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性格之中，最張揚的就是「霸」，最受詬病的也是「霸」。他錚錚鐵骨，坦蕩狷介，一改某些知識分子唯唯諾諾、明哲保身之陳習，因此獲得「傅大炮」、「傅老虎」、「曹大丞相」等綽號。愛之欲其永生，恨之欲其速死。
傅斯年「他們看見我就跑，我很寂寞」傅斯年之「霸」，正視之是擔當、是勇氣，顯示其領導力、組織力；睥睨之是獨斷、是自負，難免對人對事有偏見、有誤會，固然經常佔理，不可能每次都佔理。何況咄咄逼人，即使有理，也讓人難以接受。傅斯年去世後，蔣夢麟回憶：「他心裡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他說一就是一，說二就是二，其中毫無夾帶別的意思，但有時因此會得罪人。」
1943年冬，王世襄從北平來到重慶，一心想去大腕雲集的中研院史語所工作。他是燕京大學碩士，英文好、歷史好，又請大哥王世富的清華同學梁思成引薦，信心滿滿，覺得在史語所謀職有戲。沒想到傅「霸王」面談時只說兩句話，就把他擠兌走了。
傅斯年第一句問：「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王答：「燕京大學國文系本科及研究院。」傅接著來第二句：「燕京大學畢業的不配到史語所來。」王世襄臉一紅，從他辦公室出來。梁思成無奈，只好把他放在「自留地」中國營造學社做助理研究員。
除了母校北大，大概只有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生的史學功底，才能讓傅斯年刮目相看，其他大學入他法眼的不會多，難免以偏概全。
燕京大學是民國的名校之一，成立於1916年，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首任校長司徒雷登大刀闊斧，治校業績斐然，燕大在中國教育界的聲譽直追清華、北大。「北大老，師大窮，清華、燕京可通融」，這是「七·七」事變前流傳於北平高校的女生擇婿標準。
傅斯年與王世襄的故事還有精彩的「兩句話」後繼。王世襄在中國營造學社幹得很好，抗戰勝利後，清理追還被敵偽劫奪的文物，貢獻頗多。1945年9月至1946年10月，就具體經辦收回六批文物。
1946年11月，王世襄在南京出席清損會會議，即將赴日交涉索還戰時損失文物。傅斯年在會上又對他說了兩句話。第一句是：「你去日本工作，追索文物當和在平津一樣，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第二句是：「那年在重慶你來見我，我不知道你還能工作，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傅先入為主，念念不忘王的「跑腿打雜」辦事功夫和燕京大學背景，而不是他的學術潛力，令人哭笑不得。
史語所的年輕人，都是傅斯年一手栽培，受過他的嚴格訓練和薰陶，愛他、敬他、畏他，見他有如老鼠見貓。史語所每天下午五時晚飯後，職員都出來溜達，遠遠瞄見傅所長過來便跑開。傅很失落無奈，告訴弟子王叔岷：「他們看見我就跑，我很寂寞。」
傅斯年心正體胖，會拍拍肚子，以自己是胖子而自豪。有一天，中研院社會研究所所長陶孟和到史語所，感到氣氛與前些時候大不相同，便對董作賓傳神地說：「胖貓回來了，山上淘氣的小耗子，這幾天斂跡了。」董作賓對此感慨，「孟真先生對朋友，對同人，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人愛他之處在此，但是受過『訓』的年輕人，『敬』同『畏』卻又壓住了他們的『愛』。」
歷史學家何茲全是傅斯年的學生，後來隨他入史語所走上學術之路。他說：「我同所內大多數學長、學弟一樣，對傅先生是又尊敬又拘束，用三個字來表達，那就是『敬』、『怕』、『親』。」何茲全還算好，他的堂兄何思源和傅斯年是北大同學，新潮社戰友，在德國一起留學，回國後在中山大學一起任教授。
