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撒拉拉」是個相當陌生的名字。6月14日下午，在從首都機場出關時，工作人員也緊盯著機票上的目的地好幾秒，毫不掩飾自己的疑惑:「你去那兒幹什麼？」從阿聯的杜拜轉機時，這個問題又被那位一身黑袍、戴著黑頭巾的女工作人員問了一次。
對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撒拉拉」是個相當陌生的名字。6月14日下午，在從首都機場出關時，工作人員也緊盯著機票上的目的地好幾秒，毫不掩飾自己的疑惑:「你去那兒幹什麼？」從阿聯的杜拜轉機時，這個問題又被那位一身黑袍、戴著黑頭巾的女工作人員問了一次。
其實，這個城市及它所擁有的那片海，至少對近六百年前的鄭和船隊來說並不陌生。
鄭和共有7次遠航，從第4次起，船隊開始向西。作為其西行航線的一站，「祖法爾」也頻頻出現在與鄭和或與明朝有關的多種中國史料中。
西行——鄭和的新使命
季風帶來的雨季馬上就要到了，海浪一道接著一道向前翻湧著，伴著白色的泡沫和巨大的吼聲。每年的6～8月間，撒拉拉人都會用一個盛大的「季風雨節」來歡慶雨季到來，對成年置於烈日炙烤的整個阿曼來說，這都是個被期待的季節。
阿拉伯海一覽無餘地呈現在眼前。撒拉拉是個被海洋包裹著的小城，向南驅車甚至步行出酒店沒幾分鐘，視野裡便只剩下海，統稱「阿拉伯海」。而這片清澈至極的海與記者去年在其相對應的東岸——巴基斯坦喀拉蚩看到的已經泛黃的顏色截然不同。
「印度就在那邊，坐飛機一個小時就到。」一身傳統阿曼服裝——白袍、紅頭巾的賽義德·哈桑（Said Hassan）指著海洋的東邊說。
鄭和船隊是何時第一次出現在這片海域，史料並不統一。「祖法爾」這個名稱均出現在馬歡與費信永樂七年（1409年）秋開始的第3次航行的記載中。而包括《明史》在內的其他正式史料則在鄭和的第6、第7次航行中才開始出現「祖法爾」這個字眼。
「我已經盡力了，很抱歉我什麼也幫不到你。」6月20日，撒拉拉圖書與文化中心的主管默哈麥德·賽義德·阿里一副愛莫能助的表情看著記者，面前的桌上擺滿了從圖書館查到的各種歷史書。「Zheng……He？」他努力發出這個對他來說陌生而拗口的名字，搖搖頭表示一無所知。
實際上，想從阿曼那裡得到相對應的鄭和資料簡直是個奢望，甚至，想要了解當地在15世紀的那段歷史都是一場徒勞。在此之前，默哈麥德先生聯繫了三位當地著名的歷史學者，邀請他們介紹這段歷史，但三位學者不約而同地回絕了記者這個退而求其次的要求，理由是「資料太少」。「請你理解，葡萄牙人後來侵略了我們，他們破壞了很多歷史資料;再加上地震或大火這些災害，能留下的東西實在太少。」默哈麥德說。
這個全稱為「阿曼蘇丹共和國」的國家直到1970年才由現任蘇丹卡布斯統一成立，第一個考古挖掘也從這一年才開始。對阿曼人來說，似乎還需要一段時日才能整理到600年前的那段歷史。
1412年，完成第3次航海回歸故鄉的鄭和，休整沒多久便接到朱棣的第4次遠航的命令。前3次遠航已達到目標，天朝已重新打開了與南洋各國之間的貿易。或許是被前3次的成功所鼓舞，朱棣把冒險的目光投向了更遠的西方——波斯灣，前往招諭忽魯謨斯、卜剌哇、溜山、孫剌諸國。
接到明成祖繼續西進命令的鄭和，用超過一年的時間來準備這次航行。像現代人一樣，突破語言關是他第一個任務。
來自杭州灣的25歲的馬歡是鄭和徵召的第一個「通譯」，他也成了遠航的首要記錄撰述者。另一份珍貴史料來自費信的《星槎勝覽》。費信是出生於江蘇崑山的明朝普通士兵，在市舶司服役期間，刻苦好學的費信自學了阿拉伯語，在鄭和第3次下西洋時，21歲的費信被選擇為使團文書，隨行出訪，後成為鄭和的一位得力助手。
