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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先生（1910-1996）
今天是曹禺先生誕辰110周年。
曹禺是中國現代話劇史上成就最高的劇作家，從23歲到29歲，他密集地寫出了《雷雨》、《日出》等七部劇本，奠定了其在現代化話劇史上不可撼動的地位。
20世紀中期以後，在主流的教科書中，曹禺成為新文學的「六面旗幟」（魯、郭、茅、巴、老、曹）中最年輕的一位，名位的豐盛隨之而來：新文化運動的開拓者之一，著名戲劇大師，中國話劇奠基人之一，中國文聯執行主席，北京人藝首任院長……然而，從此開始直到去世，47年間他再也沒能寫出一部自己滿意而外界也公認立得住的作品。晚年，他在痛苦中煎熬，自稱「精神殘廢」。女兒、劇作家萬方說，一直到死，他都沒能真正回到那個寫《雷雨》時的自由自在的心靈。
在北京人藝的排練場裡，高懸「戲比天大」四個字，這是演戲的祖師爺們代代相傳的話，也是曹禺經常說的。然而，他這一生，終究沒能以自己之戲，招架住那個「天」，甚至連抗衡都未曾有過。
曹禺：我要寫出一個大東西再死
文 | 李宗陶
圖 |
來源 | 《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11月
1983年春，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親臨北京人藝，指導他的經典劇目《推銷員之死》。曹禺邀請米勒到家裡做客，其間拿出一封信，逐字逐句念給他聽。信是畫家黃永玉寫來的，信中說：「
我不喜歡你解放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裡，你失去了偉大的通靈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你泥溷在不情願的藝術創作中……
一旁擔任翻譯的英若誠為難了，這還翻嗎？全都翻，曹禺說。在人藝演員藍天野看來，這些話，說到了曹禺的心裡。
在他天津的祖宅裡，有一面牆上曾掛著幾十幅表情生動、飛揚誇張的照片，那是少年萬家寶看戲歸來，一個人對著鏡子反覆表演的集結：憤怒、甜蜜、遐想、鄙視……從23歲到29歲，這位官家子弟密集地寫出了《雷雨》《日出》《北京人》等7部劇本。文學界開始知道一個筆名叫曹禺的青年，許多人說他「有天才」。
然而，從39歲到去世，47年間他再也沒能寫出一部自己滿意而外界也公認立得住的作品。筆下的枯竭和名位的豐盛同時到來：新文化運動的開拓者之一，著名戲劇大師，中國話劇奠基人之一，中國文聯執行主席……還有，北京人藝首任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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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與巴金
晚年，他在痛苦中煎熬，自稱「精神殘廢」。女兒、劇作家萬方說，父親是被扭曲和異化了的；一直到死，他都沒能真正回到那個寫《雷雨》時的自由自在的心靈。
在北京人藝的排練場裡，高懸「戲比天大」4個字，這是演戲的祖師爺們代代相傳的話，也是曹禺經常說的。然而，他這一生，終究沒能以自己之戲，招架住那個「天」，甚至連抗衡都未曾有過。
人藝老編劇、曾任曹禺秘書的梁秉堃曾請教八十多歲的曹禺：90年代以後大家都不玩政治了，開始玩哲理，甚至哲理也不玩了，直接玩錢，您怎麼看？曹禺答：這些個，都不是藝術的本性。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天」。作為一種美好願景的「戲比天大」，或者將長久地高懸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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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曹禺
當《雷雨》遇上階級分析
1933年暑假，在清華大學圖書館二樓閱覽室裡寫出《雷雨》的曹禺，沒想過它會成為「中國話劇百年一戲」。
此時的中國話劇也是二十多歲的小年輕，剛從「文明戲」過渡為「愛美劇」。「愛美」，Amateur，業餘；「愛美劇」就是非職業話劇，主要是文化人組成的業餘劇團和學生劇團在探索嘗試。劇目外引易卜生，內有先驅郭沫若、田漢等人的劇本。
這個大戶人家的亂倫故事在他的腦子裡已經生長了5年，有些人物就活在他身邊。比如繁漪的原型就是某同學的嫂子：南方人，會一點評彈，二十多歲嫁給同學的哥哥當續弦。丈夫是個木訥古板的工程師，滿足不了她感情上、生理上的需求，於是她就跟小叔子好上了。而曹禺生活的環境裡，多有周樸園、周萍的散體。
