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呂麗，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法學院教授。
來源：《法制與社會發展》2020年第6期。（責任編輯：朱振）
伴隨改革開放的東風，法律史學的前輩學者以強烈的使命感與責任感開風氣之先，於1979年9月在長春成立了中國法律史學會。這是當時全國範圍內第一個法學學術團體，也是近代以來法律史學科首個學會組織，其成立具有重要的裡程碑意義。作為團結全國法律史學人的重要紐帶，學會引領法律史學科已走過了四十年不平凡的風雨歷程。法律史學幾代學人一直秉承「大家的學會大家辦」的合作精神與辦會傳統，戮力同心、砥礪奮進，在學術研究與交流、刊物出版、人才培養等諸多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形成了「重學術、重開拓、重團結、重奉獻」的優良會風，取得了矚目的可喜成績，為法律史學科的發展、學術的繁榮、傳統法文化復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關鍵詞：中國法律史學會；法律史學科；法律史學術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
學會組織的產生，往往是某一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20世紀初，京師大學堂、京師法政學堂等高等學校開始開設法律史方面的課程，這開啟了法律史教學與學術研究的傳統，學者們也有一系列經典著作問世。法律史學術研究的先行者以及法律史學科的創始人之一梁啓超曾倡導興辦學會，特撰《論學會》一文，論證學會組織對於學科發展及國家振興的重要意義。他總結了西方國家「重知識、興學會」的經驗，稱「學會乃是議會、商會之母」，強調「今欲振中國，在廣人才；欲廣人才，在興學會」。繼1910年「法學會」創立之後，法學界先後成立了60餘個學術組織，但專門的法律史學術團體卻一直付之闕如。新中國成立後，蘇聯的國家與階級理論對我國法學教育產生了重要影響。法學院系仿照其法學教育模式，重新規劃學科體系與課程設置，開設了《中國國家與法權通史》《國家與法權通史》《蘇聯國家與法權通史》《政治學說史》以及《中國政治法律思想史》等相關課程，就此阻斷了自清末以來建立的法律史學術研究與教學傳統。十年動亂期間，法學淪為「政治」的附庸，法學研究與法學教育受到極大破壞。除三所院校外，其他單位的法學教學與科研工作基本停擺，師資力量極為薄弱，法律史學科的發展也陷入了幾乎停滯的狀態。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大幕。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精神的指導下，1979年3月29日，全國法學規劃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全國法學研究（1979—1985）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綱要》指出，法學界要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對法學研究的「禁區」有所突破，加強法學理論研究；同時確定了法學各學科重點研究的課題和有關機構設置、組織交流等問題。為完成「規劃會議」所制定的任務，來自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吉林大學、西南政法學院、西北政法學院等院校的法律史學者，本著「解放思想、總結過去、面向現在、規劃未來」⑤的精神，認真討論了會議所提出的《綱要》。他們一致認為，為了促進交流、完成「規劃項目」並推動法史學的發展，有必要召開全國性的學術研討會，集合全國法史學者的力量，對重大問題開展廣泛的交流，擔負起時代賦予的使命；並提出要成立全國性的法律史研究的學術團體，並由上述各高校的代表共同組建籌備小組。29日下午，在吉林大學法律系教授慄勁的主持下，召開了首次籌備會議，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負責人李言、解鐵光出席了會議。會議決定，同年9月中旬在長春召開「全國法制史、法律思想史學術研討會」，由吉林大學任東道主，並擬定了學術研討會的主要議題。籌備小組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設立聯絡處，具體負責各項籌備工作。經過5個半月緊鑼密鼓的準備，會議如期召開。1979年9月12日至18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吉林大學等前述單位共同籌辦的「全國法制史、法律思想史學術討論會」在吉林省長春市隆重召開，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北京政法學院、西北政法學院、西南政法學院、華東政法學院、復旦大學、廈門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上海教育學院等30家政法院系、科研單位、重要出版社和雜誌社的83名代表參加了會議。此外，吉林省委宣傳部、吉林省公檢法系統、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和吉林省社科聯也派代表出席了開幕式。大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解鐵光主持，吉林大學法律系慄勁教授代表大會主席團致開幕詞，吉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尹元玄、吉林大學黨委書記胡紹祖出席了大會並講話，這是建國以來第一次全國性的法律史學術研討會。會議的議題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討論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對象和方法；二是討論《中國法制通史》（多卷本）和《中國法律思想通史》（多卷本）的編寫方案；三是討論通過學會章程，成立中國法律史學會。9月18日，大會宣告中國法律史學會正式成立。學會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解放思想的產物，也是法律史學界同仁戮力同心貫徹黨的基本路線、方針和鄧小平同志倡導的實事求是思想的結果。鑑於此次會議意義重大，後來法律史學界同仁把這次會議稱為「長春會議」，視之為學會的「一大」，而參會的前輩們被稱為「一大代表」。經過與會代表認真、充分的討論，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中國法律史學會章程》（以下簡稱《章程》），規定了學會的組織機構、會員的權利與義務；經過與會代表的民主協商，推選並通過了中國法律史學會理事會會長、副會長、理事等人選。中國法律史學會的成立是具有開創性的壯舉，有重要的裡程碑意義。其一，學會的成立，打破了法律史學科歷來無學會的狀況，填補了學科史上的空白。法律史學科20世紀初即已建立，但法律史學會卻歷經80餘年遲遲難產。其二，學會的成立，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法學界的首創，開改革開放風氣之先，成為第一個民間法學研究團體，彰顯了法律史學者的使命感、責任感與勇於擔當的精神。法律史學者突破政治掛帥、歷史虛無主義的認識，以及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教條化與公式化的束縛，在長春會議上積極參與關於人治與法治、法的繼承性等熱點問題的研討，提交了55篇論文，會後學會組織編輯和出版了當時全國第一部法學學術論文集。其三，學會成立大會也是法學界一次規模空前的全國性法學盛會。