何茲全入北大念書，何思源拜託傅斯年教授做擔保人，所以何茲全怕歸怕，還敢鼓起勇氣，當面告訴傅所長：「大家都怕您，我們在那裡聊天，有說有笑，您一來，大家就溜。」傅說：「要命，我這麼不受歡迎。」何答：「不，沒有人不歡迎您，都尊敬您，親您，但是和您在一塊又高興又拘束。」
1995年12月，何茲全受邀赴臺，參加傅斯年誕辰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會後，85歲高齡的何茲全去臺大傅斯年墓前祭奠，行三鞠躬禮，然後和夫人郭良玉一起跪下默哀，何老先生還哭了。師者有仁，學生感恩，也是中國師生情、師生緣的一段佳話。
陳寅恪大師對傅斯年的「霸氣」也頭痛，敬而遠之。因陳從香港返桂後滯留，不來李莊駐所，傅逼迫中央研究院將陳的專任研究員解聘、降薪，兩人多少有些隔閡。
1943年春，陳寅恪寫了首詩《癸未春日感賦》給史語所同仁，頜聯是：「讀書漸已師秦吏，鉗市終須避楚人。」「似乎隱含了他對傅斯年的不滿，認為傅斯年已成『秦吏』，自己需要躲避一下。」據吳宓日記，1945年9月16日，陳寅恪夫人唐篔向來訪的吳宓抱怨，「傅斯年來函之薄情無禮」。
「等他一死，遇到事情要爭道理時，沒有人出來為你爭了」
在李莊時，史語所一個同事的小孩拿香火燒螳螂，他看到後，朝孩子的屁股踢了一腳，生氣地說：「怎麼從小就這麼殘忍！」他對這個調皮小孩的管教，流露出對小動物的仁心。
傅斯年具儒家名士之古風。對貪腐瀆職權貴，從來沒有好臉色，捨得一身剮，敢把兩任行政院長（孔祥熙、宋子文）拉下馬。但對基層職員、學生、工友，脾氣多不衝動，反而和藹可親；如有衝動，常常後悔且補救。
很多人怕傅斯年發飆，卻有人「喜歡」他發飆。秘書那廉君回憶，傅斯年在南京的所長辦公室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對他發脾氣。因為傅發洩之後，十次有九次會後悔，「上午發了大脾氣，下午某雜誌社送來的一筆稿費，一古腦兒送給了老裴」，以表歉意。
那廉君保護文物，傅所長屢被「折磨」，仍然乖乖配合。中國宋版書籍全是國寶，一直是收藏界趨之若鶩的珍品，素有「一頁宋版，一兩黃金」的說法。北宋刊《史記》、南宋刊蜀本《南華真經》、南宋刊《文苑英華》，合稱臺灣地區「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的「鎮館三寶」。
抗戰勝利後，傅斯年幾經考慮、研究，又諮詢專家們意見，拍板花巨款1億元為史語所購入北宋版、南宋修補、南宋印的《史記》40冊，放在保險柜中。胡適、趙萬裡等人共識，「此本為今存《史記》之最古本」。胡適支持傅斯年花巨款購書，鼓勵說：「你此次豪舉，並不錯誤。」傅很喜愛這部書，一有空就請負責保管的那廉君拿到辦公室翻閱。
那廉君盡職盡責，每次都在所長身旁「緊盯」，防止他的菸斗或雪茄。傅辦公室的大型吊電扇吹得「老古董」的書頁嘶嘶作響，每頁之間原來夾著一片用於防潮的菸葉，幾乎飛舞起來，那廉君立刻把電扇關掉。傅體胖怕熱，汗流浹背，也無可奈何，作了一個非常天真的表情，連說：「好，好！」另一次，嘆口氣對客人說：「你們看，我也受到了限制！」
據史語所的所務會議記錄，傅斯年的提案幾乎都是「議決 通過」，但也有個別未通過。例如，他在1931年1月25日所務會議上臨時提案，「本所集刊每本最後一分（按：相當於季刊）須附此本所有論文譯成英文提要。」
他的初衷很好，有英文摘要方便宣傳，更容易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關注。但陳寅恪反對，認為「此事極難」，理由也很充分：本所同事研究方向不同，專業性太強，隔行如隔山，恐怕沒有人能勝任翻譯，即使自己翻譯也吃力，最好只附英文題目。所務會議最後決定「保留待下次討論」，實質是擱置傅斯年所長的提案。
