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編輯 | 黃月1
2019年9月10日，《使女的故事》續作《證言》面市，反響熱烈。據英國媒體報導，在「哈利·波特」系列之後，英國已多年未見如此火爆的新書發布情況。當時根據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小說《使女的故事》改編的同名電視劇第三季上映，從2017年該劇第一季上映起，這部由Hulu製作的電視劇已橫掃艾美獎、金球獎和評論家選擇獎。
《使女的故事》虛構了一個平行世界中的未來美國：由於生態破壞，全球出現了生育率下跌的嚴重人口問題。美國發生政變，分裂成多個國家，在其中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基列國中，女性被剝奪了工作權、知識權和經濟權，完全淪為生育工具。小說借使女奧芙弗雷德之口，講述了這個女性被剝奪所有自由、社會嚴格遵照《聖經》教諭和等級制運行的國家對個體的摧殘。《證言》將時間軸拉到了前作結局的15年之後，阿特伍德將麗迪亞嬤嬤的手記、奧芙弗雷德兩個女兒的證言彼此交織，為讀者呈現了基列國從成立到覆滅的前因後果。
《證言》中文版在上海書展期間正式上市。譯者於是從去年年底到今年整個疫情期間居家翻譯此書，她表示，這本書能以那麼快的速度在中國面市，其實是拜疫情所賜——這本書在疫情期間成了她的重要慰藉，轉移了她對外界的注意力，讓她得以以每天幾千字的速度推進翻譯。於是說，在疫情期間翻譯《證言》也讓她意識到，「世界真的有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巨變，你本來生活中習以為常的日常瑣事——比如出行自由、購物自由、見一個人的自由等等——是有可能在一夜之間變得不再容易獲得的。」
8月14日下午，上海書展分會場、朵雲書院旗艦店舉辦了《證言》中文版新書發布會，翻譯家袁筱一、作家毛尖、文學教授羅崗和譯者於是到場，和讀者分享了他們對阿特伍德這兩部作品的閱讀感受。
續寫《使女的故事》：出版三十多年後獻給讀者的禮物
《使女的故事》寫作於1984年，出版於1985年。雖然拿到了布克獎提名，也獲得了科幻文學獎克拉克獎，但這部作品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反響較為平淡。1990年根據該書改編的電影也未激起太多火花，直到2017年同名美劇上映。
是劇集的成功重新照亮了這部沉寂多年的作品。在毛尖看來，《使女的故事》獲得成功是因為它踩在了一個恰當的時間點上——2016年底，川普在保守右翼的支持下當選美國總統；2017年，反性騷擾運動從好萊塢開始蔓延至全球，同期在中國則出現了許多關於「女德班」的報導和討論——這一切都讓《使女的故事》顯得尤為應景。
《使女的故事》劇集好評如潮據於是介紹，阿特伍德在1980年代的個人經歷使她萌生了撰寫《使女的故事》的想法。在旅居西柏林期間，她目睹了羅馬尼亞為了提升人口實行《770法令》，該法令規定，除了45歲以上（後來被降至40歲）、已經生育至少四個孩子（後來被提升到五個）、可能會因為生育而有生命危險、由於強姦或亂倫而懷孕的女性之外，墮胎和避孕均為非法。另外，阿特伍德在1980年參加波特蘭詩歌節時與詩人卡羅琳·佛雪（Caroline Forché）拼車，路上佛雪告訴她，中美洲薩爾瓦多的內戰中出現了非常多的暴力事件，受害者多為女性，但這些性別暴力不為外界所知。這讓阿特伍德下定決心要在文學中體現政治性，發揮「目擊者文學」的力量，把世界上已經的發生的那些被侮辱、被損害的人的故事記錄下來。在動筆之前，她收集了大量歷史資料；她亦屢屢強調，雖然《使女的故事》設定在未來，但書中發生的一切都曾在歷史中發生過。
從小說面市到同名電視劇上映，現實世界中的女性權益已出現了肉眼可見的退步，這是電視劇熱播並引起人們對原著小說興趣的原因。電視劇播出後，英文版《使女的故事》售出了800萬冊；美國女權主義者穿上了使女的紅袍白帽，抗議川普政府的反墮胎主張——使女的形象已然成為了當下時代的一個重要文化符號。許多觀眾和讀者詢問阿特伍德，基列國到底是如何運作的？毛尖說，《證言》可以說是阿特伍德在原著出版三十多年後獻給全球讀者的禮物，告訴讀者基列國成立前是怎樣的、覆滅後是怎樣的，每個讀者通過讀這本書都能解答自己在閱讀《使女的故事》時留下的疑問。
毛尖認為，續作通常不好寫，但阿特伍德創作了一部很有趣的續作。《證言》採取了阿特伍德特別擅長的三人嵌套式敘事——在她獲得2000年布克獎的作品《盲刺客》中也出現了這樣的敘事結構。
在羅崗看來，《證言》主要是為了補齊前作未能詳述的世界觀：首先，「五月天」在《使女的故事》中只是作為一個暗號出現，敘述者本人（奧芙弗雷德）甚至都不確定這個組織是否真的存在。在《證言》裡，我們可以看到「五月天」是一個與基列國的眼目系統對抗的正式組織。其次，《證言》告訴了讀者奧芙弗雷德兩個孩子的後續遭遇。姐姐阿格尼斯在基列國長大，同母異父的妹妹妮可偷渡到了加拿大，再加上麗迪亞嬤嬤的敘述，讓前作中未言明的基列國運作方式具體化了。
《證言》[加拿大]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著 於是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0-07
