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滋病作為一種社會行為性疾病，因為和「性」緊密相連，直接衝撞著傳統的價值觀念，容易被貼上有悖於道德的標籤，漸漸被汙名化、有罪化。而與我們老生常談的被歧視相比，被拒診成了感染者困境的另一面體現。
從事「防艾」工作十五年的專業防治科科長李輝
投身「防艾」宣傳十幾年的資深志願者咔咔
多年來為「艾」發聲
在今天
他們講出了共同的心願
「希望社會更加寬容」
「慢性的傳染性疾病」
李輝是濟南市市中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愛滋病防治科科長。除了本職工作外，她還申請了個公眾號，專門做與「愛滋病相關」的諮詢。
每天，她能收到近500條諮詢信息，這其中包括感染者，還有懷疑自己感染、惴惴不安的諮詢者……他們擔任著形形色色的社會角色，或許在某些小範圍的圈子裡，有些人敢於公開自己感染者的身份，但絕大數感染者，只能在匿名的網絡平臺上袒露心聲。
因為不敢公開身份而導致的傾訴無門，網絡平臺成了感染者們最好的途徑。於是在知乎平臺上，他們在「感染HIV是一種什麼體驗」的問題下，寫下了親身經歷。
25歲的阿坤寫下了這樣一句話：
「我每天都在想，怎麼安排離開後的生活。我要存一筆錢，然後悄悄離開父母，讓最好的朋友定期給父母轉錢，讓他們以為我還活在這個世上。」
阿坤一年前被確診為感染者，自此以後很少出門。他買了一臺縫紉機，靠做衣服為生。他幾乎不用社交軟體，每天都會哭，現在想起來還是流眼淚，即便如此，他依然選擇一個人待著，仿佛多個人就渾身不自在。
而回憶自己被感染的原因，阿坤也毫無保留地寫了出來：
一次醉酒後，他與一不相識女子發生了高危性行為。時隔幾月後，他便出現了頭痛、低燒、食慾下降等症狀，直到最終檢測結果確認。他沒有把自己生病的事情告訴過任何人，包括父母。
熊念確診那年12歲，剛讀初一。一夜之間，什麼都變了。親戚們不再去他家做客，往日交好的朋友連見面都成了奢望，甚至連親戚朋友結婚，父母都不在邀請範圍內。「即使他們去了，我也不能去，久而久之就習慣了，我失去了除我爸媽之外所有的親人。」
熊念一字一句地寫道：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麼錯，所有人見到我都如瘟神般避開，我變得自卑且敏感。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靠酒精來麻痺自己，不僅身體每況愈下，成績也一落千丈。」
熊念始終不知道如何被感染的，「除去性傳播、母嬰傳播，那也只有血液傳播了……」他已經不想再追究，「我現在習慣了這樣的生活，這樣就夠了。」
「可怕的不是病毒，而是因病毒造成的人心惶惶時的絕望。」熊念更新了自己的留言，「不要太害怕，這句話是給恐艾的人說的，也是給感染者的。」
「這麼多年，社會大眾對愛滋病感染者異樣的眼光始終沒變。」李輝說，其實B肝、C肝都可以通過性的途徑傳播，可為什麼只有愛滋病讓人們談「艾」色變？歸根結底還是「性知識」不健全導致的。
李輝認為，如今大環境下的醫療體系逐步健全，愛滋病感染者可以得到免費的治療，除了免費藥外，有經濟條件的，他們還能選擇自費藥。「越來越多藥品的選擇，能讓他們對醫治更有信心。」她說。另外，很多感染者在接受治療後，體內病毒載量就能檢測不到。「這樣是幾乎不影響壽命的，愛滋病對他們來說是個慢性的傳染性疾病而已。」
諱莫如深的「拒診」
即便如此，但李輝依舊很矛盾，她的矛盾點來源於「拒診」。
一方面，李輝極力主張愛滋病感染者在治療其他疾病時對醫生主動告知，但接二連三的被感染者因「拒診」而發來求助信息打破了平靜。
被「拒診」，是愛滋病感染者在普通大眾談「艾」色變而隱瞞身份後，又不得不面對的另一障礙。
李輝向新時報記者講述了一個真實的例子，為了保證隱私，敘述中，我們稱他為「A」。
A是外省的一位公職人員，雖然是愛滋病感染者，但治療情況很好，體內的病毒載量為「0」，人到中年，他的職位也接連晉升。礙於身份原因，A患肺動脈高壓後只選擇外出就醫，且不願使用醫保。他向李輝求助後，李輝推薦他到國內一所知名定點醫院治療，多日後症狀仍得不到緩解，無奈之下，A只得求診北京一所知名三甲醫院。
他沒有隱瞞自己感染者的身份，但得到的答覆是讓他轉至北京的傳染病醫院。經過多方協調，A才得以在這所三甲醫院治療。不過他最終也沒到住院部的病房，所幸的是，在門診上住6天以後，因為醫治對症，症狀緩解了。
A的經歷並非孤例。有些原本稀鬆平常的手術問題，一旦和愛滋病產生關聯，醫生的恐慌換來的是病人的碰壁。如此，醫生選擇「拒診」多了，後者諱莫如深的隱瞞也會隨之變多——惡性循環，又加劇了手術困境。
愛滋病感染者被拒診案例