「出席會議的有來自全國各地30個單位的83位代表……國內6家重要出版社和2家雜誌社派代表出席了會議，出席會議的還有司法界人士。法學界其他專業的學者也有人以『觀察員』的身份列席了會議。」學會搭起了一條連接全國法律史學者的紐帶，搭建了一座法律史學者學術交流的橋梁，實現了全國法律史學科4門課程的教學、研究人員的初步聯合，增強了研究者們之間的溝通與聯繫，為法律史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79年學會的成立，拉開了中國法律史學術研究復興的序幕。法律史學者一直走在撥亂反正、扭轉學風、恢復與發展的前沿，可以說這是該學科自上世紀初形成以來百年間最為榮耀的時期。在第一個十年中，學會不斷完善規章與建制，1983年首屆年會對1979年學會章程進行了修改，確立了會員代表大會制度，陸續增設了外國法制史研究會、東北地區分會、西南地區分會、中國法制史研究會、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會五個分支機構；組織召開全國性的總會會議、分會會議以及專題性研討會議達13次之多（其中包括建國後首次法律史國際學術會議），收到各類會議論文500餘篇；創辦學會會刊以及通訊刊物，組織學者進行科研攻關，出版學術著作，編寫本科基礎教材和參考書，等等。經過十年的努力，學會與學科體系的整體布局初步確立，法律史史料的整理與考釋工作成績斐然，大量珍稀資料被整理出版，法制通史的基礎性研究全面鋪開，斷代法律史和部門法律史研究興起，一批築基力作公開發表和出版，這都為學會與學科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基礎。隨著改革開放程度的加深，中國法學研究在這一時期得到了迅猛發展。同時，面對市場經濟洪流的衝擊，法學體系中各個學科的受重視程度日漸失調，應用法學受寵，理論法學漸遭冷落，法律史學也由「顯學」遁入「冷門」。人才流失現象較為嚴重，學會及各分會經費緊張，學會會刊積壓數期難於出版，法律史學的研究受到巨大衝擊。為了走出低迷，法律史學科做了大量完善自身的工作。首先，改革與完善學會組織建制。其一，對學會章程進行了5次較大規模的修改，諸如對學會組織機構、辦會模式作了調整。其二，對作為學會決策機構的理事會進行改革，增加了理事名額。其三，為更好地對會員進行管理並對其提供服務，學會定期或不定期地進行會員普查登記。其四，增設了4個跨學科、跨領域的分會和研究會，即法律古籍文獻研究會、儒學與法律文化研究會、東方法律文化分會、老莊與法律文化分會。其次，加強基礎研究，拓展研究領域。其一，規模化、系統化地進行通史研究與史料整理，對中國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進行了大規模的梳理，對法律史基礎文獻也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其二，改進與完善法律史教材的內容。其三，加強法律文化研究。其四，注重歷史研究與現實法制發展的結合，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法制現代化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與探討。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國法律史學會的發展與法律史研究進入了新的境界。其一，學會團體會員單位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各高校相繼成立法律史、法律文化研究機構，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中心還在2004年入選全國「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各研究機構在踴躍承辦學會、分會及專業委員會學術會議的同時，還積極組織開展多種形式、主題廣泛的學術交流活動。其二，法律史學發展所面臨的困境以及西方法學理論對法律史傳統研究範式的衝擊，激發了法律史學界同仁強烈的自我反思意識。以學科自身為對象的研究受到廣泛關注，中國法律史學會及其分會在世紀之交及之後的數次學術年會都將會議主題確定為有關學科自身的研究，這表明了法律史學科自我意識的覺醒。其三，法律文化研究進入繁榮與深化階段，關注現實以探尋傳統文化之現代價值的研究成為最大熱點。隨著依法治國和復興傳統文化方略的逐步實施，中國法律史學會也迎來再次發展的新機遇，學會組織機構、研究機構、學術交流活動等學會體系日益成熟。經過幾代學人的艱辛努力與學術積累，法律史學科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成為體系完善、特色鮮明的學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繁榮法律史學術研究，推動法律史學科發展，傳承中華優秀法律文化，鼓勵學術創新，學會於2015年特設立中國法律史學會優秀研究成果獎，表彰與獎勵優秀的法律史學術成果。目前已評選了兩屆，共有29項成果獲獎。同時，為推動法律史學青年人才的培養，增加交流與學習的機會，展示學術成果，增強學術興趣，學會還定期組織法律文化博士生論壇和青年法史論壇等學術活動，迄今已分別舉辦了13屆與7屆。十年來，法律史學科學術交流頻繁，科研成績斐然，呈現繁榮態勢，共獲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8項、重點項目26項，出版專著百餘部，發表學術論文達數百篇；學會及所屬分會、專業委員會舉辦了77場學術交流會，各團體會員單位舉辦的研討會、學術交流活動更是不計其數。
中國法律史學會（China Institute of Legal History，CILH）是中國法律史學界同仁自願結成的全國性學術團體，屬於非營利性社會組織。「『中國』是就學會的國別與級別而言，意指『中華全國』；『法律史』是指學科的名稱，意指學科內容及其分支，包括有：中國法制史、外國法制史、中國法律思想史、外國（或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國法律史學會的業務主管單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團登記管理機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中國法律史學會的基本任務和主要工作是，舉辦各種形式的學術交流活動，編輯出版學術刊物，提供政策諮詢服務，反映法律史學研究者的建議，促進法律史學人才的成長和法律史學的發展。概言之，中國法律史學會的宗旨是，團結、組織廣大法律史學研究者，通過多種形式的群眾性活動，促進法律史學的繁榮與進步，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服務。中國社會科學院作為學會主管單位，在學會經費籌集、對外關係協調、組織建設、日常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學會創立初期，主辦單位實行循環換屆制，由在京會員單位，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大學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輪流承擔學會日常管理和承辦會議的工作，秘書處也輪流設在各承辦單位。上世紀90年代開始，秘書處作為負責學會日常工作的辦公機構，固定設置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學研究所承擔了總會和各分會、各專業委員會的社團登記、年檢、法人變更等一系列繁雜的日常事務，在信息溝通和聯繫會員等方面作出了非常大的貢獻。學會會員是學會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也是學會治理的基石。