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時候筆者和朋友一同就基督徒微信群裡面的人的情況進行了粗略的原始統計，感受到被不少人忽視的是中國基督徒群體裡面有不小比例的靈恩派背景的基督徒，他們常常對於靈恩、見證、唱歌之類的連結，尤其在城市新興的家庭教會中以靈恩派為神學背景的基督徒人數佔比可能超過一半。
為何當下的中國教會尤其是在城市新興教會當中盛行靈恩派？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本文試圖提出筆者的一個角度的分析。
一、歷史回溯：不同時期的靈恩派
1.初期教會的靈恩派
靈恩派在初代教會很廣泛，他們往往不是單獨聚集起來建制為一間教會，或者發起一個現象級思潮運動，而是根據使徒的教導，說方言，有主的神跡伴隨，認為主的啟示與他們正直的基督教品格同在，2世紀的孟他努派是靈恩派運動的高峰，他認為自己所領受的聖靈的啟示，超過了聖靈給與保羅的啟示，其追隨者有正直的品格，活潑的盼望，堅韌不拔的信仰和為主殉道的決心，他們不斷地在四面八方見證基督的復活、見證聖靈的同在。初代教會的很多基督徒，都深受其影響。
但隨著教會度過受迫害期，成為了羅馬帝國的官方認可的宗教，早期教會開始以羅馬帝國行政區劃為根據建立起來的教會的系統化和體制化，主教成為了教義和神學以及信徒信仰生活規範的權威解釋者，教區成為了基督徒的組織區劃。大公教會根據主教會議來以信仰聲明的方式來確定教會生活的準則。
與此同時，靈恩派運動開始受到壓抑，因為靈恩派運動是一個無視權威中心的平信徒運動，因為他們宣稱神的啟示沒有終止，可以通過異象異夢等方式來引導或者的基督徒的生活，很多德高望重、宅心仁厚的基督徒，他們聲稱自己得到了主的啟示，說著方言，見證基督的復活，指導這基督徒群體的生活。這個時候，使大公教會和主教感到困惑的是，有時不同的基督徒，他們對於基督教群體的指令都聲稱來自聖靈的神諭，但是這種指令卻不一樣，而是相反的。比如在以弗所教區的一間教會先後接待了兩個自稱受到神諭的靈恩派教師，前者告訴這個教會要把捐款送給耶路撒冷教會，後者要求這個教會把捐款送給衣索比亞的教會。
以弗所教會根據聖經的提醒知道會有很多假先知的存在、出來混亂主的教會，同時根據當時的教會往來的書信，準備從這兩個限制的行為上來判斷誰是真的、誰是假的。他們認為，假先知是私下行為不檢點，好吃懶做，巧言令色，話語不中肯，但是他們發現，這兩個靈恩派教師，都是同樣的德高望重、無可指摘、為主付出。於是他們尋求主教之間的會議決定，主教團最後決定，根據大公的精神認為啟示已經終結了，原因很簡單，因為啟示本身、神諭本身是需要經過活著的基督徒根據現實來判斷的，而且相互衝突的神諭出現的太多，於是這種壓抑聖靈、壓抑啟示的運動到了奧古斯丁作了總結。奧古斯丁認為，啟示已經終結，靈恩派運動都是不可理喻。
到目前為止，新教裡面的高派都普遍認為隨著聖經正典的結束，神的啟示已經一次性的給了世界，重複性的啟示和靈恩已經終結了，中國教會較為熟悉的福音派重要領袖斯託德牧師就是一位否認神的啟示延續、否認靈恩派一切方言神跡的高派福音派牧師。
但是與此同時，靈恩派的運動不絕如縷。1260年神學政治學思想家約阿希姆直接宣稱，在1260年之後，人類歷史正式進入約翰時代、第三時代、即聖靈時代，中國人同樣較為熟悉的韋恩·格魯登教授(Wayne Grudem)更是認為神的啟示仍然存在，且以靈恩運動的形式在教會中運行，也因此，他被稱為改革宗裡的靈恩派牧師。
