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遺毒千年!為什麼「富國強兵」的法家,卻造就一個積貧積弱的中國?

為什麼「富國強兵」的法家政治

卻造就一個積貧積弱的中國？

文 \ 蘇則

來源：讀嘉

一、「富國強兵」的夢想和「積貧積弱」的現實

我們先前介紹了從戰國到秦漢期間，儒法思想交鋒的部分歷史（參見：法家、桑弘羊）。這段歷史最終的結果是：主張君主專制的法家壓倒了主張西周封建制度的儒家。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權力，經過從商鞅到桑弘羊的一系列努力，都被集中到了專制帝王的手裡。當然了，儒家確實保留了一個「獨尊」的虛名，但它被限制在了教育和文化的領域，變成了專制君主的傀儡和工具。此後，古代中國的現實政治始終是法家帝王術的天下。

這一點，有些熟讀中國歷史的人物看得非常清楚。有幾句詩講：「祖龍（秦始皇）魂死業猶在」、「百代都行秦政法」 。說的就是這個現象：秦始皇雖然死了，但他的政策和法度被繼承下來。儒家是講克己復禮，主張回到西周的封建制度的。但從秦漢到明清，中國一貫奉行的，都是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這和早期儒家的政治綱領完全相反，這也就是所謂的「陽儒陰法」。在這種情況下，宣揚孔子的教化，只不過是個幌子而已，稱中國是個「以儒治國」的國家，是非常可笑的。打個比方，我們評價一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總不是看他嘴裡說什麼，而是看他是怎麼做的。如果他嘴上仁義道德、無比偉大正確，實際上卻無惡不作，那麼這個人就是個惡棍，而和他嘴裡的「仁義道德」沒什麼關係。

但從歷史到現在，還是有很多人讚美法家，反對儒家。他們讚美法家的理由主要是兩種，第一種就是「百代都行秦政法」這類說法，也就是民間所謂的「存在即合理」：法家政治都在中國實行了這麼多年了，可見它確實很了不起。但這種說法在邏輯上是站不住的。譬如舉個反例說，猴子的歷史就比人類長的多，那麼照「百代都行秦政法」的邏輯來看，「千代都行猴政法」，那人類就應該保留猴子的制度和文化了。

在中國，黑格爾的「Was vernünftig ist, das ist wirklich; und was wirklich ist, das ist vernünftig」也許是最常被人誤讀的名言。一些人甚至用這個句子為生活中的醜惡之物辯護。然而，「存在即合理」的「合理」，只是合於事理規律（rational），而並非價值判斷（right）。

除了「存在即合理」，另外一個人們讚美法家的理由可能還更流行一些。這個理由，也常常出現歷史上真實的儒法爭論中——「咱們法家能富國強兵呀！你們其他的諸子百家行麼？」

舉幾個例子。《商君書》的第一篇《更法》中，法家的商鞅和傳統派的幾個秦國大夫展開了爭論。商鞅最根本的論點就是：「只要可以強國利民，不遵循傳統和周禮，也沒什麼關係。」而韓非子反對儒家道德，鼓吹變法的理由，則是「搞儒家的那套仁義，沒有好處，搞我法家的這一套，富國強兵，好處很大。」至於在《鹽鐵論》中的儒法爭論裡，法家代表說得更加直白：「我們搞的都是有利國家的大事，你們這些儒生也就嘴上功夫了得，實際治國不行，你們自己都吃不飽飯了，就別摻和了。」

