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席捲全球的新冠疫情，西方各國的政府和群眾時常作出令人困惑不解的應對舉措。無論是前期由英國最先提出「群體免疫」的抗疫理念，還是後來部分國家不顧疫情急於復甦經濟，抑或是近期美國總統川普再次談及群體免疫，這些做法都在社會各界引起激烈爭議和不滿。雖然沒有政府公開將「群體免疫」作為目標，各國經濟解封的進程也受到社會多重阻力的限制，甚至川普昨日也正式確診為新冠陽性，但發人深省的是：為何歐美國家長期有這麼多政客精英用「群體免疫」、「經濟優先」等理念來粉飾種種消極抗疫的舉措，而且被這麼多民眾所接受？其中一個值得反思的原因是，它背後反映著植根於西方社會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傳統。
美國總統川普確診新冠
一、從「自然選擇」到「適者生存」根據《大英百科全書》，社會達爾文主義指的是一種認為人類族群同樣受達爾文提出的自然選擇規律影響的學說，其將人類的社會生活視作由適者生存法則支配的生存鬥爭。然而，學界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內涵爭論不休，因為它在歷史上常與自由主義、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優生學等不同的社會思潮相關聯。但無論何種闡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基本內核都涉及三個關鍵短語，即：「生存鬥爭」「自然選擇」和「適者生存」。
「生存鬥爭」源於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理論。達爾文（Charles Darwin）受其啟發，觀察到自然界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生存鬥爭。他認為一切生物都有高速率增加的傾向，隨著產生的個體比可能生存的多，這勢必會導致生存鬥爭，「或者同種的這一個體同另一個體鬥爭，或者同異種的個體鬥爭，或者同物理的生活條件鬥爭」。在此情況下，達爾文發現有利的變異往往會得到保留，不利的變異則會被毀滅，其結果是新物種的形成，這一過程被稱作「自然選擇」。自然選擇原理是達爾文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的精髓。事實上，達爾文尤為注重科學性，在書中僅闡述了生物界的情況，而沒有直接論及人類社會的發展，他也絕不鼓勵對其理論進行某種社會解釋。在他看來，自然選擇依賴複雜的偶然性，「不一定包含進步性的發展」。因此，當友人提醒達爾文「自然選擇」一詞具有擬人化色彩的弊端後，他贊同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創造的「適者生存」更為準確,並從《物種起源》的第五版開始將這兩個術語並立使用。
《物種起源》
然而，斯賓塞理解的「適者生存」與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卻不盡相同。早在《物種起源》出版前，斯賓塞就開始思索生物學理論與人類社會之間的關係，提出了社會有機論。他將社會與生物有機體相類比，一方面視社會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各個部分既獨立發揮某一功能，又相互協調有機體的平衡；另一方面社會有機體也服從生物的適應規律，不斷地為適應外界條件或環境而作出改變。對於這種改變，斯賓塞採用了拉馬克主義的立場，認為後天性狀可以遺傳，而生存鬥爭會誘導人類主動適應環境，提升身心機能，然後傳給後代。因而社會有機體必定從低級逐步走向高級，「人類的各種機能必然會訓練成完全適應於社會性狀態」。在他眼中，「進步不是一種偶然，而是一種必然」，文明是人類發展的最後階段，這構成了他社會進化論的重要前提。