有分析認為，靈恩派在初代教會的出現達到高潮是一種平信徒對宣教和信仰生活熱心的表現，他們的心靈是活躍的，是積極探討主的福音應該如何被見證，積極探討如何在等待耶穌再來之前將主的福音更有效的傳播的。但是隨著教會的體系化，教會需要有一個自上而下的權威來解釋信仰生活，靈恩派經常罔顧規則，挑戰權威，不聽從主教，而是直接訴說自己的權威是來源於至高無上的神，這讓主教們無言以對，甚至對於德高望重的靈恩派教師們來說，他們無可指摘其行為，但靈恩派教師卻時常的打破主教們的教區信仰和教務的安排，說是主的名義。於是大公教會把所有的靈恩派教師稱為異端，認為最高的權威來源於大公教會主教團、彼得的接班人、統緒的持守者才是無誤無錯的基督的代言人，呼籲信徒們遇到信仰問題去找主教，自上而下的解決，而不是去找靈恩派教師。從此，靈恩派運動開始走向邊緣和地下，在整個中世紀，靈恩派運動都被壓抑得死死地。
2.宗教改革時期的靈恩派根源
宗教改革時期，是靈恩派運動復甦的準備階段。在這個時期，主流的改教家如馬丁路德和加爾文，開始指責天主教蒙蔽了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作為復原教，他們的主要致力於是恢復被天主教扭曲的真理，他們認為需要恢復使徒大公統緒的真傳統，認為天主教在這個傳統上加入了人的遺傳和規則，他們無心另立一個新的教派，而是主張改革天主教，甚至取而代之。加爾文和馬丁路德的繼承人貝撒和墨蘭頓曾經組織復原教教會的世界聯盟來樹立自身的普世教會的合法性。這種努力的同時，他們也排斥復原教裡面的極端派，他們認為早期的大公教會是最好的信仰模式，他們回歸聖經，回歸傳統，但是拒絕讓天主教代表聖經和傳統，同時也打壓與宗教改革一起復興的個體主義和靈恩思想，他們認為這同樣是異端的，他們也一樣認為啟示是終止的，神跡是不存在的。加爾文宗教改革的時候，天主教讓加爾文行神跡，來論證自己所說的基督教信仰的正確性，加爾文在基督教要義中回答說，自己不是另立新福音，而是承接繼續古舊福音，這個福音已經被耶穌的神跡和使徒們的神跡證實過一次了，自己不需要再證實第二次，相反，天主教才需要神跡，在加爾文和改教家的語境裡，靈恩和神跡，成了異端的代名詞。
隨著工業革命和城市化的進展，個體的人和人文主義興起，民族國家打破了中世紀莊家封建經濟組建的大一統的神聖羅馬帝國的觀念，由於貝撒過於激進的野心，體系化了加爾文稱為加爾文主義，加爾文本身的神學思想是柏拉圖式樣的，貝撒努力使其成為了亞里斯多德式樣的過於邏輯化，貝扎最終沒能實現其組建復原教教會大聯盟的願望。這導致了新教（復原教）從宗教改革開始，就不是以一個共同的信仰權威出現的，貝撒努力建立新教聯盟失敗，除了教會神學上未能獲得路德宗和蘇黎世慈運理宗的認可之外，民族國家的興起，民族之間的矛盾，錯綜複雜的中世紀晚期和早期現代國家之間的矛盾，也是貝撒所不能理解和斡旋的，這導致了新教很大程度上不能維持天主教那樣的自上而下的神學教義，而是各個教會之間各說各話，一個新教各自闡述，就連阿米紐斯發展了加爾文的神學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和追隨者，貝扎和其追隨者也未能以絕對權威將其壓制。
