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北京協和醫院落成典禮上，部分洛克菲勒人合影。根據顧問西蒙·弗萊克斯納（Simon Flexner）的說法，這將是「中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21世紀第二個十年初暴發的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讓全球公共衛生的概念和治理的重回人們的視野。然而，早在20世紀30年代東亞，也就是世界衛生組織成立之前的年代，東亞地區內的公共衛生條件改善與傳染病疫情實時報告，便早已出現並開始發展。而在這背後，始終站立著一個身影——洛克菲勒基金會。
在洛克菲勒基金會1904年成立之前，老洛克菲勒已經有一個衛生委員會，進行鉤蟲病防治工作。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會註冊之後第一個重要行動就是在基金會之下建立國際衛生部，把這一委員會合併進來。顧名思義，從一開始，洛克菲勒的意圖就是把此項工作國際化。
1948年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成立，逐步接管原來洛克菲勒基金會國際衛生部所從事的工作領域；1950年，美國政府成立國家科學基金會、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其資助科研的領域和工作方式也是沿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模式，甚至接過其項目。1951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國際衛生部關閉，其著名的病毒研究所和人員轉到耶魯大學。
獨特的醫療慈善和國際衛生理念
洛克菲勒基金會（RF，Rockefeller Foundation）成立於1913年，旨在「促進全世界人類的福祉」。洛克菲勒家族成立之前，已經啟動了一項與此主旨相吻合的計劃，這就是成立於1909年鉤蟲病根除衛生委員會（Sanitary Commission for the Eradication of Hookworm）。此後，抗鉤蟲病的成果逐漸擴散到世界其他地區，後又發展成全球範圍內發起的抗鉤蟲病運動。
為推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國際衛生理念，幾乎所有的國際衛生委員會（IHB，後來改名為國際衛生部，IHD）工作人員都開始致力於剿滅鉤蟲病的事業——波多黎各和聖多明各的約翰·格蘭特（John Grant），中美洲和巴西的路易斯·哈克特（Lewis Hackett），錫蘭，印度和澳大利亞的維克多·海絲（Victor Heiser）以及澳大利亞的威爾伯·索耶（Wilbur Sawyer）。這些人當中，約翰·格蘭特後來到中國，維克多·海絲去了菲律賓，二人成為了促進東亞地區洛克菲勒基金會醫療慈善事業的關鍵人物。維克多·海絲促使遠東熱帶醫學會（FEATM ，The Far Eastern Association of Tropical Medicine）在洛克菲勒基金會對東亞地區衛生貢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約翰·格蘭特則致力於通過將國聯衛生組織醫療總監盧茲維克·拉吉曼（Ludwik Rajchman）引入中國，促進實現該地區公共衛生條件的現代化。
中國是洛克菲勒基金會實踐其醫療慈善和國際衛生概念的主要對象。基金會成立一個月後，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CMB ，China Medical Board）便即刻歸入國際健康部（International Health Board），負責監督在中國的項目，並很快成為資助東亞地區各項衛生項目的中心。
除了約翰·格蘭特在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方面不可或缺的角色，以及他對中國公共衛生體系現代化的慷慨貢獻外，維克多·海絲在將遠東熱帶醫學會改造成為東亞地區醫療信息交流的殖民醫學平臺方面，也起到了同樣重要的作用。他還同時擔任菲律賓衛生局局長（1905-1914）。此外，海絲後來於1915年成為洛克菲勒基金會國際健康部東方分布主席（Director for the East of the Foundation’s International Health Board），並可通過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財政支持和遠東熱帶醫學會的技術援助為該地區的各種衛生項目帶來更大影響。海絲曾經說過，「遠東地區沒有一個組織......能夠按照我們的計劃進行實施有效的工作措施，達到我們的預期......」
資助國聯衛生組織東亞工作
國際聯盟衛生組織（LNHO，League of Nations Health Organization）是意圖成為一個全球性組織的。但是，威斯特伐利亞原則不僅削弱了它的能力，還對僅有的兩個主權國家——中國和日本的東亞地區帶來了障礙。為避免疫情從東方傳播到西方，國聯衛生組織曾提出改進遠東流行病疫情控制系統的建議，並特別在該地區建立疫情監測情報系統（epidemic intelligence system）。
1925年，國聯衛生組織東洋分局在新加坡成立。該組織內部設立了該地區各國的諮詢委員會，其部分財政來源為衛生組織的資金，部分由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另有部分由該地區各國的自願捐助。
從一開始，洛克菲勒基金會對國聯衛生組織的支持，就並非僅限於對他們在東亞工作的支持，還包括其對在西方工作的支持。同時，流行病對歐洲和美洲也是潛在的威脅。美國顯然無法僥倖逃避其危險，必須對危機加以防範。因此，新加坡東洋分局諮詢委員會成立以後，便受到了國聯衛生組織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共同資助，並得到了不少該地區範圍內的地方性捐助。
二戰爆發以後，洛克菲勒基金會已經開始對國聯衛生組織在東亞地區的工作進行財政支持。通過這樣的做法，美國國際衛生理念便能通過洛克菲勒基金會自身的內部衛生項目引入該地區。
