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知道如何徵服及利用海洋的人，海洋就會把這種權力賜予他。」——修昔底德（古希臘）
據考證，這是「海權」一詞的最初由來，但是，將海權系統化、理論化的卻是另一個人——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
馬漢通過研究歷史上數百場海戰，來闡述奪取並掌握制海權的重要性，並由此形成了「海權論」，馬漢也被認為是海權論的創始人。
在馬漢的海權認知中，海權是一個相對完整的體系，它既包括國家擁有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也包括國家擁有龐大的商業船隊，還包括國家建立的殖民地體系。
也就是說，掌握海權即一方面通過海上軍事力量的較量獲得殖民地和特權，另一方面運用海上軍事力量維護本國利益，從而有條件建立起「產品—航運—殖民地與市場」這一海上霸權體系。
建立「殖民地與市場」才是掌控海洋的最終目的，那麼問題產生了，二戰後，伴隨著民族解放獨立運動，「殖民地」已經不存在了，那麼掌控海洋還有用嗎？答案是：當然。
列強建立海外殖民地，其最終目的不外乎是發展本國經濟，通過掠奪殖民地資源帶動本國市場經濟，同時將本國生產資源傾銷至殖民地，「一來一往」形成巨大貿易流，進而使得國家經濟飛速發展。
由此，我們知道，建立海外殖民地是為了貿易，而貿易貫穿於歷史任何時代，任何地方，無論有沒有殖民地，貿易都是國家發展中不可缺少的「支柱」。
「到了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就出現了利用無邊無際的汪洋大海及其財富的迫切需要。」——戈爾什科夫（蘇聯海軍元帥）
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國家身份都不可能脫離其自然屬性而獨立存在。從自然屬性來看，國家身份大致可分為大陸國家、海洋國家、陸海複合型國家等身份。
從客觀角度來看，日本是一個四面環海的群島國家，其國家屬性當可劃為海洋國家。但是，二戰時，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太過瘋狂，不只要成為海洋強國，甚至還要成為陸地強國。
於是，「南進北進」同時進行，北上侵略中國大陸，南下欲控制東南亞乃至太平洋，但最終，其實力卻無法支撐它的野心，二戰，日本慘敗。
戰前，日本海軍奮力排擠英美等國的勢力，一心謀求西太平洋乃至東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力圖成為名副其實的以海軍為主導的海洋國家。
隨著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日本海軍力量被迫解體，以追求制海權為重心的近代日本擴張思想自然也無法存在。
從國家層面來看，無論是日本海軍倡導的海洋國家志向，還是日本陸軍主張的大陸國家志向，日本國家的發展道路都被徹底打斷，這導致戰後的日本不得不重新思考國家發展方向。
與此同時，帝國瓦解、社會經濟凋敝等殘酷的現實，迫使日本朝野不得不反省戰前所做的種種決斷。
「日本雖然擁有如此巨大的國力，卻不知應該將此國力運用於何方。」——高坂正堯
在這種情況下，戰前日本的各種思想雖面臨可能被廢棄的境地，但也因此獲得了重塑的機會。為什麼日本要重塑國家身份？
這是因為，首先，戰後海洋國家身份的內涵被賦予了新的時代意義，國際海洋政治中的海洋國家身份，更多地具有了和平開發與利用海洋資源、發展海洋經濟和海上貿易等內涵。
加上對戰前日本歷史的反思、特別是對日本所推行的具有侵略擴張性質的海洋國家論的反思，也導致戰後的日本不得不重新認知和建構國家身份，賦予它新的內涵。
其次，國家身份問題不僅涉及到戰後日本採取何種國家發展道路，而且直接關係到日本的國際政治地位和形象。
因此，在戰後新的國際環境中，基於上述內外兩方面因素的催化，在反思戰敗教訓的基礎上，日本開啟了重新建構國家身份的道路。
戰後初期的日本面臨著嚴峻的形勢。一方面，1945 年《波茨坦公告》①的發布加速了日本的投降。
最終，日本的武裝力量被解除，長期的戰爭導致日本國民經濟處於極度疲乏的狀態。如何在一片廢墟上恢復國民經濟成為日本不得不解決的課題。
