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環境的變化推動了信仰的轉型，而轉型了的信仰又必須在不同的層次上融入社會生活，這樣的互動關係成為道教歷史敘述的基本模式。與隋唐時期相對，宋代道教的歷史描述則需要詮釋其活躍的神學創造以及科儀體系的長足發展，這一點是從經典分析中可以明確的。
歷史敘述的重要目標就是詮釋信仰的變化和發展。宋元時期是道教思想和實踐體系又一次活躍的創造期。不同類型的新道教運動依託形式和內容各異的啟示滿足了不同區域的信仰需求，也體現了宋元時期中國文化發展的特點。
多個政權的並立以及不同區域的民族關係與政治結構是理解宋元時期道教發展的基礎。北宋以降，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戰爭和妥協形成了宋代政治和社會版圖的關鍵因素。
宋代中央政權一方面對於全國的疆域沒有強有力的軍事控制力，另一方面也不斷受到來自北方少數民族的武力威脅，與中國"大一統"的政治理念相背離的狀況使得政權合法性的論證成為宋代中央政府及皇帝的核心需求之一。
因此，北宋時期，以"天命"為中心的啟示和祥瑞文化成為皇帝信仰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斷確證皇帝的"天命"進而為政權的合法性提供論證的道教啟示得到了皇帝的高度重視。
這一情況極大地激發了各個區域對道教啟示和符命的熱情，大大推動了基於神秘啟示的新道教教派的發展。政治環境成為解釋宋代道教信仰發展的重要背景。
與此同時，留在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下的漢族知識分子也亟需文化認同的重建。圍繞著中國文化的認同重建，新的道教啟示運動主動容納和整合儒釋道三家的思想，形成了面向生命不朽的修煉體系，其中最為典型的代表就是全真道運動。
全真道教團的傑出領袖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融洽關係，特別是與蒙古政權的密切關係保障了全真道在元代的蓬勃發展，其倡導的出家修行的教團制度、三教合一的基本思想以及性命雙修的實踐體系成為與中古道教區隔明顯的信仰形態。
與北方勃興的新道教運動相對，長江流域的道教發展一方面直接回應了由於農耕經濟發展和社群日常生活帶來的獨特需求，另一方面形成了以天師府和符籙道教為中心的新形態。
農時的重要性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療疾與禮俗需求推動了面向日常生活的儀式體系的發展圍繞著符籙、口訣的運用而展開的"雷法"體系得以長足發展，不同的神聖啟示紛紛出現，每一個神聖啟示的傳統都參與了圍繞符籙運用而展開的儀式體系建設，並形成了不同的儀式道派，例如天心派、神霄派、清微派、東華派等。
面對日常生活中的療疾和禮俗需求，道教的儀式體系也大量吸納了區域性的神靈信仰：一方面通過中央政府的賜額制度不斷豐富道教的神譜，另一方面也大量引入以療疾和祈請為目的的新神靈，以將軍和元帥為代表的神靈逐步主導了道教的日常儀式服務。
神靈譜系的變化以及符籙在儀式中地位的提升，是與不斷豐富的受籙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受籙制度保障了儀式體系發展和儀式服務豐富過程中道教作為高級宗教的特徵。
以龍虎山、茅山及閣皂山為代表的道教活動中心向道教儀式專家傳授儀式並授予符籙，從而形成了以符籙授受為基本形式的新的道教權力結構。
儀式體系發展的另一個效應就是儀式與儀式專家自身的修煉相結合，以符籙和口訣運用為基本形式的儀式實踐與道士的內丹修煉相結合，它要求儀式專家在儀式實踐中運用蘊藏於身體內的神秘真氣召喚宇宙的超自然力量而達成儀式的目的。"