新教神學和教會規定沒有一個自上而下的統一權威，而是不同團體之間各說各話各自表述，與此同時歐陸的思想傳統和英美的分析哲學思想傳統越來越分化，在社會生活上，城市化不斷深化，人員流動大，基督徒個體主義興起，伴隨著資本主義的弊端的逐漸顯現，教會生活的重心開始下移，從關心形而上轉移到形而下，教會界曾出現了明顯的分野，底層信徒越來越厭棄高層信徒，因為在他們眼中，高層信徒是社會的頂層，擁有巨大的財富，接受良好的教育，會拉丁語，會希臘語和希伯來語，懂法律，這些高層基督徒，強調神學的延續性，強調傳統，引經據典，神學正確，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不注重關心鄰舍，不注重關心人間疾苦，不熱情，冷漠，不活潑，不強調宣教。於是中下層基督徒開始在主流教會之外努力的開創新的主流，他們訴諸於聖靈，他們自發地組織聚會和平信徒運動，他們自發地無差會宣教，因為正規的差會必須接受嚴格的選擇，接受嚴格的神學訓練，一旦差派也是走高層路線，工資也很高。而他們卻認為，宣教是每個基督徒的責任，儘管只看過一次聖經，也有資格宣教，儘管沒資金，也能憑藉信心來生活。他們還組織跨教會的協會，來幫助窮苦的基督徒度過生活上的難關，對抗資本家和企業家。
二、20世紀 現代靈恩派出現
20世紀，正統教會一開始對出現的靈恩派運動報以嘲笑，認為是底層的無神學的、去正確化的信仰的烏合之眾的運動，但他們卻回答，自己是認真的禱告，聖靈引導他們，是他們信仰正確的保證。現代靈恩派正是來源於這樣的一群人，在1901年美國一位未受正規按立的傳道人巴罕，就開始倡導恢復初期教會的靈恩運動，他的老師是歐溫，他們都認為在聚會中狂熱激動地、不受約束的、抽筋打滾狂笑大哭、昏迷、說方言，是聖靈給予的炸藥般的洗禮。但歐溫私生活被認為很敗壞，歐溫早年喜歡一個改革宗女孩，氣質高雅，血統高貴，拒人千裡之外，有種該歸冷漠的美，歐溫為了追求該女孩，想改變自己的出身，成為人上人，進入上流社會，但是當他刻苦的學習拉丁語學習神學之後，卻發現時間來不及了，該女孩早已經嫁人，進入了門當戶對的貴族之家。於是歐溫建立了火洗之家教會，走平民底層路線，試圖對過去自己的暗戀的女孩的這段時間進行反叛，火洗教會獲得了成功，但歐溫私下淫亂的生活同時被揭發，巴罕帶著信徒另外聚會。
自此，在主流教會之外，很多中下層基督徒開始追求個人體驗，追求狂人的情緒感受，伴隨著超自然的現象、說方言、行神跡，在較為著名的葡萄園教會靠近多倫多機場，伴隨著飛機起飛，飛機上的乘客都很驚怕，因為他們都聽到這間教會的「獅子吼叫」。靈恩派運動在現代教會中是以主流教會之外的平信徒發起的，一開始就被認為是不登大雅之堂，沒有秩序和規則，沒有真理，只強調感官經驗，但是在一個沒有教會自上而下的權威的現代社會，靈恩派卻逐漸發展成為了一個興旺發達的教派。
在美國20世紀初，經濟危機逐漸來臨，社會開始微弱失序，大部分的人，疲於奔命，沒時間接受高等的貴族教育和神學傳統，他們反叛權威，不願意聽冷冰冰的教義，他們認為，你神學真理雖然很充足，你的心是冷漠的，你的手是冰涼的，這有什麼用。而靈恩派給人的感覺是，能通過教會獲得心靈的感官釋放和美的享受，他們這就認為這是神同在的表現，也認為這證明了自己的聚會是聖靈同在的。而傳統教會只能通過書面的教條證明自己具有真理，靈恩派運動則通過實實在在的神跡來證明了自己的合法性。
