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原創作者：南蓉看歷史
歡迎來到百家號南蓉看歷史，說起天主教大家都知道，而在天主教東方傳教史中，沙勿略擁有崇高的聲譽，他常常被尊稱為「印度使徒」「東方使徒」或「中國傳教之父」。為了彰揚他的業績，1619年羅馬教廷為他行「升天宣福禮」；1622年教宗格裡高裡十五世將沙勿略封為「聖徒」，他是繼耶穌會創始人羅耀拉之後第二位享有這一榮譽的人。那麼在當代，沙勿略的歷史地位終究如何來評價？小編認為，主要應當從他所倡導的「適應」策略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歷史作用和影響方面來界定。
沙勿略積在東方十餘年的傳教經驗，在他的思想中出現了兩個重大的飛躍:一是，他認識到中國文明對東方文明有著重要的影響。只有中國實現了基督教化，其他國家才會效法中國而信仰基督教。二是，他認為只有基督教文明與中國文明相適應，才能在中國取得救世功業的成功。沙勿略病故在上川島，沒能實現自己的抱負，但他意欲使中華帝國基督教化的理想卻成為西方傳教士一代又一代為之奮鬥的目標。他在傳教過程中總結出來的「適應」策略思想，更成為他的後繼者所尊奉的圭臬。而實施沙勿略所倡導的「適應」策略的最積極的結果，則是在一定的程度上促進了東西方之間的文化交流。我們認為，這就是沙勿略的歷史地位之所在。
沙勿略對西方傳教士前往中國的激勵作用。最先認識到沙勿略對後人的榜樣力量的，是曾任耶穌會總會長的比利時人艾佛拉爾·邁居瑞安1573年他上任後立即把東方的傳教事業放在重要的日程之內，並任命範禮安為印度傳教團的視察員，與此同時，他又囑託後者到東方後，要立即撰寫一部《沙勿略傳》，以便用沙勿略的形象來激勵後繼者。1574年範禮安來到澳門，並在那裡滯留了10個月這使範禮安有可能較為全面地研究中國的實際情況，其結果是「再度點燃了沉睡之中的遠徵中國的熱情」。範禮安當時已初步認識到，中國「這個帝國幅員遼闊，它的百姓品格高尚，事實上他們已經和平地生活了若干世紀，從這些來判斷可以肯定，他們行政制度的智慧和他們官員那種著名的精明似乎會支持擬議中的這次遠徵的」。
這裡所謂的「遠徵」，即指西方傳教士應當前往中國，並實現中國的基督教化。此時的範禮安已逐步認識到，對於中國的固有文化和風俗習慣絕不能採取否定一切的態度，相反地，要使宣教活動「適應」中國的民族文化。在範禮安看來，這樣做，「不僅有利於了解過去，而且有利草四班牙華傳教士與迠應策略於明智地預見未來」在澳門，範禮安親眼看到教會當局在中國教民中推行「葡萄牙化」所造成的消極影響。所謂的「葡萄牙化」即強制皈依基督教的中國教民要起一個葡萄牙人慣用的名字，還要說葡語、穿葡國衣著、按葡萄牙人的習俗來生活。這種「葡萄牙化」的結果不僅使入教的中國人感到壓抑，而且使這部分教民與其他不信教的中國人產生了隔閡。這樣做對爭取中國人歸化基督教十分不利。
所以範禮安籲請新任羅馬耶穌會總會長克勞迪奧·阿瓜委瓦考慮，在傳教過程中，要變「葡萄牙化」為「中國化」事實上，其後在澳門由於在傳教過程中實施了「中國化」，此舉遂為澳門的文化多樣性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了在中國的傳教實踐中能落實沙勿略的「適應」策略思想，範禮安在從澳門去日本之前，先後下令從印度將羅明堅和利瑪竇傳召到澳門，並留下手諭，讓他們來澳門後要進一步「發現」中國文明，學好中文，多讀中國典籍，熟悉中國的禮儀，做好進入中國的準備工作。同時他還特別囑咐他們要為編撰《沙勿略傳》收集資料。1579年羅明堅來澳門後，逐一落實了範禮安的指示，他十分注重收集有關沙勿略生平與業績的資料。
當1582年利瑪竇步羅明堅的後塵也來到澳門時，同樣以極大的熱忱投入對沙勿略的研究當中，並在羅明堅所收集到的大量資料的基礎上，寫出了《沙勿略傳》中有關中國的三章，後來這三章以《中國的奇蹟》為書名單獨出版，在歐洲發行後頗有影響。在寫作《沙勿略傳》的過程中，羅明堅和利瑪竇加深了對沙勿略傳教策略思想的理解，同時他們也開始自覺地追隨沙勿略的足跡，完成他未競的事業。羅明堅在一封信中曾如此表白，他未來的願望:「只是繼承我們方濟（各）·沙勿略所有的熱誠，所有的遺志，能進入中國，歸化那裡的人民。」利瑪竇更是沙勿略的忠實的追隨者，在他著名的「中國札記」中，他曾用大量篇幅介紹了沙勿略的生平和業績。
他讚譽說:「沙勿略是發覺了這個龐大帝國的無數百姓是具有接受福音真理的資質的第一個耶穌會士，他也是第一個抱有希望在他們當中傳播信仰的人。」因此利瑪竇認為，沙勿略在中國的基督教傳教史中「創始者和奠基者的稱號是當之無愧的」。你們是否也這麼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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