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時空】王子今 | 《論衡》的海洋論議與王充的海洋情結

王子今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秦漢史、秦漢考古文物研究、出土文獻研究。著有《秦漢區域文化研究》《秦漢交通史稿》等。

摘要：《論衡》作為漢代文化史上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名著，內容豐贍，視野宏闊，思辨精深，論說明朗。其中，涉及海洋的內容，以越人重視海洋開發的傳統為基礎，亦以戰國秦漢時期海洋探索及早期海洋知識積累為文化背景，具有重要的價值；涉及海洋氣象知識、海洋水文知識、海洋生物知識的論說，亦開啟了我們認識漢代海洋學的視窗。而作者王充因出生與長久居留地方的濱海環境生成的海洋情結以及體現出的開放、進取和重實學的海洋意識，也值得予以總結和說明。考察漢代的海洋文化，不能忽略《論衡》這部著作，也不能忽略王充這位思想家。

關鍵詞：王充；《論衡》；海洋情結；海洋意識；海洋文化

王充著《論衡》，成就了體現東漢時期思想文化豐收的代表作。作為漢代文化史乃至中國古代思想史進程中具有標誌性意義亦形成深刻影響的名著，《論衡》內容豐贍，視野宏闊，思辨精深，論說明朗。《論衡》中涉及海洋觀察乃至海洋開發之有關魚鹽經營、航運實踐、地理知識、神秘信仰等方面的內容，以越人重視海洋開發的傳統為基礎，亦以戰國秦漢時期海洋探索及早期海洋知識積累為文化背景，具有值得重視的價值。有些認識，來自親近海洋的自身體驗和具體感覺。《論衡》書中涉及海洋氣象知識、海洋水文知識、海洋生物知識的論說，開啟了我們認識漢代海洋學的一扇視窗。《論衡》作者王充的海洋情結以及體現出的開放、進取和重實學的海洋意識，也值得予以認真的分析、總結和說明。秦漢社會有關海洋的理念顯現了體現出時代意義的覺醒，這一時期的海洋開發曾經取得空前的成就。考察和分析漢代的海洋文化，理解並說明漢代的海洋文化，不能忽略《論衡》這部著作，也不能忽略王充這位對海洋予以頗多關心，亦對海洋具有較多知識的思想家。

一、「負海」「浮海」體驗：越人的遠航能力與海洋情感

王充《論衡》在政治論說中經常用「海」以為比喻。如《論衡·須頌》：言「聖世」「聖主」其「德」「大哉」，又言「漢德酆廣，日光海外」，以「海」為喻：「夜舉燈燭，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從橫難數；極深，揭厲難測。」《論衡·定賢》關於「衰亂之世」政治識見的討論中，也說到「海」：「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溝，鹹識舟檝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鴻卓之義，發於顛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他在討論認識論的規律時言「大」「小」，以「海」之「大」與「溝」之「小」對比。而所謂「浮於海者，迷於東西」，似是親身經歷航海實踐獲得的體驗。《淮南子·齊俗》寫道：「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鬥極則寤矣。」《淮南子》所謂「不知東西」之「惑」，即《論衡》所謂「迷於東西」。又《論衡·說日》寫道：「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有這種「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的感受，並經思考，得到「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的認識，應當也是通過「乘船江海之中」的航行實踐獲取的心得。所謂「何以驗之」，明說這一知識來自「船行」海上的親身體驗。

《文選》卷二八謝靈運《會吟行》：「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李善註：「《漢書·地理志》曰：『吳地鬥分野。』《論衡》曰：『天晏列宿炳奐。』晁錯《新書》曰：『齊地僻遠負海，地大人眾。』宋衷《易緯注》曰：『天文者謂三光，地理謂五土也。』」呂向註：「星紀吳之分野，故云『列宿炳天文』。炳，明。負，背也。言後背海水橫鎮於地理。」所謂「《論衡》曰『天晏列宿炳奐』」，今本《論衡·超奇》作「天晏列宿煥炳」。謝靈運「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語，注家引《論衡》解釋「列宿」，而「負海」其實是《論衡》作者王充出生與多年生活的「地理」背景。