福勒神學院的宣教學科目中PETERWAGNER和JOHNWIMBER二人更是把靈恩派運動帶進了學界主流。他們通過大量的宣教實踐認為，在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第三世界國家，人們與其通過長時間的教義訓練來認可並接受基督教，並不如通過醫病趕鬼，給人們治病，來以此真實福音的真實性，來讓人們接受基督教更快捷和方便，主的話語教導人們能如此做，為何不這樣做呢？
三、從新加坡案例分析亞洲靈恩派發展的成因
在亞洲，韓國、日本、菲律賓、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靈恩派運動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目前為止，都是這些地區的教會的主流。一個在美國以中低層基督徒人群為主的運動，但是因為被認為是白人教會的運動、是美國這個最強大的國家的教會運動，亞洲基督徒便認為代表著主流和最先進的神學思想，就很高尚和自豪地接受了這個靈恩運動。其中，韓國和新加坡教會受到的靈恩派運動影響最為明顯。
這裡以新加坡為例進行分析。因為由於歷史和傳統的原因，中國大陸的城市家庭教會受新加坡和韓國影響巨大。我們本文在分析為何中國當下不少城市教會選擇了靈恩派的時候，著重分析新加坡和大陸的社會體制對此的影響權重。
新加坡是一個威權社會。由於新加坡體量小，李光耀總統集體開明威權，所以一直發展得好，本身佔盡地理位置優勢，和美國和以色列關係交好，在馬六甲一邊建國，是國際著名的物流中轉中心，物流的中心，金融的中心，新加坡經濟高速地發展。
新加坡並不是一個普遍民主的國家，而是一個集中威權的國家，市民可以自由的發展，同時享受經濟紅利，政府兢兢業業皆儘可能幫助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在土地政策、市民福利保障和住房制度上，新加坡都獲得了成功，但是老百姓卻不能直接批評這種模式，儘管這種批評在普世價值之中屬於自由的。而老百姓是一個群體性和社會性的存在，這就造成了一種現象，市民的社會生活長期的被壓抑，只能通過娛樂來進行發洩和釋放。
對於新加坡的基督徒來講，新加坡奉行法律範圍內的宗教自由，由於多種宗教並存，為了避免任何一種宗教成為佔主動性的社會動員力量，新加坡只允許合法登記的教會存在，並接受社會和政府監督，同時教會信仰生活只能在教會內舉行，教會建築必須通過政府審核，外觀和十字架的懸掛都要被政府批准，任何教會建築外觀的改動，未經政府批准極為非法，信徒也不得在街道等公共場所宣傳福音等宗教內容，但是信仰內容的豐富性卻不被幹涉。
同時新加坡政府認為，人種有優劣，同一種人種也有素質高低之分，等級之分，他們認為需要通過設定一種法律來保障新加坡人種都成為高素質的人，而非底層人群。但是卻並非像北美那樣設定法律，對最低端的人口進行強制絕育手術，而是通過經濟和法律的引導。新加坡政府規定，高學歷的人可以多生，並且給與巨大的額度的經濟補助，而低端人口生孩子則因為費用問題不敢生，從而在不斷的迭代中逐漸都變為高端人口。由於政府在經濟法律中對中下層進行限制，社會瀰漫著人有優劣之分。中下層的基督徒儘管衣著光鮮，但無力改變這種現實，同時在職場壓力巨大，這導致了教會主流開始走向了靈恩派這種窮人狂歡的聚會模式。
