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2019-11-14 14:48 來源：澎湃新聞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紐約書評》專欄作者馬克·裡拉的《擱淺的心靈》（原作名: The Shipwrecked Mind: On Political Reaction，唐穎祺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9月）是一部兼有思想史研究和西方現實政治研究雙重性質的論著，雖然篇幅較短，但所提出的問題和所闡發的思想有深刻的現實意義。2010年5月馬克·裡拉教授應邀來中國訪問的時候在上海等地的演講也是這個主題，劉擎教授多年來與裡拉的交流討論和對話文章更是對我們認識和理解裡拉的學術思想大有幫助。與《擱淺的心靈》中譯本同時推出的還有原來作為該書中譯本序言的《靈知沉淪的編年史：馬克·裡拉<擱淺的心靈>評述》（林國華著，商務印書館 ，2019年9月），構成了一種充滿智性的對話。我既無力探討歷史上西方靈知主義的那些非常高深、難以弄懂的知識與信仰問題，同時我更關心的是馬克·裡拉關於「反動」的論述如何為我們思考20世紀歷史與當今的現實提供尖銳而深刻的思想參照，以及作為政治概念的「反動」如何在它的歷史敘事中形成一種強大的現實力量。因此我只能從關於「反動」這個概念的思考進入那片「擱淺的心靈」地帶。
「反動」這個概念在我們這代人的思想與語言中的印記是極深的，從「反動派」、「反動階級」到「反動思想」等等，曾經是生活中的常用語。但是在今天它似乎已經日漸遠去，它在今天更多只是一種戲謔的、不無反諷意味的語言化石，卻在裡拉的這部著作中被召喚回來。然而「反動」的歸來卻明顯帶有不適感，以致原書名中的副標題「On Political Reaction」 （「論政治反動」）也沒有翻譯出來。在語言學與政治學之間，我們可能感到難以把握如何正確使用這個曾經是那麼常用的概念，尤其是難以把握如何使它在我們曾經熟習的話語系統中陌生化；或許因為這樣，我在寫這篇讀書心得的時候常常不自覺地要對這個概念加上雙引號。該書正文的第一句話就是「反動(reaction)是什麼？」，這真是值得我們重新思考的問題。在我們40年代末、50年代初期的政治宣傳出版物中，諸如「什麼是進步？」、「什麼是反動？」、「什麼是階級？」等都是報紙上常見的文章題目。但是我們卻很少認真思考這些概念的真實含義。另外，今天人們所看到的是從美國右傾知識分子、歐洲民族主義者到借用保羅教義的激進左派都成為政治懷舊者與反動者，原因何在？裡拉說我們至今為止沒有關於「反動」的理論，關於「反動」的思想圖景和信念力量被我們嚴重地忽視了，但是在現實中它卻已經成為一種強大的歷史力量，我們卻無法理解和把握。
《靈知沉淪的編年史：馬克·裡拉<擱淺的心靈>評述》馬克·裡拉在該書中梳理了20世紀以來的「反動」觀念和思想運動，通過「思想家」、「潮流」、「事件」這三個主幹部分描繪了一幅關於「反動」的思想譜系及其對當代歷史的深刻影響。該書的第一部分「思想家」聚焦於弗朗茲·羅森茨威格、埃裡克·沃格林和列奧·施特勞斯這三位20世紀思想家，從他們的著述中詳細挖掘了其中所蘊含的政治懷舊情結。第二部分「潮流」分為兩篇，「從路德到沃爾瑪」、「巴迪歐的精神流亡史」，裡拉仔細考察了這兩場當代思想運動中的懷舊情緒，展現出存在於當代神學保守主義者和學術極左派中的政治神學思想訴求。第三部分「事件」談的是2015年1月法國《查理周刊》恐襲事件，他關注的核心問題是法國知識分子中的文化悲觀主義和對災難性歷史進程的想像。