在閱讀完《物種起源》後，斯賓塞發現達爾文為他提供了科學依據，他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我想,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學說可以被吸收到我正在闡釋的一般進化理論中。」1864年，斯賓塞在《生物學原理》一書中首次用「適者生存」這個短語來表達「自然選擇」。但他的論述從未脫離社會有機論，只是把自然選擇看作是保持物種與外力間建立平衡的一種手段，認為其能夠使有機體在所處的環境中產生適應性。斯賓塞的「適者生存」在本質上是指，無論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都遵循優勝劣汰的法則，「那些結構不太完善的個體在他們產生後代之前就死亡了，留下那些結構適應性更強的來產生新一代」，推動整體的發展。他將適應和進化等同於進步，又因這種進步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趨勢，所以反對國家政府的幹預。斯賓塞指責稱，對窮人、弱者、缺陷者的強制救助將導致「不適者」的增加，同時阻礙「最適者」的生存，危害整個社會有機體的發展，他強調競爭才是進步的關鍵。
因此，達爾文的「自然選擇」本是「中立的工具」，但被斯賓塞延展到社會的維度，以「適者生存」的概念曲解了進化論對人類社會的意義。正如赫胥黎（Thomas Huxley）指出，「適者生存」的模糊性對「自然選擇」造成了很大的傷害，導致很多人認為「適者」指的是「最優秀」或者「最高等」的人。進化論與社會有機論的結合賦予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宿命論的色彩，極大忽視人的主觀能動性和社會道德倫理，這對西方社會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二、歷史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自19世紀下半葉始，基於生存鬥爭的自然選擇理論和適者生存觀念很快就在歐美國家得到廣泛傳播。這一套話語與邏輯被用來為各種思想和社會利益服務，充當合理性的解釋，潛移默化地融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
其中最為明顯的是自由放任政策和優生學。斯賓塞倡導個人自由是幸福的第一要素，幹預製度不僅限制人們的自由，而且往往保護不適者，破壞進化法則。這種思想還備受美國鍍金時代資本家的推崇。以薩姆納（William Sumner）為代表，他認為「社會不平等是自然選擇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如果不相信適者生存，那結果只會是不適者生存。他把生存鬥爭視為社會進化的動力，支持政府奉行自由放任主義。薩姆納的理論後來成為美國保守主義的重要支流。與此同時，社會達爾文主義亦可為某些方面的人為管制辯護，如高爾頓（Francis Galton）提出的優生學。由於社會進化論承認人類存在優劣之分，並且這種差異可以遺傳，為了避免生存競爭中不適者的過度繁衍或最適者的繁衍不足，高爾頓呼籲政府介入，阻止那些有不良特徵的人生育，鼓勵更有價值的人延續後代，從而改善人類社會。但一旦這些理念被運用於國家爭鬥、帝國擴張和種族問題等範疇，則會釀成巨大禍害，其極端形式就表現為納粹主義。
高爾頓（Francis Galton）
二戰結束後，社會達爾文主義遭到各界的猛烈抨擊，它被指責為20世紀上半葉一系列的恐怖事件提供了意識形態和偽科學動機。而福利國家的出現使得西方社會重視政府干預和社會保障，試圖縮小貧富差距和緩解社會不平等。「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等說法似乎不再被大肆宣傳，但事實上它從未消失，只是轉為社會的暗流，等待再一次顯現。
果不其然，隨著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滯漲，以及裡根主義和柴契爾主義的出臺，人們意識到社會達爾文主義正死灰復燃。正如方納所指出，在這種思維方式的引導下：「政府不應試圖幹預和影響經濟運作的『自然』方式；財富的分配反映的是個人的能力，而不是歷史環境的局限；那些較為不幸的人，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階層或一個種族，他們之所以不幸主要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失敗。如同在19世紀末期，社會對窮人遭遇的不幸所表現出來的冷漠，被當成是一種現實的跡象，而並非是一種麻木不仁和冷酷無情。」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念借著自然法則的幌子早已在西方社會中根深蒂固，每當生存問題成為國家或社會意識的中心時，它就總會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復興。