內煉真元，外用符籙"的神學思想在儀式體系中的運動推動了個體修煉與儀式服務的融合，也推動了北方全真道與南方符籙道教的合流，宋代道教因此呈現出與隋唐時期道教有很大差異的信仰和實踐模式。
從學界對於宋代道教信仰的敘述和詮釋來看，宋代道教有著與唐代道教史一致的敘述模式，也呈現出內外交叉和主動融入並存的特徵，因而對宋代道教歷史的敘述也是在社會歷史的背景下進行信仰發展的詮釋。
面向日常生活和社群需求的儀式服務體系的完善，以及面向個體生命不朽的內丹修煉技術的發展，使得宋元以後的道教呈現出分化發展的特性：
一方面，道士作為儀式服務提供者與民間日常生活中的儀式需求緊密結合，成為民間社群的一分子，在日常儀式服務和生命禮俗的實踐中逐步成為職業化的儀式專家；另一方面，以個體生命不朽為目標的修煉技術和實踐仍在持續地進行，形成不斷神秘化的修煉團體。
道教信仰及儀式實踐與地方社群的不斷融合推動了道教與地方信仰及習俗的結合，進而呈現出儀式傳統及實踐形態不斷地方化的趨勢。
道教本身的複雜性使得我們不能簡單地將道教歷史與客觀歷史對應起來，不能用制度史或政治史、社會史的方式進行"無限接近客觀史實"的嘗試。單一的框架和線索的歷史敘述最終可能傷害道教本身的豐富性，從而影響我們在中國文化和信仰歷史的視野中準確理解道教的文化價值和發展進程。
從歷史的視角看待曾經發生過的、與道教相關的客觀史實與生活經驗，我們需要一種更加多元的視角和多維的敘述方式——道教歷史研究如果可以被視作一種學術建構，那麼這種學術建構的合理性邊界是否可以被定義為，學術建構不應該影響研究對象本身的複雜性。
簡言之，道教的歷史研究不是為了沒有衝突的圖景，而是為了提供更多文化理解和思想詮釋空間的多維歷史描述。
關於道教史敘述方式的反思一直嘗試在客觀與神聖的張力中找到平衡，同時，力圖說明道教的歷史敘述並不是史實的重述，而是在社會生活與信仰的相互作用中理解和詮釋道教信仰的演進。
從客觀記錄到理解詮釋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推動力就是道教的神秘主義特質及神秘經驗與啟示模式。神秘啟示是以個體體驗和神秘經驗為最終形態的。同時，隨時可能發生的神聖啟示以及隨之而來的神聖譜系、修煉方法及神聖歷史的顛覆使得任何一個成熟的信仰體系都變得很脆弱。
不妨說，道教信仰的變化因其神秘主義的特色而不能僅由社會生活及政治思想等外部因素來解釋，然而，不斷變化的道教信仰又在不斷融入日常生活和社會政治環境的過程中自我調適，由此形成了複雜的互涉模式。
顯然，這樣的認識是無法提升在道教歷史研究中對於具體問題的分析和具體史料的閱讀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告別信史的論證只是為道教的歷史敘述提供了更具彈性的空間——從客觀歷史的重構拓展為加入信仰體驗和神秘主義特色的多元詮釋。
正如我們在此前章節中提到的那樣，從觀念和實踐體系上看，作為一個信仰傳統的道教有著強烈的神秘色彩。檢視宗教及文化研究領域的術語，我們似乎可以用神秘主義來描述這一種神秘色彩。當然，神秘主義是一個意涵十分複雜的概念：
一方面，作為一個外來語彙，神秘主義有其自身的語義內涵和文化語境；另一方面，道教的神秘色彩本身也有自身信仰的特色，並且與其觀念基礎有密切的關聯。因此，對於神秘主義一詞的運用，要十分謹慎。
我們首先要澄清這一概念的內涵——從詞源學的意義上了解這一概念的起源及其內涵變化，特別是在西方學術語境中，我們應該在什麼意義上理解神秘主義及其相關語彙；進而分析我們應該在什麼意義上討論神秘主義。
特別是當我們在道家和道教的語境下討論神秘主義時，尤其要明確中國文化語境中的神秘與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否則，概念語義上的含混可能使我們的分析缺乏可靠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