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美國當選總統川普在一些場合重申了「美國優先」的原則，其中，以「讓美國恢復安全」、「讓美國人重獲工作」和「讓政府重新為人民服務」為其三大施政理念，這充分凸顯了川普「以就業和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導向。這種「面向國內、美國優先」的施政綱領來自於當下美國國內內生性因素的驅動。同時，這種政策將產生顯著的外溢效應，對近期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走向產生不確定的影響。
政策導向：以就業為導向
首先，「讓美國人重獲工作」旗幟鮮明地提出就業目標，而就業是以經濟增長為前提的。被稱為「美版四萬億」的基礎設施建設是直接投資的經濟刺激，需要相關財政政策的配合；而減稅正是財政手段，目的在於刺激總需求並推動經濟增長；貿易改革則是為了保護美國本土的製造業，促進本國就業和出口；撤銷「多德—弗蘭克法案」以放鬆銀行監管也是從經濟角度出發改革金融監管體系，並替之以促增長的政策；教育改革政策也是以促進就業為目標，主要為學齡兒童、中學生以及在職人員提供系統性的教育選擇機會。
其次，「讓美國恢復安全」和「讓政府重新為人民服務」也體現出就業導向的政策目標；「將美國放在首位」的移民政策實際上跟就業直接相關，目標是最大限度地保護美國本土勞動者的利益；「能源獨立」政策被定為新的能源革命，解除對頁巖能源和清潔煤炭的限制，不僅使美國轉變為能源淨出口國，也為美國國內數百萬人提供新的就業崗位；廢除歐巴馬醫保法案的一個出發點也是為了確保「醫療保險現代化，準備應對即將到來的嬰兒潮一代的退休」；保障退伍軍人權益則是直接保護了這一部分特殊人群的就業安置。
驅動因素：「面向國內、美國優先」
縱觀川普的政策主張特別是經濟政策，其「面向國內、美國優先」的特點源於當下美國自身的內生性動因。首先，美國的中產階級日趨衰落，社會貧富進一步加劇，導致了民粹主義的興起。同時，金融資本的迅速膨脹讓國內的絕大多數財富集中到少數權貴手中，加劇了貧富兩極分化。川普「讓美國再次強大」的競選口號實質上是讓中產階級從日益加重的負擔中解放出來，使其能再度成為美國社會穩定與繁榮的中流砥柱。
其次，實體經濟的衰落使美國就業問題更加突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結構呈現出日益金融化的趨勢。隨著實體經濟在國民經濟結構比重的下降，大量勞動力被轉移至以金融服務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美國呈現出了較為明顯的「去工業化」現象。歷史上，美國製造業在鼎盛時期曾經創造了近2000萬個工作崗位，然而，到2015年其製造業工作崗位只剩下1200萬個，不到總就業崗位的9%。川普如今接起「再工業化」大旗，他指出，要加大投入基礎設施建設，並通過僱傭美國工人來提高就業率，也是意識到虛擬的金融資本長期以來對國家實體經濟侵蝕而採取的挽救措施。
再次，美國政治體制內部的張力與帝國主義方案的阻力對川普的施政方案有直接影響。早在40年前，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就指出，美國政治的理想與現實存在嚴重的裂痕。國內大眾參與政治的浪潮不斷高漲，政府職能不斷擴充，同時囿於多元主義的社會環境，被利益集團控制並負責制定法律和公共政策的代議機構加深了與自主性較強的行政官僚機構之間的張力，使得美國政府自身的統治能力被削弱，出現了「民主的危機」。這種狀況下，川普在「百日新政」中表示要堅決打擊「政商勾結」的腐敗現象，禁止退休政府官員在退休5年內為大企業擔任「樂辯士」（lobbyist，說客）遊說國會議員。與此同時，拉美裔移民的大量湧入衝擊了作為美國立國之本的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傳統，使得國家認同、身份認同出現了分裂，加劇了「文明的衝突」。另外，國內日益萎縮的財政已不足以支持對外推行普世主義的帝國主義方案，川普時代美國全球戰略的收縮政策，與傳統的共和黨政府大相逕庭，表面上是對布希時代共和黨政府以沃爾福威茨主導的武力推行民主的強力外交政策的翻轉，實質上是對作為普遍主義、理想主義的自由民主的反思，是嘗試回歸現實主義和本位主義的導向。
外溢效應：政治和經濟影響充滿不確定性
儘管川普團隊的經濟政策以聚焦國內內政為主，但是由內及外，可預見的是「美國優先」的指導思想將掀起巨大的外溢效應，對世界政治的變動產生重要影響。
川普坦言，全球化浪潮摧毀了美國的中產階級，其國內的產業、就業崗位、財產都在向海外勞動力更廉價的地區轉移，迫使美國的產業工人與諸如越南等發展中國家的低薪工人展開競爭。同時，歐巴馬政府的移民政策使得大量非法移民進入美國，搶奪美國本地勞工工作。為了保護美國的產業和工薪階層，川普表示將奉行更嚴厲的貿易保護主義。這不僅針對包括中國、墨西哥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也包括美國盟國日本、韓國等。近來川普表示要廢除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檢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即是明證。
然而，在經濟高度全球化和產業分工高度專業化的時代，重回孤立主義不僅有悖於國際經濟貿易的基本原則，而且將加重自身承擔的經濟成本。歷史先例也留給後人一系列深刻教訓。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國，而中國也成為美國的第三大出口國。雖然中美近年來貿易摩擦不斷，但是兩國儼然已成為事實上的「貿易共同體」，相互依賴、互聯互通實乃大勢所趨，況且川普在國內實施大規模基建的計劃也離不開自由貿易與國際經濟合作，發動貿易戰的結果只能導致兩敗俱傷。
地緣政治上，儘管川普的表態並不明確，但政策推行的總體方向以配合經濟上「美國優先」戰略為主。川普本人在大選前一度批判美國的傳統盟友如日本、韓國搭美國安全便車，要求兩國承擔美國駐軍費用，因此，可能會對歐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的政治遺產繼承的同時作出相應調整。但與此同時，川普又表示將整飭軍隊，強化美國武裝力量特別是海軍和空軍建設，可見川普政府在任期內不可能退出美國自身發揮全球重要影響力的亞太地區。此外，川普將在中東地區特別是伊拉克、敘利亞問題上繼續保持強硬反恐立場。可以預見，未來美國將繼續與中國、俄羅斯的軍事政治力量保持「一定限度」的博弈。
在全球治理議題上，針對氣候環境變化，未來川普可能在全球氣候治理問題上持消極態度，但是突然退出「巴黎協定」的可能性並不很大。此外，應對難民危機方面，川普可能將與國內嚴格限制非法移民的嚴厲措施保持一致，限制接納難民。
總而言之，一方面，川普以就業和經濟建設為導向的政策主張實質上是對美國深層政治經濟結構的直接反映，是對美國長期以來經濟社會積累的各種矛盾和問題的應對方案。另一方面，擺在川普面前的還是一個複雜的政治局面，推動落實經濟政策還需要從根本上對現有政治制度進行有效治理。同時，這種政治經濟效應的不確定性將直接外溢到地緣政治和全球治理層面，川普時代的美中俄三方如何繼續維持動態平衡就變得更加引人矚目。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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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報]宋鷺 楊端程：川普施政帶給世界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