三、新冠疫情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新冠病毒的肆虐使西方世界又一次面臨生存鬥爭。這種困境不僅是國家和個人能否攻克病毒，存活下來，而且還在於能否拯救受疫情重創的國民經濟。在此情況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發動機又重新運轉。
首先，我們來看「群體免疫」，它本是醫學術語，指當很大一部分群體對一種疾病免疫時，能為其他易感人群提供保護，從而阻斷病毒的傳染，它主要通過接種疫苗的手段來實現。但目前由於還未研製出有效的新冠疫苗，若想達到「群體免疫」，只能通過自然感染的方式。英國所謂的「群體免疫」策略，其核心只是延緩疫情高峰，而非壓制疫情傳播，寄希望於國民整體建立起免疫力。這種自然免疫的方式將會帶來重大的風險和代價，據鍾南山院士稱，它需要一個國家60-70%的人感染病毒，大概會造成全球3000-4000萬人的死亡。
然而，許多西方人並非從科學的角度理解「群體免疫」，而是將適者生存的邏輯鑲嵌其中，賦予它新的社會解釋：一方面將其視作疫情的最終出路和必然結果，天真地以為獲得免疫的群體就能適應新世界；另一方面忽略自然感染過程的殘酷性，原本以保護弱者為目的的「群體免疫」被渲染為犧牲是不可避免的，是為了公共的利益和更好的未來。這種理念一直縈繞在政府決策和許多人的腦海中。
具體而言，在防疫上，歐美一些國家並沒有採取「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的策略，而是主張輕症在家自愈，老人自覺隔離，只有重症患者可以接受檢測和入院治療。其反映的核心問題是醫療資源該如何優先分配？在緊缺的條件下，弱勢群體就成為可被犧牲的部分。其中處境最糟的是老年人。聯合國的一份報告指出，在新冠死亡病例中，歐洲有超過95%是60歲及以上的人，美國有80%是65歲及以上的人。在這些國家，養老機構的死亡人數眾多，它們很少得到政府的幫助，受感染的老人也常被拒絕到醫院救治。英國國民醫療服務體系還承認，若遇到二選一的生存抉擇時，生命維持設備將優先被用於更年輕或更健康的病人，老年人便淪為了「不適者」。
其次，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念還用以支持「經濟優先」的政策。疫情之下，全球經濟衰退的恐懼促使西方某些政治領導人和民眾呼籲重新恢復經濟活動。在他們看來，確診病例只佔人口比例中的少數，且大部分感染者並不會死亡，但嚴厲的封鎖措施則會摧毀經濟，導致國家和人民陷入更嚴峻的生存危機，反而將造成更多人的死亡。因此，他們認為如果病毒將長期與人類共存，自然免疫是最終歸宿，那麼為了保障整個國家和大多數「適者」的利益，就應讓健康強壯的人復工復產，儘管會導致一部分人死去。甚至有美國政客荒謬地提出「老人應主動為經濟而犧牲」。
新冠疫情所引發的生存鬥爭命題，喚醒了西方存在已久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這一觀念使他們容易相信兩個錯誤的預設：一是生存困境，即在新病毒的襲擊下，只有「適者」才能在鬥爭中存活，而有限的資源只有分配給他們，才能保證社會有機體適應新的環境；二是自然決定論，認為自然免疫是一種客觀規律，任何人都必須遵循，無論生與死都是自然結果，是社會進化的一部分，人類不能因此停下社會發展的步伐。然而，這兩個前提都經不起推敲。因為生存不是只能通過鬥爭，更依靠人與人之間的互助與關愛。所謂的「適者」也不具普遍性，只代表具體的利益集團，且往往是富賈與權貴。而疫情的暴發決不能聽之任之，任何人都應該享有同等的生命和健康權，沒有人的犧牲應被視作理所應當，戰勝它需要社會集體的力量和人為的積極幹預，例如世界各國的協同抗疫和研發疫苗。
如今，全球已進入抗疫常態化階段，但世界疫情依舊嚴峻，而且許多國家的政府和民眾都將注意力轉移到政治、經濟、種族等其他問題上。隨著他們疫情的反彈和確診人數的持續增加，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邏輯仍將繼續發酵。尤為值得關注的是，若川普感染康復後，他是否會自以為自己獲得抗體，成了所謂的「適者」，從而進一步將社會達爾文主義融入其宣傳話語與應對疫情的舉措中？這對未來世界疫情的走向將造成更多不確定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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