在河南鄭州，一名感染者和醫生約定好時間進行肛腸手術，但在醫生得知感染者的愛滋病情況後，只說了一句「你走吧，我夠給你面子了」；在江西南昌，一位感染者在外務工，遭遇車禍，但在搶救過程中，醫院因其HIV陽性拒絕提供手術，最後經過志願者協調，才在第二天得以安排手術，但因錯過了最佳治療時期不得不截肢；一位愛滋病感染者，為了做痔瘡手術，跑了縣、市、省三地，終於在省級指定愛滋病治療定點醫院做了手術。
在愛滋陰影下的醫患雙方，面對著有關知情權和生命權的矛盾，他們都希望對方能夠換位思考：如果你是醫生，願意給感染者做手術嗎？如果你是患者，願意被醫生拒診嗎？
新時報記者查閱相關規定，國務院2006年初頒布的《愛滋病防治條例》第四十一條則顯示，「醫療機構不得因就診的病人是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愛滋病病人，推諉或者拒絕對其其他疾病進行治療。」
事實上，「拒診和推諉」很難界定。「有時候，即便是患者住院等待手術排期了，但在得知其感染者的身份後，也會以看似合情合理的理由讓對方出院。」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志願者告訴記者，「看似合情合理的理由」諸如：不適合手術、建議保守治療、沒有床位等等。
李輝認為，傳染病醫院的醫生接觸的愛滋病感染者較多，對愛滋病的了解也更多。他們明白只要按照規範防護和操作，很少會發生職業暴露的情況，就算發生職業暴露也能及時阻斷免於感染；反而是普通醫院的醫生由於不了解、不清楚，會對愛滋病職業暴露的擔憂更多，也就出現了拒診和推諉的現象。
她能理解醫生拒診時的恐懼憂慮，也能理解病人隱瞞病情求醫時的迫不得已，「理想的狀態是，患者主動說，說完醫生得給治。」
所以，在公眾平臺上，有遭遇拒診的愛滋病感染者會把自己的經歷公布出來，希望引起公眾的關注。但更多人選擇默不作聲，因為相對於被「拒診」，他們擔心隱私被洩露。
無法獨善其身的「寬容」
在網絡平臺，流傳著一份由感染者和志願者通過「蓋樓」整理的「不拒診醫院名單」，上面登記著患者們在求醫過程中遇到的不拒診的醫生和醫院名稱，大大小小的醫院、形形色色的科室匯總在一起，給其他感染者提供參考。
實際上，在與愛滋病的對抗中，志願者組織們也在行動。在濟南，「濟南彩虹」的發起人咔咔，是個投身防艾宣傳十幾年的資深志願者。男同性戀是愛滋病的易感人群，作為男同性戀社區愛滋病幹預志願者組織，咔咔跟志願者們在這個圈子做好科普、宣傳和力所能及的工作。
咔咔坦言，經過多年運作，濟南彩虹已經有了近8名核心成員，近50名志願者。在「濟南彩虹」，志願者們幾乎都會「身兼數職」，他們的陣地不僅在線上，還會在恰當的時間和場合，走上街頭，參與社會性的公益活動。
十幾年前，咔咔還是個踏入社會的大學生，那時，他被身邊朋友的經歷觸動後，決定發起「濟南彩虹」組織。這些年，讓他欣喜的是，在「濟南彩虹」服務的目標人群中，變化是明顯的。
「不要有僥倖心理，例如，他看起來很健康或者我只有一次高危性行為……」咔咔的志願者團隊們努力向圈子裡的人普及科學的愛滋病知識，如今，組織還與醫療機構一起，提供免費的HIV公益檢測。
「他們一開始是排斥、厭惡的，認為我們宣傳愛滋病知識是帶著有色的眼光看他們，後來了解以後，他們態度就有了變化。」咔咔說，到現在，很多人變成了志願者組織裡「忠實的服務對象」，他們變得能平和參與討論，甚至主動來聊。
但在咔咔看來，社會大眾對愛滋病感染者的排斥依然是顯而易見的，這讓他非常困擾，「總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繼續努力吧。」
一直在努力的還有李輝，今年12月1日，「世界愛滋病日」，她通過製作一個H5小程序，發起了一項「我是醫務人員，我願意救治愛滋病病人」的活動。
截至發稿前，已經有全國各地的4895名醫務人員響應，還有湖北省孝感疾控中心等集體響應，這個數量還在不斷增長。隨之，李輝還將發出承諾的外科醫生名單整理到公眾號上，方便感染者留存。
「H5並不算什麼創新，我只是想通過這一個小互動，把手術歧視、拒診的問題推動一點點。」李輝說，雖然她這次蹭了「世界愛滋病日」的流量，但她卻並不怎麼喜歡這個日子。「大眾什麼時候不把愛滋病單拎出來，我們的工作才算做到了位。」
跟李輝一樣，咔咔也有一個心願，就是希望有一天，大眾不會把12月1日當成一個特殊的日子，不再帶著有色眼鏡看待感染者，愛滋病人可以像一般病人那樣公開自己的身份，「希望這個社會能更加寬容，因為沒有人是能獨善其身的。」
跟愛滋病感染者接觸的人心裡都會明白，社會歧視比愛滋病本身對人造成的傷害更大。「指望一年兩年之內消除歧視，是不太現實的，可能需要一兩代人之後，才會有所改觀。」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志願者說。（文中採訪對象除李輝外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