所謂「負海」，言背靠大海，是戰國秦漢時期人們指說濱海地方的習用語。《史記》卷七〇《張儀列傳》：「齊，負海之國也。」《史記》卷七八《春申君列傳》：「（齊）東負海。」《史記》卷六〇《三王世家》載錄漢武帝語「齊東負海」。對於秦政的批判，常見涉及濱海地方經濟政策的「使天下蜚芻挽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之說。或言「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漢書》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秦大用民力轉輸，起負海至北邊。」顏師古註：「負海，猶言背海也。」《漢書》卷二四上《食貨志上》所謂「募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江淮而至北邊」，「負海江淮」的說法突破了「齊地負海」的認識，體現「負海之郡」「負海之國」已經不限於齊地，而擴展至於「江淮」地方。「負海江淮」的說法又見於《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眾郡委輸五大夫衣裘、兵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以軍興法從事……」而《後漢書》卷一八《陳俊傳》：「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為重憂，且勉鎮撫之。』」其中「負海」與「東州」對應，「負海」所指即東部濱海地方。陳俊以軍力平定「鎮撫」「青、徐」「東州」，包括琅邪、贛榆、朐等地。李賢注引《華嶠書》寫道：「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勳大著，威震青、徐，兩州有警，得專徵之。」』可知此所謂「東州」「負海」地方，指「青、徐」「兩州」。而《續漢書·五行志二》言黃巾暴動致使「役起負海」，由黃巾軍「七州二十八郡同時俱發」推想「，負海」所指空間區域可能更為廣闊。

王充出生與長期生活的會稽地方，也是「負海之郡」。這裡曾經是越文化的重心區域。越人在航海能力方面的優勢，有悠遠的歷史記憶。

宋黃 修、陳耆卿纂《嘉定赤城志》卷三九《遺蹟》「古城」條：「在黃巖縣南三十五裡大唐嶺東。外城周十裡，高僅存二尺，厚四丈。內城周五裡。有洗馬池、九曲池。故宮基十崈一十四級。城上有高木可數十圍。故老雲即徐偃王城也。城東偏有偃王廟。」宋胡榘修、方萬裡纂《寶慶四明志》：「徐偃王廟在東。地名翁浦，俗呼為城隍頭。《十道四蕃志》云：徐偃王城翁洲以居，其址今存。按史記載偃王之敗，北走彭城武原東山下以死。疑非此海中。而韓文公為《衢州廟碑》，乃記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幾研於會稽之水。則《十道四蕃志》或可信矣。」徐偃王故事北則彭城，南則會稽，其實是體現了沿近海航運的實力的。越人「引屬東海」，較早掌握了航海技術，號稱「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吳王夫差曾「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這一海上遠徵的歷史記錄，是吳越人共同創造的。夫差與晉公會盟於黃池，「越王句踐乃命範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所謂「沿海泝淮」，利用了水軍優勢。越徙都琅邪，也是一次大規模的航海行動，「從琅琊起觀臺」，「以望東海」，其武裝部隊的主力為「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據說「初徙琅琊，使樓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為桴」。越國霸業的基礎，通過近海航運能力方面的優勢得以實現。其軍稱「大船軍」，航海工具稱「桴」，稱「樓船」，稱「君船」。而私家長距離近海航行的史例，則有範蠡在協助勾踐復國滅吳後「浮海出齊」的事跡。

王充「博通眾流百家之言」，不會不了解有關越人海洋探索與海洋開發的歷史記錄。王充作為浙江上虞人，生於斯長於斯，且長期居「鄉裡」「教授」「論說」，無疑會受到家鄉親近海洋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影響，極有可能亦親身參與過海上航行。史稱王充「異人」，《論衡》「異書」，認識與理解其人其書，不應忽略其所居濱海地方之生存環境與文化傳統的作用。

二、海洋史記憶：秦始皇「望於南海」與漢景帝「削之會稽」

會稽作為越國與吳國多年經營的濱海重心城市，與齊地南北對應，成為東方大陸生民海洋探索的另一個重要的出發點。《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張守節《正義》引《括地誌》：「亶洲在東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將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止在此州，共數萬家。至今洲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吳人《外國圖》雲亶洲去琅邪萬裡。」在與「東海」方向包括「市易」的海上交通往來中，「會稽」與「琅邪」具有彼此相當的地位。

中國第一個大一統政權秦王朝建立之後，最高執政集團對新認識的海疆予以特殊的重視。秦始皇出巡海上，在齊地沿海多有非常表現，又曾親至會稽，「望於南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記載：「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裡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司馬貞《索隱》：「望於南海而刻石。三句為韻，凡二十四韻。」張守節《正義》寫道：「此二頌三句為韻。其碑見在會稽山上。其文及書皆李斯，其字四寸，畫如小指，圓鐫。今文字整頓，是小篆字。」會稽地方為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最後一次出巡所行歷。會稽刻石的內容與文字，也是秦始皇出巡刻石中特別值得重視的文化遺存。而「望於南海」字樣尤其醒目。秦始皇「南海」置郡，對於中國海洋史及南洋交通史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然而此「望於南海」之所謂「南海」，當時其實是說東海。

王充頗看重秦始皇巡遊海上又至於會稽的歷史行跡。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多次回顧這一史事。《論衡·書虛》寫道：「當二〔三〕十七年，遊天下，到會稽，至琅邪，北至勞、盛山，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臺，始皇崩。」《論衡·實知》又說到秦始皇的此次巡行：「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遊，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嶷。浮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濤惡，乃西百二十裡，從陝（狹）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刋頌，望於南海。還過，從江乘，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勞、成山，因至之罘，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丘平臺。」秦始皇「到會稽」「上會稽」及此後「並海」「旁海」的行程，回敘相當具體。

