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以重新審視人與自然關係為動力，前現代的西方博物學作為一種時代風尚，重新為知識界和一般閱讀者所關注。這股「博物風尚」著意於復興西方博物學中以《塞爾彭自然史》和《昆蟲記》等著作為代表的知識和人文傳統，試圖重新建構人與自然/自然物之間的有機關係，強調業餘自然趣味主導的實踐對於「科學時代」的補足。在這一潮流之下，部分研究者也注意到了中國博物傳統中的相關內容，他們以經過淨化和簡化（剪除了拓殖歷史和進化論部分）的西方博物眼光，在中國的雜學傳統與實踐以及書寫中尋找相似的對象展開研究。然而，在很大程度上，這類關注是對中國自身博物傳統的窄化。
事實上，中國博物傳統是中國精英文化孕育出的具有高度系統性的知識、審美和實踐的獨特傳統，不是西方博物學所能完全覆蓋的。中國博物傳統為人類文明共同體提供了一種高度發達且獨特的物質文化，也為消費主義時代的病症開出了一劑解藥。目前，西方博物學從歷史沿革、精神動力、知識系統到文章著作等各個層面，都得到了很好的研究、總結和表述，而中國博物傳統在當代語境中則依舊晦暗不明。因此，以當下的「博物風尚」為開端而非結論，探究中國自身的博物傳統資源，對其進行發掘和轉化，將是重要的學術方向。
與西方博物學以自然物（即動、植、礦、生理）為對象不同，在中國博物傳統中，從《博物志》到近代，「博物」概念的外延逐漸從無所不包具化為「天物」（自然物）與「器物」（人造物）。無論是「博物志」的命名和記錄，還是儒家「多識之學」及「爾雅」系統的名物考據和知識傳統，抑或是明代文人私人空間中的長物、清供實踐和書寫等，人造物都與自然物享有平等的地位，如金石等承載了一定歷史信息的人造物，甚至具有更高地位。
博物學對象差異的背後，是中西方不同的宇宙觀與物觀。西方博物學的根基是神學，而中國博物傳統則以歷史崇尚、經史之學、文人審美等為內在動力，具有更強的社會性。社會性極強的中國博物傳統大致可分疏為兩條脈絡，一是以儒士為主體的知識傳承和學術活動，二是以文人為主體的實踐、審美和書寫活動。這兩條脈絡在近現代都作為新文化或隱或現的重要資源被繼承和轉化。儘管在新文化和大眾文化語境中，由於學科和趣味的轉變，這兩條脈絡均成為潛流，並不佔據中心位置，但一直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與開放性。
首先，就儒家脈絡而言，以孔子「多識」之學為基礎，衍生出了《爾雅》一脈的訓詁之學和名物研究；同時，基於金石碑刻等文物發展出了金石之學。與西方博物學不同，中國博物傳統多以文本而非實物為載體，指向知識的傳承和學術研究，而非物質的佔有與利用。到了清代，其中多個門類自然走上了專業學術的道路。更值得關注的是，儒家博物傳統不僅局限於知識層面，更與革命實踐息息相關。晚清民初，儒家博物文化的重要內核是國族歷史記憶和情感的傳承延續。章太炎、魯迅等人都認為文物、鄉邦文獻等是民族情感綿延不絕的物質載體，其中有「國魂」存焉。對文物的訪求、相遇、摩挲和學習傳承，背後是千載之下的民族精神聯繫。
其次，文人博物傳統主要以收藏、賞鑑以及審美等活動為主，對象則往往是與讀書人的知識及審美活動關係密切的「長物」「清供」「名物」等。文人博物傳統是從宋代開始的，到晚明則蔚為大觀。這一時期，集中湧現出一大批以玩物、賞物為主題的博物閒賞類著作。由於晚明商品經濟發達，使得「物慾」而非審美成為重心。彼時，原本屬於精英文化的文人博物，因與商業相糾葛而下移，後又作為「非政治」的隱逸空間，展現出了更為豐富的面向。但同時，中國博物傳統並未消失，而是回到了以審美趣味、收藏實踐等為基礎的邊緣位置，成為一條未曾中斷的文明潛流。
儒家博物傳統背後是學術和政治的緊密聯繫，這一點在晚清民初建構民族國家背景下體現得尤為明顯。譬如，當時金石等文物作為中華文明和歷史之「魂」受到愛國知識分子的重視，他們試圖用這些承載了歷史厚度和美學的古典美術資源喚醒國人的愛國愛鄉之情，以及見賢思齊的奮進心。魯迅曾經感慨，日本只是從中國美術圖案中學習了一鱗一爪，便讓西方人覺得代表了東方美學。因此，只有發掘、轉化中國精英文化中真正有價值的審美資源，才能夠在文化自信和文化輸出方面做出成績。而文人博物傳統更多是作為日常生活、學科基礎等文化心理資源受到重視。晚清民初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要求重新建構生活方式和規則，傳統精英文化內部的博物文化，遂成為新文化人援引的資源。博物傳統在實踐層面聯繫著社會性的日常生活。他們在個體合理生活的維度上，對於業餘的、非職業化的「爾雅注蟲魚」式博物趣味，以及聞香、喝茶、書房等中國傳統文人趣味持贊同和倡導態度，將之視為能夠取代「禮」並指導現代人生活的資源。同時，在「科學」時代，各類指向物質世界的「趣味」被視作自然知識向專業化、職業化和主流化發展的基礎與通路，中國博物傳統也因此成為各類現代學科的知識資源之一。
諸現代思想人物對博物傳統兩條脈絡的轉化，今天看來依舊有很強的啟發性。發掘中國博物傳統，其本質是發掘中國精英文化傳統中有價值的資源。事實上，這條脈絡始終沒有斷絕，而是作為一條充滿生機的暗流綿延在當代中國文化的表層下。如果說西方博物學試圖接續的是去人類中心主義的「後人類」問題脈絡，那麼發掘中國博物傳統的問題意識則有些差別。後者不僅為重構人與自然關係提供資源，更重要的是以人類生活為中心重構人與整個物質世界的關係。無論是重建以「人」為中心的知識系統，還是在此基礎上提倡反奢侈的生活方式與文人審美，乃至於由此重構國人與本民族文明之間的精神聯繫，都有賴於對這一視野的進一步開掘與弘揚。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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