會員分為團體會員和個人會員兩種，團體會員為全國各法學研究單位以及高等政法院系的法律史和法律文化的教學研究機構，個人會員為從事法律史和法律文化研究的人員。學會不斷接納新的團體會員和個人會員，因此，秘書處曾多次組織比較全面的會員登記。學會的個人會員由「一大」時的不足百人發展到現在的近八百人，理事會規模也由最初的16人發展到近200人。會員代表大會是學會最高的權力機關，選舉產生學會的領導機構即理事會，並選舉產生理事、常務理事、會長、副會長、秘書長，聽取理事會工作報告，討論、決定學會工作任務。隨著學會會員群體不斷擴大，學會理事會制度也在不斷完善，由最初的會員協商推薦制改為差額選舉制。學會會長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的領導出任，作為學會建設和發展的領導核心，主持學會全面工作，負責各項決議落實情況。1979年，學會成立後的第一次理事會選舉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解鐵光為會長，選舉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李光燦、北京大學法律系副主任肖永清、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黨委書記葉芳炎、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副主任張希坡、吉林大學法律系教授慄勁為副會長，選舉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制史研究室主任韓延龍為秘書長。首屆理事會成員還有：廈門大學法律系陳朝璧、北京政法學院曾炳鈞、北京大學法律系法律思想史教研室主任張國華、華東政法學院王召棠、湖北財經學院法律系遊紹尹、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外國法制史教研室主任林榕年、西南政法學院張警、吉林大學法律系劉富起、西北政法學院馬朱炎（兼副秘書長），在同年12月召開的常務理事會上又增補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張晉藩為理事。作為學會第一屆領導集體，理事會成員在學會建會之初篳路襤褸，付出了艱辛的努力，為學會的後續發展奠定了基礎。迄今中國法律史學會已產生十屆理事會。法律史學科在四十年的發展歷程中面對諸多困難與挑戰，歷屆會長、副會長（執行會長）殫精竭慮，無私奉獻，為法律史學科地位的提升及不斷發展拓寬了渠道。例如，韓延龍教授曾連續兩屆任學會會長，1995年，學會在其倡議下，改副會長制為執行會長制，由五位執行會長及其所在單位輪流負責承辦年會，有效解決了學會經費及人力物力緊張的問題，保障了學會年會順利有序的進行。又如，曾憲義會長於1998年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參與法學本科核心課程體系編制時，力主把「中國法制史」作為核心課程；2001年，他又代表中國法律史學會多次與司法部溝通，提出司法考試要包括一定數量的法律史試題，並得到採納。再如，曾任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大會籌辦負責人的慄勁教授連續四屆當選為學會副會長，西南政法大學陳金全教授、吉林大學霍存福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趙曉耕教授、西北政法大學汪世榮教授、天津財經大學侯欣一教授都曾兩度承辦學會的年會，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法律史學會還設有分支機構，先後成立了十個專業委員會或分會。按成立時間分別為：「外國法制史研究會」「東北地區分會」「西南地區分會」「中國法制史研究會」「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會」「外國法律思想史研究會」「中國法律古籍文獻研究會」。上述專業委員會和分會，或按地區形成，或依學科成立，各具特色。其後，又成立了「儒學與法律文化研究會」「東方法律文化分會」「老莊與法律文化分會」，大抵屬於打破學科界限的專門性研究會。之後，「西南地區分會」更名為「民族法律文化研究會」，也是打破學科界限的新模式，細化了法律史學的研究領域，拓展了法律史學術研究的廣度和深度。
法律史學的研究對象是學會「一大」的中心議題，爭議的核心是當時法律史學急需解決的法律與政治的關係問題。學者們進行了激烈的討論，最後基本達成共識：國家和政治問題屬於政治學研究的範疇，而法所調整的社會關係才是法學研究的對象；不論是從學科發展本身來看，還是從法律與政治的差異性來看，都不可將二者混同。法制史學的研究對象是法律制度的發展史，即歷史發展過程中法的起源、本質、類型、表現形式、制定和適用的特點，以及同其他社會現象特別是國家的聯繫和發展規律等問題；法律思想史學的研究對象是歷史上各個不同的階級、階層、集團及其代表人物關於法律的基本觀點和理論以及它們形成發展、相互鬥爭和吸收的過程與規律。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律思想史、外國法制史、西方法律思想史四門法律史分支學科，此後也得到了國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的認可。正是基於這種共識，1982年春，司法部法學教材編輯部組織編寫並出版了高等院校試用教材《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律思想史》，從此結束了照搬前蘇聯教材的歷史。確定學科研究對象，也是明確界定法制史、法律思想史的科學內涵，事關法律史學發展的走向與命運，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把我國60年法史研究的進程劃分為兩個明顯不同的階段，它一改以往30年屢受幹擾的狀況」，擺脫了前蘇聯語境和「泛政治化」的學術背景，打破了「國家與法權歷史」的學科模式，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國歷史實際、反映古代中國法律全貌的學科與研究體系，為學科此後四十年的發展與繁榮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在學會成立前的很長一個時期，法律史學科發展緩慢，甚至遭到極大破壞，一度處於停滯狀態。而日本的中國法律史研究日益深入，國際學術地位日增，有外國學者曾經預言：中國法律史學的世界研究中心將不在中國。面對如此挑戰，張晉藩、李光燦等法律史學前輩學者懷著強烈的使命感與責任感，在學會的「一大」上提出了編寫《中國法制通史》與《中國法律思想通史》兩個多卷本的設想，進一步明確中國法制史的研究對象，確定學科範圍，劃清與其他法學分科的界限，建立嚴謹的學科體系；也藉此匯聚全國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資深法律史學家與優秀中青年學者，全面整合力量，扶植人才，提高科研水平。學會一致通過了該項決議。兩個多卷本自策劃至面世歷時近二十年的時間。由張晉藩、李光燦、張國華等領軍人物掛帥，近百位精英學者參與編寫，陣容空前強大，可謂傾注了幾代法律史學人的心血。通過艱辛努力，克服重重困難，反覆精心打磨，兩個多卷本於世紀之交陸續出版。煌煌巨著，各500萬言。這是對中國法制史、中國法律思想史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的系統梳理，綜合了二十世紀法律史學、歷史學、考古學所積累的優秀學術成果，對中國法律史學的百年發展也作了一次全面的總結，被譽為「世紀之作」。兩個多卷本的出版標誌著中國法制史與中國法律思想史兩個分支學科走向成熟，為中國法律史研究打開了新的篇章，推動了中國法律史學科的繁榮；也打破了外國學者的預言，向世界集中展示了我們的研究實力與水平，標示著中國法律史的學術中心已經在中國牢固地建立起來。