為了新使命，鄭和組織了63艘船，水手近3萬人，但惟獨缺少精通阿拉伯語和錫蘭語的總翻譯。鄭和曾在南京、泉州、洛陽等地廣招人才，但一直沒有尋覓到合適人選，直到鄭和在西安遇到了大清真淨寺的掌教哈三。
哈三在鄭和西安「招考」中脫穎而出，一則傳說是鄭和當時把西安各清真寺德高望重的掌教和阿訇都邀請到化覺巷清真大寺內考問《古蘭經》，並用阿拉伯語與他們對話。最後選中哈三為此次出使西洋的總翻譯。據西安「大清真淨寺」記載，「永樂十一年（1413年）四月，太監鄭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國，道出陝西，求所以通譯國語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哈三是西亞北非人，早年曾數度赴天方朝覲，既通曉阿拉伯語又熟悉「危險海峽」航道，對鄭和來說是再好不過的人選。
1414年，這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支艦隊終於順利打開了中國到波斯灣的航路。在《鄭和航海圖》上，記載的忽魯謨斯（今伊朗荷姆茲海峽）至江蘇太倉的線路達50多條，從忽魯謨斯開始，船隊沿阿拉伯半島沿岸航行，到達祖法爾、阿丹（今葉門亞丁），不少學者相信，鄭和派出的分船隊在此航程中第一次跨越了印度洋——由蘇門答臘分出來的船隊，朝印度洋一路西進，順道至溜山國（今印度洋的馬爾地夫群島），進而訪問了非洲大陸東岸的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卜剌哇（布臘瓦）、麻林（馬林迪），在返航時，也帶回了麻林國貢的一隻「麒麟」（實為長頸鹿）。
祖法爾的中國商船
6月19日，記者在面積並不大的撒拉拉博物館（其實更像是一個展覽室）參觀，試圖找到鄭和船隊與他曾經到達的祖法爾國之間的「蛛絲馬跡」時，熱心的館員引記者到了展室的某一角，裡面是兩隻來自中國的瓷碗和幾枚中國銅錢，銅錢上面的漢字已辨不清楚，旁邊的文字說明上寫，這兩隻中國瓷碗是佐法爾省的一個家庭向博物館捐獻的。
「你能告訴我這個漢字是什麼意思嗎？」撒拉拉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從展室的另一側拿出一塊瓷器碎片，指著上面一個完整的漢字向他遇到的第一個中國人發問。碎片上，是一個清晰可見、完整的藍色「壽」字，旁邊的說明並沒有指明這塊瓷器所屬的具體年代，但專門研究中國瓷器的日本學者山上次男相信，在包括阿曼在內的阿拉伯半島南部發現的中國陶瓷，多為明朝瓷器。
阿曼首都馬斯喀特的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裡，也專門闢有中國瓷器的專櫃，記者看到了被鑲嵌在玻璃櫃裡保存的一個相當完整的明朝瓷盤。對那時的祖法爾國，包括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居民來說，瓷器與絲綢是他們最喜歡的中國商品。對阿拉伯人來說，這些瓷器的功用不僅僅是裝飾，很多阿拉伯人相信這些瓷器還擁有其實並不具備的顯示毒素的功能。
如果說絲綢在公元1世紀推動了陸上的商路，那麼早在唐朝時期瓷器就成為印度洋貿易的原動力。那時，穆罕默德創立的伊斯蘭教逐漸統一了阿拉伯，在西亞建立了強大的哈裡發國家，而在東方的中國也由一個強大的唐朝在統治，由於東西方出現了兩個穩定而強盛的政權，中國與西亞地區的貿易發展十分穩定。
