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裝是綜合一切的藝術，從空間造型的觀點，服裝正如使用面料創作的雕塑。服裝反映著社會意識形態對於人的影響，訴說著特定時期的社會生活；也是最為個人化的物品，承載著人們的記憶。近日，「衣裳：繪畫裡的20世紀中國服飾」在上海龍美術館（西岸館）展出，勾起了人們對特定年代的回憶。展出的40餘件中國近代繪畫作品與各時期具代表性服飾、藝術文化風潮有關。在展覽中，策展人龍美術館館長王薇特別邀請到上海服裝品牌「莊容」復刻呈現了常書鴻畫作中的兩件20世紀30年代的旗袍。本期分享繪畫中服飾之美，通過服裝的觀感幫助大家更好地解讀繪畫作品，通過呈現20世紀中國服飾的樣貌與發展，也反映出藝術與社會生活、中西方時尚的相互影響。
「衣裳：繪畫裡的20世紀中國服飾」展廳
從繪畫中看中國近代服飾變遷
如何還原30年代的畫中旗袍？
「衣裳：繪畫裡的20世紀中國服飾」展覽由「中式·革新」、「洋服·旗袍」、「集體·質樸」與「開放·融合」四個板塊構成，繪畫與服裝、瓷器、文獻並置，美不勝收。在龍美術館展廳中穿梭，仿佛步入了時空隧道，繪畫作品與服飾設計交相輝映，似乎可以窺見那個年代百姓的生活面貌。
沙耆（1914-2005） 《志在千裡》 布面油畫 80x70cm
1912年9月《申報》上記載「西裝東裝，漢裝滿裝，應有盡有，龐雜至不可言狀」。19世紀中後期，開埠與洋務興辦使西方文化對中國百姓日常生活產生了影響。20世紀初，滿漢民族日趨融合，中式傳統服飾發展更新。清朝服飾基本形制仍然有所保留。長袍馬褂、軍裝、西服，以及各種中西合璧的款式新舊交織、並存。在「中式·革新」版塊，唐薀玉女士（1906-1992）於1925年創作的這幅作品《讀報》吸引了編者的注意。畫面中的女性穿著中式服裝，坐在窗前讀報。可以看到那時倒大袖的襖裙裝扮。「襖裙」泛指上身穿襖，下身穿裙；「倒大袖」則是說袖口寬大，直至呈現喇叭狀。在這之後，鑲滾、緣邊等裝飾逐步簡化。這件作品曾參展過1929年在上海舉辦的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會。
唐薀玉（1906-1992） 《讀報》 布面油畫 52×39cm 1925
20世紀初，中國社會生活與風尚在西方文化影響下產生變化。西式服飾被視作追求新思想、新文化的外化符號。1920年代出現的旗袍也被認為蘊含了男女平等的思想。洋服、西裝的盛行影響了中國傳統服裝行業，西式生活方式也影響了更多中國百姓的日常生活。
每逢重大革命或是戰爭過後，服裝樣式必然返璞歸真。1949年以後，整個社會處於百廢待興的階段。艱苦樸素、艱苦奮鬥是整個社會共同遵循的時代精神。人們克勤克儉，各行各業開展增產節約運動。服飾的風格整體趨於簡單樸素。
方君璧（1989-1986） 《徐瑩像》 布面油畫 114.5 × 76cm 1934 龍美術館
伴隨著改革開放，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精神與風貌的轉變直接體現於服飾的多樣化與個性化趨勢，人們可以根據場合自由選擇適合自己又心儀的服飾。自1970年代末以來，與日俱增的國際交流推動著服裝設計及相關產業高速發展。1979年法國服裝設計師皮兒·卡丹應邀來到中國進行了時裝秀，是中國政府首次邀請國際時裝設計師在中國進行展演。
鄭野夫（1909-1973） 《魯迅與青年木刻家》 布面油畫 105×144cm 1950年
1984年，電影《紅衣少女》深受歡迎，電影中的勞動模範像街上的其他女孩一樣穿上了時髦的紅裙子。這是主流媒體對美麗服飾的肯定。東華大學藝術學教授卞向陽在《中國近現代海派服裝史》提到「尤其是1972年後，上海民眾先是在衣領、袖口露出鮮豔的顏色，用土法將劉海燙得彎曲，並巧妙地將髮辮編得十分蓬鬆；在公園裡，她們會脫下外衣，穿著鮮豔的毛衣拍照……」
姚向群 《節日的早晨》 紙本設色 68.3×51.8cm 1973年
楊立光（1917-2000） 《抽菸的人》 布面油彩 46×38cm 1940年
展廳中，王流秋（1919-2011）先生於1995年繪製的作品，題目中就有「花衣」二字。1990年代，人們接觸到更多國際潮流文化信息，喇叭褲、蝙蝠衫、健美褲還有連衣裙，都是這一時期的流行服飾。「穿花衣」其實已經不再稀奇，但這種能夠選擇鮮豔服飾的自由其實歸功於改革開放。如今，中國服裝產品早已進入了國際市場，在保留傳統的同時持續發展、追求卓越。在此次展覽中，還展出來自藝術家沙耆、唐薀玉、張蒨英、常書鴻、方君璧、費以復、鄭野夫、楊立光、姚向群的作品，展覽將持續至11月15日，大家不妨近距離來一睹繪畫中反映出的20世紀中國服飾變遷，感悟時裝之美。
王流秋（1919-2011） 《穿花衣女子》 布面油彩 92×60cm 1995年
郭北平（1949年生） 《旱冰》 布面油彩 129×96cm 1993年
旗袍傳遞中國審美意蘊
