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整本書不長，兩個小時便可看完。但是在這兩個小時之間你的心會隨著故事情節不斷跌宕起伏，時而感到心酸，時而有窺見一絲希望；但看完以後更多的感覺卻是一種無力感。
在讀像《基督山伯爵》這樣的小說的時候，我們會有一種痛快感，一種酣暢淋漓的感覺。我們會感嘆唐泰斯的聰明才智，讚嘆他不屈的意志。這類小說的主角往往是幾個主線人物，其他的眾生的出現都只是為了襯託主角的形象。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寫爽文的作家，這位擅長心理刻畫的大師筆下的主人公就是那些眾生，那些像螻蟻一樣無足輕重，那些被傷害與被侮辱的眾生，那些受盡壓迫卻又相信太陽會照常升起的眾生。
在故事的開頭，對於牽著一條狗的老人的描寫就顯示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功底，令筆者感到驚訝的是居然有人把孤苦描寫的這麼自然，這麼刻骨。從故事的開頭，整本書的格調就已經完成了奠基。俄國作家大多風格相近，但是筆者不得不佩服作者的人物描寫與心理刻畫。
如果你對心理學感興趣，那麼陀思妥耶夫斯基絕對是你繞不開的人物。倘若我們把託爾斯泰比作社會學家，那麼陀思妥耶夫斯基探討的就是作為一個普通人具有的最根本的、內心深處的東西。
從寫作手法與結構來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本小說裡用的是第一人稱敘述，敘述者（也是主人公）伊萬·彼得羅維奇是彼得堡一名初學寫作的貧窮文學家，一位平民知識分子；而這個形象帶有部分自傳的性質，敘述了作者本人初進文壇的境遇。「批評家B」（即別林斯基）熱情洋溢地評價他的第一本小說。年輕的作家與他的「老闆」（即出版商）的關係。——這些情節均來自年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個人經歷。在小說中年輕的作者在初獲成功後卻不斷遭遇挫折與失敗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個人經歷的真實寫照。
這部小說的時間順序是不連貫的，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也是假定的。打亂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使這部作品得以比最初計劃更廣泛地反映那個時代俄國的個人生活與社會生活，同時也表達了十九世紀四五十年代俄國思想與文化生活中繼承關係的思想。
小說中經常提到《窮人》、別林斯基和19世紀40年代絕非偶然。19世紀40年代俄國文學的人道主義傾向建築在這樣一個信念上:「一個受盡折磨的最卑賤的人也是人，而且是我的兄弟。」
《窮人》和《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這兩部小說的標題獨特的相互呼應，證明了它們的內在聯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部長篇小說的標題中，「貧窮的」一詞具有多種含義。什麼叫做貧窮？「貧窮」一詞不僅僅是指那些缺乏物質生存資料的人，「窮人」最深刻的含義是「不被需要的人」。在小說中，老人被無端陷害，捲入一場不可能勝訴的官司裡面。在這裡，「窮人」 不僅是失去了豐厚的收入或必需的生活資料的人，而且也是不幸的、備受壓迫和侮辱、從而博得人們的同情和憐憫的人。因此，「貧窮的」和「被侮辱的」、「被損害的」幾乎是同義語。
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闡述的反資本主義主題貫穿了整部小說。所謂「高層」永遠掌握著話語權與決策權，底層人民只能逆來順受隨遇而安。他們連選擇權都沒有。他們只能在有限的生存空間裡消耗生命。
小說的情節可分為主線與暗線，主線便是娜塔莎的離家出走，暗線則是內莉的遭遇。在故事的後面，主線與暗線逐漸明朗起來並交織在一起，此刻我們才發現，瓦爾科夫斯基公爵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種種不幸和痛苦的禍根。這位公爵代表了絕對的惡，他並不像作者後來在《罪與罰》中刻畫的那種善惡交織的人物。
從內容上來說，內莉的故事使作者得以描繪彼得堡那些貧民窟及其居民，描繪充斥著貧困、疾病、惡習和罪行的城市社會「底層」 的生活。被人遺忘在這個可怕世界裡的「小人物」，命中注定要過貧困、屈辱的生活，在肉體和精神上遭到毀滅。「這是一個悲慘的故事，」伊萬·彼得羅維奇這樣描寫內莉的遭遇：
