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了,可染先生 謹以此紀念李可染先生逝世三十周年

我是在上海出差時，聽說可染先生突然去世的，當時，無法說清地震驚。因為之前不久，我還採訪了他，他的身體雖然不佳，但精神卻還是可以的。

作者 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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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染（左一)與齊白石（右二）葉淺予（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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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上海出差時，聽說可染先生突然去世的，當時，無法說清地震驚。因為之前不久，我還採訪了他，他的身體雖然不佳，但精神卻還是可以的。當時，因為要趕往上海出差，所以也不能將已經刊載了採訪文章的畫報親自送到他的手中，親聆他的意見，這實在讓我遺憾之極。

記得拜訪可染先生那一天，因為到得早，便在他家樓下的綠地邊小坐。夏天的陽光，很是強烈，密緻的樹葉，有著鬱郁綠意。幼兒園的孩子們，手牽著手排隊走過，嘴裡伊伊呀呀的唱著，此時，心裡便有了滿滿的清涼。那天，可染先生說了很多，講到白石老人，還動了感情，而醫囑是讓他少說話的，動情則更是大忌。

可染先生的畫室，因為放了一張很大的畫桌，顯得窄小。四周牆上，掛著的，顯然是可染先生最為心愛的作品，有《秋風吹下紅葉來》、《淺塘渡牛圖》等。此畫室定名曰：「師牛堂」。這在他，是用了幾十年的了。另一面牆上，掛著鄧石如的隸書對聯：「客去茶香留舌本，睡餘書味在宵中」。

我與可染先生並坐於沙發上，面前茶几上，是一座小小的山水盆景和數粒晶瑩的雨花石。一隻白瓷碟裡，擱放著一枚大桃子，空氣裡，遂隱隱含著桃的芳馨。數日前，我曾有過一次拜訪，那時，就發現那裡有著一隻桃子。

我忍不住地問：「那桃子放在這兒幹嗎？」

「吃呀！你吃嗎？」可染先生微微地笑了起來。

在我記憶中，這是李先生唯一的微笑。

在畫桌的一邊，放滿了書籍和資料。我看見其中竟有些現代長篇小說。後來老人介紹說，這是作者送給他看，想給他寫傳記的。「寫我，至少應是個鑑賞家。」他若有所思地說：「我不好寫啊。」

根據事先擬好的採訪提綱，我按部就班的提了些問題，諸如什麼是中國畫的最高境界等等……可染先生認認真真的一一回答。後來發現，在他回憶的往事中，常常有一些意外的細節，像珍珠一樣閃光，精彩而動人。

數十年來，可染先生以其紮實的理論功底，造詣極深的藝術成就，實現了當年白石老人的祝願和預言：「可染弟子書畫可橫行天下。」今天的中國山水畫界，誰也無法漠視李可染的山水的存在。他自成一派，已成一代宗師。理論界冠以「李家山水」、「李可染畫派」的美譽，而可染先生那天卻對我再三強調說：「我是苦學派！」

從上海回到北京後，為了給李夫人鄒佩珠先生送新出版的英文版畫報，我又一次敲開了李家的大門。鄒先生還記得我，她簡要地告訴了我可染先生去世時的前後經過。使我略有安慰的是，她告訴我，可染先生生前看到了我寄去的中文版畫報，對拙文和編排版式，他很是滿意。我還聽鄒先生說，我是最後一個採訪可染先生的記者。

離開李家之前，我在鄒先生的帶領下，又走進了可染先生的大畫室。一切都是原樣，只是在「師牛堂」的匾額下，多了一幅李先生鑲著黑邊的遺像。鄒先生為我在遺像前留了影。

我參加了可染先生的告別儀式。那天，天很冷，下著小雪。緩緩的人流中，政界要人、畫壇宿將，乃至更多熱愛他的人們，紛紛來向為藝術奮鬥了一輩子的大師揮淚告別。靈堂內外，掛滿了素紙墨字的輓聯。其中一聯云：