曹禺花了很大功夫去寫劇中人物的小傳和札記。劇本中，每一個人物出場前，都有一段簡短生動的介紹，文字相當漂亮。曹禺後來說，這些草稿，當年堆滿了他的床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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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曹禺
巴金是在北平三座門大街14號的一間陰暗小屋裡，一氣讀完《雷雨》原稿的。他流淚了，但同時感到一陣舒暢，決意推動出版。許多年後，巴金在給曹禺的信中說，你比我有才華，你是一個好藝術家，你要多給後人留一點東西。
《雷雨》很快被搬上舞臺，郭沫若看後大加讚賞，李健吾評論：一出動人的戲，一部具有偉大性質的長劇。今天，它在戲劇史上依然擁有突出地位。通常認為它的出現標誌著中國戲劇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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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劇《雷雨》劇照
1953年，成立伊始的人藝著手選排優秀劇目，想從院長的成名作《雷雨》開始，此意得到周恩來的贊成。在他的幫助下，劇組找到了體驗生活的去處。因為解放後，舊式的權貴大戶之家基本絕跡，只有少數遺老能成特例，比如北洋政府高官朱啟鈐。
朱啟鈐支持建國有功，蒙周恩來特別庇護，能夠延續舊社會的生活：深宅大院，帷幔重重，朱老先生出來見客，左右有姨太太和兒媳攙扶。吃飯時，女眷環列陪侍。這一切，讓多數生長在新社會的演員大開眼界，然而半年下來，他們仍然很難進入角色。
演周樸園的鄭榕說，按當時搞運動的潮流，採取階級分析法為《雷雨》中的人物排隊：周樸園是極右，魯大海當然是左……每個演員被要求帶著階級感情去深刻揭露所演角色。於是，扮演繁漪的呂恩哭了：我演了十幾年戲，現在我不會演了；過去也演過《雷雨》，怎麼現在就不對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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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恩在話劇《雷雨》中飾演繁漪
同樣不能入戲的還有作者本人。從演員們體驗生活到案頭功課，在將近一年的時間裡，曹禺沒有對他們講過一句自己的意見。劇團有黨組織，負責把握劇目的方向。演員白天演戲晚上開會，理清思想，端正態度。
有一天，曹禺悄悄去探生病的朱琳，拿一個小板凳，坐在床前，聊起朱琳扮演的魯侍萍。
「這魯侍萍啊，你現在覺得有點彆扭是不是。」
「對對，是覺得彆扭。」
「你要知道，她這一輩子最愛的就是周樸園。一個人的初戀，是一生不能忘記的。」
1954年，新社會版《雷雨》上演，觀眾卷著鋪蓋連夜排隊，各地興起復排熱潮。有段錄音記下了曹禺當時看戲後的心情——「舞臺上的人物不是在我腦子裡所想像的那個人物，有演得不夠足的，有演得過火了的，不真實的，尤其是被誇張的角色，使我感覺到就不如我當初寫劇本的時候那麼愉快。」
有一次，被演員長時間醞釀階級感情弄得又拖又假的臺詞腔折磨著，曹禺衝進後臺對鄭榕喊：「快快快，受不了受不了，我那劇本裡頭沒有那麼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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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雷雨》劇照
「老同學」周恩來
周恩來比曹禺早11年在天津南開新劇團演戲，因男校沒女生，二人都曾演女角，與黃宗江一道，並稱為「南開三大女演員」。後來，在人藝，在其他場合，周恩來常親切地稱曹禺為「老同學」。
周恩來的新劇觀在18歲左右就已成形，當然與那個「神州暗暗，天地為愁」的舊中國有關。他認為新劇有「感化勸導之功用」，是「通俗教育中之利器」，進一步，有「開民智、進民德」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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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右一）在新劇《一元錢》中飾演女主角孫慧娟
1938年，周恩來在重慶給曹禺寫了一封長信，談到《雷雨》和《日出》，並邀請曹禺到曾家巖50號「周公館」做客。在那裡，曹禺初識「老同學」，並接觸到徐特立、董必武等人。
據萬方說，左翼激活了曹禺的熱血，帶給他一種振奮的新鮮之感，他真心希望那個正在墮落的舊社會被徹底地摧毀，也真心體認文藝創作要服務於某個更大的目標，儘管這個目標是什麼，他並不清楚。他想改變自己的生活，想參加革命，想到延安去。「但周總理跟他說，你還是留在這兒。意思是說你留在這兒用處更大。」
