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在社交媒體發布消息，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榮休教授傅高義去世，享年90歲。
消息表示：「我們懷著悲痛的心情宣布前主任傅高義去世。在1973-1975年和1995-1999年期間，傅高義教授擔任中心主任。他是我們中心真正的守護者，一位博學的學者，一位很好的朋友，我們將深刻懷念他。」
傅高義1930年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的一個猶太人家庭。他是美國學者，社會學家，哈佛大學教授，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精通中文與日文。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日本社會研究，東亞政治、經濟研究。主要著作有：《鄧小平時代》《領先一步：改革開放中的廣東》《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日本的中產階級》等。
鳳凰網文化連線著名出版人，也是《鄧小平時代》的簡體中文版出版方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前總編輯李昕，談一談他所了解的傅高義。
採訪&撰文|李牧謠
鳳凰網文化：據您所知，近一兩年傅高義教授主要在做什麼？
李昕：傅高義主要做中國當代史的研究。當然，他同時也是個日本研究學者。關於中國的研究，他最初是從廣東開始的。那時候，時任廣東省經委主任的張高麗陪同他做了很多參觀和調研，然後他寫了那本《先行一步》，是講廣東的經濟改革。從那之後，他就開始研究中國當代的社會政治問題。
據我所知。他直到去世以前都在研究胡耀邦。他跟我講過，他想寫兩個人，一個是胡耀邦，一個是朱鎔基。
他研究鄧小平的時候採訪了300多人。他研究胡耀邦也採訪過很多人，我還帶著他去採訪過一些高幹子弟，大概在2014或2015年。我想他還是像寫《鄧小平時代》一樣，要去採訪和胡耀邦一起共事過的人、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人、一些領導人家屬，還有一些外國政要。但他的身體已經越來越差了，再讓他像以前那樣跑，太吃力了。所以他材料收集得比較困難，寫胡耀邦的那本應該沒有完成。至於朱鎔基，應該是沒有動筆。
鳳凰網文化：您剛剛也談到了《鄧小平時代》，您作為這本書的出版人，能不能說說出版前後的故事？
李昕：《鄧小平時代》是傅高義從哈佛大學退休以後，用了整整十年時間寫完的。他跟我講，他每天工作十個小時，用了十年的時間，我給他加起來，算了一下，大概一共用了四萬個小時。
他到中國來了十幾次，每次都住至少一兩個星期，採訪了很多當事人，包括和鄧小平有所接觸的人、改革開放的重要見證者、領導幹部的後人，以及各國政要，比如李光耀、澳大利亞總理等等。
他那本書的資料非常紮實和豐富，而且很多一手資料。你看《鄧小平時代》的開篇有一個鳴謝名單，裡面有近百人，原因就在這。而且他扉頁上寫：獻給我的妻子艾秀慈（他給他的夫人還起了一個中文的名字）。為什麼他寫這個？因為他曾經承諾退休了以後要陪著夫人好好生活。結果他除了每周陪夫人騎一次自行車，算是鍛鍊身體以外，其他時間全給了《鄧小平時代》這本書。所以他把感謝夫人寫在書裡面，因為他覺得很對不起她。像傅高義這樣治學是很值得我們中國學者學習和借鑑的。
鳳凰網文化：在和他接觸的過程中，有沒有發生什麼難忘的事？
李昕：每一件事情都難忘，沒有一件不難忘的。今天聽到這個消息，心裏面很難過，想起他很多事情來。這個人實在是一個給人留下太多難忘記憶的人。他是一個可愛的、可親的、善良的，令人尊敬的一位老先生。跟他打交道是很愉快的經歷。他作為一個學者，有極其嚴肅的一面，在學術上他非常堅持自己的觀點，非常較真。從這個角度來講，他是很難溝通、很難商量的。可是你知道，傅高義的書在中國大陸要出版的話，是要做技術處理的。但他不同意。如果說史料錯了，他願意改，在這個方面他非常謙虛，而且也一直歡迎別人批評。但如果你不能證明史料錯誤，他很堅持，就很難溝通。
