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紅塵觀史記》系列第12篇
《史記》，是西漢時期的史學家司馬遷的巨著，它上承父親司馬談之遺願，下託太史公本人作為一個史學家的使命感，是他為之傾注了全部心血甚至生命的作品，哪怕是當時身受腐刑之後，依然沒有按照當時朝堂之上所盛行的「重榮譽輕生死」的主流觀念選擇自盡，而是忍辱偷生，閉門著書。
而這本巨作也得到了幾乎所有人的高度認可，就連一向對人對物評價都極為嚴謹甚至苛刻的魯迅先生，也忍不住給出了「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讚譽，這自然比其餘的批評家和評論家分量更重，也堪稱為《史記》蓋棺定論。
而《史記》作為史書之中的「紀傳體通史」的開先河者——十二本紀以序帝王，三十世家以記諸侯，七十列傳以志人物，十表系時事，八書詳制度，幾乎為後世所有同行都定下了難以逾越的規矩。
大家都知道，要了解一個創作者，最好的方式自然就是通過他的作品，如孔夫子《春秋》書成後也不由得嘆息道，「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可見就算夫子本人也無法揣測後世對自己的看法，但仍然把自己所有的觀念都記載在書中，任憑後世人評說。
而這點對於太史公也不例外，我們同樣也可以通過《史記》去解讀和剖析他的方方面面。
不過對於司馬遷妙筆生花的才能，明察秋毫的敏銳，「錙銖必較」的嚴謹和澎湃如海的氣魄等方面，已經有太多人評論和讚譽過了，紅塵君這篇文章只想和大家一起來看太史公遠遠走在時代前列，甚至拿到如今來看都不過時的「三觀」。
——分別是人才觀，法治觀和民族觀。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一介紹。
第一：不拘一格唯才是舉的人才觀
司馬遷所處的漢武帝時代，經過漢高祖劉邦之後的半個多世紀的教化，儒家的許多思想已經深入人心，再加上當朝大儒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更是徹底的把儒家文化提高到了官方思想的高度。
所以當時對於人才的觀念，往往都把「品德」看的非常重，畢竟儒家文化非常講究「克己」，只有仁義禮智信兼備的人才是大家心目中的君子，也只有這樣的人才是大家心目中的楷模和榜樣，才有資格為其立傳。
品德當然是很重要的，這個放到任何時代都不過時，只不過一旦尺度太過，過分的強調了「德」而忽視了「才」的話，那又會造成對人才的極大浪費，畢竟「德才兼備」這個標準實在是太高了，兩方面都無可挑剔的人是少之又少。
而在這方面，司馬遷充分的吸收了齊國文化的精髓，眾所周知，齊國的開國君主是呂尚（也就是姜子牙），他本人就是一個非常務實尚功的人，對於人才往往能夠不拘一格破格提拔，因此才成為更加看重「德治」的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必不可少的補充和左膀右臂，立下了舉足輕重的功勞。
而他把這種觀念又在齊國傳導了下去，使得歷代齊國君主對於人才都是極為看重，尤其是後世另一個巔峰齊桓公，當時他對名相管仲的任用就是一個極為典型的代表。
管仲之前和鮑叔牙相處的時候就有過多拿錢（貪婪）和臨陣脫逃（怯懦）的不良歷史，而且又輔助了齊桓公的最大王位競爭對手公子糾，還曾經差點一箭射殺了桓公，事敗後還不願意為舊主赴死...
如果用當時其餘國家奉行的「德才兼備」甚至「德在才先」的主流人才標準來看，管仲不僅不稱職甚至都可以說是低劣，足以被打入到「小人」的行列中去了，但是齊桓公不僅沒有記仇，反而聽取鮑叔牙的勸諫重用了管仲，這才有了後面九合諸侯的壯舉，成為了春秋時期第一位霸主。
《史記.齊太公世家》：「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而齊國的這種「人才觀」無疑對司馬遷影響甚大，他不僅給出了高度評價，而且也潛移默化的反映到了自己的作品中，比如我們從《史記》中的一些頗為另類的列傳中就能看出。
①「遊俠列傳」和「刺客列傳」
所謂的遊俠，指的就是一些任俠使氣，做事更多是憑藉心中的一桿標尺而非國家法度的人，所以並不受主流統治階層歡迎，法家集大成者的韓非子更是指斥他們「以武犯禁」，為破壞國家法度的「五蠹」之一。
而刺客就更不用說了，他們和俠客有著異曲同工之處，但激烈度猶有過之，只要為了回報恩義根本不把自己的性命當回事，不惜以命相搏去刺殺仇人，因此更加讓統治階層們不安。
但是司馬遷卻對他們充滿了同情，也給出了客觀的評價（這裡請注意，絕不是某些觀點所說的完全贊同！），在遊俠列傳中他把信陵君等著名的戰國四君子也都列為卿相之俠，重點記敘了朱家和郭解為代表的閭巷之俠，並在最後批評了如「北道姚氏」等的暴虐之俠，認為他們就是給朱家臉上抹黑。
《史記.遊俠列傳》：「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
而在刺客列傳中他則記敘了當時最為著名的幾位刺客——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尤其詳細的刻畫了荊軻這個形象，對他們這種「重諾輕死」的壯舉表示了同情和感慨。
《史記.刺客列傳》：「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②「日者列傳」和「龜策列傳」
這兩部列傳描述的主要對象是那些以佔卜為職業的人，這在如今看來可能會被冠以「迷信」，但在那個時代其實也是一種特殊的人才，有時候甚至能夠對統治者的決策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司馬遷也肯定他們的作用並專門為其列傳。
③「滑稽列傳」
現在大家都知道「滑稽」的意思，也有專門的「滑稽演員」和「滑稽戲」，其實滑稽這個詞就是來源於《史記》。