國共談判時，毛澤東飛抵重慶，約請各界人士會談，也請了曹禺。毛澤東對他說，你寫了很多好的作品啊。1940年，毛澤東找到魯迅藝術學院的負責人張庚說，延安也該演出國統區著名劇作家的戲，點名要演《日出》。為了保證演好，劇組成立了臨時黨支部。1942年，毛澤東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梁秉堃曾說，老人藝有5根柱子：郭、老、曹、焦、周。周，即周恩來。如果晚上沒有工作，周恩來十有八九是到首都劇場看話劇，通常坐在第七排或第八排中間的位置。建國到「文革」前的17年間，人藝先後演出了近百出戲，周總理也看了近百出戲，單是新排的《雷雨》，據說他就看了8遍，每次都有指點。
在許多「老人藝」的回憶裡，周總理是懂行的、尊重藝術的首長，也是四十多年裡人藝的護航人，但同時，他也是政治上的領航人，代表那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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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在京西煤礦
查看「大躍進」期間人藝火速成立「煉鋼辦公室」、幾天後在劇場後院出鋼的傳奇，能撞見恰好來訪的日本戲劇家千田的詫異表情。查看三四天排出反映此運動的《烈火紅心》的速度，能聽到上面的聲音：人藝明年應該放個大衛星。
翻閱1961年《潘金蓮》被停演的討論會記錄，更能對當時的政治空氣、藝術家們的姿態感知一二。比如，「對此劇院的人們不但沒有反感，反而把這件事傳為美談。」因為人藝上百出戲，總理僅僅停了這一出。「是啊，周總理對待劇作家和演職員們那種誠摯、友好、尊重和體貼的態度，又怎麼會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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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與鄭秀
周恩來對曹禺的體貼表現在許多方面。1950年，曹禺與髮妻鄭秀的離婚是在組織的過問下進行的，鄭秀不想離婚而開出的500元贍養費——這在當時是一筆曹禺無力支付的巨款——也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過問下由組織出的。60年代中，周恩層曾來親自趕到中央音樂學院小禮堂，從紅衛兵手裡救出了曹禺。
從舊社會大戶人家走出來的曹禺向來禮數周全，小輩來訪，臨走時他也會恭敬送出門。對周恩來，他是目送汽車遠去，再對著車尾鞠上一躬。1976年早春，周總理逝世，曹禺含淚說，仿佛自己的部分生命也隨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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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與夫人方瑞，女兒萬方、萬歡
你不知道我有多慚愧
1952年，周恩來找曹禺長談過一次，問起他的生活和創作情況。曹禺說，生活很好也很愉快，談到創作卻卡住了。從最近的一次創作《豔陽天》算起，他已經5年沒有寫出東西了。
「我自己正想寫點東西的時候，就感到生活貧乏，自己真正感到的東西，需要的資料沒有多少，就悔恨，就難過。中國有句話，「江郎才盡」。我不說才盡，我有沒有才，真是個問題。一拿起筆來寫現在，就感覺到自己肚子裡一無所有。不像從前那時候，拿起筆來順溜極了。」研究者說，他知道應該怎麼寫，就不會寫了，寫出來，也就不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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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與曹禺
除去1966-1976十年空白，三十多年裡，曹禺成形的創作總共只有兩部半。一部是《明朗的天》，寫協和醫院的一群知識分子接受改造，但寫完後他感到荒誕：「我也是個『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怎麼寫別的知識分子改造好了，實在是捉摸不透。」翻案之作《王昭君》是周恩來派下的任務，意在「歌頌民族團結」。《膽劍篇》是「集體創作」風行時，領著于是之、梅阡創作的，當時全國各個院團都在重寫臥薪嘗膽的故事，用來號召正經歷「三年自然災害」的老百姓紮緊褲腰帶。
曹禺不是不明白。1956年，他在談《家》的改編時說：「寫劇本不應該老是被政治概念拖著走。作者所以被政治概念拖著走，這說明他還是落在政治的後面，作者的生活、思想沒有趕上政治的要求，因此在寫作的時候常常處於被動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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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在創作中