但是他有很可親的一面，他也知道他的書要是想順利出版，也需要配合我們。只要我們不改動他的觀點，有些處理他也還是可以接受。
我們跟他整整商量了一年的時間，電郵來往大概也有幾百封吧。因為我們之前承諾過，修改的每一句話都要徵求他的同意。所以一年以後這本書出版了，傅高義每次演講都會說一句話：感謝三聯，三聯做了很好的工作，把我的學術成果，盡最大可能地保留住了。這本書裡沒有一句話不是我說的。
到最後，也不光是我們出版社審，這個書是要專家審稿的。專家給的某些意見，傅高義是很難接受的，他也通過我們去跟專家溝通，可有些專家也很堅持。對於一些爭執不下的東西，專家現去查史料。比如，傅高義不知道從哪查來的史料，說在某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講過什麼話。結果這個專家審稿時候說，葉劍英從來沒講過這個話，然後就去特地去查那次政治局會議的材料，真的沒有這話。那傅高義沒辦法，只好刪了。
鳳凰網文化：今年是2020年，改革開放已經40多年了。您覺得在現在這樣一個節點上，我們重新來看《鄧小平時代》這本書，它的啟示和意義在哪裡？
李昕：傅高義這本書應該是可以傳世的。實際上，他並不是在為鄧小平一個人立傳，而是在給中國的改革開放時代立傳。當然改革時代一直到今天還在延續，但是它這是個階段性的——鄧小平代表著改革開放的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傅高義是通過對鄧小平個人經歷的回顧，試圖對中國的二三十年做一個總結，也是對中國改革開放道路的一個梳理和總結。
傅高義的歷史貢獻在於，他把這個中國社會的一個轉型的過程描述清楚了，他告訴你中國的道路是從哪裡來，而且必將走向哪裡去。這個工作國內也有很多人做過，世界上一些關心中國問題的專家也做過，但從來沒有一個人像傅高義做得這麼好。所以他這本書是留給歷史的，是可以傳世的。
鳳凰網文化：您第一次見他和最後一次見他，分別是什麼場景？
李昕：第一次是2012年，我為了談《鄧小平時代》的版權，去香港見傅高義先生。最開始有30來家出版社競爭這本書，傅高義把這個版權委託給香港中文大學了，港中文負責這件事的是甘琦，就是北島夫人。他們內部成立了一個小組，討論這個版權究竟給哪一家出版社。他們投了兩輪票，最後剩了2家：我們（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我代表北京三聯，上海人民出版社去了個年輕人，叫畢勝（上海世紀集團的編輯室主任）。現在畢勝好像是上海文化出版社的社長了。當時傅高義就很欣賞畢勝，認為他將來大有前途。但他還是把版權給了我們。大致是兩個理由：一是三聯的品牌優勢，傅高義說，那天午飯時在中文大學和一教授談天，問及大陸哪家出版社最好，對方答曰：「三聯」。二是三聯由我執筆寫的第二輪材料（包括內容分析報告和送審策略）令他滿意，認為很好地回答了他想了解的問題。他笑稱自己想不出這些點子，對中國的這套管理模式不熟。那是我第一次見他。
最後一次見面，好像是在2016年。我當時已經退休兩年了，聽說傅高義來北京，我說要請他吃個飯，敘敘舊。吃飯時候就聊到他新寫的《中國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談到這個著作，他說還是很希望我能夠繼續幫他出版，但是我當時已經退休了。傅高義還是很信任我，這本書在選擇大陸出版社的時候，他發過電郵給我，讓我比較一下幫他比較、權衡一下。我也給了他一些建議，最後由他去做決定。
後來據我所知，傅高義好像是跟中信籤了合同。中信的發行實力好一點，可能最後報價也比較高。但其實傅高義不在乎掙錢，反正有錢他也是捐掉。我在第一次跟傅高義見面的時候，他就說，我都80多歲了，我不需要錢了，我的錢反正也是捐，我就考慮誰做這個書可以影響更好、更大一些。所以大概是中信是靠著它的渠道取得了競爭的優勢。
另外，傅高義在中日關係問題上，他對雙方前一階段的做法都有他自己的看法、批評。他覺得你這件事做得不對，他那件事做得不對，你們應該怎麼做才會更好。他對中日雙方都抱著極大的善意，也得抱著充分的理解和期待，希望中日能很好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