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甄女士。
100年前的中國，出現了一位在繪畫領域上堪稱天才的少年。
他留學法國，多次躋身法國國家沙龍展，連續四年斬獲三枚金獎和兩枚銀獎，更有作品被收入法國國家博物館。
可以說，他的未來不可限量。
但誰也無法想像，他的後半生竟被一本書改變。
1935年的一天，他來到塞納河邊的舊書攤上被一本《敦煌石窟圖錄》吸引住了，當他看見的一瞬間，他被震撼了，因為在此之前他從來不知道中國還有這樣一座藝術寶庫存在。
經過攤主的指點，他又去了吉美博物館，親眼看到了敦煌的彩色絹畫和資料。
眼前的敦煌藝術讓他震撼、激動、無法言語。
晚上回去後，他輾轉反側做了一個改變他生命的決定：回祖國，去敦煌。
讓他沒想到的是，他的大半輩子時間便都交給了敦煌。
他叫常書鴻，是「敦煌保護神」。
到了他晚年的時候，日本著名學者池田大作先生問他：
「如果您能轉世，您將選擇什麼樣的生活？」
常書鴻想了想說：
「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轉世。假如真能轉世，我還做常書鴻，還去敦煌！」
常書鴻1904年出生於杭州，祖父是清代駐防浙江的「世襲雲騎尉」，可到了常書鴻這一代卻家道中落，生活變得十分拮据。
好在祖上都是識文斷字之人，對孩子的教育都十分上心，而常書鴻在學習上也很有想法。
從小的時候，他就喜歡畫畫，等到了考大學的時候，他自然希望可以選擇與繪畫相關的專業，可是他的想法很快遭到了父親的反對。
在父親的眼中，畫畫是養不了家的，只有學個實業才可能改變家庭的面貌。
於是，他進入了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的染織科。
1923年，常書鴻畢業了。因為還是喜歡繪畫，所以4年後他選擇了自費赴法國留學，並考入了黎高等美術學校。
在法國的十年中，他的成就不凡，不僅拿獎拿到手軟，作品《葡萄》、《沙娜像》、《裸婦》、《病中的妻子》等被法國蓬皮杜藝術文化中心、裡昂美術博物館、吉美博物館等機構收藏。
甚至有法國的評論家認為：「這位中華學子只要在巴黎堅持住下去、畫下去，那麼，毫無疑問，世界藝術大師的偉人祠裡便會刻上他的名字。」
可他，在書攤上遇見了敦煌，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他說：「我一直以為希臘才是人類藝術的真正殿堂。然而，中國的藝術早於歐洲近一千年，而且是如此的輝煌。」
「這簡直是世界藝術史上的一個奇蹟。」
常書鴻打算放棄在法國的一切回到國內。
他對妻子說：「我要回國，修復那些被洋鬼子糟蹋的敦煌壁畫。」
而妻子對於丈夫的決定十分不解，她問到：「書鴻，你會不會是大腦一時發熱？」
常書鴻說：「我意已決。因為我們的藝術之根在敦煌遙遠荒涼的沙漠裡！」
但妻子卻說：「我們剛剛安頓下來，孩子要上學，聽說甘肅那裡都是住窯洞的！」
就這樣，常書鴻在1936年，留下妻子和女兒獨自一人踏上了歸國之路。
可他回國沒多久抗戰便爆發了，面對著「要人沒人、要錢沒錢」的局面，他只能不停的靠舉辦個人畫展籌集經費。
半年之後，錢終於差不多湊齊了，可當他說要把敦煌研究所直接設在敦煌的時候，卻沒有人願意前去了。
但常書鴻卻依舊堅持：「蘭州離敦煌有一千多千米，這麼遠，怎麼搞保護又如何搞研究呢？要完成這項使命，我們是非到敦煌去不可的！」
為此，那段時間他逢人便問：
「你願不願意跟我去敦煌？」
多日後，他才終於找到了敢同他一起去的夥伴。
臨行的時候，梁思成送給了他四個字：「破釜沉舟！」
常書鴻幾個人便踏上了旅途，他們有路的時候就開卡車，沒路的時候就換騎駱駝。
因為缺少生活物資，只能用獸糞燒開水，用不了多久鼻子嘴唇便都會凍的麻木。
「捏著鼻子喝了水，皺著眉頭吃了黑乎乎邦邦硬的『鍋盔』，就著幾瓣大蒜，一碟辣椒鹽……」