另一方面，在被美國實際單獨佔領的情況下，日本只能完全依附於美國，政治外交失去了自主性。在被佔領期間，美國基本把持了日本內外政策制定的主導權。在被佔領前期，美國甚至不允許日本與瑞士等中立國家保持外交關係。
日本在美國佔領當局指導下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最終將自身納入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從而徹底改變了戰前日本的經濟發展方式。
戰前通過軍事手段獲得殖民地、進而獲得資源和市場，轉變為通過相互之間的貿易獲得資源和市場，即由「硬性的」軍事擴張轉變為「軟性的」經濟擴張。
可以說，這一變化也使馬漢所說的「產品—航運—殖民地與市場」海上霸權體系轉變為「產品—航運—貿易與市場」體系。這一體系的逐步確立成為冷戰時期日本海權思想得以在經濟領域重生的基礎。
戰後，吉田茂內閣根據國內外形勢，將「貿易立國」思想作為指導經濟發展的理論依據，確立了「輕軍備、重經濟」的「貿易立國」路線，從而奠定了戰後日本外交路線的基礎，開啟了戰後日本作為海洋國家發展的道路。
「日本是一個海洋國家，顯然必須通過海外貿易來養活九千萬國民。既然如此，那麼日本在通商方面的聯繫，就不能不把重點放在經濟上最富裕、技術上最先進、而且歷史關係也很深厚的英美兩國國民之上了。」
吉田茂將海洋國家身份與通商貿易結合在一起，通過簡單的表述，從經濟角度出發將日本的國家身份確立為海洋國家。
日本再次成為了海洋國家，但此時，日本已經失去佔領海洋，奪去航線的能力了，也即是說，日本的海權思想在軍事領域已經無法構建，但好在，其在經濟領域獲得了重生。
事實上，當海權思想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經濟海權」這一概念便會應運而生。應該說，經濟海權是在當代形勢下才會出現的概念，它被認為是當代海權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在馬漢的海權思想中，海權原本就是與經濟聯繫在一起的，擁有海權不僅意味著以軍事手段控制海洋或部分海洋，而且也涉及到和平貿易與航運。
伴隨「經濟主導的海洋國家」身份的確立，冷戰期間日本海權思想的再建構呈現出一種新的邏輯，即日本是海洋國家，國家的生存與發展都依賴海洋，因此日本強調海洋自由，重視對海洋進行開發與利用，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實現國家繁榮。
這是典型的通商國家所具備的邏輯思維，在其指導下，一種新的以追求海洋權益為重心的海權思想逐步構建起來。
縱觀整個冷戰時期，日本海權思想在經濟領域的重生，集中體現在對海洋權益的充分追求，同時謀求亞太區域經濟發展與合作的主導權。具體來看，它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海洋自由論
海洋自由論是冷戰時期，日本海權思想在經濟領域重生的第一個表現。提倡海洋自由並不是戰後才有的現象。早在兩千多年以前，為制衡擁有強大海軍、掌握西地中海制海權的迦太基，古羅馬最早主張海洋自由。
17世紀初，荷蘭法學家格勞秀斯以匿名的形式發表《論海洋自由》：
「其核心思想是：根據自然法和萬民法，荷蘭人有權參與東印度的貿易，並擁有航海權」。
而格勞秀斯提出這一核心思想的主要理由則是，每個民族均可與另一民族自由地交往，並可自由地與之從事貿易，正因為如此，「海洋同空氣一樣不是一國能佔有的東西」。
二戰後，為了避免人類再次陷入戰爭，聯合國著手制定一系列國際準則，國際海洋法是其中的重要一環，海洋自由則是國際海洋法的主要原則之一。
同樣，對戰後的日本而言，海洋是其生存的基礎。進口資源與出口產品都極其依賴海洋這一交通媒介，只有確保海洋自由才能保證海上運輸的通暢，從而促進貿易的發展。
由此可見，海洋自由對於日本經濟的發展非常重要。在通商貿易層面，冷戰期間日本的海洋自由論主要著眼於兩點，即公海航行自由和漁業自由。
公海航行自由意味著任何國家的軍艦和船舶，在公海上都有自由航行的權利，同時也意味著任何國家的航空器在公海上空都有自由飛行的權利。
漁業自由是日本提倡海洋自由的另一個著眼點。漁業自由意味著除特別規定外，任何國家的船舶在公海上都有自由從事漁業的權利。
這一點對日本十分有利。日本人的日常生活都與漁業緊密相連，漁業資源自古以來就是日本人日常食物的重要來源，漁業也是日本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海洋開發論