法律史學科作為一個以歷史上的法律制度與法律思想為研究對象的基礎理論學科，在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下面臨著諸多挑戰。為了強化法律史學科在整個法學體系中的地位，為了學科未來的生存與發展，四十年來，學會的領導及幾代法律史學界同仁思慮籌謀，建言獻策，作出了積極的努力。比如關於核心課程的設置，如前所述，經過曾憲義會長的努力，1997年國家教育部正式把中國法制史確立為普通高等院校法學本科教學14門必修核心課程之一。2012年10月，教育部對法學課程體系進行改革，編發了《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和專業介紹》一書。學界同仁發現，中國法制史課程不在法學主幹課（必修課）名單之列。學會領導與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及時進行了溝通。2012年12月1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在網站上發布了《關於法學專業核心課程的說明》，及時說明，因編輯疏漏，《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和專業介紹》第67頁上的法學核心課程名單不完整，並重新列出了包括中國法制史在內的16門法學專業核心課程的名單。2013年1月1日，學會會長楊一凡，執行會長朱勇、霍存福、趙曉耕、汪世榮、範忠信等，與國內各高校法學院系及各省法律史相關的研究會40餘家，聯名致信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支持教育部的舉措，表達學界呼聲，進一步闡發了中國法制史課程作為法學核心課程的重要意義，以及對法學學科知識結構的合理構建乃至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繼承和創新的重要作用。又如關於司法考試的建議。2001年9月12日，中國法律史學會代表全體法律史學界同仁致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司法部，提出了《關於國家司法考試必須考中國法制史的建議》，從國外經驗、法律史在整個法學或整個法律知識體系中的基礎地位、法律精神或精髓的理解、人文素養追求以及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等諸多方面，論證了將法制史納入必考科目的必要性與重要性。有關部門在認真討論後，積極吸取並接納了該項建議，修改了考試科目方案，在2003年以後的國家司法考試中，中外法制史成為必考科目。此外，法律碩士招生考試也將中國法制史列入考試課程。這些措施給法律史學科建設帶來積極影響。法律史學科要超越困境並發展創新，就要不斷對學科自身既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範式進行深刻反思，及時轉換研究思路，使學科成為一個充滿生命力的開放的知識體系。四十年來，學會在這方面也作了諸多積極的引導與努力。20世紀30年代以來，法律史學者在總結傳統中華法系的特點時提出了「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的觀點，影響甚大。在1983年中國法律史學會首屆年會（即西安年會）上，學會把中國法制史組研討的核心議題擬定為「中華法系的特點問題」。中國法制史研究會會長張晉藩提出，「『民刑不分，諸法合體』的通說提法應改為『民刑有分，諸法並存』」；認為「民刑不分，諸法合體」是中國古代法典的編纂體例，就法律體系而言，則是「民刑有分，諸法並存」。在中國傳統法律體系中，不但有刑法而且有民法、行政法等部門法的存在。這一觀點儘管與傳統論點只有三字之別，卻有理論上的重大提升，突破了長期以來形成的「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的理論範式，對於中國法制史學科和課程體系的構建，尤其對於法律史學研究課題的拓新與深化，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一範式對中國古代民法及其它部門法給予了足夠的學術關注，成為此後一段時期中國法制史乃至法律史課程體系的基本模式，對於法律史學研究領域的拓展與深化有著重大的理論與實踐意義。多年來，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中國的部門法律史研究取得了較大成就，民法史、行政法史、民事和刑事訴訟法史以及刑法史的研究方興未艾，獲得學界普遍認同。二十一世紀初，楊一凡會長的系列研究又有新的突破。他主編了珍稀典籍與系列考證叢書，提出並論證了「中國古代的法律體系與現代中國的法律體系的基本組成要素不同，它不是以諸如憲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經濟法、刑法、訴訟法等法律部門為基本組成要素構成法律體系，而是以不同內涵和功能的法律形式表述法律的產生方式、適用範圍、效力等級和法律地位」。楊一凡在其新近出版的《重述中國法律史》一書中，以堅實的理據對中國古代法律體系「律令」說、明清「律例法體系」說、明清《會典》「官修史書」說和「行政法典」說等提出修正，旨在揭示傳統中國獨具特色的法律體系和話語體系。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法律史研究「單一化」「一頭沉」的現象比較突出：注重研究歷代法典與法律制度，而忽略對民間法、習慣法的關注；注重研究統治者的立法指導思想與司法理念，而忽略百姓的社會生活以及對國家法的態度；注重對中央王朝立法進行一般性研究，而忽略對少數民族法律與習俗的探討；注重官方法律典籍的整理與運用，而忽略筆記野史、地方檔案、案牘判詞、契約文書、鄉規民約、小說俗語等史料的收集；重視刑事法相關問題的研究，而忽略對食貨、禮儀等方面的法律問題的探討。學會甫一建立即著力扭轉這一局面，倡導法律史研究要「向下走」「複合化」，進行多對象、多角度的多元考察。不僅要關注「法律通史」，也要研究「法律專史」；不僅要關注「靜態的法」，也要研究「動態的法」「實踐中的法」。例如，為加強少數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學會發出號召，並進行了部署與規劃，於1986年7月專門成立了「民族法律文化研究會」（即「西南地區分會」），還於2014年在西寧舉辦了「中國邊疆法律治理的歷史經驗」學術年會，會後出版了論文集。此外，張晉藩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法制通史》被作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立項課題，俞榮根主編的《羌族習慣法》獲立司法部重點課題，徐曉光的《藏族法制史研究》曾榮獲司法部法學教材和法學科研優秀成果獎。又如，李雪梅的碑刻法律史研究、杜文忠的中國王朝治邊法律史研究以及尤陳俊的法律社會史研究都曾受到中國法律史學會優秀研究成果獎的表彰，汪世榮的楓橋經驗與基層社會法律治理研究、閆曉君的陝派律學研究在學界都非同凡響。自20世紀90年代起，法律文化研究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熱點。法律文化研究把法律思想與法律制度以及社會化的法律意識、法律心理、法律行為、法律藝術、法律思維方式等有機地結合起來，把器物法律文化、制度法律文化與觀念法律文化和諧地統一起來，在歷史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突破傳統考證式、描述式研究的局限，廣泛採用理性思辨的方法，進行義理闡釋，使制度與思想對接，讓歷史與現實對話，從多層面、多角度進行解讀與分析，為法律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與研究範式，從而有所創新、有所深化。這種影響也直接體現在對《章程》的修改上。