美國學者李露曄(Louise Levathes)說，唐朝時期的「瓷器之路」從中國南部的廣州，到蘇門答臘、馬來西亞的香料港，再到錫蘭和印度，最後到達波斯灣的錫拉弗（Siraf）和阿曼，藉由季風的幫助，航程需要幾個月，航海技術發達而又精於商業的阿拉伯人又成為海上「陶瓷之路」的主要控制者。
很顯然，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在這種穩定而日益活躍的經濟交往中獲得巨大利益。一位叫作Shekh Abudullah，在宋書中被記載為「大食勿巡國（阿曼的蘇哈爾）進奉使」，蘇轍記載中提及，Shekh Abudullah曾任廣州坊的蕃長，在廣州居住了數十年，家資達數百萬緡——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呢？宋代對外貿易最興旺時，年收入也不過二百萬緡，這就是說，Shekh Abudullah的個人資產，超過了宋廷一年的外貿收入。據《宋史》記載，這位蘇哈爾富商還曾向宋廷提出，願意捐款幫助修繕廣州城垣，雖然這個建議未被接受，但足以證明他是個富可敵國的阿拉伯人。在他回國時，宋神宗還特別敕封他為「歸德將軍」。有趣的是，這道皇帝敕令是由大文豪蘇軾所擬的，其原文還保留在《東坡外製集》中。
但印度洋貿易的主導權漸漸發生了轉移。「13世紀初，中國擁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所以漸漸掌握了大部分海上貿易。」到了鄭和時代，瓷器成為明朝最大宗的出口品，青花瓷替代龍泉青瓷成為外銷瓷器中首屈一指的品牌貨，也是鄭和船隊的「主打產品」。
一些學者甚至覺得明朝人已經擁有朦朧的「市場意識」——為適應外銷，那時人們已注意到各地的特殊需要，他們運往西亞的那批瓷器上，已有了專門為阿拉伯國家而設計的大盤、大罐，雙耳偏瓶、雙耳折方瓶則仿自13世紀伊朗的式樣圖案。那時也是包括景德鎮在內，中國很多地區制瓷業進入最興旺的時期。
中國瓷器的輸入，其意義不僅在於貿易本身。日本學者寺田隆信在其著作中說:「由於中國制瓷技術的傳入，促使西亞的制陶技術為之一新;著名的波斯地毯的紋樣，在原來阿拉伯式幾何形圖案上，增加了中國風味的龍鳳紋;所謂的波斯密畫採用中國的手法，也是在這個時代出現的。這些都是與鄭和的航海有密切關係的現象。」
寺田隆信說，明初以藍釉青花為代表，而用來描繪花紋的青藍色顏料是氧化鈷（回青），這種優質的著色料便是來自西亞方面的輸入品。在鄭和航海期間，輸入了大量回青，用來燒制漂亮的青花器。永樂、宣德時期，是青花瓷的全盛時期，特別是宣德時青花瓷發展到了一個頂點，然而，隨著鄭和之後回青輸入的減少，中國的瓷器也由藍色時代轉入多彩的彩繪時代。
當第一天在撒拉拉街頭漫步時，便感覺一種奇異的香味一直縈繞左右，恍惚間有似曾相識之感，突然悟到是在阿曼駐華使館申請籤證時留下的「味道記憶」。此後，無論是在馬斯喀特還是蘇哈爾，那種香味好像從未離開過。
「乳香」是上帝賜給阿曼的珍貴禮物，乳香樹至今仍生長在佐法爾的一些低矮斜坡和陡峭的空地上。乳香樹不是生長在季風所及之處，卻可以在雨季時掠過佐法爾的寒風中茂盛生長。3月底，當氣溫回升時，農民就開始採收樹脂。切割要求很高的技術，平均每棵樹上可以採收到10公斤的樹脂。
撒拉拉市內惟一的一家市場裡，擺滿了收割好的乳香。佐法爾每年可以採收到7000噸的乳香。馬歡後來在《瀛涯勝覽·祖法爾》條中記載，每當中國船隊到來，「開讀賞賜畢」，祖法爾國王「差頭目遍諭國人」，把乳香、沒藥、蘇合油、木別之類，來換中國的絲綢和瓷器。