西漢帝國成立，最高執政者對於起初放棄沿海郡國控制權的情形有所反省。「削藩」即奪回諸侯王國對諸多地方統治權力的政治動作，以沿海地區為重心。於是，另一體現出海洋意識的涉及「會稽」的行政決策，亦為王充《論衡》所關注。如《鹽鐵論·晁錯》言「侵削諸侯」事，所謂「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因楚之罪而奪之東海」，竟然引發了吳楚七國之亂。《論衡·實知》寫道：「高皇帝封吳王，送之，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汝邪？』到景帝時，濞與七國通謀反漢。建此言者，或時觀氣見象，處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見濞之勇，則謂之是。」其事見《史記》卷一〇六《吳王濞列傳》：「荊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裴駰《集解》：「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駰案：應劭曰『剋期五十，佔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司馬貞《索隱》：「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佔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災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濞。如淳之說，亦合事理。」黃暉《論衡校釋》特別指出，王充《論衡》的見解與應劭之說是一致的：「按：應說與仲任義同。」王充作為會稽人，對於漢景帝「因吳之過而削之會稽」以及隨後發生的政治史變亂顯然是熟知的。

《論衡》記述秦始皇「上會稽」，「望於南海」及「高皇帝封吳王，送之，拊其背」預言「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而「到景帝時，濞與七國通謀反漢」事，均是會稽人記會稽事。王充熟悉會稽在漢代海洋史上的地位，另一史事也一定會在他的知識構成中形成深刻的印象。這就是漢武帝時代命朱買臣於會稽「治樓船」。《漢書》卷六四上《朱買臣傳》：「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關於「治樓船」，《史記》卷三〇《平準書》記載：「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這是有關在昆明池操練用樓船的敘說。而就實戰用樓船製作的文獻記載，僅此《朱買臣傳》一例。會稽因此成就了中國古代造船史上的輝煌。

三、海「巨大之名」

關於「海」的地理知識，王充似乎有以切身體會為基點的了解。相關信息，在漢代文獻中，應以《論衡》最為集中。

《論衡》有諸多論說言及「海」的廣闊宏大。《論衡·別通》：「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夫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別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州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以「海」和「百川」的關係，聯繫水文與人文，陳說哲理，或比喻學識才俊的聚會，是古詩文中常用的借比方式。而《論衡》所謂「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可能是比較早的使用這種語辭形式的文例。

《論衡·別通》又寫道：「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雜糅非一，以其大也。夫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眾多奇異。故夫大人之胸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門，高業之生，眾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為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之生哉？」其中「夫水精氣渥盛」句，黃暉校釋：「朱校元本『夫』作『海。』」即據朱宗萊校元本，作「海水精氣渥盛」。所謂「東海」「精氣渥盛」，「生物」「眾多奇異」，當然直接來自對海產資源豐盛的認識。說「大人之胸懷」與「高業」「學士」「能博學問」者，可以「東海」之「大」，「海水精氣渥盛」相比擬，則借用了對海洋廣博氣勢之理解。

我們看到，文士才人之「遇」與「不遇」，是漢代知識人經常思考的人生主題。《論衡·逢遇》全篇言「遇不遇」，其中寫道：「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眾上。」《論衡·效力》言「文儒之知」，即得到識拔的機會，可以「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時，則以「江」「河」「流通入乎東海」彼此比照：「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地仰，溝洫決泆，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于衡門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江」「河」雖「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盛」，但只有「流通入乎東海」，才相當於「文儒」知識人生的成功。

《論衡·須頌》讚美「漢德」之「盛」，也借用「海」之「廣大」為喻：「夜舉燈燭，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從橫難數；極深，揭厲難測。漢德酆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漢盛也。」海的「廣大從橫難數，極深揭厲難測」成為「漢德酆廣，日光海外」的代表性象徵。

以「海」喻事，以「海」辨理，是《論衡》的論說習慣，也體現了王充的思維傾向與識見背景。

四、海潮「隨月盛衰」說

前引《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關於秦始皇南巡會稽「，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裡從狹中渡」事，《論衡·實知》作「臨浙江，濤惡，乃西百二十裡從陝（狹）中度」。「水波惡」即「濤惡」，應當是說海潮。

《論衡·書虛》辯說伍子胥冤死興海潮故事：「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橐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為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驅水為濤者，虛也。」關於「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之所在，王充寫道：「投於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投於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又說：「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為濤，當自上（止）吳界中，何為入越之地？怨恚吳王，發怒越江，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這樣的討論，體現出對「上虞」地方歷史文化的熟悉。

