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常名」的道
春秋中期以降，諸侯割裂，齊桓公小白任用管仲為相，一改周代禮制舊俗，在齊國推行尚功利的治理模式，由此開啟了列國變法的潮流。這一「霸道」之治在當時飽受批判：
仲之任術立伯，假義濟欲，縱其致富強，而汲汲功利，禮義俱喪，其果有聞正心誠意之道乎! (《諸子辯》)
不過，即使是西周的禮樂，這所謂的「王道」，老子也是不屑的。也就是說他既反「禮樂」，又反「法」。
既然批駁，總要有一個靶子，即使它是個稻草人。那麼，在禮樂的老傳統和變法的新思潮裡老子盯上了什麼呢？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老子》第三十二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老子》第三十七章)
以上，我們知道老子是提倡「無名」的，而無論是周代的禮制還是諸侯的變法，恰恰是一種「有名」。「禮」的要義之一便是「正名」，自不多說。其實，列國變法過程中其核心也是一種「名」——「刑名」：
管仲的改革即著力於「 作內政而寄軍令」將民眾按照士、農、工、商的不同職業進行編制並使之定居在不同地方。同一職業者聚居一處不僅便於交流專業技能，且便於管理。對軍隊則採取類似保甲的制度，此外尚有舉賢授官、重罰嚴誅等。這些舉措的前提都是審名、定名。
由此可見，禮、法皆出於「名」，是「 名」 的制度化表現，也表明「 名」 是禮、法的抽象形式，是建立規範、秩序的工具。而這種「有名」恰恰是老子所反對的，「 侯王」 應當遵循、效法「 無名」，在主觀上也應當無欲，即儘可能弱化自己的權力意志，不要以私志來規範、限制民眾，這樣才能收到最好的治理效果——— 「 萬物將自賓」 「 天下將自定」。
而政治上「無名」的根據在哪呢？這就是道的「無名」：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老子》第四十一章)
那麼不應該是「無名」的道，為什麼說是「常名」的道呢？老子在此處的思辨頗為細緻。他通過「 無名」 對「名」不斷進行否定之後依然有所保留，其想肯定的是「 常名」 指向的「 常道」、「 常德」。也就是說 「 道」 使得萬物初生即被賦予內在秩序，而無需權力主體作為天命的代言人為百姓制定規範和秩序。而這一「道」也恰恰是萬物在自然、自化中體現出來的。如果說「 名」 是人為介入、對萬物進行規定的產物，那麼「 常名」 則是包括人在內的「 萬物為一」 的狀態，從而為「 秩序」 之「 道」 注入泛愛萬物、至公無私的價值內涵，把道從形而上的「無名」層面拉回到現實生活裡，即所謂「常名」的「道。[1]
02.「自為」的自然
上文也提及了「道法自然」，也就是道遵循萬物的自然。不過就這四個字在學術界卻爭議頗大，其爭議的點在對「自然」的理解上。
例如，「自」可解釋為「初始」，也可解讀為「自己」，這樣就可以從根源性和自覺性上進行兩方面的解讀。不過，我們在這裡採用另外一種區分的方式，即「自然」的隱含主體上來談：
「道法自然」——道
「輔萬物之自然」——萬物
「希言自然」——無為的「 聖人」
「百姓皆謂我自然」——百姓
而我們這裡要談的「自為」的自然便是從百姓角度講的。承上文所講，道、德是百姓天性本有的，而無論是儒家人為提倡的「禮」還是更等而下之的「刑」都是對百姓自然狀態的幹預，聖人任智，用多種方法治理百姓，百姓也用智以應對，這導致百姓走向詐巧，因而「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攻之愈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況人哉! (《 莊子集釋·胠篋注》)
因而聖人應該聖人之自然 「 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把屬於百姓的自然還給他們：
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老子》第十七章)
那麼，百姓依憑自己的本性「 自化」 「 自正」 「 自富」 「 自樸」，是為百姓之自然。百姓自作自為，故是一種「 自為」的自然。
不過，聖人（執政者）不事掌控，百姓真能「 自化」 「 自正」 「 自富」 「 自樸」 嗎? 就像儒家的孟子，他主張為政之本在「 民事不可緩」，就是認為執政者在「 制民之產」上不作為，民眾必定「 放闢邪侈，無不為已」。老子這種看似無功利的自然，也許恰恰是一種更長遠的「成本－效益計算」，我們下面來談。[2]
03.「功利」的無為
實際上，老子關心的聖人（執政者）「 無為」 的效果，並不主要是這種治理方式是否會對民眾有利，而在於是否會對執政者的「 長生久視」 有利。所以他對「 無為」 效果的描述，又是通過與控制性的「 為」相比較而言的：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慾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老子》第六十四章)
這裡對「 為」的否定與對「 無為」的肯定，完全是從效果上的「 敗」 與「 不敗」 著眼。而關注效果( utility) ，正是功利思維的基本特徵。其立意並不在保全百姓和萬物的「 自然」，而是要強調節約性統治對聖人（執政者）最有利。
老子的這一觀點或許與他的經歷有關，有傳言他做過周朝的「圖書管理員」, 就是史官一類的職務：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褔、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君人南面之術也。（ 《漢書·藝文志》）
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那麼，周朝發生了什麼讓老子如此「圓滑」呢？
其一，戰爭
大家經常了解到的周文王推崇「 文德」，是儒家推崇的」聖人「，但這只是是在「 謀武」克商的準備階段，鑑於「 民之多變」而欲聚攏人心。事實上，周人重「剛」尚「武」，但至武王克商及成功後，中心任務始終是對殷人和少數民族「 申喻武義」，從史實來看，西周作為軍政權的特徵直至覆滅都沒有褪去。從西周早期應對內憂外患的緊迫任務看，這樣的執政方式無疑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但長期來看，控制訴求的強化定會使統治成本不斷升高，並可能因為成本的損耗令政權陷入困境。在古代社會，因為控制強、成本高的統治，往往會在成本損耗接近峰值時由某些偶發事件導致崩潰。有學者便將西周的滅亡歸於幽王時期王室因為錯誤的形勢估計而挑起對申國的戰爭。
其二，內耗
與戰爭相比，在古代社會，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博弈才是損耗統治成本的決定因素。不難想見，申侯聯合少數民族推翻西周之前，幽王與王后、太子等代表的申國勢力的鬥爭已經透支了整個王室的統治資源。
這裡其實隱含了一個博弈論的問題。通常情況下，短期來看，獲利絕不等於受損，沒有得到越多、失去越多的問題，但長遠來看，利害因素會發生轉化，可能會出現當下獲利越多、未來受損越多的情況。這時，功利考慮的焦點就必須從短期的收益最大轉向長期的損失最小。也就是說，面向長遠的功利考慮應以節約成本而非擴大所得為原則。控制越強則成本越高，成本越高則滅亡越快。
老子對「 無為」的倡導其核心精神就是節約統治成本：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 早服謂之重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老子》第五十九章)
「嗇」——節約統治成本——「長久」，這便是老子「功利」的無為。[3]
參考文獻
[1] 周曉露.從「名」看《老子》的哲學突破[J].哲學研究,2020(03):62-69.
[2] 羅祥相.論老子「自然」思想的邏輯展開[J].哲學研究,2020(02):47-54+127-128.
[3] 李巍.德治悖論與功利思維——老子「無為」觀念的新探討[J].哲學研究,2018(12):6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