在新加坡，高端基督徒一般接受良好的教育，大部分是去倫敦留學，他們回到新加坡，受法律影響，只願意和高端基督徒來往，喜歡在聖公會聚會，注重儀式傳統和神學，一切都是貴族式樣的，舉手投足盡顯優雅，在談戀愛結婚的時候也是選擇大家族和門當戶對的，不像中國男人喜歡漂亮的，對於家族其他因素並不太看重，但新新加坡是強調選擇家族基因良好的，受過高等教育的、溫文爾雅的、有大家族家教的，李光耀在勸自己的兒子們結婚的時候就說不要選擇僅僅是漂亮的，否則剩下來的孩子，往往性格和素質就和妻子類似，拉低貴族氣質，這影響了新加坡的高端基督徒。同時低端基督徒被社會隔離到了一個共同的群體裡，他們受教育程度不是太高，家世不顯赫，神學不懂，於是就接受了靈恩派這個興旺發達的中下層基督教聚會模式。
新加坡的靈恩派以職場人士為主，他們工作壓力大，社會權利基本沒有，所以他們把教會當做自救自助的場所，由於不被高端教會接受，所以反叛，他們強調聖靈，強調心靈的哭泣被碰觸和撫摸，強調內在醫治，因為在新加坡，窮人一般不認為是素質低，素質低表現在情緒不穩定，沒安全感，受過自小具有的家庭傷害，所以，新加坡教會很強調內在醫治，牧師們告訴基督徒，他們現在的被誇大的中產階層的焦慮，來源於小時候的家庭環境，基督徒們會被問，是否成長中被父母打罵，是否有時候小時候的要求不被滿足，是否遭遇性侵等等，然後牧師們告訴基督徒，他們的內在創傷都被主耶穌知道了，都被醫治了，他們完美了，有主理解他們，與他們同在，然後新加坡基督徒們就痛苦的啜泣。這種內在醫治，伴隨著優美的靈恩派音樂，伴隨著禱告，伴隨著方言。
新加坡的威權體制是新加坡靈恩派教會興旺的主要社會背景原因。新加坡的體制推廣「人有優劣」，特別是誇大的窮人素質低的家庭吵吵鬧鬧不得安寧，影響了下一代的成長，下一代長大後心靈有創傷，靈魂不完美，不滿足，不樂觀，愛埋怨，這在新加坡是人人盡知的官方人口優生學宣傳。所以，靈恩派教會負有很大的責任幫助信徒進行創傷內在治療，同時引導信徒的情緒通過說方言發洩在教會裡，而非發洩在職場和街道等公共廣場中。
四、中國的靈恩派
隨著新加坡和大陸的經濟往來，具有語言優勢的新加坡人來到了中國的各個大中城市宣教傳福音，他們發現自己的被激發和誇大的中產階級焦慮在中國正在盛行。這個階段，中國的基督徒正在向城市轉移，上世紀80年代達到基督徒人數高峰的那代人已經自然死亡，新生代基督徒開始興起，這些基督徒具有以下特點：
1、城市家庭教會的新生代基督徒。他們的父母是80年代興起的，當時他們的父母40多歲，在政策寬鬆的時候作為最有思想和遠見的一群人帶著自由主義的焦慮選擇了基督教作為自己的信仰，但是隨之以來的政策不穩定，他們開始被社會歧視，在體制內外都不能優先獲得社會資源，所以，大部分的那個時候的基督徒都不是社會的主體，而是邊緣人群。這造成了他們的後代可能每四個人只有一個成為基督信仰的繼承者，而這個類型的新生代基督徒現在大多40歲上下，他們帶著對世界的恐慌和焦慮，帶著自我解釋和尋求認同的心參加工作。他們有時被孤立，但卻被教會鼓勵勇敢的站起來作見證，可是他們自己又小心翼翼的生活，不願意過多的以基督徒的身份暴露自己。
2、農村考進大學的學生。他們有的具有家族的基督教信仰，有的是尋求知識，他們在外教、在學生團契的幫助下接觸了信仰。他們以教會為中心，社會資源有限，而同質化的教會又不能給與他們很多幫助，牧師都過得一貧如洗，哪有心思和能力幫助信徒，只能是心靈欣慰。
3、去大城市和工業帶打工的年輕人。如今，大部分中國人都受過九年義務教育，具有基本的文化素質，也很堅忍，這幫助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很多年青人出於社交和求偶婚姻的需求，加入了教會。