最後一篇是作為後記的思想隨筆，審視了政治懷舊的心理力量和形塑現實的強大力量。掩卷之後，或許我們會恍然發現那個在我們的記憶中僅僅是一種意識形態說辭的概念竟然是一種真實而且強大的力量，它與同樣真實的「革命」的關係形成一種強大的歷史張力，決定了我們今日所處世界的複雜性與未來的不確定性。裡拉說，「一場革命可能使君主制蛻變為民主制，另一場革命卻可能使民主制轉化為寡頭制。革命的後果難以預料，它會催生何種『反動』也無從得知」。（4頁）這是20世紀歷史的政治縮影，也是歷史記憶中最深的傷痕。
「反動」意味著什麼？這個概念來自何方？它的詞源史開始於18世紀的歐洲，由孟德斯鳩從艾薩克·牛頓的科學論著中引進到政治生活，與「革命」形成永無休止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但是在法國大革命中才被改變為以歷史為核心的概念，裡拉指出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黨人明確劃分了過去與當下，使過去的歷史只是因為當下的事件和通向既定的歷史終點才具有了意義，因此「在雅各賓黨人統治的時期，任何抵抗時代潮流前進，或對於抵達歷史終點沒有表現出足夠熱情的人們都被標識為『反動』。這個詞語由此帶上了延續至今的消極的道德含義」。（4—5頁）抵抗歷史潮流也是我們曾經熟悉的說辭，但是我們容易忽視的是對那套歷史敘事「沒有表現出足夠熱情」這一表現，而正是在這裡潛藏著無數無意識的「反動者」的個人命運悲劇。以歷史為核心思考「革命」與「反動」，這是關於政治的一種本質主義式的思考，在我們熟悉的20世紀歷史中曾經是關於政治的最高原則與判斷標準。而在「反動」的概念譜系中，我們曾經同樣熟悉的子概念是「復闢」、「倒退」，它們與「反動」一樣是被極端貶義的，而在文學化的修辭上則有「倒行逆施」、「螳臂擋車」、「開歷史倒車」等說法。比較起來，裡拉把「反動的心靈」稱作「擱淺的心靈」，實在是帶有過於詩化的美感。「擱淺」畢竟無法與復闢、倒退和開歷史倒車相比，「心靈」有時也會顯得過於精神化，該書副標題中的「政治反動」才具有剝去意識形態外殼的語言力量。
裡拉在2010年5月的講座中明確區分了兩種「反動」類型：第一種是「復闢的反動」，第二種是「救贖的反動」。復闢者力圖返回革命前的真實或想像的狀態，包括原先政治的、宗教的、經濟的或美學的狀態，並且對這種復闢的可能性有信心；救贖的反動派則承認過去不可逆轉，所謂的救贖是指面向未來前進，但是要通過一場新的革命來超越舊制度和超越上一場革命的非法篡權。裡拉說歐洲法西斯主義就是這種政治反動的經典案例，但他沒有繼續討論與「救贖」與「革命」相關的話語體系及其他經典案例，例如在不同民族的政治學語彙中的「翻身」、「解放」、「繼續革命」等概念的真實含義及其運動形態。裡拉在書中區分了「反動」與「保守主義」的區別，這也是我們過去容易混淆的，思想保守的人似乎很容易就會變得反動。裡拉說「反動者並不是保守主義者。這是人們需要理解的關於他們的首要特徵。反動者以自身獨特的方式變得像革命者一樣激進，並被歷史的願景深深吸引」。（6頁）他曾經在講座中指出，「法西斯主義者是救贖的反動派，上演自己的革命，他們的所作所為，完全無異於18世紀巴黎的革命者曾經的作為：他們摧毀了舊制度的制度（此例中是民主制度），監禁或殺害反動分子（此例中是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猶太人），並強行推行平等——暴政的平等，把所有人置於專制的鐵蹄之下。他們的革命轉而又造成了新一輪的反動。」