古時乳香的價值曾經等同於黃金，一直是統治者權力和財富的象徵之一。這種芳香的樹脂在古代需求量很大，被廣泛應用於宗教祭祀、喪葬儀式和人們日常的慶祝活動中。古人相信乳香的煙霧會吸引神的注意，把他們的祈禱帶入天堂。在漫長的4000年裡，乳香貿易一直是阿曼的經濟支柱，在佐法爾的歷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直到1939年，乳香貿易至少佔阿曼出口額的75%。
在離撒拉拉市60公裡左右的地方，有一處是當年運送乳香的商隊經過之路。幾年前，一批美國考古學家者來到阿曼，一共幫助他們發掘了四處運送乳香的重要線路，如今，這幾個「乳香之路遺址」都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文化遺產。
只有一位顫顫巍巍拄著拐杖的老者孤獨地守在一間小房子裡，看守著這處Khor RoRi的遺址。「中國人？」當老者得知記者的來歷時，頓時驚訝得提高了嗓門，然後有些激動地比劃著說了很長一段時間。陪同記者的當地人賽義德·哈桑充當翻譯，轉述他的話:「很多年以前，中國人開著大船來到這兒，他們用瓷器和絲綢換了我們這裡的乳香和阿拉伯馬，然後又到了歐洲，把在這裡買的東西又賣到了歐洲，中國人很會做生意呢！」問老人是從哪裡知道的這些，老人說是他們家從「祖父的祖父……」就開始流傳下來的故事。
並非陌生的祖法爾
「600年前中國人就到這兒？我們的友誼這麼長？難怪我會愛上中國姑娘。」在撒拉拉港工作的賽義德·哈桑是個英俊而快樂的小夥子，今年4月到天津出差，住在泰達開發區，愛上了飯店裡每天早上為他倒咖啡的一個20歲中國姑娘。回國後，他與這位中國姑娘每天都通過電子郵件聯絡，現在腦子裡的全部念頭都是何時把她娶回阿曼。
賽義德看到中國人也格外熱情。雖然是40攝氏度的天氣，他又剛剛結束了一個夜班還沒來得及休息，但賽義德自告奮勇地駕車帶記者出去採訪。
對鄭和所帶領的明朝船隊來說，「祖法爾」應該並不是第一次闖入他們視野裡的陌生國家。實際上，在明朝之前，中國與阿曼的許多地方都有悠久而深入的交往，公元879年黃巢的農民軍起義佔領了廣州，總數約12萬的猶太人、基督教徒以及伊斯蘭教徒等被殺，使商業受到極大衝擊。阿拉伯史學家哈桑（Abu-Zayed Hassan）後來特別提到，發生在中國的這場農民運動使得萬裡之外的阿曼，許多與中國經商為生的人被迫破產，那時中國的商業便對阿曼有這般「蝴蝶效應」，的確遠遠超過我們現代人的想像。
宋朝王室家族一員的趙汝適，在福州市舶司任官時，利用閒暇，遍訪當時僑居泉州的外國商人，了解其國地理位置、自然環境、物產和社情民俗等，1225年完成《諸蕃志》一書。趙汝適多次提到了阿曼的許多地名，如「奴發」（即佐法爾）、「勿拔」（米爾巴特）、「甕蠻」（阿曼）、「勿巡」（即蘇哈爾）。趙汝適描述說，「食燒百餅、羊肉並乳、魚、菜。土產千年棗甚多。沿海出真珠，出畜牧馬，極蕃庶」。現在阿曼因水源不足，已沒有牧場，也不產馬了。但據阿曼的歷史資料記載，在中古時期該國牧馬業很興盛，並有大批馬出口印度等地。
阿曼沒有鐵路，其公路相對發達，在相當於中國國內高速公路水平的國家公路行駛時，從未遇到過一個收費口。從撒拉拉沿東北方向行進約70公裡，沒過多久就會在平坦的地平線上看到一個兩層的黃褐色城堡，這便是祖法爾國當時的首都所在地米爾巴特城（Mirbat）遺址。