在1991年年會上，學會把《章程》第二條規定的學科的研究對象「中外法律制度史和法律思想史」修改為「中外法律制度史、法律思想史和中外法律文化」。1992年，研究對象又進一步被修改為「中外法律文化和中外法律史」，「中外法律文化」被提至首位，對其重視程度可見一斑。中國儒學與法律文化分會、東方法律文化分會以及老莊法律文化分會皆屬應運而生，而其後學會及分會所召開年會的主題也有很大一部分與法律文化研究相關。例如，1999年重慶年會的主題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2001年上海年會的主題為「走向21世紀的中國法文化」，2010年寧夏年會的主題為「吏治與傳統法律文化」，2019年長春年會的主題為「中國歷史上立法·司法的技術與文化」，等等。學者們關於法律文化的研究成果各具特色。早期的研究，例如在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方面，張中秋以「辨異」為主，範忠信重在「求同」，而梁治平的研究屬於以「辨異」為基本路徑的「文化類型學」研究；關於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研究，霍存福、徐忠明等學者也各有獨特的視角。學會的引導激發了學者們對於傳統法律文化與比較法律文化研究的熱情，在各種交流平臺與學術園地上，不斷有思想的交鋒與觀點的爭鳴，相關著述更是層出不窮，極大地推動了法律史研究向縱深發展。作為以促進學術探討為目的、由研究者自發形成的學術團體，中國法律史學會始終把學術發展作為學會組織的第一要務。學會成立後，為給法律史研究者提供交流成果、啟發思想、共同探討學科發展的平臺，學會以舉辦學術交流活動為工作重心，積極組織開展國內外多層次、多渠道的學術會議。學會組織的學術會議主要分為學會年會、專題系列研討會及各分會、專業委員會主辦的學術年會。僅2000年至今，中國法律史學會組織的上述各種學術研討會就達百餘次，這對於一個遠離實務界、無財政資助的民間學術團體來說，著實不易。各類學術會議的順利召開，都源於學會廣大團體會員與個人會員的鼎力支持與共同努力。中國法律史學會定期召開的全國性學術研討會，迄今已成功舉辦30次。1979年長春會議通過的《章程》規定，「全國性學術研討會每兩年舉行一次」，在理事會的主持下由各團體會員輪流籌辦，採取4個分支學科分別討論的形式。但由於學會創建之初，各高校與研究機構正在恢復建設階段，各項工作繁忙、加之辦會經費匱乏、交通不便等諸多原因，前五屆會議實際上每三至四年才舉辦一次。1995年南京會議通過決議，實行執行會長制，五年一度選舉換屆，由每屆五位執行會長所在的單位輪流承辦會務，自此每年舉辦一次學術年會的慣例得以延續下來。這是一種制度創新，擺脫了經費困擾，而且提前告知辦會單位、會議主題、開會時間等信息，也使得透明度增加，學術準備充分，會務準備時間充裕，是保證學會可持續發展的好體制。隨著年會規模逐漸擴大，會員參與度也逐漸增高，參會人數已由最初幾年的80餘位、100餘位發展到近些年的200餘位。年會主題的選擇，從法律制度到法律文化，從立法到司法，從關注學科自身發展到緊扣時代脈搏，力求站在法律史研究的學術前沿，貫徹「古為今用」「以史為鑑」的研究方針，為法制與社會發展提供歷史給養。例如，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勾畫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為使法律史學研究與當代中國法制建設相結合，學會召開了一系列以「歷史與現實」為主題的全國性和國際性的學術會議，例如，「《論語》思想的現代法文化價值學術研討會」（1993年）、「儒家義利觀與市場經濟研討會」（1995年）、「傳統文化與現代經濟法制學術研討會」（1996年）以及「中國歷史上的法制改革學術研討會」（1998年）等。2009年與2019年是兩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中國法律史學會兩度回到其誕生之地長春，在吉林大學舉辦了隆重的紀念大會暨學術研討會。2009年7月13日至14日，「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30周年紀念大會暨2009年學術年會」在吉林大學北苑賓館隆重召開，此次年會規模盛大，是學會史上的一座豐碑。來自全國著名高校與科研單位的法律史學者以及有關雜誌、出版社的代表，此外還有來自韓國、法國的學者，共計200餘人參加了此次盛會。其中最大的亮點是邀請到了一批德高望重、為學會創建以及學科奠基與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的法律史學界前輩元勳，諸如張晉藩、張希坡、韓延龍、高恆、方克勤、楊永華、劉富起、孔慶明、王侃、韓玉林、徐尚清、趙國斌、楊一凡、齊鈞共14位「一大代表」，以及林中、馮卓惠、錢大群等諸位先生，成為主席臺上一道最靚麗的風景。開幕式由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楊一凡主持，學會執行會長、吉林大學教授霍存福致開幕詞，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吉林大學理論法學研究中心主任張文顯出席大會並致辭。在紀念大會上，張晉藩、韓延龍、孔慶明、何勤華、劉富起、馮卓慧、夏錦文作了主旨報告。大會特別籌備製作了「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30周年紀念光碟」和「紀念冊」。2019年11月8日至9日，「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40周年紀念大會暨2019年學術年會」在吉林大學中心校區東榮會議中心隆重召開。來自全國著名高校、科研院所、出版機構及新聞媒體等單位的近300名代表參加了會議。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國際法研究所聯合黨委書記陳國平蒞臨大會並致辭，中國法律史學會執行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張生作了年度工作報告。徐尚清、孔慶明、楊一凡三位「一大」元勳出席了大會，孔慶明、楊一凡兩位先生的報告，張晉藩、張希坡、方克勤和馮卓慧四位先生的講話視頻，把大會的懷舊氛圍推向了高潮。承辦方還出版了《不惑之年的回眸———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40周年紀念》一書，力圖用生動的圖片和樸實的文字，將中國法律史學會40年及法律史學科的發展歷程，以有形的載體記錄並呈現出來。為深化專題研究，豐富研討形式，加強學術爭鳴，學會還不定期主辦專題性或系列性學術會議。例如，1984年8月，學會舉辦了首次專題學術研討會，即「孔子法律思想討論會」。會議由學會副會長、山東大學法律系喬偉召集，由山東大學法律系承辦，學會學術顧問楊景凡、會長張國華、副會長張晉藩等出席了大會，與會學者70餘人就孔子法律思想的核心、特徵、歷史地位及影響等問題展開了研討。會議的召開對撥亂返正、正確認識孔子及儒家思想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會後出版了由喬偉、楊鶴皋主編的《孔子法律思想研究論文集》。又如，1989年4月，「中國法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北京舉行，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舉辦的法律史國際性學術研討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和華夏研究院法律文化與法制戰略研究所聯合承辦。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雷潔瓊、中國法學會名譽會長張友漁、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之以及學者瞿同祖等出席了開幕式並講話。