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從正式成立那一刻起，就與共產國際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這給中共帶來的影響極大。以歷史的眼光回溯這種關係，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受到共產國際的指導和制約，沒有實現完全的獨立自主。這一點，從陳獨秀到瞿秋白，從李立三到王明（包括博古），都可以在他們人生和政治的悲喜劇中找到歷史印證。他們要麼試圖獨立、擺脫共產國際的「緊箍咒」，最終成了「替罪羊」；要麼亦步亦趨地搞教條主義，最終被中國革命的正確實踐所拋棄。同樣，作為中國革命土生土長的領袖毛澤東，他的人生命運也與共產國際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這種關聯直接導致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的起起伏伏，其間的恩恩怨怨也讓毛澤東一生難以釋懷。
筆者以時間為經，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地位和身份的變化為緯，對毛澤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作一梳理，從中可看出歷史風雲的驚心動魄和波譎雲詭：
一、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作為中共湘區黨組織代表，毛澤東出席在廣州召開的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因得到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賞識和推薦，毛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陳獨秀為中央局委員長，毛為中央局秘書，協助委員長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澤東時年30歲。
二、1924年5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擴大的執行委員會會議，扭轉中共三大過於強調國民黨作用的傾向，中共中央的政策開始左轉。12月，維經斯基在上海批評了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的毛澤東。隨後，毛回湖南「養病」，在1925年1月召開的中共四大上落選。
三、1927年3月，毛澤東撰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先後在眾多報刊刊載。5月和6月，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的俄文版、英文版以及《革命東方》雜誌，先後轉載、譯載了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刊印的《考察報告》。英文版的編者按說：「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導最為清晰。」當時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布哈林在執委會第八次擴大全會上談到毛澤東的這篇報告時說，「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經讀過我們的一位鼓動員記述在湖南省內旅行的報告了」，「報告寫得極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其描寫極為生動」，「提到的農村中的各種口號也令人很感興趣」，「文字精練，耐人尋味」。在共產國際能夠享此殊榮的，毛澤東算得上是中國第一人。這年5月，毛澤東在中共五大當選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四、1927年11月9日、10日，在共產國際代表羅米納茲指導下，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等。會議強調，中國革命形勢是「不斷高漲」，中國革命性質是「不斷革命」。在中央領導機關形成了左傾盲動主義。14日印發《政治紀律決議案》，批評湖南省委在秋收起義指導上「完全違背中央策略」，毛澤東應負嚴重責任，撤銷其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職務。但這個決定直到1928年3月才傳到井岡山。
五、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毛澤東未出席大會，當選中央委員。但這個大會的決議案直到1929年1月才傳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六、1929年7月2日，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發表社論《中國統一的假象》介紹說，任何「稍微注意一點有關中國事態報導的人」，已經都很熟悉毛澤東和朱德這兩位「中國遊擊運動」的領導人了，他們是「極為出色的領袖的名字」。而在其他相關的報導中，對毛澤東「上山」創立根據地並使中國從此也像蘇聯一樣有了一支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紅軍」，給予了高度評價。報導稱：毛澤東「史詩般的英雄行動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義的」，「現在恐怕誰也否定不了朱德和毛澤東的紅軍已取得重大勝利，有了很大發展。這支軍隊無疑已成為中國遊擊運動中出現的最為重要的現象」。
七、1930年4月15日，馬馬耶夫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一次會議的報告上強調，毛澤東作為黨的前委書記對部隊進行掌握和領導。在史達林對毛「工農武裝割據」的做法表示肯定後，共產國際開始公開肯定毛澤東的革命方式。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直接建議中共中央任命毛澤東為軍事委員會主席。9月24日至28日，由瞿秋白、周恩來主持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舉行，會議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周恩來傳達了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毛澤東在未出席會議的情況下，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這個會議的文件，直到12月才傳達到紅一方面軍黨內。
八、1931年1月7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舉行。毛澤東未出席會議，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扶持下進入中央政治局。這次會議成為以王明為代表的新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佔據統治地位的開端。1月15日，根據共產國際和六屆三中全會後中央的決定，項英在小布組成中共蘇區中央局。中共蘇區中央局正式成立，周恩來任書記（未到職），項英代理書記，毛澤東、朱德等九人為委員，撤銷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紅軍一方面軍總前委。同時宣布，建立中共蘇區中央局領導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為主席，朱德、毛澤東為副主席，取消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9月，因王明決定去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周恩來將赴中央蘇區，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由博古（秦邦憲）負總責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隨後報共產國際批准。10月11日，中共蘇區中央局致電臨時中央，指出：項英因「工作能力不夠領導」，「決定毛澤東代理書記，請中央批准」。10月下旬，中共臨時中央局復電蘇區中央局，同意中央局書記由毛澤東代理。
