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一陣風，喚醒沉睡了千年的軀體；輕輕一陣風，拂去歷史神秘的面紗。站在時間的肩膀上，我與歷史對話。
傅斯年既有強烈學術進取心，也有強烈文化自尊心。在《旨趣》中舉多例論證，中國的歷史學和語言學有個好開端，但現代落後，是因為「題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擴充了，工具不添新的了」，「政府最忌真史學發達之故」。
歐洲七年苦讀，涉獵甚廣，讓傅斯年有寬闊的國際視野，「不但具有雄厚的國學根柢，對於歐洲近代發展的歷史學、語言學、心理學、哲學以及科學都有徹底的認識。」
傅斯年清醒地意識到中西學術交融的發展趨勢，「國人如願此後文史學之光大，固應在戰勝外國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應借鑑於西方漢學之特長。」
傅斯年在《考古學的新方法》分析，中國考古舊方法之弊，「都是用文字做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肯定外國學者新的研究方法，「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觀察，以人類文化做標準，故能得整個的文化意義」。
所以在《旨趣》中提出「擴張研究材料」、「擴張研究工具」的宗旨，還在結尾響亮喊出三句口號，最後一個口號極具煽動性，也是點晴全文的心聲：「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傅斯年本人在文史哲等眾多領域建樹頗豐，可惜天妒英才，否則學術豐碑更巨。廈門大學教授謝泳在《學術之外的傅斯年》評價，「作為學者，傅斯年本人的學問，在他同時代的學人中不是最好的，但他是有真學問的。」
也有學者對傅斯年的學術貢獻評價很高。如他的《民族與古代中國史》中的五篇文章（《夷夏東西說》、《姜原》、《周東封與殷遺民》、《大東小東說》、《論所謂五等爵》），何茲全認為「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創見──獨到的見解，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創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
哈佛大學教授、考古學家張光直稱讚，「傅先生是一位歷史天才，他的《夷夏東西說》一篇文章奠定了他的天才地位」，並說此文與董作賓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是他所看到的有創始性和突破性的最好的兩篇文章。（何茲全《獨為神州惜大儒》）
史語所的學術重鎮獲得國內外學術界的公認。羅家倫在《元氣淋漓的傅孟真》中介紹，「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集刊』和『分刊』，得到國際學術界很高的重視，……孟真領導的力量是不可磨滅的。」
季羨林在《掃傅斯年先生墓》也說，傅斯年「創辦的《史語所集刊》在幾十年內都是國內外最有權威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刊物。一登龍門，身價十倍。」歐陽哲生在《傅斯年學術思想與史語所初期研究工作》中稱讚，「史語所《集刊》、《專刊》所發表的作品沒有一篇不是精心製作、嚴格編審。」
歷史的車輪勢不可擋，歷史的公正一往無前。傅斯年為中國大學、中國學術、中國文化奉獻的不朽功勳，被學界銘記，被民眾傳頌，與山川共存，與日月同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