為了與維克多·海絲所領導的國際衛生部進行協調，國聯衛生組織最終採納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模式，「在[美國援助]生效期間解散了國聯衛生組織的遠東項目」。當時，除了「改善農村（rural uplift）」或「農村福利」等術語在國聯衛生組織成員之間傳播之外，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多學科中國項目（1935）也放棄了其預先設定的目標來與之對接。
紐約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醫療救助機構仍堅持「即便只有60％的效率，也不求全照搬100％的西方醫療模式」的支持。人們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大眾教育運動（Mass Education Movement）策劃於河北省定縣這個示範中心的那個頗顯拙劣而脆弱的試驗上。洛克菲勒基金會改善農村衛生條件的項目雄心勃勃，旨在展示美國有關現代公共衛生基礎設施的想法。
第二次世界大戰幾乎將國聯衛生組織、遠東熱帶醫學會的架構毀於一旦。只有美國單方面的支持才能在戰時維持下去。在20世紀40年代後半期，西方強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脫穎而出，並重拾決心，希望保留至少絕大部分的殖民地財產。
有關建立一個新的國際衛生組織的提議，後來1947年中國和巴西有關成立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提議，實際上並非憑空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國聯衛生組織、遠東熱帶醫學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所做工作與成果，均留有一些遺存。
從阿肯色州和密西西比州的試點項目開始，洛克菲勒基金會在拉美、歐洲、亞洲等地建立了25個研究中心。
二戰後私人慈善漸由國家取代
為了延續二戰以前的醫療慈善事業，包括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洛克菲勒基金會和美國醫學協會在內的美國民間組織，在新的國際組織的早期構建過程中，提供了民間慈善資源。
最初，美國民間醫療資源對東亞公共衛生重建的參與，與過往一樣，是以仁愛為出發點的。然而，東亞局勢迅速惡化，共產主義盟國在1945年至1950年間顯得勢不可擋。美國對中國國民黨信心的喪失，使得前敵對國日本在重建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力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1951年標誌著東亞地區國際衛生框架建立過程中的許多重要節點。例如，朝鮮半島爆發戰爭，駐日盟軍總司令部撤出東京，以及其中最重要的，即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辦事處（WHO-WPRO）在菲律賓馬尼拉成立。中國曾經提議主辦1948年西太平洋區域辦事處第一屆世界衛生大會，但遭到拒絕。
在馬尼拉設立西太平洋區域辦事處的決定，實際是1950年，由方博士（Dr. I.C. Fang）領導的香港臨時區域辦事處提出，並得到第三屆世界衛生大會批准的。世界衛生組織執行委員會於1951年6月1日正式確立了遴選程序。故而，菲律賓政府和世界衛生組織籤署了在馬尼拉設立區域辦事處的東道國協議。
1951年8月15日，該區域辦事處正式由香港轉移到馬尼拉，最初被安置在市中市（Intramuros）港區檢疫局。那裡正是維克多·海絲（Victor Heiser）博士在菲律賓建立了第一個港口檢疫站的位置。西太平洋區域辦事處（WPRO）選址的確定，恰巧揭示了兩次世界大戰間，國聯衛生組織、遠東熱帶醫學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之間的聯繫。
韓戰推動美國與原敵對國日本以及老朋友臺灣結盟。1951年的「共同安全法」（ MSA ，The Mutual Security Act ）是美國對東亞提供援助的法律基礎。共同安全局（Mutual Security Agency）曾向許多東亞國家撥款以提供援助。為了履行該法令的使命，像共同安全局這類機構的建立，是基於「通過軍事援助和經濟復甦增強美國盟友實力有利於美國的長期安全」的理念。
由於東亞的緊張局勢，隨著美國作為全球超級大國的崛起，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機構的擴張，深刻地改變了國家間關係。繼1948年世界衛生組織成立，1950年成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1951年成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後，這種轉變趨勢愈發明顯。
這三個組織都被特許發揮研究、工程建設和基礎設施開發等方面的作用，這些也是洛克菲勒基金會早先所最經常承擔的工作。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東亞地區醫療援助中私人慈善所扮演的資金來源的角色，於20世紀50年代完全由國家所取代。
洛克菲勒基金會將公共衛生教育視為主要關注領域之一，並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建立建立了第一所公共衛生學院。
隨著二戰結束之後時間的推移，由於美國政府自身的外交政策的擴張與國際發展機構的日益壯大，各國對包括國際衛生事業建設在內的美國基金會的國際工作產生著日益深刻的影響。
美國以外地區的發展，增強了權力平衡與影響力由私人基金會向外的流動：非殖民化，以前由歐洲控制的東亞「新國家」的權力日益增強 ，以及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機構日益突出的地位。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在20世紀五十年代的新框架，洛克菲勒基金會在支持全球性瘧疾根除運動中所起的作用，實則屬於美國國際衛生外交實踐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