劉海年、楊一凡等國內外76名學者（其中國外學者13人）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打開了中國法律史學界與國際交流的大門，會後出版了《中國法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共收入大會論文42篇。近年來國際性學術會議頻繁召開，反響良好。全國法律文化博士論壇是在中國法律史學會指導下，每年由全國各知名高校法律史專業博士點輪流主辦，以博士生為對象的高層次學術論壇。其宗旨是促進各法律史學博士點交流博士生培養經驗，提高博士生培養質量，活躍法律文化研究，推動法律史學科發展。自2007年首屆舉辦，其後每年一屆。截至目前，已舉辦十三屆。青年法史論壇是國內「75後」（1975年後出生）法律史研究學人自發形成的學術聚會，旨在為年輕一代從事法律史研究的優秀學者創造交流互動的新平臺，以推動法律史研究取得新進展。論壇誕生後，受到中國法律史學會、國內各主要高校及相關單位和專家學者的關注、指導與大力支持，自2011年起已經舉辦了七屆。隨著分支機構的擴展，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之初一枝獨秀的狀況被打破，各分支機構主辦的學術會議可謂百花競豔，近年來更是精彩紛呈，各領風騷，產生了較大學術影響，為繁榮法律史學各分支學科作出了巨大貢獻。早在1979年10月25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召開的法律史學會在京理事擴大會議提出：學會各地區、各團體會員，應爭取單獨或幾個單位聯合舉行一些法制史、法律思想史問題的學術討論會、座談會等活動，以豐富和活躍法律史的研究工作。各分會、專業委員會陸續成立後，積極組織學術會議，並逐步形成慣例。一些分支機構還定期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有的專業委員會籌辦了主題連續的系列學術會議，受到學界的一致讚譽。據不完全統計，八個仍在活躍中的專業委員會或分會舉辦的全國性學術會議已達70餘次，其中西方法律思想史專業委員會（原外國法律思想史學會）已舉辦了18屆年會，1991年成立後每年舉辦1屆（除1993年至2003年期間停會），中國法律思想史專業委員會（原中國法律思想史學會）已舉辦16屆年會（2011年起每年1屆），中國儒學與法律文化分會已舉辦16屆年會（2012年起每年1屆）。法律古籍整理專業委員會（原中國法律古籍文獻研究會）主辦的學術會議僅近十年就多達16次之多，其中「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系列會議從2012年開始已經舉辦了9屆。這些分會主辦的學術會議，或圍繞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重大問題，或圍繞學科前沿問題，廣泛深入地開展學術討論，交流學術思想，推動理論進步，促進了科研合作，全面展示了我國法律史學在各個分支領域所取得的豐碩成果。學術刊物是分享研究心得、溝通學術信息、切磋研究方法、推出學術成果、促進國內外學術交流與學術爭鳴的重要園地。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四十年來，一直十分重視學術刊物的編輯與出版工作，使學術刊物與學術會議相輔相成，共同推進法律史研究的發展與繁榮。學會會刊是由中國法律史學會主辦和編輯的專業性學術叢刊，1981年6月創刊，名之為《法律史論叢》，其後幾易其名：《法律史論集》《法史學刊》《中國法律史研究》等。至2019年5月，《法史學刊》復刊。1979年9月18日，學會「一大」理事會第一次會議作出了編輯出版學會刊物《法律史論叢》的決議。1981年至1983年，《法律史論叢》共出版了三輯，每年一輯，張晉藩任主編，高恆任副主編，編委會由張晉藩、張觀發、邱遠猷、趙國斌、饒鑫賢、高恆組成，先後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法律出版社出版。在中斷了13年之後，從1996年開始，《法律史論叢》與一年一度的年會制度結合起來，由負責召開年會的執行會長主編，以年會論文集的形式出版。其中1996年南京年會、1997年西安年會的論文集直接以《法律史論叢》為書名，其他各輯則以年會學術主題冠名。至2003年出版第十輯，此後年會論文不再納入學會刊物系列。為了區別於具有限定主題的年會論文集，同時也為反映研究方向和研究時段各有側重的學者們的高質量學術成果，學會考慮編制和出版連續性的、不受主題限制而又有較高學術含量的法律史專集。1998年，《法律史論集》應運而生，每年1卷，第1卷主編韓延龍、副主編馬小紅；第2卷至第6卷主編韓延龍，副主編馬小紅、高旭晨。編委會由馬小紅、尤韶華、齊鈞、蘇亦工、李明德、俞鹿年、高旭晨、韓延龍組成，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至2006年共出版6卷。卷首語和篇目特別譯成英文，以便將中國法律史學者的成果推向海外，擴大其學術影響。2006年，學會開始編輯和出版《法史學刊》。該刊作為《法律史論集》的延續，由蘇亦工任主編，齊鈞任副主編，編委會由高漢成、高旭晨、李明德、齊鈞、蘇亦工、尤韶華、徐立志、楊一凡、張冠梓、張群、張少瑜組成，於2007年8月、2008年10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共2卷。其後會刊一度中斷。2015年，學會開始編輯和出版《中國法律史研究》，吳玉章任主編，編委會由吳玉章、張生、高漢成組成，高旭晨、孫家紅、王帥一負責編輯部工作。《中國法律史研究》設有專論、制度與思想、文獻研究、學術評議、晚學習作、學者專訪等欄目，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於2016年、2017年共出版了2卷。2019年，《法史學刊》復刊，這是《中國法律史研究》之後學會會刊的延續，由中國法律史學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主辦，學會秘書處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法制史研究室組織編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張生任主編，王帥一任執行主編，編委會由高恆、高漢成、高旭晨、劉海年、馬小紅、齊鈞、蘇亦工、孫家紅、吳玉章、徐立志、尤韶華、楊一凡、俞鹿年、張冠梓、張生、張少瑜組成。集刊內容涵蓋中外法制史、中外法律思想史、法律文化等法律史學科的各個分支，或旁及法理學、部門法學、哲學、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等法律史學得以滋養的學科領域。學會會刊始終秉承「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宗旨，以遵守學術規範、維護學術道德、增進學術交流、追求學術創新為原則，成為法律史學研究者交流和檢驗學術成果的重要園地，對促進法律史學科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會刊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讚揚，學者們紛紛投稿，優秀論文還被海外期刊轉載或引用。分會或專業委員會有的也創辦了自己的會刊。例如，外國法制史研究會於1984年4月曾創辦學術刊物《外國法制史彙刊》，在研究會年會之後，精選參會論文，彙編成冊，並公開出版。1984年4月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集，主編林榮年、張學仁；1990年7月由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第二、三集合集，主編林榮年、李啟欣。