井岡風、灕江雨、巫峽雲，風雨雲悲宗師去，

鍾馗靈、米顛石、賈島淚，靈石淚泣巨匠歸。

走出八寶山，搭中央美院的車回城。剛一上車，從汽車卡式磁帶放音機中突然傳出歌聲，調門高亢，仿佛是陝北蒼涼的靈歌。歌詞也神秘之極：

我本不願離開你

你願不願跟我向西去……

我被這突如其來的歌聲所震撼，久久無語。車窗外，雪，開始越來越豪情奔放地下著，我輕輕地說：再見了，可染先生！ 19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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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轉年即將到來的暴風驟雨，一九五六年似乎只是個平常、平淡、平凡的一年。這一年，李可染四十九歲了，住在大雅寶胡同甲二號三進大院的後院中，鄰居皆為中央美院的同事。檢視大院的住戶，曾經住過的，加上現在正住著的，計有李可染、葉淺予、張仃、李苦禪、董希文、彥涵、蔡儀、黃永玉等等。一九五六年暮春，李可染只帶著一個學生去南方寫生了，這一走，就是七、八個月。

對於大雅寶胡同甲二號的張仃，這一年是忙碌的。夏天，張仃參加了中國文化代表團去了法國，在巴黎他們專程拜訪了畢卡索。拜訪的理由，不僅因為老畢是大畫家，更重要的一個藉口，是畢卡索乃法國共產黨的同志。此行對張仃影響深遠，以後，在他的畫中，色彩愈加綺麗，並出現了變形抽象的元素。法國藝術家的生存狀態也給張仃留下了深刻印象，並促使他在當年邁出了大膽的一步。

張仃之子張朗朗寫過一篇《1956年老爸故事多》的文章， 文中引用張仃對子女所說：「畫家、作家只有在這種生活方式下、在這種精神狀態下才能創作出真正的佳作。我和你媽媽決定了，以後我們也不再拿國家的工資，不再住在單位的宿舍裡。我們都成為自由藝術家、作家，就用我們作品的稿費來養家餬口吧」。

為了實現自由，張仃先是自費買下了景山東街中老胡同二號的兩進四合院，搬出了大雅寶胡同甲二號，後來更是受司徒喬、周立波、王瑩的影響，租下香山腳下北辛村后街一號的農家四合院。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當個獨立藝術家。

那一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和煦之風頻吹，在一片自由寬鬆的文化氛圍中，不知由誰動議要重拾昔日同人刊物之夢想，並擬以《萬象》為名。此名頗有來頭，那是舊上海一個幾度存亡的雜誌。以此為名，很有些朝花夕拾的意味。辦雜誌當然不光是說說而已的，據說籌備方案已報文化部備案，並獲允準。據姜德明撰文稱：《萬象》「成立了十人組成的籌委會，名單是：吳祖光、鬱風、張光宇、張仃、胡考、丁聰、黃苗子、華君武、龔之方、葉淺予。」單從人員名單看，的確夠得上「同人」標準——基本是以「二流堂」成員為主。因為是要辦圖文並茂的雜誌，故而畫家尤夥。

從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七年二月間，籌委會先後開過十次會，《同人刊物〈萬象〉出版計劃》既已擬定，且「創刊號」也已編就，萬事俱備，大約只欠雜誌「出生證」那一紙東風了。「創刊號」上，開篇之作就是張仃的《畢卡索訪問記》。另有：鬱風《衣飾雜論》、吳祖光《回憶一出最糟糕的劇》、艾青《我寫過一首最壞的詩》、葉恭綽《顏魯公的書法》、曹禺《論莎士比亞》等等。當然，東風最終並沒有吹來，且到了翌年，風向詭異的陡然一轉，《萬象》理所當然的「腹死胎中」。不僅如此，參與籌備者中，大半攜手共登了「丁酉榜」，罪名昭昭，同人雜誌的「陰謀」未遂也自然是其中一項。全身而退者亦有，如張仃、華君武、葉淺予、張光宇。原因不詳。