辨正「子胥為濤」事，王充有多層次多角度的論說。他寫道：「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血脈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於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為濤。」清人俞思謙指出：「王充《論衡》：海之潮水之溢而汎行者，喻人血脈循環周作上下於支體間。蓋隨榮衛之氣耳。潮之衍漾進退，亦隨海之氣耳。」清人王仁俊研究《論衡》，也寫道：「夫水也者，地之血脈，隨氣進退而為潮。案《海潮論》曰：地浮與大海隨氣出入上下，地下則滄海之水入於江，謂之潮。地上則江湖之水之滄海，謂之汐。與王充合西人論潮汐為吸力與隨氣之說略同。」

王充所謂「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之「朝夕」，其實可以讀作「潮汐」。劉盼遂指出：「『朝夕』即『潮汐』之古字。」《水經注》卷九《淇水》：「浮瀆又東北徑漢武帝望海臺，又東注於海。應劭曰：浮陽縣，浮水所出，入海，朝夕往來，日再。」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註：「案『朝夕』，近刻作『潮汐』。」清趙一清《水經注釋》卷九《淇水》即作「潮汐往來」。在後來文獻有關海洋水文現象的陳述中，「潮汐往來」是習見語。《越絕書》卷一《外傳記吳地傳》：「吳古故祠江漢於棠蒲東，江南為方牆，以利朝夕水。」《漢書》卷五一《枚乘傳》記載「枚乘復說吳王」：「遊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顏師古註：「蘇林曰：『吳以海水朝夕為池也。』」《初學記》卷六引應劭《風俗通》：「海，一雲朝夕池。」又左思《吳都賦》：「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菀。」呂延濟註：「濬，深也。吳有朝夕池，謂潮水朝盈夕虛，因為名焉。」所謂「朝夕」均為「潮汐」。

王充所謂「氣」的說法，使我們聯想到漢武帝所謂「會大海氣」。《漢書》卷六《武帝紀》記載：「（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夏四月，詔曰：『朕巡荊揚，輯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泰山。上天見象，增修封禪。其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對於「會大海氣」的理解，顏師古註：「鄭氏曰：『會合海神之氣，並祭之。』」

對於王充海潮「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為濤」之說，有學者理解為：「靠海的河流有波濤，是因為受潮汐的影響……」

王充關於「濤」「潮」之起因與「月」有關的論點，值得海洋學研究者特別重視：「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為濤，子胥之怒，以月為節也？」王充《論衡》所謂「發海中」「入三江之中」的「濤」其實「隨月盛衰」的判斷，是關於海潮發生理論最早的非常明晰的觀點。此說關注到月球引潮力的作用。有學者指出，王充對「潮汐」的解釋「非常科學、精彩」。他「根據潮汐與月亮相應的事實駁斥伍子胥冤魂為濤的傳聞」，「是首先承認客觀實際，並用客觀實際來判定理論的真假是非」。分析王充之所以能夠發現這種「客觀實際」也許是必要的。他對於潮汐的觀察和理解，應當與濱海生活的實際條件相關。對於海洋水文現象中潮汐的觀察和體驗，充實了王充的科學意識，提升了《論衡》的文化水準。

有學者認為，王充「是遠遠超越時代的具備了完整科學精神與氣質的最早一個思想家」。論者甚至說：「在王充身上，人們看到一種近代科學精神的超前覺醒。」考察王充所謂「科學精神與氣質」，如果以潮汐學為例，其「超前覺醒」的基礎，是瀕臨海洋的生活條件及親近海洋的文化感覺。

五、磁學原始與「司南」發明

《韓非子·有度》說：「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看來「司南」一語出現很早。《論衡·是應》寫道：「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有人解釋司南之杓：「司南之杓：古代一種辨別方向的儀器，原理和指南針相同，用磁鐵製的小勺放在方盤上，勺柄指南。」《太平御覽》卷七六二引《論衡》：「司南之勺，投之於地，其柄指南。」《太平御覽》卷九四四引《論衡》：「司南之杓，投於地，其柄南指。」有學者指出，「『投之於地』乃『投之於池』之誤。這裡的『池』，指『流珠池』或『澒池』，即水銀或汞池」。此說可信。當時「司南」可能還沒有應用於海洋航行實踐，即在「浮於海者，迷於東西」的情況下定向、定位，但是這種需求必然會促進用以「辨別方向」的技術生成，在航海事業發展較為先進的地方尤其如此。王充對「司南」的關注，或許可以從海洋文化考察的視角認識其意識背景。

所謂「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體現了對地磁感應的早期認識。《論衡·亂龍》還說到「礠石引針」現象：「頓牟掇芥，礠石引針，皆以其真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氣性異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桓君山亦難以頓牟、礠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非議誤，不得道理實也。」王充所謂「礠石引針」，可能是關於磁學的最早的比較嚴肅的文獻記錄。