1943年3月24日，常書鴻終於來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敦煌。
看著眼前的壁畫，他激動的不忍呼吸。
他說：「從看到它的第一眼起我就在心裡說，哪怕以後為它死在這裡，都值！」
然而很快，常書鴻的心就變得異常痛苦，因為他看到藏經洞中的珍貴文物早已四散，千佛洞也一直遭受著自然與人為的雙重破壞，珍貴壁畫早被偷盜者用膠布粘走。
沒有人保護的敦煌已經變得千瘡百孔。
於是，常書鴻不敢耽誤一秒，直接帶著工作人員搬入中寺，並在門口掛上了「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委會」的木牌。
為了減少風沙對敦煌的侵蝕，常書鴻開始治理流沙，用了50多天，為492個石窟築上了高2米，長2000米的沙牆。
但這樣的風沙一度給常書鴻帶來不可磨滅的心裡陰影，以至於一個測量員病後還在一直說：「我死了，千萬埋進土裡面，不要埋在沙漠裡頭。」
除了戰沙外，常書鴻又開始帶頭植樹，珍視茫茫沙漠中的一草一木。
可日子才剛剛過了一年，因政局不穩，財力緊張，教育部宣布解散「敦煌藝術研究所」。
當時，所有人都變得心灰意冷。
常書鴻想了想說，「我們的工作本來就是全憑自己的力量幹起來的，研究所的撤銷或不撤銷，實際意義不大。」
就這樣，所被撤了，但人卻依舊扎在了大漠。
因為敦煌的環境惡劣，對人的生存能力是個極大的挑戰。
他們只能吃白水麵條，配料是一盤鹽和一盤醋；如果想吃肉，就要從城裡買來，來回一趟就是50多公裡，牛車要走整整十二個小時。
常書鴻從前最愛喝的就是咖啡，在這裡他也不得不改變習慣，因為不但沒有糖，就連水都是鹹的，如果饞了他就只能品嘗到苦鹹版咖啡。
「從我們到達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們就感到有種遭遺棄的服『徒刑』的感覺壓在我們的心頭，而這種壓力正在與日俱增。」
就連張大千都說：「這是一個長期的——無期徒刑啊！」
有一次，縣城裡的一位官員曾經想過拿走洞窟內的菩薩像，被常書鴻知道後，一直祈求著拿自己的畫作交換才留下泥塑。
時間長了，別人嫌苦都離開了敦煌，可常書鴻卻不敢離開一步。
他說：如果我走了，敦煌將萬劫不復。
到了1948年，常書鴻和同事們已完成了「歷代壁畫代表作品選」等十幾個專題，共選繪摹本800多幅，並先後在蘭州、重慶、上海、南京舉辦敦煌壁畫摹本展覽，向國人展示敦煌藝術，同時也呼籲社會各界人士對保護敦煌寶庫的工作給予支持。
到了80年代，鄧小平來到了敦煌，並且一再叮囑，要想方設法保護好敦煌文物。
這時，工作人員說，「敦煌過去幾十年的工作主要是保護，常書鴻帶領大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今後的工作重點應該轉到敦煌學的研究上來，但我們的基礎太薄弱了。」
這話不假，早在30年代英國、法國以及日本等國相繼成立了相關研究機構，而中國在這一領域卻是一片空白。
甚至日本京都大學的藤枝晃教授說，「敦煌在中國，研究在日本。」
那次會談後，鄧小平對在場的人說：「外國人搞了幾十年敦煌學，我們落後了，敦煌是中國的敦煌，應該使敦煌學回到中國。」
1983年8月15日上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以及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正式開幕。
常書鴻多年來期盼的敦煌學，終於「回家」了。
1994年，常書鴻逝世，享年90歲。
在彌留之際，在北京的他對女兒說：「我死也要死在敦煌，以後把我的骨灰送回去。」
遵照他的遺願，家人和研究院的同事們將他的骨灰埋葬在莫高窟九層殿的對面，在他的墓碑上面，篆刻著：
「敦煌守護神常書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