叫做西奧多（Theodore）的大臣，負責救濟災民和處理屍體的工作，並指示他盡可取用所有必須的黃金，西奧多盡職盡責地將皇帝從國庫中的撥款分發給災民，當資金不夠時，他甚至動用自己的財產來救濟民眾。為了解決屍體問題，西奧多用重金僱用一些健康的平民挖掘墳墓和運送屍體，當城內所有可利用的空地用盡之後，屍體便用船被轉運到城外金角灣的斯開（Sykai）要塞，在那裡將其埋葬。同時，西奧多還命人在君士坦丁堡城外的高山上挖掘可以放置七千多具屍體的墳墓，在這些巨大的深坑中，所有的屍體都按照交替相錯的方向層層疊落起來，以便使所有的空間都得以盡用。
雖然掩埋屍體在主觀上未必完全是為控制瘟疫傳播而採取的措施，但在客觀上確實起到了這種作用。正是因為西奧多這樣得力的大臣存在，才讓查士丁尼政權成功從瘟疫的災難中存活下來，並在歷史上為查士丁尼皇帝留下了一個明君的形象。
帝國將軍貝利薩留
另外，從普羅柯比的論述中我們很容易看到瘟疫對於時人心理狀況的衝擊。面對突如其來的瘟疫，人們總是心懷恐懼人心惶惶的。普羅柯比寫道，"一天又一天，我們也像所有的人一樣，叩擊著墳墓的大門。如果夜晚來臨，我們就會想，死亡定會在夜間來攫取我們的性命。若黎明降臨，我們又會整日面對墳墓之門。……在旅途中，我們看到了荒蕪人煙的呻吟著的村莊。地上鋪滿了屍體；路邊的補給站一片漆黑，孤寂與驚駭充斥著每一個碰巧走近又離去的人的心。而被人遺棄的牲畜四散在山間徜徉，根本無人看管。"
四、以古為鏡，繼往開來
面對瘟疫，人們產生緊張、恐懼、悲傷、絕望等情緒都屬於人們正常的心理應激反應，但是如果這種反應超出了人所能承受的適應能力，便會導致人們心理、生理平衡的失調，甚至是理性行為的喪失。在這種情況下，社會規範常常會被打破，整個社會通常呈現出一種無序、混亂的局面。在最嚴重的時候，人們甚至會認為是瘟疫是末日審判的降臨。實際上這種瀕臨崩潰的心理狀態直到今天，新冠肺炎肆虐最嚴重的世界上仍然存在，在無力對抗的災難面前個人仍然顯得十分渺小。
瑞典病理學家弗克漢斯曾經說過："人類的歷史即其疾病的歷史"。"人類與環境關係的改變，是決定疾病影響人類社會的關鍵因素。
在古代歐洲的歷史上，從雅典瘟疫到查士丁尼瘟疫，甚至再到之後的黑死病，幾乎每一次大瘟疫的流行都是人類文明自身行為的結果，人類在徵服自然，創造自己的物質環境與社會環境的同時，也創造了瘟疫流行的各種條件，如牲畜的飼養、人口的聚集、商貿的往來、城市的出現、徵戰侵略等等，人們總是在這些不斷的創造活動中毫無意識地逐步將自身推向了災難的邊緣。
從這個意義上講，瘟疫是天災與人禍共同作用的結果，其發生具有自然與社會的雙重原因。今天這一特殊時期了解和重溫古代歐洲歷史上的大瘟疫，也對於我們的決策機制、防控防疫以及對於歷史事件的"共情"有很大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