海洋開發論是冷戰時期日本海權思想在經濟領域重生的第二個表現。海洋面積約佔地球表面積的71%，海洋被稱為「人類剩下的最後邊疆，是隱藏著無限可能性的空間」。
戰前的海權思想以海洋控制為重心，海洋的利用價值主要在於交通運輸，同時由於生產條件和科學技術水平的限制，對海洋的開發十分有限。
二戰後，國際社會進入一個新的時期。由於世界人口急劇膨脹，資源消耗不斷增多，陸地資源的有限性逐漸凸顯，而海洋被認為「擁有無限的資源」。
隨著人類對礦物資源、能源需求的不斷增加，海洋的資源價值逐漸被人類所發現和重視，如何開發利用這些資源便成為經濟發展中的一項重要課題。
戰後，美國將海洋開發與原子能開發、宇宙開發並列作為國家政策，從而逐步帶動了世界範圍內的海洋開發。
而日本經濟的迅速恢復正是得益於海外貿易的展開。20世紀40年代末，日本即已充分認識到自身經濟有著很高的海外依存度，第一份《通商白皮書》便指出：
「如果不依賴貿易，（日本）國內的生產和就業就會縮小，經濟循環將變成極小的規模，其結果是國民生活連合理的水平都無法維持」。
不斷擴大的對外貿易使日本經濟在1955年恢復到了戰前的水平，日本經濟開始快速增長。
隨著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日本對資源的需求越來越大，對於四面環海、且陸地資源十分匱乏的島國日本來說，石油、天然氣、錳結核等海底資源具有非常大的魅力。
因此，日本面向海洋索取更多的資源成為必然的選擇。
區域主導意識
區域主導意識是冷戰時期日本海權思想，在經濟領域重生的第三個表現。
二戰前，日本通過掌握西太平洋的制海權，在相當程度上以軍事手段實現了對東亞區域的控制，並設計了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構想，意欲建立起以日本為主導的東亞地區秩序。
戰爭的失敗使日本的這一構想和意圖戛然而止，日本再一次喪失西太平洋的制海權，也無法再次通過軍事手段來控制東亞區域。
戰後的國際形勢紛繁複雜，戰敗的日本最終選擇倒向美國，加入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
在美國、日本以及二戰期間受日本侵略的東南亞國家經過多次交涉後，日本開始走上戰後賠償的道路。
利用戰爭賠償這一手段，日本將自身勢力重新滲入東南亞地區，從而在事實上實現了重返東南亞。
1968年，日本的經濟總量超過西德，成為西方資本主義陣營中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大國，日本的大國意識和信心逐漸膨脹。在經濟不斷增長的過程中，日本在亞太區域的主導意識越來越明顯。
1978年，時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提出「環太平洋經濟合作」構想，意圖主導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
由於建立機制的實踐過程並不順暢，日本在亞太地區沒有取得類似法德在歐洲的主導地位。但是，戰後東亞地區的歷史進程卻在客觀上使日本成為該區域經濟合作的主導國，「雁行」發展模式是日本主導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典型反映。
這一模式以日本為雁首、亞洲「四小龍」（即香港、韓國、新加坡、臺灣）為雁身、東南亞其他國家和中國為雁尾，從而形成東亞區域內產業發展的梯級模式，日本由此確立了主導地位。
日本在二戰中不遺餘力排擠在東南亞的英美實力，建立自己殖民地，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獲取那裡豐富資源，而如今：
「（日本）不必使用直接的武力保護就能安心地在南方（即東南亞地區）進行經濟擴張」。
可見，在戰後，經濟手段取代軍事手段使日本重新獲得了資源和市場，進而實現了經濟的高速發展。
不僅如此，二戰後，人類對海權的認知發生巨大變化，海權的經濟性質不斷得到強化。
在新的國內外形勢下，使得日本的海權思想在經濟領域得以重生，日本開始全力以赴地發展經濟，擴大對外貿易和投資，佔領世界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