在米爾巴特城堡前的平臺上，立著兩座大炮，已鏽跡斑駁的炮筒直直指向高臺下開闊的阿拉伯海面。這個大炮應該不是他們準備給中國人的「見面禮」。六個世紀前，當來自中國的30多艘大小船隻到達米爾巴特水域時，據馬歡和費信所著《瀛涯勝覽》和《星槎勝覽》兩書的記述，當地居民齊聚碼頭，敲著傳統的阿拉伯大鼓表示歡迎。
從公元4世紀至15世紀，米爾巴特一直是祖法爾王國的首都。當年的首都而今是一個人口稀少的小漁村，在村裡轉了幾圈，卻連一個人影都沒見過。城堡旁邊也有幾座龐大的廢墟孤零零地倒在那兒，沒有人說得清它的前世今生、是否見證了明朝那支船隊的造訪。
鄭和船隊並不是第一個穿越印度洋到達彼岸的航海家。作為一個古老的航海國家，阿曼的造船工藝和航海技術也非常有名。除了精於商業外，航海技術的發達也是阿拉伯人曾控制海上「陶瓷之路」的原因。因為波斯人會利用星座導航船隻，並且為重要的星座與風向命名，「在7世紀，波斯語成了行船人的共同語言。
古代海灣的造船工藝的特點是船板由椰樹皮搓成的繩子來組合，完全不用釘子。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中談到忽裡模子港的造船情況時也說:「船艦製造，不用鐵釘。」據阿曼的記載，750年左右，一位名叫艾布·阿比德（Abu Ubaida）的阿曼航海家就利用這樣一艘船，從蘇哈爾出發，一路東行歷盡艱辛到達中國廣州，並留下了文字記錄。他的故事後來也成為《一千零一夜》中「辛巴達航海」的原型。1981年，英國冒險家蒂姆·謝韋侖駕駛一艘完全模仿古式造船方式、全船沒有使用一個釘子的「蘇哈爾號」從蘇哈爾港出發，沿古代海上通道，於次年7月安抵目的地廣州，也成為現代航海史的一段傳奇。
「其國東南大海，西北重山」，馬歡在其筆記中很細緻地記下了「祖法爾」的特點。的確，從撒拉拉城裡驅車不足十幾分鐘，西北方面便現出一道道綿延不斷的山脈，山脈過後是更廣闊的沙漠地帶——不僅是古老的祖法爾、現今的撒拉拉，整個阿曼都籠罩在這種融合了海洋、山地與沙漠多種文化的氛圍下。在城市裡處處可見以海洋、船或錨為題的標誌;但另一方面，阿曼的國家標誌卻是一把象徵山地文化的腰刀。在撒拉拉街頭，記者看到了自由買賣的槍枝，據說當地人買槍的主要目的是防山裡的野獸。賽義德的家是從沙漠裡搬到撒拉拉的，所以雖然離海不過一公裡，他卻皺眉說「不喜歡海」，他也不會遊泳。相比之下，他更喜歡山區和沙漠。一個採訪地點在沙漠裡，在沒有任何標誌物、沒有任何生命跡象的沙漠裡坐上三個小時的車，正感覺自己內心深處那種恐懼慢慢爬上心頭時，賽義德卻興致盎然地享受沙漠駕駛的樂趣。
自鄭和進入這片水域之後，中國與祖法爾的交往也日益密集起來。《明史》關於朱棣的《成祖本紀》中，祖法爾的使節，與古裡、阿丹、蘇門答臘、滿剌加的使節一道，在1421和1423年兩次來明朝「入貢」，更後面的這次是包括祖法爾在內「十六國遣使千二百人貢方物至京」的場面，鄭和也正是借護送這些使節回來之便，第6次訪問西洋諸國。據鄭和研究專家鄭一鈞認為，在第6次下西洋中，鄭和與各位副使各自率領的小船隊，從忽魯謨斯到達祖法爾，再進一步沿阿拉伯半島向西、向南，到達非洲後返航，先後造訪過36個國家。
最後的遠航
1433年，當祖法爾國再度派使節來中國，他與其他國家的使臣一起，拜見了明朝的新皇帝朱瞻基。祖法爾的使節與其他15位使節一樣，是「搭」鄭和第7次下西洋的船來到中國的。
朱瞻基是朱棣的孫子，1426年，他接替做皇帝不到一年就暴病而死的父親朱高熾，成為新的政治繼任者。朱瞻基遺傳了朱棣對瓷器的強烈興趣，同時還是一位有天分的書畫家，繼承祖父偉業是這位年輕皇帝的最大野心和夢想。