總結一下上述法家鼓吹者的意思，其實就是：我偏不和你們講仁義道德，我就只看富國強兵的效果。論富國強兵的實際效果，我就是比你強。

法家素來以毫無下限的狹隘功利主義著稱。《商君書·去強》洋洋得意地宣稱，「只要敢幹別人恥於去幹的事情，就能得到好處。」（兵行敵所不敢行，強；事興敵所羞為，利。《弱民》篇有類似表述）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這種理由從格調上講，無疑是非常卑下的。但如果只從那些不講格調的角度來說，這理由似乎也還有點道理：秦國用商鞅變法，最終吞併和毀滅了東方六國，一統天下。秦國對抗匈奴，一度也頗有戰績，在歷史上留下了「秦兵強」的記錄。漢武帝利用桑弘羊和法家酷吏，從民間榨取了海量的血汗財富，終於攢夠了擊潰匈奴的錢和兵馬，「大國崛起」了。法家似乎都讓這些國家富強了，不是嗎？

但仔細想想，問題也隨著之而來了：既然古代中國「百代都行秦政法」，法家秦政又這麼善於「富國強兵」，那為什麼到了近代，中國卻成了一副老朽衰落的模樣，難以和西方列強競爭，甚至連和一同起跑的蕞爾小國日本競爭，都曾落過下風？

下面我們就來看看法家「富國強兵」的邏輯是什麼樣的：為什麼他們追求富國強兵的理想，最後卻留下了一個貧弱的中國。

二、法家的「強兵」

「勇於公戰、怯於私鬥」的內在矛盾

法家思想家的如意算盤打的很精明：如果民眾只是為了私人理由戰鬥，那麼君主無從得到好處，並且，這些敢於私鬥的民眾，也會造成君主絕對統治上的麻煩。但這裡存在一個明顯的邏輯問題：如果民眾不敢為自己的利益而戰鬥，那他們又憑什麼敢於為了國家的利益而戰鬥？

我們不妨來看看法家強兵的理論基礎。翻檢《商君書》和《韓非子》，我們容易發現，原來法家思想家們高估了刑罰和獎賞的力量。

《商君書》說：「對懦弱的民眾使用刑罰，他們一定會變得勇敢；對勇敢的民眾使用獎勵，他們一定會願意赴死」，「我命令：百姓不去作戰，就不能避免刑罰。這樣，國內的人民就不會不致力於戰鬥了，這樣就能成就霸業」 。法家將人民視作牲畜，因此它的強兵理論，完全建立在了趨利避害的生物本能上面。

但問題恰恰在於：參戰赴死是少數絕不可能用趨利避害的生物本能驅動的事情。參戰赴死造成人類在種內鬥爭中死亡，其本質是反生物性的。對於普通生物而言，不會有比自己的生存更大的獎勵，也不會有比自己的死亡更大的刑罰了。如果只是為了獎勵和懲罰，為什麼還要冒著失去生命的風險去戰鬥？他們為什麼不去逃亡，為什麼不在陣前投降？

讓人願意犧牲生命的戰鬥意志，必然高於純粹的動物本能。這一點，韓非看得非常明白，他非常清晰地發現了動物所沒有的封建道德和人類的尚武精神之間的關係。《韓非子·五蠹》指出：為了保護家人和朋友而挺身戰鬥，這在本質上就是孔子和子路倡導的忠誠和正直 。但是，想要強國強兵的韓非，卻又不得不反對這種封建道德——原因很簡單，韓非指出：這種封建道德同樣鼓勵私鬥，也會鼓勵民眾違背君主和官吏的命令，最終動搖專制君主的統治基礎 。

春秋時代的武士戰鬥，是為了封建道德和榮譽，他們是敢於私鬥，自然也敢於公戰的。所以雷海宗先生指出，他們「仍為傳統封建貴族的俠義精神所支配。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貴族，男子都以當兵為職務，為榮譽，為樂趣。不能當兵是莫大的羞恥。我們看《左傳》《國語》中的人物由上到下沒有一個不上陣的，沒有一個不能上陣的，沒有一個不樂意上陣的。國君往往親自出戰，所以晉惠公才遇到被虜的厄難。國君的弟兄子侄也都習武，並且從極幼小時就練習。如晉悼公弟揚幹最多不過十五六歲就入伍；因為年紀太小，以致擾亂行伍。連天子之尊也親自出徵，甚至在陣上受傷。如周桓王親率諸侯伐鄭，當場中箭。此外，春秋各國上由首相，下至一般士族子弟，都踴躍入伍。當兵不是下賤的事，乃是社會上層階級的榮譽職務。」