以上主要這三類的新生代基督徒共同的特點是不自信、焦慮、沒安全穩定性、沒房子，結婚後夫妻二人都一樣是中下層，儘管廉價的中國服裝和手機讓他們衣著光鮮，讓他們自稱白領，但是他們的工作質量很差，可替代性很強，他們隨時擔心自己失業無錢，他們大部分在公司的非關鍵性和技術含量較低的崗位上，而且社交能力普遍較低。
中國社會本身的威權性造成了整個社會的上行下效，在任何一個單位，崗位和分工的不同就造成了人的優先劣後。有一個基督徒在一家網際網路公司做銷售，他發現自己每天打電話跑市場，但是在公司的生態中是最低端的，財務是最高端的，技術是第二高端，坐電梯時財務和技術是趾高氣昂，最後都被更高端的老闆壓在腳下，而大家共同的認為老闆是有錢而已，各種能力都不具備，但是每個晨會老闆總對自己訓話。這種壓抑造成了扭曲的公司的內部結構的生活，讓這個基督徒下班後總想放縱自己。
在眾多不同風格的教會中，這些新生代的基督徒認為靈恩派是最適合自己的教會，因為他們認為傳統的關係教義的教會高高在上，不活潑不熱情，年輕人也少。而靈恩派則很高大上，聚會的場地總是豪華的，音樂設備總是完善的，聚會音樂的選擇，總是像一場小型的演唱會。在傳統教會對穿衣打扮有要求，希望大家穿著嚴肅，靈恩派教會則默許女生按照最時尚的方式打扮自己，只要你自己敢穿、覺得得體，就沒有批評你，反而欣賞你。男性基督徒在聚會的時候也覺得賞心悅目。
靈恩派的教會，傳道人的講道是不囉嗦的，總是妙趣橫生的見證，大家看得見摸得著，覺得生動有內容，而且周間小組的聚會更類似於一個小型的Party，有破冰遊戲，交流各自的生活，認識新朋友，大家在找工作和租房子的時候，能互相幫助。而傳統教會周間聚會只是講道，連個水果也沒有。專題輔導是有深度的，教會請來外地的老師，幫助大家的心靈進行一場內在旅行，最後回歸到耶穌那裡。這讓靈恩派的具有深度，不被認為是迷信。
每隔一段時間，幾個教會間就聯合邀請具有聲望的新加坡牧師來舉辦培靈奮興會，有時叫權能醫治大會，在這樣的大會上，信徒四面八方的都來，伴隨著情緒化的音樂讚美，牧師釋放恩膏，大家紛紛倒地抽泣、如醉如痴，認為被聖靈觸摸了。有的基督徒還喜歡跪在牧師腳下，磕頭，像一個小孩子依附父母一樣抱著牧師的腿。被社會和職場壓抑很久的心能在靈恩派教會裡面釋放。有人也認為，靈恩派基督徒具有被虐人格，喜歡被物化，尋找靈魂的主人，喜歡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靈魂之主，讓一個有形的傳道人來指揮自己。
五、總結：
亞洲，特別是中國的新生代城市家庭教會基督徒其中有明顯的比例走向和選擇了靈恩派，他們飽受社會給予的壓力，在一個威權的工作環境下他們無發聲機會，被視為渺小，工作不穩定，生活缺乏確定性，無上升可能，他們心裡擠滿了壓力。靈恩派教會給與他們釋放的機會，同時由於在社會公共事務中和工作中沒有什麼發聲機會，但是來到教會裡，卻能因為表現熱心，靈恩派能給與其安置小組長，接待組長等密密麻麻的各種小官職，領導一兩個人，還會被許諾有更大的上升空間，能去推薦讀神學，還鼓勵基督徒獻身做全職，像牧師那樣優雅體面的領導教會。所以，新生代年輕人很多樂意參加靈恩派教會，有時候教會是他們最後的港灣和堡壘，當他們走投無路的時候，就認為神要他們全職服侍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