宣德五年（1430年），為中國朝貢貿易的明顯衰落而憂心的朱瞻基決定效仿祖父之宏偉計劃，決定再一次招諭海外諸國，再次締造「萬國來朝」的盛況。那時也恰逢反對開展海上遠徵的強硬派老臣夏原吉剛剛去世，6月，在南京的鄭和被宣宗皇帝召到北京來籌備第7次出航，此時而距上一次出航已經整整6年多。
此時的鄭和已整整60歲了。或許意識到這可能是他最後的一次遠航，臨行前，他曾豎立兩塊石碑，以記錄他先前完成的幾次遠航。「名義上，這些石碑是為了答謝航海人的女神天妃於前幾次遠航給予庇佑。實際上，鄭和在石碑上刻意詳細地記述他每一次遠航的成就，無疑是要大家記得這些事。」李露曄說。此時的鄭和已強烈意識到朝廷內反對航海的聲音依然強烈，他不知道官方歷史的編纂者將如何記載遠航。
於《長樂南山寺天妃靈應記碑》上，鄭和驕傲地陳述他的信念:寶船船隊的遠航，在「混一海宇」上，遠超過歷來各朝的海上成就，乃至「〔海外諸番國〕際天極地，罔不臣妾……皆捧琛執贄，重譯來朝」。同時，由於現在的遠航，遠地之間，亦「程途可計」，正意味著遠航對於中國地理知識的累積，有意義非同的貢獻。
1432年，船隊照例到達他們前6次都曾達到的地方——古裡。從古裡開始，這支大船隊分為數個較小的支隊，太監洪保則承擔前往忽魯謨斯國及其他阿拉伯城邦與港口，與以往不同的是，鄭和的船隊在這最後一次航行中繼續向西，一直到達天方國（麥加）。
「宣德五年（1430年），鄭和使西洋，分遣其儕詣古裡。聞古裡遣人往天方，因使人賚禮物，附其舟偕行，往返經歲……其國王亦遣陪臣隨朝使來貢。宣宗喜，賜賚有加。」這是明朝正史上有關鄭和與天方國的介紹。
「自古裡國開船，投西南申位，船行三個月方到本圍碼頭，番名秩達（今沙特吉達），有大頭目主守，自秩達往西行一日，到王居之城，名默伽國（麥加）。」麥加應在吉達之東，馬歡雖然犯了小錯誤，但大多數人相信，他是洪保挑選出來的遣往天方國的七人之一。
很多歷史學者相信，鄭和本人並沒有到達麥加。鄭和出身於伊斯蘭教家庭，從其父親、祖父兩人名字當中的「哈只」推測，他倆曾經到過麥加朝聖。若鄭和本身曾在聖地朝拜的話，則如此重要的事實，不可能不形諸文字。
根據伊斯蘭教傳統，屍體經過清洗，裹以白布。在海上，葬禮極為簡單。將屍體的頭，朝麥加的方向，船上的伊斯蘭教徒即行吟誦、禱告:「阿拉是偉大的！阿拉是偉大的！阿拉是偉大的！……」直到最後鄭和的屍體投入大海之中。遵照鄭和的要求，留有鞋子和一撮頭髮，據說帶回南京，埋在南京城外靠近佛洞的地方。
宣宗皇帝朱瞻基似乎又恢復並完成了與印度洋國家建立的朝貢貿易。在第7次遠航之後的最後一年裡，十幾個國家向宣宗納貢，《明史·宣宗本紀》記載:「是年暹羅、佔城、琉球、安南、滿剌加、天方、蘇門答臘、古裡、柯枝、阿丹、錫蘭山、佐法爾、甘巴裡、加勒異、忽魯謨斯入貢。」這其實也是明朝對外交往的最後的輝煌。1435年，隨著明宣帝朱瞻基的去世，帝國的朝貢體系開始進一步走下坡路。
祖法爾也成了明朝海船最後一次航行的見證者之一。馬歡等小分隊訪問麥加後，又從秩達起航，由西向東經過阿丹、祖法爾，而後到達忽魯謨斯，與停留於此的本隊會合、一起返航。像10年前一樣，祖法爾也在明朝船隊例行拜訪的名單之列，祖法爾國王阿里也再一次派使臣隨同鄭和船隊來到明朝回報，這名使臣在北京一直呆到1436年才回國，但這一次，再也沒有龐大的中國船隊護送他。■
（中遠西亞公司劉震環，天津水泥設計院孫延澤、左振偉、馬謙為記者赴阿曼採訪提供了大力支持與幫助，在此致以真誠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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