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杜安在8月中旬宣讀判決的時候，他對漢密爾頓和其他的律師表示讚賞，稱讚雙方的辯論「闡述詳盡，引經據典」。[47]他宣布了一個折中的判決，要求沃丁頓向拉特格斯夫人支付欠租，但是只支付在1780年他向英軍支付租金之前的那一個時期的欠租。考慮到隱藏在這個案件背後的不滿情緒，漢密爾頓建議自己的委託人與拉特格斯夫人協商解決爭端。拉特格斯夫人最後只要求對方償還800英鎊，她最初要求的8000英鎊被大打折扣。高舉《國際法》旗幟的漢密爾頓大獲全勝。
在「撤離日」9個月過後，他便幫一位富有的英國人打贏了一位美國女性，雖然沒有贏得全部，但卻是一次真正的勝利。漢密爾頓知道這個案子將會對他的法律業務大有幫助，在接下來的3年中，他處理了45起關於《反侵權行為法》的案子以及另外20起涉及《沒收法》和《引證法》的案子。贏得官司也給他帶來了一些可以預期的惡名。一些激進的報刊嚴詞譴責他為「最遭受遺棄的……全世界最無恥的惡棍」提供幫助，有人密謀刺殺漢密爾頓的傳聞四起。
熱衷於煽風點火、造謠生事的記者詹姆斯·奇塔姆（James Cheetham）評論漢密爾頓說，「紐約州絕大多數討回財產的親英分子，都要感謝這位能言善辯的律師。」政治輿論的腔調突然變得尖刻。某種毒藥被投放到美國的政治空氣中，其毒性在經歷一代人之後才慢慢消散。每逢革命結束，純粹主義者就對意識形態倒退和背離唯一信仰的跡象虎視眈眈。18世紀八九十年代，人們瘋狂地參與政治迫害，懲治那些被指責為「企圖竊取勝利果實」的叛徒。對那些激進主義者而言，革命的徹底性就意味著讓軟弱的行政和司法黯然失色的強勢立法。但在漢密爾頓看來，這樣做只會導致立法霸權。
當他希望詳釋司法享有與政府其他兩個分支同等地位的原則時，拉特格斯與沃丁頓之爭給了他第一個難得的機會。如果說拉特格斯與沃丁頓之爭使得漢密爾頓在1784年成為城市政治中一個頗具爭議的人物，那麼在紐約銀行的建立中，他扮演的則是一個更加妥協的角色。紐約銀行是紐約市的第一家銀行，在它創立時，未來成為世界金融中心的紐約市正在崛起。在當時的美國，銀行仍是新鮮事物。第一家此類特許機構於1781年在費城成立，漢密爾頓已經詳盡地研究了它的業務。
這家銀行是羅伯特·莫裡斯的想法，它的兩個最大的股東是漢密爾頓的姐夫約翰·巴克·丘奇和他的生意夥伴傑裡米·沃茲沃思。這兩個人如今正在為他們的資金尋找新的出路。1783年，丘奇攜安傑莉卡及4個孩子坐船去歐洲，釐清戰時美國與法國政府的帳務。在離開美國的這段時間，丘奇委託漢密爾頓代理自己在美國的業務。在未來幾年裡，這件事情將會佔用漢密爾頓大量時間。
當丘奇和沃茲沃思委派他做代表在紐約成立一家私人銀行時，漢密爾頓對此很感興趣，認為這能幫助恢復紐約的商業。但是，羅伯特·R．利文斯頓的一個提議又讓漢密爾頓陷入了沮喪之中。利文斯頓建議成立一家「地產銀行」——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為他希望大部分貸款是以土地作為抵押的。但漢密爾頓認為這個想法是「瘋狂和不可行的一個計劃」。[49]因為土地不是一種流動資產，在緊急情況時不能很快地轉化為現金，所以漢密爾頓更傾向於建立一個保守的銀行，專門經營紙幣和金銀幣業務。
當利文斯頓懇求紐約的立法機構給予特許狀的時候，不知疲倦的漢密爾頓立即採取了行動，他動員紐約的商人反對這種行為。他通知丘奇說，他已經遊說了「一些有頭腦的商人，他們目前能夠正確地看待問題並採取行動，推翻這項計劃」。[50]漢密爾頓的影響力超出了他自己的預計，不久之後，一個由商業領袖組成的代表團就與他接觸，並出資建立「貨幣銀行」，來對抗利文斯頓的「地產銀行」。「我有一點局促不安，不知到底該怎麼辦，」漢密爾頓難為情地向丘奇坦白說，「但從總體上而言，我認為最好是贊成他們的意見。」[51]漢密爾頓放棄了建立一家獨立銀行的想法，決定代表丘奇和沃茲沃思進入了新銀行的董事會。滑稽的是，在這家後來隆重紀念他的銀行，他僅擁有一股股份。
1784年2月23日，《紐約信報》宣布了一個裡程碑式的會議：「現在看起來在這個城市依據自由的原則成立一家銀行是紳士的集體意願……他們因此被邀請參加明天晚上6點鐘在商人咖啡廳舉行的聚會，商討如何行事。」[52]在會上，亞歷山大·麥克道爾將軍被投票選為新銀行的主席，漢密爾頓被選為董事之一。在接下來的三個星期裡，漢密爾頓忙裡偷閒，獨自為這家新機構起草了章程——這種艱難的任務對他來說卻是駕輕就熟。作為紐約市第一家金融機構的設計師，他在白紙上輕鬆地勾畫出一張藍圖。這份文件後來被許多銀行作為章程模板，由此定義了美國銀行業的初級階段。
在紐約州政治鬥爭趨於白熱化的背景下，這家銀行在該州北部農村引起激烈爭議，農場主想要一家對自己更有利的地產銀行，並認為貨幣銀行會犧牲他們的利益，只為城市商人帶來好處。但在市區，那些為處理戰時沒收財產而爭執不休的激進分子和親英分子，卻因為紐約銀行的建立得以和解。
麥克道爾是公認的革命英雄，做事認真、出生於蘇格蘭的出納員威廉·西頓（William Seton）則是一個戰時的親英分子，為了凸顯兩派的團結，名氣最響的三位「自由之子」——馬裡納斯·威利特、艾薩克·西爾斯和約翰·蘭姆，把自己的名字添加到了許可證申請書中。作為新銀行的倡導者，漢密爾頓在銀行中擔任三個重要職務——董事、章程起草者和律師——位居經濟權力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