有航海史研究者指出，指南針作為「理想的指向儀器」在海上航行中的應用，是非常重要的發明。「我國是什麼時候發明人工磁化方法和製造出指南針的，現在還無法確切地知道。」現在看來，「最遲在北宋初期就已經發明了人工磁化的方法，並且成功地製造出了指南針」。「在北宋末期，我國已經把指南針作為導航儀器，應用在航海事業中。」「指南針的發明和應用」，「是我國古代對人類文明進化的極其偉大的貢獻」。馬克思曾經讚揚「指南針「」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之一「，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作為指南針發明之技術基礎的「司南之杓」，以及作為指南針發明之理念基礎的「礠石引針」等現象的記錄見於《論衡》，是對王充文化意識與學術思想進行總結時絕不可以忽略的。

六、關於「鯨魚死」

在《論衡·亂龍》篇討論「頓牟掇芥，礠石引針，皆以其真是，不假他類」之後，王充在論證「天道自然」這一科學主題時，又說到一種海洋生物的生命現象，即「鯨魚死」：「夫以非真難，是也；不以象類說，非也。夫東風至，酒湛溢；鯨魚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

中國大陸古代居民對於「鯨魚」的認識，可以追溯到殷商時代。有學者指出：「關於鯨類，不晚於殷商，人們對它已有認識。安陽殷墟出土的鯨魚骨即可為證。」據德日進、楊鍾健《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記載，殷墟哺乳動物骨骼發現有：「鯨魚類 若干大脊椎骨及四肢骨。但均保存破碎，不能詳為鑑定。但鯨類遺存之見於殷墟中，乃確切證明安陽動物群之複雜性。有一部，系人工搬運而來也。」《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記載：「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佔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論衡·紀妖》記述秦始皇最後濱海行程，也說到秦始皇「夢與海神戰」及「候神射大魚」情節：「……明三十七年，夢與海神戰，如人狀。是何謂也？曰：皆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夢與海神戰，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魚，自琅邪至勞、成山不見。至之罘山，還見巨魚，射殺一魚，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這裡所謂「大魚」「巨魚」，有人認為就是「鯨魚」。有關「大魚如山」「死岸上」「膏流九頃」，骨骼可以利用的記載，說明沿海人們對「鯨魚死」的現象是熟悉的。秦漢宮苑仿擬海洋的池沼中，有鯨魚模型。

關於鯨魚集中死於海灘這種海洋生物生命現象的明確記載，最早見於中國古代文獻《漢書》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東萊平度出大魚，長八丈，髙丈一尺，七枚。皆死。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疏。』」現在看來，關於西漢晚期「北海出大魚」「東萊平度出大魚」的記載，是世界最早的關於今人所謂「鯨魚集體擱淺」「鯨魚集體自殺」情形的比較明確的歷史記錄。記載東漢史事的文獻也可以看到涉及「出大魚」的內容。《續漢書·五行志三》「魚孽」題下寫道：「靈帝熹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枚，長八九丈，高二丈餘。明年，中山王暢、任城王博並薨。」劉昭《注補》：「京房《易傳》曰：『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臣昭謂此佔符靈帝之世，巨魚之出，於是為徵，寧獨二王之妖也！」《淮南子·天文》關於天文和人文的對應，有「人主之情，上通於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語，同時也說到其他自然現象的對應關係，包括「鯨魚死而彗星出」。《淮南子·覽冥》也寫道：「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咡絲而商弦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對於所謂「鯨魚死」，高誘的解釋就是「鯨魚，大魚，蓋長數裡，死於海邊」。《淮南子》「鯨魚死而彗星出」的說法為緯書所繼承，其神秘主義色彩得以進一步渲染。《太平御覽》卷七引《春秋考異郵》：「鯨魚死而彗星出。」註：「《淮南子》亦云。」又《太平御覽》卷九三八引《春秋考異郵》曰：「鯨魚死而彗星出。」《太平御覽》卷八七五引《春秋考異郵》作「鯨魚死彗星合」，宋均註：「鯨魚，陰物，生於水。今出而死，是時有兵相殺之祥也。故天應之以妖彗也。」

《論衡·亂龍》所謂「夫東風至酒湛溢，鯨魚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的判斷，否定了以為「鯨魚死，彗星出」是政治災異的認識，體現了「天道自然」並不與「人事」必然對應的清醒的認識。這種對「自然」現象、「自然」規律的完全「自然」的感覺，應是建立在熟悉海洋環境的「自然」經驗的心理基礎之上的。

