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李敖大師是以罵人著名的。
有人統計過，在李敖大師的著作中，被他指名道姓進行鞭撻和痛罵的各色各類名人超過3000個，其中既有孫中山、蔣介石這樣的政治人物，更多是魯迅、金庸、余光中這類的文化名人。
政治上的東西，這裡就不展開評述了。
來看看李敖大師是怎樣開文化名人開炮的。
李敖大師罵魯迅，說：「魯迅在租界裡面寫文章的話，他受到洋人——當時是日租界——日本鬼子的保護。在我們看起來，我們必須說，他的勇敢是來自租界的保護。」
李敖大師罵魯迅這年是2005年，魯迅已作古已近七十載了。
李敖大師罵金庸，說金庸信佛是一種「偽善」，原話是這樣：「佛經裡講『七法財』、『七聖財』、『七德財』，雖然『報恩經』……等等所說的有點出入，但大體上，無不以捨棄財產為要件……你有這麼多的財產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的佛教徒，你怎麼解釋你的財產呢？」
金庸沒有正面轉開回應，而在2009年有媒體向他提及此事時，才揭穿了李敖大師罵人的背後真相：「我跟李敖本來要好的，他請我到他家裡去。後來因為他跟胡茵夢離婚了，《明報》照實報導，他怪我為什麼不幫他，我說：我們辦報紙的人完全公平講話，絕不因為私交好就幫你。我到臺北去，他有一個房子想賣給我，我說：我在臺灣不置產業。他說這個房子半賣半送給我，我說：你再便宜我也不要。」
李敖大師罵余光中是勢利中人，說：「他為人最喜招朋引類、結黨營私。」
余光中也沒有正面回應，而在和朋友聊天中說：「他一直罵我，我則保持沉默，這說明，他的生活不能沒有我，而我的生活可以沒有他。」
李敖大師罵人，大多諸如此類，有時是挾私報復，有時是蹭名人上位。
李敖大師罵李濟，可以說是二者兼而有之。
因為，和李敖大師比較起來，李濟更是大師中的大師——是真正泰鬥級別的大師。
李濟是人類學家、中國現代考古學家、中國考古學之父，1925年時，曾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人類學講師，與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等人同執教鞭。其於1926年發掘山西夏縣西陰村新石器時代遺址，最大的成就是從1928年至1937年，主持河南安陽殷墟發掘，使殷商文化由傳說變為信史，並由此將中國的歷史向前推移了數百年。夏鼐、尹達、高去尋 、石璋如、尹煥章等人，都得過他的指導和栽培。張光直、許倬雲等中國考古學與中國上古史界的領軍人物，都是他的親傳弟子。
張光直身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教授，對自己的老師李濟推崇備至，對老師的評價是：近60年的歲月裡，一開始作為中國考古學之父，隨後又作為中國考古學掌門人，他的學術思想一直在中國這門學問的發展中佔據支配地位。
李濟一生中最大的悔事是於1949年去了臺灣。當時，「中研院」史語所奉命將所裡全部圖書、儀器、標本共裝了上千箱，連同故宮等機構的重要文物一併船運，特地指派他協助押運。
這一押運，李濟從此偏居一隅，陷入了無古可考的境地，而且也缺少大陸的考古資料，他後來的幾本著作，是通過從日本買來的新近出版的殷墟圖片作研究寫出來的。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大師的悲劇。
這也是為什麼李敖大師說他「在武俠小說中死去」的原因。
那麼，李敖大師要說他是「學閥」呢？
「學閥」一詞，估計很多人是第一次聽到，但應該不難理解，只要想一想「門閥」、「軍閥」這類詞兒，將之應用於學術界，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據說，建國偉人少年時期在舊私塾裡讀書，由於討厭舊私塾教育，曾用這個詞抨擊過老先生，說他們是收錢賣知識。
李敖大師用這個詞來指罵李濟，是指責李濟憑藉勢力把持和壟斷了教育界、學術界。