傅「胖貓」主持史語所所務22年3個月，期間史語所需資金、設備、圖書、項目等，主要靠他協調爭取。他去向蔣介石、蔡元培、陳誠、朱家驊、胡適等人要經費，常常不會空手而歸，更不會虧待他。1949年6月，臺灣地區物價高漲，臺大教授日子難過。朱家驊剛升任行政院副院長，傅斯年來電祝賀，虛晃一槍，即伸手要錢，申請為臺大教員加一個月全薪。朱家驊批示：「中央財政困難已極，弟當設法商請閻公（按：時任行政院長閻錫山）籌撥一款補助也。」
他長期處於政局不穩、戰爭不休、經濟拮据、官僚腐敗、社會動蕩的年代，擅長利用與政府高層建立的緊密人際關係，為自己、朋友、新秀開展高質量的學術研究，尋找必要的支持、極限的突破。陶希聖曾說：「傅斯年活著時，人們怕他，可是等他一死，遇到事情要爭道理時，沒有人出來為你爭了。」
有一次，傅斯年在重慶籌得一筆小款，託人帶回李莊，分贈給史語所同仁。分法卻反常：職位低人口多的，反而分錢更多。職位高的不爽了，有怨言。傅有先見之明，附信已預言：「你們分得這筆錢後，有的人一定大吃，有的人一定大罵。」
毛子水在北大同學中最佩服傅斯年，他到中大、北大、臺大任職，都是傅斯年提攜。毛肚中有貨，但口才一般，也有自知之明，教書非己所長，愛好網羅文獻，自謙是「dilettante」（按：半吊子）。傅斯年知人善任，推薦他兼任北大圖書館館長，但也不滿意老友的安於現狀、不求上進。在臺大當面對毛說：「不是因時局關係，我決不會請你教書的。」毛評論傅：「最偉大的地方，在他的大公至正的存心」；「對一個國家學術機構的首長，學識固然重要，公正無私尤為重要。孟真學問上的天才，固然是稀有的；而他的大公至正的心胸，則尤為罕見！」
位於臺北市大安區中國臺灣大學校園內的傅斯年墓園——傅園「傅先生的跋扈是為公，不是為私，是為人，不是為己」孟真很猛很真。早在中山大學就和傅斯年共事的黃季陸教授認為，傅斯年的本性是「天真、純潔和義俠一類的人物」；「在舉世普遍被重利輕義，虛偽和勢利種種惡習籠罩著的今日社會」，這類人物「使你心坎上釘著一件東西，永久都不會忘卻」。另一位中山大學教授、和傅做了三十多年朋友的北大同窗伍俶說，「沒有看見他向人低過一次頭」，「沒有絲毫官僚政客的氣味」。
和傅交往二十多年、在中研院成立之初就熟悉的程滄波說，「從未覺得他驕傲，我只感到他的熱情洋溢，醇厚有味。」在經常採訪他的記者們眼中，「他是一個最和藹樸實而平民化的學者」，「慈和、誠懇」。
思想者、先行者的靈魂必定是自由的，心胸通常是寬闊的，言行往往是孤寂的。所謂「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後漢書·黃瓊傳》）傅斯年天馬行空，特立獨行，一騎絕塵，知音稀缺，非議不少。
有人罵傅斯年「對著鏡子不認識自己的人」。臺大法學院商學系主任劉溥仁教授針鋒相對為傅校長解釋：「其實，這何嘗是傅先生的短處，相反的，這正是他那無私的偉大人格。」有人罵傅斯年「跋扈」。追隨傅斯年十年的弟子王叔岷，為「一生最崇敬的老師」抱不平：「表面上看來是跋扈，可是，傅先生的跋扈是為公，不是為私，是為人，不是為己。」
朱家驊也為傅斯年的「狂狷」、「獨行其是」辯護。他說，「孟真為人，磊落軒昂，自負才氣不可一世，執筆為文，雄辭宏辯」；「常目空天下士，……唯其狂，所以富於情感篤於友誼。唯其狷，所以辦事能堅持主張，確守職責，為要貫徹他的主張，完成他的職責，他常常能力排群議，獨行其是。」
傅斯年愛才勝命，不僅不霸道，簡直甘為「保姆」。對陳寅恪、趙元任、梁思成等大師敬重關照的事例不必多說，對有潛力的學術新人提攜也很多。「一生最樂於成人之美，尤樂於指導青年，提攜後進。」王世襄之所以被傅斯年「兩句話」擠兌走，十之八九是他當時的才學，還不足以打動傅。