又如，原西南地區分會1988年創辦了會刊《西南通訊》，由分會秘書處編輯，為不定期刊物，內部印發60份左右，向會員和有關單位分發。《西南通訊》共辦了四期。自學會成立以來，會員依託其所在單位創辦的法律史集刊陸續增加，開闢了一個又一個專業性的學術園地，吸引了國內外法律史學者發表專業見解，開展學術爭鳴，倡導理論創新，可謂百花競豔。以創刊時間先後為序，主要有《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地方檔案與文獻研究》《中西法律傳統》《法律史研究》《法律史譯評》《法律文化研究》《南開法史》《法律史評論》《中華法系》《法律文化論叢》等等。學會曾創辦通訊刊物《法律史通訊》與《中國法律史學會簡報》。《法律史通訊》於1983年11月10日創刊，由《法律史論叢》編委會負責編輯，主要有三個欄目：學會通知、學術動態、資料索引。至1985年12月10日，連續編輯出刊7期。90年代後，改由學會秘書處編輯，主要欄目有：學會建設、學會活動、會議動態、成果介紹、出版信息、會員論壇、法史藏書、國外研究狀況等。《中國法律史學會簡報》是《法律史通訊》的延續，主要是通報學會情況，介紹會議簡況，交流學術經驗，推薦重大學術成果，還曾開闢特別專輯，刊載悼念已逝學者的文章。學會還創辦了自己的網站「中國法律文化網」，2004年由中國法律史學會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承辦，成為法律史學界學術研究和學術交流的便捷平臺。學會網站一直堅持信息更新和作品儘量原創的原則，在國內法學網站中有較好的聲譽。但由於諸多因素，網站一度中斷。2020年7月，經過學會秘書處的努力，學會網站恢復重建，名曰「中國法律史學會」。為了鼓勵法律史科研創新，繁榮法律史學術研究，推動法律史學科的發展，傳承中華優秀法律文化，鼓勵研究者為中國法律史學作出更大的貢獻，學會設立了優秀年會論文獎、優秀法律史研究生獎、優秀研究成果獎等諸多獎項。同時，學會充分發揮同行評價的組織功能，多次進行優秀法律史學研究者的評選，推薦「全國傑出青年法學家」候選人，以表彰和鼓勵法律史學優秀人才，擴大學科影響力，增強學會凝聚力。1996年南京學術年會期間，經中國法律史學會第五屆第三次常務理事擴大會議研究決定，設立優秀年會論文獎。河南大學法學院特別資助一筆資金，作為1996、1997、1998年三屆年會優秀論文評選的活動經費。聘請學界前輩組成了論文評議小組，不設組長，實行不開會的民主評議。1997年西安年會上，舉行了頒獎儀式，頒發1996年、1997年優秀年會論文榮譽證書。為激勵優秀青年法史人才的成長，中國法律史學會於1996年在岡松中日文化交流基金的支持下，開展了在校優秀法律史研究生的評選活動。當時受到表彰的青年學生如胡旭晟、王志強、春揚、韓秀桃等人，日後多成長為我國法律史學界的中堅力量，為法律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貢獻。2015年，中國法律史學會決定起動優秀研究成果獎的評定工作，迄今已經舉行了兩屆。首屆中國法律史學會優秀研究成果獎評選出兩個特等獎、兩個一等獎、兩個二等獎和四個三等獎，蒲堅、郭成偉、李雪梅、聶鑫等10位學者獲此殊榮，在2015年瀋陽年會上舉行了頒獎儀式。2019年，第二屆中國法律史學會優秀研究成果獎評定工作啟動，設有兩個一等獎、四個二等獎、八個三等獎和五個提名獎，周東平、高漢成等19位學者榮獲該項獎勵，在2019年長春年會上舉行了頒獎儀式。2005年，經國家機關批准，以曾憲義先生的名義設立了曾憲義法學教育與法律文化基金會。基金會資助開展各種類型的法學交流和研討活動，對在法學教育和法律文化研究領域作出突出貢獻的個人和組織給予獎勵；並與教育部和中國法學會聯合創辦「中國法律文化研究成果獎」，2008年至2017年已評選5次，87位學會會員獲獎。同時，為鼓勵法律史專業在校學生潛心研究，「曾憲義法律史獎學金」於2012年設立，迄今已成功評選了4屆，共72人次獲獎。張晉藩先生法律史學術基金會與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於2010年共同設立了「張晉藩法律史學基金會獎」，每年評選一次，至今已評選8屆，共133人次獲獎。學會為法律史學研究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合作平臺，在學會組織的各項學術活動中，學者之間增進了友誼，切磋了學術思想，促進了彼此之間的學術交流與合作。據邱遠猷先生在1981年進行的統計，在學會成立之前的30年裡，國內主要報刊所載有關法律史文章僅有289篇。而在過去的十年間，據不完全統計，法律史學科發表的CSSCI論文已達到3000篇以上。學會前輩學者不僅對法律史學研究作出巨大貢獻，同時也為中國法律史學科、中國法律史學會贏得良好的聲譽。2012年，中國法學會曾授予25位老一輩法學家「全國傑出資深法學家」稱號，以表彰他們對我國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體系建設和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作出的傑出貢獻。曾任學會會長或執行會長的楊永華、張晉藩、陳鵬生榮獲「全國傑出資深法學家」稱號。在2017年《中國法治建設特刊》評選出的「影響中國法治進程的百位法學家」中，除上述3位法律史學界的「全國傑出資深法學家」外，另有王召棠、朱勇、楊一凡、吳玉章、何勤華、俞榮根、韓延龍、嚴存生、呂世倫、杜鋼建、高鴻鈞等11位法律史學界同仁被評為「有突出貢獻的法學家」。2019年，中國法學會再次評選出十位「全國傑出資深法學家」，曾任學會執行會長的張希坡、劉海年獲此殊榮。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於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因此，應當「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範」，並「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新，讓中華文化展現出永久魅力和時代風採」。堅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的輝煌，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神聖使命。黨的十八大報告就曾提出，「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法律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宏偉藍圖的確立，給中國法律史學會及法律史學研究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展望未來，學會應該怎樣再一次站在時代潮頭，抓住機遇，迎接挑戰，是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作為一個具有四十年歷史的學術共同體，中國法律史學會有自己的優良傳統與鮮明特色，「重學術、重開拓、重團結、重奉獻」的優良會風是學會得以發展興旺的重要因素，應該繼續傳承與發揚。中國法律史學會是一個純粹的學術組織，一直奉行「學術至上」「開拓創新」的理念，有著濃厚的學術氛圍。學會因法律史學科的恢復重建及學術研究的開展而誕生，伴隨著法律史學術交流活動日益增強與蓬勃發展而壯大。組織學術交流是學會推動法律史繁榮發展的重要抓手，也是事關學會生存發展的根本。「學術理想交通的工具，不外兩種：一是刊物，一是集會。」學會要繼續以學術年會和專題會議為渠道，推動和引領法律史學研究的發展，增強國際交流，提高學術會議的質量與水平；同時要加大力度辦好學會刊物《法史學刊》，將其打造成展示法律史研究成果、交流學術思想的重要平臺。學界同仁的團結合作與無私奉獻是中國法律史學會得以傳承與發展的力量源泉。作為一個獨立的民間學術組織，無論是學會大政方針的制定，還是領導機構的產生與換屆，乃至學會的一切運行，沒有行政命令、沒有官僚作風、沒有長官意志，只有充分的民主協商、高度的團結合作、思想的爭鳴、意見的交鋒、觀點的碰撞。