一九五六年，被張仃研究者定義為「張仃生命中的黃金時光」。

葉淺予有一本《細敘滄桑記流年》的回憶錄，對一九五六年新《萬象》的「懷胎十月」並無回顧，或是毫不留戀，或是小有顧忌。葉淺予也曾是大雅寶甲二號的居民，搬離較早，當時他和戴愛蓮尚是兩口子。搬離後，他住過的房子由董希文接力。他在獨身五年後的一九五五年，與早年相識於上海天祥裡丁悚家的王人美結了婚。此時，他已搬去了大佛寺西街四十七號 。一九五六年，黃永玉以江紋的筆名，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了一篇談葉淺予的文章，別人不知「江紋」何許人也，問葉，葉說：「是大雅寶那邊的人！」 葉淺予與李可染同齡，也是一九零七年生人。

一九五六年，葉淺予在《新觀察》雜誌發表了《中國畫的藝術技巧》，去天津做了《關於線描》的專題講座，開始了他「自1956年以來探索中國畫藝術規律的信心。」 當年，他還在《漫畫》雜誌發表了《大同行》組畫，自謂：「就這一段歷史，證明我仍然是一個漫畫家，並未脫離漫畫陣容。」

當年夏天，王人美參加文化部青島哲學學習班，葉淺予以家屬資格隨行。先行回到北京後，他給王人美寫了一封信，既有對「荒廢」時光的慚怍，也有對溫暖家庭的眷戀：

「老實說，青島的日子過於舒服了。我是帶工作來的，可沒有完成。第一星期寫了5000字，勁頭還有，第二周就放鬆了。一算，時間反正不夠，玩了再說吧。況且，青島原是個休養的地方，大家都『松』著，我『緊』什麼呢？臨走時還有些戀戀不捨，回家空蕩蕩，怎麼受得了？上車的時候有些無可奈何的情緒……」

李可染大約在四月離開北京，同行者是學生黃潤華。黃潤華說：「我們背負畫具，遍遊太湖、杭州、紹興、雁蕩山、黃山、嶽麓山、韶山、三峽、重慶、成都、萬縣、樂山、凌雲山、峨眉山、嘉陵江、岷江、棧道、寶成路等地。」 每天的標配是：一個畫夾子，一書包筆墨紙硯，一個馬扎小凳，一個水壺，一盒午飯。此外還須帶遮陽傘和雨衣。為了尋找合適的寫生對象，來回徒步一二十裡路是常事，有時還會走四五十裡。倘若轉悠了一天，卻沒有畫出滿意的作品，他往往會幽默地說：「今天的主要收穫是鍛鍊了身體。」

當年底，李可染師徒二人返回北京。此行歷時八個月，行程數萬裡，作畫近二百幅。對李可染而言，以他獨有的「苦學」和「苦幹」，把「師法自然」的宏旨落實到了最實在處。從「對景寫生」發展到「對景創作」，中國山水畫的面貌，由此煥然一新。中央美院大禮堂舉辦了為期三天的《李可染水墨山水寫生作品觀摩展》，王朝聞（也曾在大雅寶胡同甲二號居住）為之撰文《有情有景》。這批作品的展出顯然是得到了院方、包括作為院主要領導江豐的肯定。

一九五六年，中央美院成立中國畫革新小組，組長張仃，成員有李可染、葉淺予、蔣兆和。客觀的說，如果沒有院方的支持，李可染用時大半年的寫生遠徵，幾乎是難以想像的。

晚年的李可染聲譽鼎盛，但他還是在《我的話》短文中不無惆悵地寫道：「我從來不能滿意自己的作品，我常想我若能活到一百歲可能就畫好啦，但又一想二百歲也不行，只可能比現在好一點。」

李可染本人對一九五六年的這次長途寫生，曾有過十六字評價：「虎躍龍騰，萬鈞雷霆，芙蓉出水，日月增明。」如何詮釋此十六字，他未做說明。他還說過另一句鏗然有金石聲的話：「沒有一九五六年，就沒有（我）後來的作品。」 2019.9.8

（原標題：再見了，可染先生

謹以此紀念李可染先生逝世三十周年）

來源 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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