從1963年起，李敖大師在他自己編輯出版的《文星》雜誌中，對李濟進行全方位鞭撻、攻擊。其中，11月1日發行的第73期有題為《從李濟的悲劇看中央研究院的幾個黑暗面》，裡面寫到：中國的「軍閥」倒了！可是「學閥」呢？正因為中國的學者們都養生有道，正因為他們是學術界裡的老壽星和不倒翁，正因為他們以「三十年如一日」來自豪，自豪他們獻身學術和盡瘁教育。所以，這筆總帳上一旦有赤字出現，他們在倉皇之間，實在無禍可嫁，也無「租界」可逃……李濟的苦惱正在這裡。他名至實歸，是今天文化沙漠裡的數一數二的鑿井工程師，也是真正有執照的人。可是，他無法鑿井。
「李濟三十一歲起就做學閥，八十四歲才在武俠小說中死去」之語，全話是：「李濟三十一歲起就做學閥，八十四歲才在武俠小說中死去。他壟斷學術，自己不研究也不給別人機會，『安陽發掘報告』有始無終，『中國上古史』計劃拖延不做」。」見於2005年9月20日，鳳凰衛視播出的《李敖有話說》。
也正是李敖大師在電視上的這次攻訐，許許多多大陸普通百姓才知道了考古界一代宗師李濟的名字。
李敖大師為什麼會對李濟如此耿耿於懷、乃至似有刻骨之恨呢？
也許是事出有因，但更多的是李敖大師的心胸不夠開闊，放不下。
話說，1955年，李敖在臺大歷史系就讀（當時的李濟是臺大考古人類學系主任），該年4月25日，他的父親突患腦溢血死在家中。李敖在喪葬事宜上反對傳統「把活人弄成死人，把死人弄成鬼」式的喪禮，世人對此議論紛紛，他也因此背上了「不孝」的惡名，一則「李敖把他老子氣死了」的流言也開始悄然盛行。李敖大師為此大為氣惱，恨不得查出這個流言的始作俑者，將之揍個半死。查來查去，他最後認為把這個始作俑者鎖定為李濟！當然，他也沒有任何證據，不能把李濟怎麼樣。
不管怎麼樣，李敖大師和李濟之間的梁子算是結下了。
後來，李敖大師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有一天，李濟對姚從吾說：「聽說李敖跟他父親意見不合，最後把他父親氣死了。」姚從吾答：「這我還是第一次聽說。我知道李敖的父親是我們北大畢業的。北大畢業的學生，思想上比較容忍、開通。李敖的父親若能被李敖氣死，他也不算是北大畢業的了！李敖對他父親的態度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李敖對母親很好，一個對母親很好的人，大概不致對父親不孝吧！」
最讓李敖大師不能釋懷的是：1963年（注意這個時間點，這是李敖大師在《文星》撰文罵李濟之始），李敖大師準備進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但遭到了拒絕。
李敖大師很快就將這筆帳記到了李濟頭上。
因為，當時擔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主任的人是李濟。
1998年，李敖在撰寫回憶錄時，提到了自己進史語未遂的一段隱秘：「……梁實秋認為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了，因此他不得我同意也沒告訴我，就秘密寫信給『中央研究院』王世傑院長、歷史語言研究所李濟所長。對李濟來說，其實這是有點難堪的事，因為李敖是他學生，自己學生自己都不能常識，還要勞動校外的與李敖非親非故的梁實秋推薦，這不是有眼無珠嗎？儘管梁實秋甘冒不韙，推薦了李敖，王世傑、李濟他們，還是拒絕了。」
李敖大師進史語所被拒，是不是李濟的原因呢？
實際上，還真是。
1990年3月，《王世傑日記》全十冊於在臺灣公開出版發行，其中五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記事為：……李敖為臺大畢業生，有才華而口行不端，梁實秋於五十二年五月曾推薦於中研院史語所，李濟之以其行為不正，不願收納，餘遂拒絕之，彼即因此懷恨。」
看得出，李濟之所以拒絕，並非李敖大師說的「自己學生自己都不能常識，還要勞動校外的與李敖非親非故的梁實秋推薦」，而是「行為不正」。
因為以上兩事，李濟就成了李敖大師要不遺餘力口誅筆伐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