幾位對談嘉賓一致認為《證言》是一部比前作更好讀、更適合做影視改編的作品。袁筱一感到《證言》有著強烈的情節劇特徵，它在開頭設置了一個懸念，在結尾給出了一個確定的結局，「沒有設置太多的陷阱，你讀到差不多100多頁的時候已經基本知道那個終極人物是誰了，已經在很多細節上有提示了。但是你不厭煩，還是很期待。」
毛尖表示，《證言》的出版讓她對《使女的故事》第四季重燃了期待。她雖然在2017年的一場活動中表示劇不如小說，但回頭去看第一季，的確是非常優秀的改編，相比之下第二季和沒有小說依託的第三季水平就有所下降。「現在《證言》出來了，馬上對第四季充滿了期待，」毛尖說，「（這部小說）好像已經為電視劇做好了方方面面的劇情準備。」
阿特伍德的遠見：超越女性主義和科幻文學的「反烏託邦」寫作
雖然《使女的故事》在聲勢浩大的反性騷擾運動中爆紅，但阿特伍德本人在很多場合重申過，她不是女性主義作家，《證言》和《使女的故事》也不是女性主義小說。袁筱一表示，她在最初閱讀《使女的故事》其實是把它放在《1984》的脈絡下讀的，在給學生上「20世紀世界文學」課程時，她也把《使女的故事》當作一個反烏託邦小說的案例。
她認為，阿特伍德能在1980年代就寫出《使女的故事》這樣的作品是非常了不起的——書中描寫的很多問題對於1980年代的很多人來說是難以想像的，當時的社會主流普遍認為「民主、自由、科學」這些西方價值一定能把人類帶往光明的未來。與此同時她也強調，阿特伍德宣布與女性主義標籤劃清界限也是一種策略，因為任何一位女作家都不喜歡被被人稱為「女作家」，但不可否認的是，作為一位女性，阿特伍德深切體會到了在未來社會中女性可能會遭遇到的問題與困境。
在羅崗看來，把這兩部作品視為女性主義作品就「流於俗套」了，他提醒讀者注意《使女的故事》的一個設定細節：基列國的發源地是美國立國之基所在地新英格蘭地區，懸掛死刑犯屍體的地方是哈佛大學的圍牆，眼目組織的總部就在哈佛圖書館。這樣的設定有極強的象徵意義，特別是當我們看到西方民主政治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遭遇種種危機的時候。「所以反烏託邦不僅僅是在西方的對面，西方內部也有可能出現這個問題。」他認為，阿特伍德在小說中探討的是現代社會的整體性危機，比如生育率下降、環境汙染、資源浪費，這些都是在現實生活中切實存在的問題，被鑲嵌到了基列國內部。
《使女的故事》[加拿大]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著 陳小慰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20-07上述設定還體現了阿特伍德對美國宗教精神的反思。羅崗指出，美國的立國之基源自清教革命——為了躲避宗教迫害乘坐「五月花號」來到新大陸的英國清教徒意圖建立一個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國家，這個願景的陰暗面是人們可以為了某種理想狂熱地改造世界，這亦是美國精神的核心。小說中的清教徒「雅各之子」為了解決人類危機，用極其激進的方式改造了世界；現實中，小布希將反恐戰爭稱為一場「上帝子民與魔鬼的戰爭」，福音派基督徒則為了推動自己的政治議程選擇支持川普。「阿特伍德寫的烏託邦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極權主義，也是這種清教精神的烏託邦，」他說，「她從精神角度來講美國的帝國主義，那是一種精神性甚至宗教性的要求。」
毛尖指出，阿特伍德同樣反對科幻文學的標籤，為此她反對在電視劇中加入2197年「基列史研究專題研討會」的情節，把《使女的故事》變成一部科幻劇。她認為這是一個正確的決定，把2197放入劇中反而會讓劇「輕飄了」。在她看來，阿特伍德的小說超越了女性主義和科幻文學，有著討論更宏大權力關係的野心。她也藉此提醒我們意識到世界的複雜性，特別是各種社會議題相互嵌套的關係，獨獨突出其中一個，將之視作某種普世價值，都有可能遮蔽其他同等或更重要的議題。
於是認為，即使是探討女性主義議題，阿特伍德也沒有隻倒向女性這一邊： 「在《使女的故事》裡，從奧芙弗雷德眼中看到的男性好像也沒有多幸福、佔多大的優勢。反烏託邦有一種二元對立、非黑即白的講法，這樣的一個基列國對女性來講是一個反烏託邦，但反過來對男性就一定是烏託邦嗎？這本書已經完全證明了不是這樣，在影視劇的改編中更加強了這一點。基列國中的所有人——不光是女性，還包括各個階層的男性——都沒有辦法實現他們的自我價值。從個人的角度來講，這個國家的制度設定，哪怕是以延續種族的偉大目標為前提，也還是一個失敗的體制。」
毛尖鼓勵中國讀者讀一讀阿特伍德的作品，她盛讚其為無論短篇還是長篇小說寫作都碾壓艾麗絲·門羅（加拿大女作家，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遲早會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偉大作家。喜歡《使女的故事》的讀者也不應錯過《證言》，毛尖在這部續作中看到了一個特別有希望和歡喜的結局，「尤其是在2020年這麼陰暗的一個年頭，讀一讀這本《證言》，雖然封面很『陰暗』，實際上裡面的故事要明亮很多，這個故事依然值得我們花時間讀一下，安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