七、「海內」與「四海之內」

《論衡·書虛》寫道：「舜之與堯，俱帝者也，共五千裡之境，同四海之內。」指出先古聖王「堯」「舜「」俱帝」，其執政區域之「共「」同」空間，乃「四海之內」。又《論衡·藝增》「：《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王充寫道「：言蕩蕩，可也；乃欲言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眾，無能名堯之德者，殆不實也。」也說「四海」。而《論衡·藝增》又說：「《尚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並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裡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胸、儋耳、焦僥、跂踵之輩。併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尚書》雲『萬國』，褒增過實，以美堯也。」王充澄清儒家經典「美堯」「美堯德」「褒增過實」的宣傳時，也涉及「四海」與「萬國」對應的語言習慣。

《論衡·談天》同樣指出「儒書」「久遠之文」的不合理：「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之文，世間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怪而無以非，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議。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為天子，不勝，怒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有力如此，天下無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螻蟻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天〕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復難。信，顓頊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內之眾，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王充在與「儒書」的論辯中用「舉天下之兵，悉海內之眾」語，「天下」與「海內」對應。這正是漢代政論的語言定式。

「海內」，當時已經成為與「天下」對應的語彙。《史記》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所謂「臨制天下，一齊海內」就是典型的例證。當時以大一統理念為基點的政治理想的表達，已經普遍取用涉及海洋的地理概念。政治地理語彙「四海」與「天下」，「海內」與「天下」的同時通行，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中原居民的世界觀和文化觀中，海洋已經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賈誼《新書·時變》有「威振海內，德從天下」的說法。《淮南子·要略》：「天下未定，海內未輯……」《鹽鐵論·輕重》可見「天下之富，海內之財」，同書《能言》也以「言滿天下，德覆四海」並說。又《世務》也寫道：「誠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在這種語言形式背後，是社會對海洋的共同關心。「海內」和「天下」形成嚴整對應關係的文例，《漢書》中即可以看到：「貞天下於一，同海內之歸。」「臨制天下，壹齊海內。」「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海內為一，天下同任。」「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這一語言現象，體現了當時中原居民海洋意識的初步覺醒。

《論衡·解除》說：「行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鬼不往。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疫鬼猶來。」是以「天下太平，百災消滅」與「海內擾亂，百禍並起」形成對照。「天下」與「海內」對仗。《論衡·宣漢》：「今上即命，奉成持滿，四海混一，天下定寧。」則以「四海」與「天下」對應。而《論衡·定賢》：「上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時，輻輳並至，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其中「天下少雙，海內寡二」語，與前引《漢書》卷六四上《吾丘壽王傳》文辭竟然完全相同。

「海」與空間意識、地理認知、世界觀念之間的關係，由「四海」「天下」「海內」「天下」的語言定式得以反映。《論衡》是我們考察漢代相關文化現象的一件重要的標本。

八、「海內」「海外」與「裨海」「瀛海」

《史記》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傳》載嚴安上書，回顧秦史的教訓：「及至秦王，蠶食天下，併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向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循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闢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挽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掛于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以兼併「諸侯」稱「主海內之政」，而北河南海的進取，即「北攻胡」，「南攻百越」，稱「欲肆威海外」。

除「海內」「四海之內」而外，《論衡》也說到「海外」「四海之外」。如前引《論衡·藝增》所謂「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胸、儋耳、焦僥、跂踵之輩」。又《論衡·談天》又言及鄒衍學說：「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上，所謂九州也。《禹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詭異，聞者驚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隨觀讀諷述以談。故虛實之事，並傳世間，真偽不別也。世人惑焉，是以難論。」黃暉校釋解說「裨海」：「有裨海環之。《史記·孟子傳》《索隱》曰：『裨海，小海也。」』關於「九州之外，更有瀛海」，黃暉說：「此天地之際。《漢·藝文志·陰陽家》：『《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封禪書》言其著《終始五德之運》。今並不傳。其瀛海神州之說，只見於史遷、桓寬、仲任稱引，不知出其何著。然據《史記·孟子傳》言其作《終始大聖之篇》，先序今以上至黃帝，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因而推之及海外，以為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又《鹽鐵論》云：『鄒子推終始之運，謂中國，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則知其大九州說，出自《鄒子·終始》。仲任時，當尚及見之。」

鄒衍學說所謂「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其實是大略符合現今地理知識的。王充說到鄒衍之說的可疑「：案鄒子之知不過禹。禹之治洪水，以益為佐。禹主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吳之輩，充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怪，列三十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不若禹、益，聞見不過被、吳，才非聖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裡，日月所於闢隠為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餘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崑崙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玉之珍，莫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以多家學說對照鄒衍所論，以為「虛妄」。尤其引「太史公曰」所謂「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以新的海外考察實踐收穫作為「餘不敢言也」的意識基礎，尤其值得重視。