屈萬裡曾回憶一位沒有任何背景的年輕同事，怎麼進的史語所。史語所駐四川李莊時，這個年輕人在附近逛來逛去，想見傅斯年又不敢見。恰巧碰到傅斯年出來，他鼓起勇氣，迎上去自我介紹，說他是某大學的畢業生，聽說史語所如何如何好，想進史語所工作而沒有人介紹。傅斯年「找他一談，覺得這個年輕人很不錯，於是就用了他」。
他給史語所職員布置工作，會用商討的口氣；下屬因故不能執行，他也不以為忤；與錢穆關係微妙，但錢在武大的得意門生嚴耕望有真才實學，他沒有門戶之見，依然錄用、重用。1945年7月中旬，嚴耕望毛遂自薦，向傅斯年寫了封求職信，附寄三篇論文，自己都「不存多大希望」。8月21日竟然收到傅斯年前一天的回信，說欣賞大作，答應請求，告知依據院章擬定職稱，讓嚴喜出望外。
8月22日，嚴耕望樂悠悠地到重慶中研院辦事處見傅斯年，傅說自己現在事兒多，希望嚴暫時留在重慶，幫他處理一些文書方面的事。嚴卻認為自己最無辦事能力，文筆也很凝滯，所以第一天報到，就拒絕傅所長下達的第一個命令：「不能擔任這項任務。」傅不勉強，立刻說：「那麼你就先到李莊史語所去。」事後嚴回憶，也感覺自己太直率，「未免太書呆子氣」，而「傅先生很有度量！」臺灣地區「中央研究院」邢慕寰院士、餘英時院士聽嚴耕望院士講述這個故事，都哈哈大笑。
嚴耕望畢業於武漢大學歷史系，妻子畢業於中央大學歷史系，長子出生後，家庭開銷大，生活拮据。傅斯年從其他渠道獲悉後，不僅將自己為教育部審查論文的審查費，送給這位年青人救急，而且主動為其妻找工作。讓嚴寫一張妻子的履歷表，他向考試院推薦錄用，不成功；又向國立編譯館推薦，終於成功。恩師拿著其妻的履歷表走出史語所大門的步履姿態，經常在嚴眼前浮現。傅斯年去世後，嚴寫追憶文章，「走筆至此，不禁涕淚交零，不能成字！」
傅斯年的知遇之恩，嚴耕望捨命相報。1995年初，臺灣地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傅斯年百年紀念專號」徵稿。79歲的嚴耕望自認為其一生事業學問，受惠於傅先生的賞識提拔，所以不顧年老血壓高，不用多篇已完稿、未發表的成品，圍繞「唐代人口」課題原創學術新作，「拼了老命也要趕出論文以紀念傅先生」。他改變年輕時就形成的早睡早起生活習慣，「連續兩個多月趕寫文章，常過深夜十二點才就寢，完稿前幾天，甚至工作到凌晨兩點多。」交稿之後大病一場，健康嚴重受損，次年突發腦溢血去世，同門師弟餘英時悼文標題就是《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敬悼嚴耕望學長》。
「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過量熱心，此種熱心確出於至誠」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離婁下》）傅斯年正直衝動，嚴於律己律友，尤其是非善惡，非常較真。對「辣眼睛」之事不會躲閃「閉眼睛」，反而主動「懟眼睛」。或舌戰、或筆戰、或拳戰、或心戰，總要爭一個結果，而且是爭勝。殷海光評論，傅斯年「是一個有是非之心的人」、「是一個有至大至剛之氣的讀書人」。
羅家倫和傅斯年吵了幾十年的架，依然友誼之樹常青。傅說，「彼此都有好吵的脾氣，幾乎每天打嘴仗，甚而至於氣忿忿的，不談話了。然而過五六分鐘，仍然一切如常。」羅描述兩人關係，「不見要想，見面就吵，真是奇怪的事。」
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回憶，傅斯年常說與世無爭的趙元任，「如果辦行政總是輸給人，因為每件事若要發展必須有爭的地方。」傅斯年經常氣別人，也被別人氣。「毛子水連罵我三天都是insinuations（按：含沙射影），最後大吵一回。」