內莉毫無疑問是一個天使，她會因為母親的影響而甘願把自己定義在「僕人」的位置；她的性格尖酸刻薄，她會突然犯癲癇病在地上發瘋；她的身體非常虛弱很容易發熱。但即便如此，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裡沒有任何人責怪她，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有權利責怪她。內心太苦的人會因為受到一點點甜就填滿，她正是這樣的孩子。
對阿廖沙來說，娜塔莎是他精神上可以依賴但物質上不能依賴的人。所以他雖然「無限地愛著娜塔莎」，但是結果是從一開始便已註定的，卡佳才是他既精神上可以依賴同時物質上也依賴的人。所以他最後一定會選擇卡佳。這是處在故事裡的人都清楚的事情，除了他自己。阿廖沙屬於心地善良，但性格軟弱、毫無主見的人。天真、純樸和「幼稚」使他具有某種獨特的魅力。他沒有蓄意作惡，這一點和卡佳一樣，他們的行為中帶著天真的、率直的利己主義者的象徵。
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都是利己主義者。對于娜塔莎來說，她對於阿廖沙的那種病態的、自我犧牲的愛，這種特殊的利己主義使得她對親人的痛苦漠不關心。內莉也是一樣，內莉的特點就是高傲而又冷酷地沉溺於受苦的利己主義中不能自拔。娜塔莎的父母亦是如此。伊萬·彼得羅維奇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這種特點。
作者在描繪」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時並沒有把他們的內心理想化。這不僅僅是一些值得愛和同情的高尚、不幸而又受苦的人；他們同時也是道德上存在著病態和缺陷的人。這是因為人的尊嚴經常會被受到損害，這種損害會毒害他們的心靈，使他們不可避免的變得兇惡。
小說中「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的遭遇十分悲慘。被瓦爾科夫斯基掠奪和欺騙的內莉的母親和外祖父，雙雙死去;災難猝然降臨到同樣被他損害和侮辱的伊赫緬涅夫夫婦一家；伊萬·彼得羅維奇的私生活與文學創作計劃也受到破壞。所有痛苦的線都指向同一個階層，同一個人物——瓦爾科夫斯基公爵。
瓦爾科夫斯基公爵體現了一種權力無限又無往不勝的惡，他是恬不知恥和貪婪成性的利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理論家與實踐家。瓦爾科夫斯基的不道德行為，在當時的俄國現實中，在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時代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道德標準中，有著非常重要的根源。對於瓦爾科夫斯基來說，金錢是人們命運的主要動力和主宰。再說他還是渴望及時行樂的享樂主義者。他還認為「人生是一筆交易」，金錢至上。他甚至說:「我沒有理想，也不想.....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理想照樣可以活得自由自在。」
在看到阿廖沙突然對娜塔莎說一大堆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話時，我們會以為故事會朝著像託爾斯泰的《復活》那樣發展。但出乎意料的是，阿廖沙後面給筆者的感覺像巴金《家》裡的覺新。但他又與覺新有著本質性的不同，覺新是階級的犧牲品，阿廖沙則是不顧道德的利己主義者裡面的一種。但他們的選擇與結局都同樣帶著濃厚的註定性。
陀翁從西伯利亞被流放歸來後已經認識到有些東西無法被衝破，小說反映了他從西伯利亞帶來的所謂進步的俄國知識界可悲地脫離「根基」這種見解，他不再相信通過革命途徑能改變俄國的現實。所以在小說的結局，是主人公們的命運可悲地被一一葬送。 結局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正義得到伸張，惡人得以被懲治。結局依然是勝利的勝利，石頭被還給石頭；而這個是無從解決的，作為人道主義作家，他正確地展示了他那個時代無法解決的種種衝突。
對於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來說，唯一感到安慰的事便是，太陽照常升起。
而令人感到痛苦與無奈的事是，太陽照常升起。
人們卻依然相信著，什麼「未來會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