東周武士復原圖。從封建武士到帝國順民或遊民匪徒，是文明的嚴重退化。有人認為，中國歷史上漢族對遊牧民族的弱勢，是文明戰鬥力不敵野蠻的一個例子。然而，追求榮譽的武士和苟延生命的順民，究竟哪一個是文明，哪一個是野蠻，還難說得很。

到秦漢之際，出於君主專制的需要，法家思想家必須毀滅封建道德和貴族武士。然而，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封建道德和貴族武士毀滅之後，民眾的尚武精神也將隨之而去。這一點，在封建武士仍然為數眾多的戰國和秦漢問題不大。但只要法家的治國術繼續執行下去，民眾間趨利避害的動物思維就會最終壓倒道德氣節，民眾厭惡參軍的趨勢也將無法挽回。在中國帝王專制時代，士兵長期是地位卑下的職業，是底層民眾無可奈何的選擇。所謂「好男不當兵」，他們參軍，是為了混一口飯吃，因此讓他們欺凌平民容易，遇到真正的敵人，就往往潰不成軍。

當然，在道德氣節之外，還有一種力量也可能驅使人們捨生忘死。那就是孤注一擲的罪犯心態。事實上，在離封建時代還不遠的秦皇漢武時代，到他們統治的後期，能夠徵發的兵源就已經遠遠不夠，竟不得不用死刑犯填充 。囚徒和土匪組成了中國古代軍隊的重要部分。這一批人確實可以非常勇敢，但他們的勇敢不建立在道德節操上，而是建立在對人性和生命的漠視之上。「兵匪一家」、「兵匪不分」、「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他們的存在只是給中國古代民眾增添了更多的痛苦。

「無論是由匪入兵，還是由兵入匪，都要較其他職業容易得多。因為兵和匪職業身份雖變，工作內容相同，都是殺人放火搶劫的事，只不過對象不同罷了。」（廖保平《為何說「兵匪一家」》）

另一方面，專制帝王本著讓民眾「怯於私鬥」的法家思想，長期壓制民眾自衛的能力。秦始皇平定六國後，曾下令收繳天下所有兵器，將它們銷毀熔鑄為十二巨型銅人，擺在鹹陽的宮殿之外，「以弱天下之民」；漢代皇帝則以殺戮民間遊俠著稱。這些俠客「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有一定的組織力和戰鬥力，是春秋戰國封建武士的精神遺存。

太史公司馬遷敏銳地發現了朱家、郭解這批漢代遊俠身上的封建貴族氣質，將他們視作著名的戰國四公子（齊國的孟嘗君、趙國的平原君、楚國的春申君、魏國的信陵君）的低配版加以肯定，但這些遊俠也因此遭受了皇權的徹底打擊，郭解全家遭到誅殺，濟南、陳地的豪傑，也在漢景帝時期被全部處死 。

然而，民間組織和自衛能力的消亡，自然意味著對外戰鬥力的消散。魯迅諷刺說，中國人被稱為「一盤散沙」，其實這正是帝王治理的成績。中國古代的民眾沒有氣節和力量反抗皇權，自然無法反抗擊敗了皇帝的外敵。而那些片面要求這些平民捐軀和犧牲的人，簡直就像要求一個被五花大綁的人起來捕捉強盜一樣可笑（《南腔北調集·沙》）。

總而言之，法家的強兵邏輯是要讓民眾「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面對君主的奴役無比順從，毫無反抗能力、卻要對外敵呈現出絕對的勇武。打一個簡單的比方，這就像是一面按緊了自行車的剎車，一面卻大聲疾呼、拼命踩踏板要求自行車前進那樣可笑。長期來看，這是無法實現的。法家的強兵政策，最後毀滅了古代中國的勇武精神。

