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滸傳》一百零八條好漢中,魯智深是一個身份特殊的人物,即他是一個佛教徒,一個出家的和尚。雖然小說還寫了武松、公孫勝也是教徒打扮,但魯智深與他倆不同。公孫勝是道土,他除了向晁蓋傳遞了個「十萬貫金珠寶貝」的信息外,他的思想言行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優秀表現,不像個好漢。武松是行者,但他不是修行人。雖然他頭上戴戒箍,身上穿皂布直裰,但他不僅沒有剃髮,而且沒有拜過師,沒有掛靠過某個寺院。他的「行者」身份是為了逃避官府追捕遮掩本來面目的偽裝。而魯智深卻是一個真正的和尚,拜過師,受過戒,參過禪。他住過的寺院都是歷史悠久的寶剎名寺。
同時,魯智深也是一個真正的好漢。他不帶任何個人功利目的的助人行為所表現出來的高尚思想品格,在梁山泊無人能及,而且在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上也堪稱一代典範。
魯智深最突出的特點是他思想純真,愛憎分明,富有正義感和同情心,樂於助人。
中國古代非常讚賞扶危濟困的人。但無論在歷史上或是文藝作品中,真正能夠沒有個人功利目的單純扶危濟困的極少,而魯智深卻做到了。
他和金翠蓮父女素不相識,社會地位差別也大,但當他聽了金翠蓮的哭訴:他們父女流落渭州,儒弱無依,被鎮關西鄭屠強媒硬娶金翠蓮作妾,但三千貫文書是「虛錢實契」。未及三月,鄭家人把金翠蓮趕出,當初未曾得過鄭屠一文錢,如今卻要他們每天到酒館趕座賣唱還錢。魯達立即義憤填膺,罵道:
「這個醃鰧潑才,投託著俺小種經略相公門下,做個肉鋪戶,卻原來這等欺負人!」
當時就拿出銀子送給金老父女安排他們回東京去。店小二阻攔,他兩拳打倒店小二;又三拳打死鎮關西。在古代社會,仗勢欺人和討飯賣唱之類的現象可謂司空見慣,人們都習以為常。金翠蓮哭訴的時候,當時在場的人,包括一向仗義豪爽的史進,都無動於衷。此時的金翠蓮,可謂危困已極。只有魯智深,出於一種正義的同情心,激憤形於言表,援助見於行動。
他在幫助別人的時候考慮得周到、細緻,保證讓被幫助者安全離去。他幫助人完全是憑直覺行事,當做即做,不瞻前顧後,不求感恩,不求報答,沒有絲毫的個人功利目的。
他出家後,路過桃花村,見劉太公為桃花山山大王要強娶女兒為「壓寨夫人」而煩惱,這本不是出家人管的事,但他也伸出援救之手。他痛打了小霸王周通。劉太公害怕周通報復,請求「師父休要走了去,卻要救護我們一家兒使得」魯智深回答:「甚麼閒話!俺死也不走。」
他把不是自己該管的事當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責任。這句話,正是劉太公極為需要、熱切盼望的安全保證,簡約中含著踏實,平淡中透著熱忱,最鮮明地表現出魯智深的豪俠性格,也是讀者最為讚佩的魯智深助人為樂精神的典型體現。
《水滸傳》把「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當作好漢的信條。
武松憑這句話幫助施恩打敗蔣門神,奪回快活林;石秀憑這句話打跑踢殺羊張保,替楊雄解了圍。但細考較來,武松、石秀的行為很難當得上「路見不平」四字。所謂「路」,指遇之當路,互不相識，素無關係。但武松與施恩在打蔣門神之前不能說互不相識。施恩父子為了請武松替他們報仇,在武松身上很下了一番工夫。武松打蔣門神已不是「路見不平」。石秀與楊雄雖然過去並不相識,是「遇之當路」,但楊雄身為薊州兩院押獄兼市曹行刑劊子,行刑回來,正受著許多人的恭維,軍漢張保氣不忿,說:
「你今日詐得百姓許多財物,如何不借我些?」
他們混打起來,其間說不上有什麼不平。石秀作為一個貧窮的賣柴人實在不該去打這個「抱不平」實際上,不僅武松、石秀為然,就是李逵在劉太公莊殺死假宋江幫助劉太公奪回女兒的事,雖然與魯智深的故事極為相似,但二者的性質卻有很大差別。李逵幫助劉太公,主要是因為搶劉太公女兒的強人自稱「宋江」,而他先有對宋江好色的成見,著眼點在宋江身上;而魯智深卻單純是為了助人。山大王李忠是他的舊相識,邀他上山作客,他念念不忘的全是劉太公的事。先對李忠說:
「既然兄弟在此,劉太公這頭親事再也休題。他止有這個女兒,要養終身。不爭被你把了去,教他老人家失所……這件事都在你身上。」
這段話後來又對周通說一遍,直到周通「折箭為誓」,永不翻悔,才算完結。魯智深有一句名言:
「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
這是他助人的最顯著的特點。
《水滸傳》中稱讚「真大丈夫」做事「有頭有尾,有始有終」,唯有魯智深做到了。
幫助金翠蓮父女和劉太公父女已說明了魯智深助人到底的品性,林衝被高俅陷害,被發配去滄州,魯智深一路上對林衝的保護,使這一特點更得到淋滴盡致的表現。
人間的不平,普通人民的不幸,都是由於邪惡勢力倚強凌弱造成的。所以要剷除不平,扶助弱小,不可避免地要同邪惡勢力發生衝突;而且唯有打倒邪惡才能救助弱小。但邪惡勢力之所以敢於逞兇肆虐為非作歹,則是因為他們有所憑恃,可倚仗官大勢大,不受制裁,或依仗財多氣粗,有錢能使鬼推磨。一般人之所以做不到「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主要還不是因為缺乏同情心,而是鬥不過、惹不起邪惡勢力;弄得不好,自身難保,自己也會被邪惡勢力所吞沒。