在藍天野眼裡，曹禺是一個帶點孩子氣的、很天真的人。萬方說，父親天然有一種對人的興趣，哪怕坐在輪椅上被推進公園，他也在觀看來來往往的人，留意他們的穿衣說話，留意他們的關係。女兒萬昭說，父親是一個很感性的作家，他這個人就是一團感情，但他的感情總是容易受周遭環境的影響。
曹禺談到過莎士比亞《暴風雨》中的那個縹緲精靈愛麗兒：最可愛，最像人。她為主人效忠，施展千般能耐，待功德圓滿，向主人要求，恢復她原來的自己。又談孫悟空：他保唐三藏西天取經，歷經九九八十一難，終於到了西天，後來在一片慈祥、聖潔的氤氳裡成了正果，被封為『鬥戰勝佛』，慈眉善目地坐在那裡，不再想花果山，不再想原來的猴身。
1991年他寫下一首短詩《玻璃翠》——
我不需要你說我美，
不稀罕你說我好看。
我只是一朵平常的花，
濃濃的花心，淡淡的瓣兒。
你誇我是個寶，
把我舉上了天。
我為你真動了心，
我是個直心眼。
半道兒你把我踩在地下，
說我就是賤。
我才明白，
你是翻了臉。
我怕你花言巧語，
更怕你說我好看。
我是個傻姑娘，
不再受你的騙。
「文革」好像一幕10年大戲，演著演著也就演完了。其間，老舍投了湖，焦菊隱的骨灰裝進了一個7塊錢的骨灰盒，66歲的曹禺重回人藝，擔任院長。他對人藝、對舞臺還是一往情深：「我是愛這個劇院的。因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這個劇院天地裡，翻滾了30年……戲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愛那空空的舞臺。」
他還說，舞臺是一處魅惑無限之地，是地獄，是天堂。一場驚心動魄的好戲，是從苦惱到苦惱，經過地獄般的折磨才出現的。只有看見了萬象人生的苦與樂，才能在舞臺上得到千變萬化的永生。只是他的生活已被置換、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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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與女兒萬方
復出後，曹禺的社會活動非常多，每次回到家，就只剩下疲倦和沮喪。他對女兒說，我知道寫不出來，我用社會活動來填補痛苦。他因神經衰弱而服用安眠藥，每次吃了藥，整個人才能放鬆下來，很多心裡話才能說出來，他一個人，自己對著自己說。
80年代末，曹禺決心拋開諸多應酬，找回原來那個自己。他把自己關在上海的寓所裡，重拾起解放前未完成的劇作《橋》。他給女兒寫信談，找人談，費了很大的心力，常常夜裡醒來趴在那裡想寫下去，可總有那麼多想不通的關、過不去的坎，最後，心氣越來越弱，終於沒能寫成。
萬方在父親身後整理遺稿時，看到了這一時期曹禺留下的大量劇本大綱和對白殘篇，它們大多只在稿紙上開了一個頭。
萬方說，創作不像製造產品，也不像科學研究，有一個客觀標準。文學創作完全是依靠人的生命，如果生命被扭曲，很難寫出東西。父親那時常對她說：「我覺得我不知道被一種什麼無形的東西錮得這麼緊，總是放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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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曹禺在梅花獎頒獎典禮上
萬方看著晚年的父親依賴安眠藥尋求安寧。有一天清早醒來，她看到父親滿面是血，玻璃渣子插在頭髮裡，樣子駭人。在藥物的作用下，他夜裡昏昏沉沉一頭撞上書櫥，自己卻渾然不覺。
那段時間，曹禺枕邊總放著一本《託爾斯泰評傳》。有時，他讀著讀著突然撒手，嚷嚷起來：「你不知道我有多慚愧。我要寫出一個大東西才死，不然我不幹。」
她時常被父親房裡突然爆出的一串呼喊驚醒：「小方子！我要跳下去！我為什麼要這樣活著，每天用嘴活著！託爾斯泰那麼大歲數還要離家出走，我也要走！」第二天早晨醒來，他又怏怏自嘲，「就我，還想成託爾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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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曹禺
病榻上的曹禺在心境灰暗時，會找來弘一法師的書，翻到其中一頁，念給萬方聽：「水月不真，惟有虛影，人亦如是，終莫之領。」他放下書本，靜一靜說，「這是另一個世界，和馬克思的世界不一樣，和資本主義世界也不一樣。你覺得如何？」
曹禺去世那天，于是之涕泗滂沱，許多人沒見過他哭得這樣傷心。于是之說，「中國誕生過許多劇作家，我心目中的曹禺是最傑出的。我讀過他的每部劇本，感受到作家的天才和靈性。我也曾跟隨他學著寫戲，從中體悟到他的睿智、嚴謹和熱情。他有懷霜之心，凌雲之志。」
THE END
原標題：《痛苦中煎熬的晚年 | 曹禺先生誕辰11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