在世界的眼中，旗袍無疑是代表著中國女性的民族服裝，也只有旗袍最能呈現出中國女性秀外慧中的東方氣質。《姐妹倆》這幅油畫是常書鴻（1904-1994）先生1936年在法國留學時創作的，榮獲了當年法國國家沙龍銀獎，作品當年由畫家專用攝影師Marc Vaux（馬克·浮）拍照留存。今日仍可在裡昂中法學院檔案室中調閱本作品黑白歷史檔案照。
這件作品中，姐妹二人穿著旗袍在客廳裡閱讀，兩姐妹形象實際上都來自常書鴻的第一任妻子陳芝秀，在他留法生涯中也有不少以陳芝秀為模特的創作。畫面中的場景正是夫婦倆當時在法國的住所，那裡也是當時赴法留學生們經常光顧的聚會場所，「中國留法藝術學會」就成立於常書鴻在法國的家中。
1936年4月30日 《1936年沙龍展》 法國報紙Le Journal晨間版第六頁
常先生十分巧妙地用穿著旗袍的東方女性形象，在西方的油畫創作中呈現了中國的審美意蘊和民族風格。這幅作品中，兩位女士身著不同顏色的旗袍，左邊低頭讀書的女子穿著黑底白花的傳統旗袍，呈現出端莊典雅的氣質；而右邊這件白色旗袍，畫作中女子穿的效果看上去半明半透又十分合體，上身是高立領旗袍款式，下身則採用了西式連衣裙的款式，中西合璧、時尚雅致。
上世紀30年代也正是旗袍發展的黃金時代，無論從油畫本身，還是畫中的人物風貌，都呈現了當時中國藝術的時代發展。這次對常書鴻先生油畫中旗袍復刻的是上海服裝品牌「莊容」，其「中式女裝製作技藝」是上海市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
常書鴻（1904-1994），《姐妹倆》，布面油彩，164×130cm，1936年
靠手繪師與製作者的
功底來想像推敲
為了呈現出油畫中的旗袍實物，通過服裝造型，更好地解讀作品，在尊重原畫的基礎上，「莊容」的服裝製作者們在復刻過程中克服了諸多困難，有些是大家看得到的面料和材質，有些是看不到的工藝和結構。
根據歷史判斷，《姐妹倆》作品中的黑白花卉旗袍在當時用的應該是真絲印花緞面的面料，是一款20世紀30年代的長款旗袍。旗袍為及地長旗袍樣式，整體風格修長合體，上身高立領直抵顎下，繼而至耳，上綴三道一字扣，用以美化臉型。下身高衩位及大腿中，衩邊緄嵌蕾絲花邊，行走時花邊擺動，十分精緻。據了解，製作還原這件旗袍用了40個小時。
「衣裳：繪畫裡的20世紀中國服飾」展廳
為了尊重原畫，專業的手繪師先創作了多個版本的草稿，畫了不同大小尺寸和造型的花朵，然後根據畫作中旗袍花朵的定位一一排版，最後確定出和原畫效果最接近的花型和排版（1:1復原），運用手繪二次創作面料。旗袍正面的花型看得出，而旗袍背面的花型和位置，就完全靠手繪師的功底來想像推敲了。
確定好花型之後，服裝製作者們又花了將近80小時的手繪時間來繪製花朵，因為手繪顏料在面料上的滲透力很薄弱，一朵花瓣需要數次層層暈染，才能達到我們現在看到的效果。一比一地呈現了原畫中旗袍花朵的效果和位置，這樣可以讓觀眾更加直觀和原汁原味地觀賞到這件旗袍的原貌。其袖口裙擺都嵌著細細的蕾絲花邊，十分精美。把油畫細節放大，採購了幾十種蕾絲花邊的紋樣，最後從尺寸和花型中挑選了最相近的一款蕾絲花邊，效果十分逼真。
黑白花卉旗袍
而質地半透明的白色薄紗旗袍為上中下西的中西合璧樣式，上身為高立領短袖合身旗袍款式，袍身從頸部到臀部皆合體貼身。下身採用西式連衣裙的款式，自臀圍以下為無開衩長袍裙，袍長及地。內搭真絲襯裙，外虛內實，外長內短。服裝設計師採用了既有透明度又有彈力的真絲喬其面料，一層太透就用兩層合起來做，視覺效果到位了，但製作難度增加了。因為兩層面料合成一張面料來做，穩定性就不如一層面料那麼服帖，所以要細緻耐心地把兩層面料做成一層面料的效果，其中花費的時間會更長更耗時。
白色薄紗旗袍
根據油畫，判斷它的下裙是一條不開衩的西式長袍款式，而且面料那麼清透、輕盈。如果採用傳統旗袍的製作工藝，那拼縫的地方就要刮漿，裙子的邊緣就會僵硬，用在織錦緞、或者厚的繡花面料上合適，用在這裡就不合適了，所以設計師們判斷它採用的是「法國邊」工藝來縫合的。
然後，兩件旗袍都是採用的連袖設計，三十年代的旗袍款式已經十分凸顯女性身材，拉鏈還沒有普及，穿的都是真開襟旗袍，旗袍省道、歸拔的轉移就顯得尤為重要，根據這些歷史基礎點，再就根據畫作中模特身上的旗袍比例，推敲出領高、袖長、裙長等一系列的具體數據。
常書鴻家庭照
眾所周知，常書鴻先生是著名的敦煌學者，或者說首先他是一位傑出的油畫家，上世紀中國美術的先驅者和開拓者之一。當年歸國後，他的許多油畫作品飽經戰亂洗禮，能夠保存下來非常不易，將近一個世紀後的現在，我們能依然有幸欣賞到常書鴻先生的珍貴作品，通過服裝製作者們的巧手呈現出兩件旗袍的原貌，為大家觀賞畫作提供更直觀的實物觀感，著實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
文章轉自美術報
資料由龍美術館研究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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