甲午時代被俘清兵。權利和責任總是對等的。你不能指望奴隸有多麼高的戰鬥意志或戰鬥能力。「清國軍人知道自己一旦害病、受傷將是什麼命運，無論害病亦或受傷都會被拋棄，因而不可能有多大的戰鬥熱情。」（《英國外交文件·中日軍事力量對比備忘錄》）

三、法家的「富國」

殺雞取卵的暫時富強

我們再來看看法家的富國術。

在具體操作上面，法家代表人物們的主張有一些區別。戰國時代的商鞅只主張通過發展農業富國，而漢武時代的桑弘羊則主張國家也通過經營手工業和商業致富。我們暫且不談這些具體技術上的區別，因為他們的核心理念還是一致的。這個理念，就是「國富而貧治」。

所謂的「國富而貧治」，就是說，要讓國家富有，但要以貧治國，讓民眾和社會貧窮。這個理念較早出現在《商君書》的《去強》篇。「以貧治國」，這聽起來似乎有些可笑。但我們只要看看「去強」這個題目，就可以知道商鞅他們打的是什麼算盤了。法家一貫主張，君主和民眾的利益關係是完全對立的：「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民眾富足了，就會變得強大，強大了，就要阻礙君主的統治。為此，商鞅一方面要求民眾拼命勞作，一方面卻要求民眾「家不積粟」，沒有私產、不做私人儲蓄，統統上交國庫 。

商鞅只講農業，漢武帝時期的財政總管桑弘羊也講工商業，但桑弘羊實際上也是「國富而貧治」的奉行者。他的鹽鐵國家壟斷計劃，只是為了讓國庫有更多的積蓄，可以支付更多的軍費而已。對於民眾，桑弘羊始終認為，不能讓他們從自然資源中獲益，理由也和商鞅一模一樣：富裕強大的民眾阻礙了君主的專制 。商人出身、主張發展工商業的桑弘羊對富人的偏見和仇視，是非常讓人吃驚的。他指責說：民眾有錢了，就會奢侈，一奢侈，就會鬧各種亂子 。所謂的鬧亂子，自然是就影響君主統治地位而言的。

在經濟思想上，法家和儒家最大的差異是：儒家鼓勵民眾的富有（「富民易與適禮」），以「富國強兵」自我吹噓的法家卻無比畏懼民眾的富足（「富則驕奢……起而為非」）。見《鹽鐵論·授時》

類似法家的強兵術，法家的富國術也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讓君主和國家富足，另一部分則是讓民眾和社會貧窮。「國富而貧治」，正對應了這兩個方面。同樣也類似法家的強兵術，法家的富國術還是存在著內在邏輯的矛盾：既然民眾勞作只不過讓國家富足，自己還是那麼貧窮，那民眾憑什麼努力勞作？

關於這個問題，商鞅給統治者們提出過一個具體的實操辦法，這就是讓「貧者富，富者貧」。這句話聽起來有點拗口。但翻譯成今天的語言，就非常清晰：先讓貧窮的民眾有錢起來，有錢起來後再讓他們變得貧窮。換句話說，就是把豬養肥了再宰。商鞅認為，只要治國做到了這一點，就可以變得強大 。從統治者的角度，這看上去當然是一條妙計。事實上，一些專制帝王正是這麼做的：漢武帝在統治期間多次頒布徵收富人財產的法令。這些法令之所以能得到執行，就是因為利用了一些貧民的告發。漢武帝的法令規定，告發隱瞞財產的人，可以分取罰款的一半 。再沒有比這更標準的「貧者富，富者貧」的實際操作了。