九、1931年10月，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開始醞釀在中央蘇區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11月27日，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主席。按照莫斯科擬定的模仿蘇聯的政權體制，毛澤東又兼任中央最高行政機關人民委員會的主席。
十、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臨時中央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會議由博古主持。博古本想撤銷毛澤東的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和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但沒有得到莫斯科的同意。毛澤東在沒有參加會議的情況下，反而被提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是，在2月3日召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兼任的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被張聞天取代，其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也徒有虛名。當博古負責的臨時中央在瑞金取消毛澤東人民政府主席職務的同時，王明在莫斯科蘇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卻宣布，在「以毛澤東同志任主席」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蘇維埃人民委員會」的統一領導下，我們現在已經在幾百個縣建立了鞏固的蘇維埃政權。1934年8月，王明根據共產國際領導人的意見，專門詢問蘇維埃政府選舉結果，當得知「博古中央」擅自撤換毛澤東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事後，明確表示莫斯科「很不滿意」。這是毛澤東革命戰爭年代最為痛苦的一個時期，他後來發牢騷埋怨莫斯科說：「洋房子先生」來了，我被扔到茅坑裡去了。其實，莫斯科對臨時中央壓制毛澤東的做法不太知情，也不贊同。儘管王明後來知道了，但面對既成事實，只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批評「博古中央」，說這「不能不是工作當中一個大的缺陷」，卻並沒有馬上報告共產國際，更沒有立即糾正「博古中央」的錯誤。沒有糾正，即是縱容。
事實上，莫斯科對毛澤東的態度是越來越看重。由於通訊的障礙，毛澤東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四萬字的報告，以及他所作的大會閉幕詞，在幾個月之後終於送到了莫斯科。無論是蘇共領導人還是共產國際，對毛澤東所作的報告和結論，都給予了高度評價，並當即指示有關部門將其迅速印成各種文本的小冊子廣為散發。
8月3日，王明、康生在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的密信中這麼寫道：「毛澤東同志的報告和結論，除了個別地方有和五中全會決議同樣的措辭的缺點外，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歷史文件！我們與國際的同志都一致認為，這個報告明顯地反映出中國蘇維埃的成績和中國共產黨的進步。同時認為，這個報告的內容也充分反映出毛澤東同志在中國蘇維埃運動中豐富的經驗。這個報告的中文單行本不日即將出版（其中欠妥的詞句已稍加編輯上的修正），其他俄、德、英、法、日本、高麗、蒙古、西班牙、波蘭、印度等十幾個國家的譯本也正在進行譯印。中文本印刷得極漂亮。」
9月16日，王明再次興奮地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說：「毛澤東同志的報告，中文已經出版，綢制封面，金字標題，道林紙，非常美觀，任何中國的書局，沒有這樣美觀的書。與這報告同時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澤東同志的文章（我們這裡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個小小的文集，題名為《經濟建設與查田運動》，裝潢與報告是一樣的。這些書籍，對於宣傳中國的蘇維埃運動，有極大的作用。」
莫斯科如此高規格地為毛澤東出版著作和文集，乃中共黨內第一人也。即使後來以馬列主義理論權威自居的王明，也沒有得到如此的待遇。從王明這兩封信的字裡行間看，他似乎為中國黨有毛澤東這樣的領導人受到共產國際和蘇共如此的重視，發自內心地感到高興。而事實上，莫斯科在這個時候確實不止一次地提醒中共中央：中國需要像毛澤東這樣的人才，大家必須學習毛澤東和朱德的經驗，把軍事工作放到黨的第一等重要的地位上來，甚至直接到軍隊中去工作。
十一、1935年7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毛澤東在沒有出席的情況下，破天荒地排在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共產國際名譽主席臺爾曼的後面，與王明、周恩來一起當選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要知道，由於通信聯絡中斷，共產國際沒有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月15日至17日召開了擴大會議（遵義會議）的消息。會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正確路線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應邀在共產國際七大第一個致賀詞的來自中國蘇區的代表滕代遠（李光），按照中國代表團擬就並得到共產國際批准的發言稿，高呼：「我們對共產國際中有像季米特洛夫、臺爾曼、毛澤東、拉科西和市川正一這樣的英勇旗手而感到驕傲，他們在一切情況下都高舉共產主義的偉大旗幟，並且保護和捍衛它，在列寧史達林所創建的共產國際的旗幟下，領導群眾走向勝利。」中國代表團團長王明在發言中，讚揚毛澤東是「出色的黨內領袖和國家人才」。無論是從為共產國際七大準備的材料中，還是蘇聯公開出版的報刊上，莫斯科都開始把毛澤東稱作「年輕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富有才幹和自我犧牲精神的展示、偉大的政治家和軍事家」。莫斯科給予毛澤東如此殊榮，在當時中共黨內找不出第二人，意義非同一般。
十二、1935年《共產國際》（俄文版）第33和34期合刊上，發表了署名「赫」（亦有譯為赫魯雪夫）的文章《中國人民的傳奇領袖》（亦譯作《勤勞的中國人的領袖毛澤東》）。文章在開頭還引用了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全文對毛澤東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毛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人，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人民的真誠朋友」，「具有鐵一般的意志、布爾什維克的頑強精神、卓越的革命統帥和國務活動家的驚人勇敢、博學和無窮的天賦」。同年12月13日，《真理報》發表了哈馬丹寫的文章《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
由此可見，進入20世紀30年代中期，莫斯科和共產國際不僅在組織上、政治上全力支持毛澤東成為中共黨的領袖人物，而且還重點翻譯、發表和出版了毛澤東的著作，積極宣傳、讚頌毛澤東的功績，把「中國人民的領袖」這樣崇高的稱呼送給了毛澤東。至此，不難發現，毛澤東在共產國際的地位和口碑越來越好。在王明、博古、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王稼祥、彭德懷等其他中共領導人中，當時沒有誰像毛澤東這樣長期受到莫斯科的讚譽和宣傳，直至共產國際1943年5月22日宣布解散。這也就難怪在莫斯科生活了6年、遙控中共中央並以「太上皇」自居的王明，於1937年11月29日飛抵延安時，一見面就稱讚毛澤東「把中國共產黨帶入了一個新的境界」了。此後，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的實際最高掌權者，在中共中央的政治地位就再也沒有動搖過。
本文摘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轉引自：《同舟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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