然而，王充又有討論：「極為天中，方今天下在天極之南，則天極北必高多民。《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日刺徑十裡，今從東海之上會稽鄞、鄮，則察日之初出徑二尺，尚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尚多。東方之地尚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長，不復訾矣。夫如是，鄒衍之言未可非。《禹紀》《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指出「鄒衍之言」未可否定。王充又寫道：「鄒衍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為天中，如方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如在東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時，其光宜大。今從東海上察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相去萬裡，小大不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所謂「今從東海上察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其中前者，應是於其居地觀察的實際感覺。王充又說：「雒陽，九州之中也。從雒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雒陽三千裡，視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焉。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裡，視極猶在北者，地小居狹，未能闢離極也。日南之郡，去雒且萬裡。徙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復南萬裡，地在日之南。是則去雒陽二萬裡，乃為日南也。今從雒地察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也，極為遠也。今欲北行三萬裡，未能至極下也。假令之至，是則名為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裡，極北亦五萬裡也。極北亦五萬裡，極東、西亦皆五萬裡焉。東、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裡。鄒衍之言：『天地之間，有若天下者九。』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裡，南北亦五千裡。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裡。天下若此九之，乘二萬五千裡，二十二萬五千裡。如鄒衍之書，若謂之多，計度驗實，反為少焉。」王充以更廣闊的視角觀察，竟然得到幅員超過「鄒衍之書」的對更廣闊的「天下」的認識。

王充的考察包括「從東海之上會稽鄞、鄮」「察日」，「從東海上察日」，應當是親身所為。又有對於「日南」「徙民還者，問之」的調查，更超越了對於「東海之上」的思考，而至於「復南萬裡，地在日之南」的南海。王充對於「天下」的理解，在當時的情況下自有局限，然而這種通過海洋考察認識「天下」的方式是值得讚許的。

《論衡·對作》寫道：「俗傳既過，俗書又偽。若夫鄒衍謂今天下為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偽，沒奪正是。心濆湧，筆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輒立證驗。」可見對鄒衍學說的辨析，王充心存批判意識。所謂「心濆湧，筆手擾，安能不論」，動機在於求「正是」，斥「浮虛」。其認識路徑，是「考之以心，效之以事」，以「證驗」求其真實。其實，鄒衍的「浮虛」也是相對的。而王充以「海」為考察基本參照的研究方式，不僅地理學者應當重視，也值得海洋史與海洋文化研究者注意。

九、海洋神仙信仰與海洋資源開發

王充《論衡》有關「海」的文字，反映了漢代社會對「海」的多方面的關心。這種關心在精神信仰層面和物質追求層面，都有所表現。

《論衡》有關論辯，透露出與當時社會盛行的海洋神仙信仰的文化繼承關係。如《論衡·無形》：「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為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論衡·道虛》言「儒書言：盧敖遊乎北海，經乎太陰」或說「盧敖學道求仙，遊乎北海」，及見「能輕舉入雲中者」「食合梨」，「食合?之肉」事。「合梨」「合?」，被解釋為「海蚌」，應即蛤蜊。徐幹以此作為海產「寶玩」，但是當時人們食用蛤蚌，是可以確定的。宋人夏僎《夏氏尚書詳解》卷六《夏書·禹貢》說：「海物，即水族之可食者，所謂蠯蠃蜃蚳之屬是也。」又如元人吳澄《書纂言》卷二《夏書》：「海物，水族排蜃羅池之類。」這裡所謂「海物」包括各種海洋「水族」。而「蜃」受到共同的重視。漢景帝陽陵陵園內封土東側外藏坑K13、K14和K16發掘收穫包括多種動物骨骼。有學者介紹了其中K16和K14盜洞中發現的動物骨骼，而所謂「海相的螺和蛤」的出土尤為引人注目。研究者指出，「海洋性動物螺和蛤共計4個種12個個體，是這批動物骨骼的一大顯著特徵。」王充就盧敖故事發表議論：「……且凡能輕舉入雲中者，飲食與人殊之故也。龍食與蛇異，故其舉措與蛇不同。聞為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精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之肉，與庸民同食，無精輕之驗，安能縱體而升天？聞食氣者不食物，食物者不食氣。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氣，則不能輕舉。」王充又寫道：「或時盧敖學道求仙，遊乎北海，離眾遠去，無得道之效，慚於鄉裡，負於論議，自知以必然之事見責於世，則作誇誕之語，雲見一士。其意以為有仙，求之未得，期數未至也。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並聞，當時並見，儒書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雞犬升天者，況盧敖一人之身，獨行絕跡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盧敖事跡，被指為「誇誕之語」「幽冥之語」，然而也許「誇誕」「幽冥」的神秘故事中，可以透露出當時社會對於「仙」的崇拜。而仙人的神秘光輝，有海色背景。王充所謂「盧敖學道求仙，遊乎北海」，使這一故事的文化背景得以明朗。他說：「食精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之肉，與庸民同食，無精輕之驗，安能縱體而升天？」大概在王充生活的時代，「食食合?之肉」，已經是海濱「庸民」飲食等級。但是在漢初或者至於《淮南子》成書時代的社會觀念中，這可能是具有一定神秘意味的特殊食品，藉此可以獲得「精輕之驗」，能夠進入「輕舉入雲中」「縱體而升天」的境界。