問題在於，法家的這種富國術和它的強兵術一樣，只是殺雞取卵、短期有效的策略。桑弘羊他們得意地炫耀著國庫和皇家收穫的豐富財寶，卻不知道這只是一錘子買賣。「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國富而貧治」本質上是對私人財產的破壞，無論你給了貧民多少的好處，得到了他們多大的擁護，這一點永遠不會改變。而一旦你開了破壞私人財產的先例，同樣的恐懼也會降臨在其他民眾身上。在「貧者富，富者貧」的時代裡，既然變富會被人瓜分財產，那麼還不如做個一個遊手好閒、無所事事的窮人——作為窮人，反倒還可以瓜分富人的財富。私權破壞，社會的生產和創新從此停滯。殺雞取卵，最後將無卵可取。古代中國經濟和科技發展的停滯，和私權觀念沒有能夠及時確立關係很大。

四、法家式的富強興奮劑

前面我們梳理了法家政治「富國強兵」的邏輯。總結一下：法家的富強策略，實際上就是把人民改造退化為君主的奴才和牲畜，並對他們的武力和財力加以收割。在較短的時間周期裡，法家政治家可以汲取封建時代沒有完全消泯的尚武精神和民間力量，營造出富國強兵的一時假象。

然而，法家富強理論的內在邏輯矛盾已經註定它的最終失敗。貧治和富國不可能同時成立，民眾的怯於私鬥和勇於公戰，也不可能同時成立。法家一面期望強國，一面期望弱民，這是無解的難題。奴才和牲畜不可能比公民更強大，也不可能比公民更富有，他們永遠不可能成為富強國家的長遠基石。在長遠角度上，道德和功利終究不是相背的。這就是推崇富國強兵的法家，卻造就了一個積貧積弱的中國的原因。

因此，法家政治在歷史實踐中呈現出了類似某些強力興奮劑的效果：對身體短期能夠起效、長期卻有損傷。一些人豔羨於秦皇漢武的帝王功業，卻忽視了他們造成的長遠危害。在秦始皇時代，秦兵的戰鬥力遠勝楚國軍隊。但到楚漢相爭的時候，劉邦從關中帶來的秦地軍隊在江東子弟面前，就已經退化到不堪一擊的程度。漢武擊敗匈奴的代價，則是國內戶口減半、商人和中產階級幾乎完全破產，西漢的商業和手工業失去了明天。

不但如此，華夏的軍事力量，自秦漢之後，就逐漸顯示出了嚴重的下滑。自兩晉到晚清，中國在和北方遊牧民族的對抗中，基本呈弱勢和守勢地位，飽受靖康之恥這樣的亡國屈辱。也許有人會說：沒有關係，在漢朝之後，我們至少還有大唐盛世嘛！其實，他們多少是被漢字史料欺騙了。近現代自陳寅恪以來，眾多學者已經有了嚴密的考證：李唐王朝的皇帝雖說姓李，其實卻起源於北朝關隴貴族集團，有著深厚的胡族血統背景。他們得以起家，憑藉的是北朝武士和突厥胡騎的支持 。許多唐朝重要將領，如安史之亂的安祿山和史思明，雖然他們的「姓」是安和史這樣的漢姓，其實卻分別是粟特人和突厥人。而郭子儀平定安史之亂，也是藉助異族回紇的兵力。在秦皇漢武得意一時之後，漢族的尚武精神也在法家的奴化政治中逐漸衰微下去了。從某種意義上，秦漢對匈奴的戰爭，最終是以漢族基本失去戰鬥精神而失敗告終的。

唐太宗李世民有四分之三的突厥血統。關於異族背景很強的李唐王朝的成功，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以為：「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中原文化之所以「頹廢」，正是拜法家所賜。