羅家倫對這位「最英勇的鬥士」的性格長處看得透：「孟真是人，不是做作的超人，是充滿了人性的人。」對他的缺失看得也透：「孟真因為富於鬥勁，所以常常好鬥。人家一有不正當的批評，不正確的主張，就立刻用口用筆和人家鬥起來。」在他去世前兩天，羅還諷刺傅：「不要和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來，結果反引起他一頓反攻。」羅分析其中部分原委，「他辦事太認真，和是非觀念太強之所致。」
人貴有自知之明，傅斯年也有反省，慚愧自己「老是以前那個浮躁樣子」。1942年2月6日，在高血壓病治療、休養大半年後，坦率向胡適解剖：自己的性格「雖有長有短，而實在是一個愛國之人，雖也不免好名，然總比別人好名少多矣」；自己的毛病是「凡遇到公家之事，每每過量熱心，此種熱心確出於至誠」，「感情衝動，私事甚少，而為公者極多。性情如此，故得此病更不易治」；自己的病因是「我本心不滿於政治社會，又看不出好路線之故，而思進入學問，偏又不能忘此生民，於是在此門裡門外跑去跑來」。這是他的宿命，也是他的掙扎，終生未改，也改不了。
1948年4月5日，他致函胞弟傅斯巖分析自己高血壓的病因有三：體胖、脾氣壞、習慣壞（勞動無節制、睡不滿六時等）。自認為脾氣壞「最是大毛病，憂勞怒三事無一要得」，「我不算大勞而平日憂國憂民卻並不自憂也」。1948年11月6日，他又向友人李田意反思，「我的脾氣雖然個人的思念甚少，而很熱心公事及別人的事，或者血壓高病即與此相為因果。」
傅斯年能伸能屈，自己不為「五鬥米折腰」，卻常為學者們及其家屬的「五鬥米折腰」。暫居李莊之時，就三天兩頭為中研院的三個研究所（史語所、社會所、人類所）和中央博物院「找米下鍋」，安穩人心。
他經常坦率地寫信向四川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王夢熊「化緣」：「請您不要忘記我們在李莊山坳裡尚有一批以研究為職業的朋友們，期待著食米。」
傅信中還自嘲這些學者是「豆腐先生」，因為窮得只能吃豆腐了，實際上連豆腐都吃不起、很少吃。上次他在南溪縣陪王夢熊吃了餐飯，習慣清湯寡水的腸胃沒福氣消受，餐後腹瀉一周，成為大夥的笑柄。
傅斯年對後學熱情栽培，有時也不滿、失望，而且毫不客氣。元史專家楊志玖年輕時很受傅器重，傅一直想培養這個人才，又資助緩解他的經濟拮据。1938年夏，楊志玖從史語所中英庚款中每月領取30元，夠房租、飯費、買書和零花。1941年秋，楊從北大文科研究所畢業前夕，傅來信，建議他最好留在北大或到史語所來。楊聽從導師姚從吾的推薦，去了南開大學。
南開的歷史學術平臺，和北大、史語所不在一個數量級。1944年，傅又將楊借調到史語所兩年多，用的是「劉備借荊州」之策，準備留在史語所。1946年，南開文學院院長馮文潛催楊回天津上課，楊守信用回了南開。傅還有意送楊出國深造，但楊以自己年齡偏大、準備結婚為由婉謝。傅失望之餘，斥責他「沒出息」。
楊志玖對傅斯年的栽培，一直感恩、遺憾、愧疚。1960年參加黨外人士的交心會，他真誠說出與傅斯年的情感，「沒有能夠實現從傅斯年進一步學習，有違傅先生的盛意，感到內疚。」
傅斯年在學術界最為稱道的是，創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任終身「掌門」。籌備中研院史語所時，傅斯年才30歲出頭，風華正茂、活力四射，而且已有創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的經驗。他展現高超的組織領導才能，構建現代學術體系，招攬優秀人才，籌措活動經費，指導編撰刊物，順暢協調上下左右關係，團結、培養一批卓越的學術大師。他是非較真、霸氣十足，卻公道正派、「至大至剛」（按：孟子論「浩然之氣」，語出《孟子·公孫丑上》），堪稱「中研院史語所之父」。
（原文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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