不過在當時的士大夫眼中，這些人都只是帝王諸侯的弄臣，只不過是一群不學無術或者不務正業的小丑罷了，但是司馬遷卻給予了他們足夠的重視，讚賞了他們「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的特殊才能。
④「貨殖列傳」
所謂的貨值，其實就是商業活動和那些大商賈，這在奉行「重農抑商」的時代根本就不受統治階層所重視，大家常聽聞的「士農工商」四大階層就以商人墊底。
但是司馬遷卻以敏銳的眼光察覺了商人和商業活動的重要性，充分肯定了他們在國家發展和改善民生中發揮的巨大作用，而這一點哪怕在半個世紀前在我國都沒有得到足夠重視，要知道距離太史公的年代已經過去了足足兩千年，這更不得不讓我們感嘆太史公的超前意識了。
第二：律法道德和諧統一的法治觀
除了不拘一格的人才觀以外，太史公在法治觀上同樣也是超出時代甚多。
早在戰國後期，法家的扛鼎人物韓非子就曾經感嘆過「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正是一個「德治」還是「法制」的問題。
在上古時期，由於生產力的極度低下，所以人們必須報團取暖，階層也沒有劃分的很明確，所以更多是以簡單樸素的道德觀來進行統治，也就是「德治」。
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財富的增多，階層的金字塔也開始露出水面，國家機器的雛形也逐漸形成，因此更多是依靠「律法」來進行管理——當然了，這裡的律法更多體現的是統治階層的利益和意志，和我們現代公正公平民主的法律絕不能劃等號。
但是不管怎麼說，這也是依法治國的早期階段，可以理解為「法制」，尤其是當時的漢武帝更是重用了一大批精通律法且執法森嚴的官吏，也就是《史記》之中所謂的「酷吏」。
那到底是應該採取德治，還是法制呢？這個問題在當時並沒有定論，更多是依據統治者的不同性格和喜好而隨時搖擺，而且都能夠找到足夠的「理論支撐」，比如贊同無為而治的黃老之術就曾被漢高祖以後的幾代統治者所推崇，因此才有了「文景之治」；而到了漢武帝這裡一反常態，開始依靠一大批酷吏「依法治國」，鐵腕管理，北去匈奴，南卻南越，同樣也取得了很大的功績，當然，付出的代價也更高。
我們現代人都明白，法制和德治是兩個互為有機的部分，必須相輔相成才行，過分的強調某一方都會有問題，所以那時候單純的「以德服人」的德治或者「以力服人」的法制都是有嚴重缺陷的，對此司馬公也在《酷吏列傳》中予以了說明。
《史記.酷吏列傳》：「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太史公認為用道德來引導，同時再以法律來約束，才是最好的管理方式，這其實也是對漢武帝用刑過度的勸諫，只是後者並沒有聽進去罷了，這個觀念也是極為先進。
第三：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皆同類的民族觀
最後咱們再來談談太史公的民族觀，這在當時也多少有些「驚世駭俗」。
現在我們知道「少數民族」也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但其實在過去「蠻夷」和「正統」之爭可是十分激烈，比如戰國時期的趙武靈王想要為了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改成「胡服」，不知道克服了內部多少的阻力才算達成，甚至就算以孔夫子的豁達大度也曾發出過「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的感嘆，顯然還是很看不起那些「蠻夷」民族的。
而太史公當朝的統治者漢武帝，本人正是以統領大將軍衛青和驃騎將軍霍去病這帝國雙壁驅逐強大的匈奴而聞名於世，在當時匈奴根本就是國家最大的敵人，必要除之方能後快了。
但是司馬遷卻不這麼認為，他不僅為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這些少數民族分別立了傳記，同時還不惜花費精力為他們「尋宗認祖」，和中原民族都歸於一個老祖宗之下，比如匈奴的祖先他就歸到了上古的夏朝後面。
《史記.匈奴列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
而在當時也被視為不受教化的吳越楚等地區，孔夫子更是對他們不尊王室，擅自稱王的無禮行為給與了嚴厲的叱責，在《春秋》中統統不稱他們為「王」而以「子」代之，但是太史公卻同樣為他們找到了祖宗，而且都還是聖賢，比如吳國的祖先吳太伯就是儒家聖人之一的周文王的伯父。
《史記.吳太伯世家》：「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
而這些都體現了太史公重視國家「大一統」，視所有少數民族都是一個老祖宗傳下的不同分支的宏大的民族觀，他不僅沒有歧視他們，反而希望大家能夠融合統一在一起，這無疑也是極為先進的，和現在的大方向都基本吻合。
紅塵說
綜上而述，我們簡單的介紹了太史公的「三觀」——不拘一格唯才是舉的人才觀，德治法治和諧統一的法治觀，以及所有民族融合統一的民族觀。
這幾個觀念在如今看來都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似乎根本沒有什麼討論的必要，但我們一定要明白，司馬公可是生活在兩千多年前，當時無論物質，文化還是各種價值觀都和現在天差地別，而他能早在那個時候就提出這些觀念無疑是極為難能可貴的，完全配得上這份「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超高評價。
當然了，太史公畢竟還是古人，也不可能不受當時的時代影響，因此《史記》中也有許多如今看來不再合時宜的東西，但這也是非常正常的，哪怕就算是被稱為萬世師表的儒教第一聖人孔夫子都不例外，更何況太史公呢？所以完全瑕不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