任何人在準備鋤強扶弱的時候都要先掂量一下自己的力量。但魯智深對自己的力氣、武功充滿自信,從來不考慮與對方掂量;他沒有家室拖累;更重要的,他對自己的飯碗——官職也不考慮。他為助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第一次：為救助金氏父女丟掉了「提轄官」這一令人羨慕的官職,逃上五臺山當了和尚。
第二次：在瓦罐寺為替幾個老和尚責問強人崔道成、丘小乙把寺弄荒廢了,幾乎丟掉性命。
第三次：為救助林衝,把在東京大相國寺管領菜園的職事又丟掉了。
魯智深的可貴之處是,他對面前的惡勢力不能容忍必儘自己的全力去剷除,不計利害,不怕犧牲,從不後悔。小說有一句贊語說:
「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
用在魯智深身上是很恰當的。
林衝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他的頂頭上司就是太尉高俅。林衝受到高衙內的欺侮,忍讓了,魯智深卻說:
「你卻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鳥!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禪杖了去。」
他說到做到。高俅想出各種辦法必要置林衝於死地,而魯智深憑一桿禪杖保護林衝直到滄州。不僅表現了對兄弟的義氣,更顯示出對不論多麼強大的惡勢力決不屈服的精神。
魯智深形象的成功,是《水滸傳》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具有標誌意義的重要成就之一。他是一個空前高大的無私無畏人物的典型。同時,魯智深還有許多獨具的個性特點,如豪爽率直,任性大度,不拘小節等。
魯智深如此高尚美好的思想品格是怎樣形成的?
從魯智深的思想品質來說,他是古代社會中一個相當高尚的人,純粹的人。
《水滸傳》描寫魯智深,強調他的正義感、同情心和愛憎分明、疾惡如仇、無私無畏的品質等等,不是別人教育的結果,不是外加的義務,不是借鑑別人的榜樣,這些都是他天然本性的自然流露。
用精神分析的話來說,他的行為都是受他潛意識的支配,是自發的行為,不是自我強制,有意識地要達到什麼目的。魯智深不假雕飾的真與善的自然本性。
這樣的本性造成魯智深偉大的人格。
《水滸傳》寫魯智深最後坐化六和寺,應了智真長老給他的偈語。這種描寫,從魯智深性格發展來說,應是一個圓滿的結局。
魯智深曾說過:
「只今滿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聖聰,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殺怎得乾淨!招安不濟事。」
平方臘以後,梁山的理想世界已經不復再有,他又不願與那些奸邪為伍去圖封妻蔭子。他說:
「洒家心已成灰,不願為官,只圖尋個淨了去處,安身立命足矣。」
那麼此時,他是真的看破人世紅塵,認識到只有出家才能葆有他善與真的本性。有的人把魯智深的坐化說成是「自刎」,太煞風景。藝術需要虛構、想像、幻想。《水滸傳》作者不僅要力圖寫出一百零八人上梁山道路、方式的不同,而且要盡力寫出他們的結局也不同。特別是對那些主要人物,這樣才能顯出描寫的絢麗多姿,也更具生活的真實性。
魯智深入六和寺後立即就坐化,確顯太急促些,但這樣描寫,一方面是為了與武松相區別(總不能他倆都八十而終),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作者要緊扣魯智深的身份,寫出他的「覺悟」,在人性修養階段上他已達到「覺行圓滿」,從而使他正直無私、英勇無畏的思想性格保持純粹,有始有終。
魯智深的結局可能還有別的選擇,但我認為,小說中的安排是最理想的一種。由於這個結局符合魯智深的思想性格,就使他不僅在生活中比其他人高尚偉大,而且結束生命的方式也高出別人一籌。宋江等自不必說,即以武松、燕青等歸隱的幾人而論,武松老死六和寺,與這個曾經有過叱吒風雲英雄行為的人物性格中
固有的庸俗因循思想是吻合的。燕青是個乖巧的人,早在宋江派他去東京探聽消息時,他就藉機為自已向徽宗皇帝討了一紙「赦書」,作為日後的退步。平方臘以後,他不辭而別,
「當夜收拾了一擔金珠寶貝挑著,徑不知投何處去了」。
還給宋江留一信,自得地說:
「身邊自有君王赦,淡飯黃齏過此生。」
這樣一個專門為自己精巧打算的人更襯託出魯智深為人的無牽無掛,光明磊落。
總結：魯智深出家入的是佛教禪宗教派。禪宗提倡教徒修行「不執外修」,「不假外求」,「見性成佛」,強調「頓悟」。如果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魯智深的佛性就比其他人更充沛。魯智深出家時,智真長老特意入定去「看」了他的前途,說:此人「心地剛直,雖然時下兇頑,命中駁雜,久後卻得清淨,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普通人由於思想狹隘,私心太重,牽掛太多,擺脫不了貪慾怨尤固執等引起的「煩惱」,所以達不到「涅槃」的彼岸。魯智深卻獨具善根」。他做事唯憑世道人心,有是非一定要立即擺平,不妥協,不商量,不退讓,不考慮自己的利害得失,不顧及旁人的褒貶毀譽,真正做到了「息想」、「無念」,這豈不是「即心是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