《論衡·亂龍》還寫道：「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為人禍。荼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看來，當時社會信仰世界中「神仙」與「海」的關係，在《論衡》中是有多種表現的。

關於海洋資源開發的經濟意義，王充亦曾予以重視。前引《論衡·別通》所謂「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雜糅非一」及「海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眾多奇異」，且與「耕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對應之外，《論衡·說日》說到「珠」這種奢侈品的生產：「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又言「珠樹似珠非真珠」。又《論衡·率性》討論「《禹貢》曰『璆琳琅玕』者」時，說到「魚蚌之珠」。《論衡·自紀》「珠匿魚腹」，非「珠師」則「莫能採得」之說，也值得考察海珠生產方式時注意。

《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明確說：「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處近海」的空間指示意義十分明確。「珠璣」作為海產，是當時的經濟地理常識。《漢書》卷六《武帝紀》說「定越地」後設南海九郡，其中有「珠崖」。關於「珠崖」，顏師古注引應劭曰：「在大海中崖岸之邊。出真珠，故曰珠崖。」又引張晏曰：「在海中」，「珠崖，言珠若崖矣。」關於漢代採珠生產的較早史料，有揚雄《校獵賦》有關「流離」「珠胎」的著名文句：「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顏師古注「：珠在蛤中若懷妊然，故謂之胎也。」《漢書》卷一〇〇上《敘傳上》「：……隨侯之珠藏於蜯蛤虖？」也體現人們對「珠」的生成緣由以及「採珠」的技術方式都是熟悉的。「珠胎」的生動比喻，有孔融所謂「不意雙胎，近出老蚌」語。

關於「珠」的生產，人們尤熟知「珠還合浦」的故事。其史實基點，即《後漢書》卷七六《循吏列傳·孟嘗》：「（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谷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這是有關南海產珠之海產開發史的明確資料。《論衡》「魚蚌之珠」與「珠匿魚腹」說與所謂「珠胎」即「珠在蛤中若懷妊然」以及「珠藏於蜯蛤」等說法稍有誤差，然而「海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眾多奇異」的意見，卻反映了來自海產史的真知。《三國志》卷五三《吳書》裴松之注引《吳書》：「海產明珠，所在為寶。」《藝文類聚》卷六一引晉左思《吳都賦》也說到「蜯蛤珠胎」，都反映王充生活的會稽地方，應當有「海出珠寶」的經濟收益。

此外，《論衡·言毒》說到「路畏入南海，鴆鳥生於南，人飲鴆死」，可以理解為「南海」航行艱險的交通史信息。而有關「鴆」的言說，也可以看作在博物學初步興起的文化背景下，王充海洋學知識構成在《論衡》一書中的反映。

王充海洋意識的發生和發育，自有會稽作為濱海地方之海洋文化的背景。全面認識這一背景，應當進行多視角的考察。西漢時期，北起遼東，南至會稽濱海18郡國，佔《漢書·地理志》所載「迄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的17.48％。民戶則佔全國總數的20.78％至20.88％，人口佔全國總數的18.45％至19.33％。大致在戰國、秦及西漢時期，這一地區的戶口密度高於全國平均水平。這正是與當時這一地區經濟較為發達的狀況相一致的。秦王朝「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漢武帝時頻繁發起遠程運輸，「千裡負擔饋糧」，「人徒之費」的調發，往往「東至滄海之郡」，漢宣帝曾「增海租三倍」。秦與西漢王朝對濱海地區的剝奪，體現其經濟的相對穩定。陳寅恪在著名論文《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中，曾經指出，漢時有所謂「濱海地域之學說」。他認為，神仙學說之起源及其道術之傳授，必然與濱海地域有關，自東漢順帝起至北魏太武帝、劉宋文帝時代，凡天師道與政治社會有關者，如黃巾起義、孫恩作亂等，都可以「用濱海地域一貫之觀念以為解釋」，「凡信仰天師道者，其人家世或本身十分之九與濱海地域有關」。他指出，兩晉南北朝時期，「多數之世家其安身立命之秘，遺家訓子之傳，實為惑世誣民之鬼道」，「溯其信仰之流傳多起於濱海地域，頗疑接受外來之影響。蓋二種不同民族之接觸，其關於武事之方面者，則多在交通阻塞之點，即山嶺險要之地。其關於文化方面者，則多在交通便利之點，即海濱灣港之地。」「海濱為不同文化接觸最先之地，中外古今史中其例頗多。」王充《論衡》的文化創穫，應當與這一文化條件有關。陳說「頗疑接受外來之影響」，啟示我們的相關思索可以聯繫絲綢之路史的考察。

【注】文章原載於《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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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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