其實，關於法家思想的興奮劑特性，還是法家人物自己說得最明白不過。據《史記》記載，商鞅最初遊說秦孝公，前兩次宣傳的其實是「帝道」、「王道」之類的長遠宏圖，結果秦孝公聽得打起了瞌睡。商鞅無功而返，被引薦他的人數落了一通。但到第三次，商鞅搬出短期稱霸的「霸道」，秦孝公就覺得很對胃口了。之後的幾次接見，秦孝公更是對「霸道」入了迷，聽得膝蓋往前挪動了許多都還沒有發覺。引薦商鞅的人很是高興，問他使了什麼法術讓君主如此動心。商鞅說，我本來想勸君主仿效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結果他說他等不了那麼久。那麼我就只好講講短期稱霸的政治了。他雖然很開心地接受了我的主張，但這麼做，政治德性也就比不上商周時代了 。

《史記·商君列傳》：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容易看出，先秦法家那批思想家中，有些人可能還是很清楚，他們那套政治思想其實就是短期有效的興奮劑：它可以使得封建國家迅速轉型為專制帝國，在短期內大大增強國力，但這麼做會損傷社會和國家的五臟六腑。這讓專制帝國在長遠意義上，無論是從經濟實力的角度，還是軍事實力的角度，都沒有辦法和其他國家相比。

但是，還有很多自以為聰明的人，用「富國強兵」之類的陳腔濫調，來為法家的學說和它造成的破壞辯護。可以說，這些人的思想水平，比兩千年前的商鞅還要退化了。然而，這種思想的退化，也許也和經濟或者軍事的退化一樣，正是法家愚民弱民的結果。從《三國演義》到《大秦帝國》，許多民眾眼中「智者」、「英雄」的代名詞，還是那些急功近利的權謀之士和好大喜功的專制帝王，而不是為民族銖積寸累道德風骨和民間元氣的有識之士。這是很可悲哀的結果。

注 釋

《七律·讀呈郭老》：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商君書·更法》：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韓非子·五蠹》：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

《鹽鐵論·地廣》：大夫曰：「……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譽訾議，以要名採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簷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鬥闢造陽也！」

《商君書·去強》：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強，強必王。《商君書·說民》：民勇，則賞之以其所欲；民怯，則殺之以其所惡。故怯民使之以刑，則勇；勇民使之以賞，則死。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必王。……刑生力，力生強。《商君書·慎法》：且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其民之欲為之？非。如學之，所以避害。故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境內之民莫不先務耕戰，而後得其所樂。

《韓非子·五蠹》：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

同上。

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第一章中國的兵。

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第四章無兵的文化。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群臣謀曰：「柰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眾強，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史記·孝武本紀》：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

賈誼《過秦論》：收天下之兵，聚之鹹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史記·遊俠列傳》：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借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

《商君書·弱民》：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蝨。故民富而不用，則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則農不偷。農不偷，六蝨無萌。故國富而貧治，重強。《商君書·說民》：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後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則志窮；志窮，則有私；有私，則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殺力，曰自攻之國，必削。故曰：王者，國不蓄力，家不積粟。國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積粟，上藏也。

《鹽鐵論·禁耕》：大夫曰：「……今放民於權利，罷鹽鐵以資暴強，遂其貪心，眾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強御日以不制，而併兼之徒奸形成也。」《鹽鐵論·復古》：令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併兼之路也。……浮食奇民，好欲擅山海之貨，以致富業，役利細民，故沮事議者眾。鐵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眾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採鐵石鼓鑄，煮海為鹽。一家聚眾，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收放流人民也……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奸偽之業，遂朋黨之權，其輕為非亦大矣！」

《鹽鐵論·授時》：大夫曰：「博戲馳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饒則僭侈，富則驕奢，坐而委蛇，起而為非，未見其仁也。夫居事不力，用財不節，雖有財如水火，窮乏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雖助之耕織，其能足之乎？」

《商君書·去強》：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商君書·說民》：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國強；富者貧，三官無蝨。國久強而無蝨者必王。

見《史記·平準書》

見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史記·商君列傳》：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躂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歡什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鹽鐵論·論儒》有類似表述：「故商君以王道說孝公，不用，即以強國之道，卒以就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