作為一個遠離實務界的法律史研究團體，學會自身存在著經費短缺、專職人員匱乏等「先天不足」。學會能夠快速穩定並蓬勃發展有今日之繁榮，得益於全體會員的共同努力與奉獻。從籌備與創立時起，學會始終遵循民主協商模式，逐步形成了「大家的學會大家辦」的辦會傳統。每年學術年會的正常召開，不論是具體工作，還是經費支持，學會會員都作出了無私的貢獻。學會會員是法律史學研究與創新的主體，是傳統法律文化的傳播者，是法律史學科發展的建設者，更是學會各項活動順利開展的基石。與現行法律的疏離使法律史學科日漸處於法學學科的邊緣地位，這種疏離使法律史研究與學界認同的法學研究漸行漸遠，甚至逐漸失去了對相關法律問題的話語權，以至於法律史學科在法學界的地位逐漸下降。相較於其他法學學科，法律史學科的邊緣化現象進一步加劇。法律史課程被壓縮，學術論文難發表，重大項目難申請，重要獎項難獲得，研究成果也很難引起廣泛的學術關注與社會反響，學科發展嚴重受限，遭遇巨大的困境與挑戰，法律史學科理論體系的完善成為當務之急。中國法律史學會應引導學者多維度反思法律史學研究的指導思想、研究範式與研究方法等，重視與現行法律的溝通，努力為法理學、部門法學等法學學科提供給養。法律史學作為法學與歷史學的交叉學科，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兩個互補的知識系統，即歷史學中的法律史和法學中的法律史，兩者承擔著不同的功能和作用。法律史學研究不可能脫離史料，而片面地、為我所需地去凝練出一般理論。法律史學理論體系的完善，要建立在法律制度、法律思想、法律文化、法律文獻等諸多領域研究成果之上，廣泛利用法理學、歷史學、文化學等研究方法，在儘可能還原「歷史」的基礎上，揭示傳統法律發展和成熟的一般規律，探究傳統法律的價值。傳統法律源遠流長，仍有諸多問題有待深入發掘。這就需要學會組織、團結學界同仁共同努力，完善新時代法律史學研究體系。中國法學會領導也很關注法律史學科面臨的困境，中國法學會黨組成員、學術委員會主任張文顯教授曾多次呼籲法學各界應「支持法律史研究，扭轉法史學邊緣化空置化問題，推動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首先，要進一步加強學會對學科發展的引領與推動作用。通過對教育部高等學校法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託的《中國法律史教學基本要求》的制定，通過學會會刊《法史學刊》的主辦，通過學會的評獎活動，通過對學會年會以及法律文化博士論壇、青年法史論壇等學術會議與論壇主題的確定以及籌辦工作的指導與管理等等，引導法律史教學與研究的側重點，把握學科發展的大方向。其次，要進一步加強學會與其各分支機構的溝通聯絡，增強學會的領導力、凝聚力與向心力。學會與各分會、專業委員會、各會員單位之間應及時溝通信息，使學會秘書處及時掌握各分會和專業委員會包括相關高校的學術動態以及學術會議情況。最後，要進一步加強對外宣傳，介紹學會的歷史與工作成就，彰顯學科的發展與繁榮，展現學者的著述與風採。學會已於2019年與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央視《法律講堂》欄目達成《法律文化研究與傳播戰略合作備忘錄》，籌備建立法律文化研究傳播專家庫，擴展法律文化研究傳播陣地，創新法律文化研究傳播方式。另外，在秘書處的努力之下，學會的網站已成功搭建，希望能越辦越好。鑑於微信公眾號快捷、強大的傳播功能，學會也考慮籌建自己的微信公眾號，更加廣泛地傳播信息，擴大影響。學會還將進一步搭建傳統法律文化交流與傳播平臺，激勵更多學者投身傳統法律文化研究和傳播工作，擴大中國法律史學的社會影響，服務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法律史學研究需要持續不斷的知識積累與一代一代學者的薪火傳遞。「從學術前輩艱辛築基與學術引領，到後繼學者的薪火相傳與突破創新，新一代中國法律史學者的任務，不僅為往聖繼絕學，還要開法治的新章。」青年是法律史學科發展的未來與希望，青年強則法史學強。老一輩學者始終關心青年法律史學人才的培養工作。如前所述，「張晉藩法律史學基金會」和「曾憲義法學教育與法律文化基金會」在這一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為鼓勵法律史學子的成長、促進青年研究力量的交流，張晉藩法律史學基金會每年舉辦一屆法律史優秀學生論文徵集活動，聘請學界前輩進行指導，並選出優秀論文刊登在《新路集》中。曾憲義法學教育與法律文化基金會特面向各級在校學生設立「曾憲義法律史獎學金」，以鼓勵和支持法律史專業學子潛心學術研究，推動法律史學研究的繁榮與發展。學會還應繼續加大力度鼓勵和支持青年人才培養工作，積極引導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年輕一代對這個學科的興趣，為青年人搭建學術平臺；在學會主辦的會議、刊物、獎項中，多給青年學者提供機會，提供展示學術成果的舞臺，助力其茁壯成長。此外，對青年學者的培養與扶持對於學會組織機構年輕化的推進也有重要意義。目前，在第十屆理事會191位理事中，「75後」理事已經達到56人，而其中「80後」理事就有21人，甚至有6位「75後」學者當選為常務理事。未來的學會組織將進一步吸納更多的青年學者加入，增強其責任感、使命感與榮譽感，為學會發展不斷注入新鮮血液，注入創新意識與開放思維，注入無限的生機與活力。張文顯教授指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堅持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就要「注重對中華優秀法治文化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注重借鑑世界法治文明成果，努力探索符合法治規律和中國國情的法治模式，突出中國特色、時代特色和實踐特色」。他還進一步指出，「法律史，特別是中國法律史研究，是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法學體系、提振中國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民族精神、民族品格的基礎性工作，是弘揚優秀法治文化、確立和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理論自信、文化自信的前提性工作，意義非常重大」。張生會長也曾強調，在全面實施依法治國方略、實施傳承與發展傳統文化工程之際，如何「闡釋建構，貫通古今」，為建設現代化法治國家提供文化支持，成為傳承和發展傳統法律的時代主題。法律史學科一方面要為法學研究提供重要資源，探討如何處理好「古今」「中外」「東西」的關係；另一方面更要有前瞻性、戰略性的思考，為中國法學進一步騰飛，為中國法治進一步發展提供更深厚的學術資源、歷史資源與文化資源。中國法律史學會的重要職責與使命，是如何在全國法律史學界凝聚力量、搭建平臺、促進交流、引領方向、推進研究，使法律史學科在中國法學界甚至世界法學界有更大的影響力，在民族復興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相信經過法律史學界同仁的竭誠努力，法律史學科將有廣闊的前景和輝煌的未來。
《法制與社會發展》2020年第6期目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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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源盛 | 晚清民國的社會變遷與法文化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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