（馬克·裡拉《「反動」的概念》，劉擎根據英文演講稿翻譯，見www.aisixiang.com）這是關於革命與反動相區別與相糾纏的典型案例。法西斯主義作為一種最終篡奪了政權的意識形態，所經歷的發展過程同樣可以揭示這個「救贖的反動派」是如何「上演自己的革命」的，就如裡拉在該書中所表述的：「成功的意識形態往往有著特定的發展軌跡。他們首先萌生於狹小的圈子裡，圈中的擁護者都有著相同的執念和原則，並將自身看作被孤立在荒野的聲音。但為了達到政治效果，這些群體必須學會合作。對於抱有執念和堅守原則的人來說，合作是一件難事，因此在政治圈的邊緣總是會發現爭吵不止的小幫派。可是，一個意識形態如果要真正重塑政治就必須不再是一套原則，而是變成一種更加模糊的觀念，一種能夠被新的信息與事件不斷強化的觀念。」（149頁）話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了。
救贖的反動派與革命者同樣激進、好戰，這從裡拉在書中提到的法國早期反動思想家約瑟夫·德·邁斯特的思想中可以反映出來。在以賽亞·伯林為邁斯特的《論法國》（魯仁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所寫的「導言」中，伯林認為 「從某種意義上說，邁斯特是好戰的、反理性的現代法西斯主義的鼓吹者」。另外他在《邁斯特與法西斯主義的起源》一文（收入《扭曲的人性之材》，嶽秀坤譯，譯林出版社，2009年1月）中指出，邁斯特那種迷信暴力、讚美束縛、反對自由觀念、警惕自由知識分子的批判性等等這些「先見之明」「恰好是我們這個恐怖世紀的極權主義思想（包括左派和右派）的核心所在。」（129頁）伯林還說，「這或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顯著、也是最晦暗的精神現象，而且，還遠未結束。」（158頁）裡拉在思想上受過伯林的影響，他也是把邁斯特與今天的反動意識形態聯繫起來，他認為邁斯特和他的弟子講述的關於啟蒙運動的恐怖故事與如今的政治伊斯蘭主義者、歐洲民族主義者以及美國右派訴說的故事在本質上一模一樣。但是令我有點困惑的是，當裡拉說「反動者的心靈是擱淺的心靈」的時候，他似乎忘記在這裡繼續把復闢的反動派與救贖的反動派區別開來，結果這個「擱淺的心靈」在時光之河中只看到漂浮在眼前的天堂遺骸，只看到過去的無比輝煌，因此他們的使命是「堵截歷史，吶喊停下！」（8頁）而這應該只是上述他所講的復闢的反動派的特徵，難以概括像邁斯特這樣的思想家。
邁斯特的救贖性反動其實就是裡拉在2001年出版的《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中所論述的「知識分子親暴政」現象，即知識分子出於自戀被某些暴君所吸引，幻想著這些暴君能將他們的思想轉化為政治上的現實，因此轉而支持諸如納粹德國……等現代暴政，或乾脆否認它們存在的事實。（11頁）在本書中，裡拉更多討論的則是那股塑造了政治思想家的想像與20世紀的意識形態流變的政治懷舊力量，從斯賓格勒的《西方的衰落》到21世紀極端政治伊斯蘭主義者的作品，「他們的故事訴說著世俗化西方的墮落，訴說著強勁的、復興的宗教勢不可當的凱旋，這故事渾身都沾有歐洲的指紋」。（12頁)
關於《查理周刊》事件，裡拉在該書中更為關注的問題還不是諸如言論自由、寬容、尊重、責任等被人們圍繞這事件談論得最多的議題，而是聚焦於在激烈的公共辯論中出現的文化悲觀主義與歷史敘事——宣稱要理解眼前的危機就必須返回遙遠的過去，甚至回到啟蒙運動或中世紀，「我們無法再掌控自己的命運——這才是現實的真相。我們目前所處的境況只是文化錯誤造成的顯而易見的結果，這些錯誤致使法國，也許是整個西方文明，在很久以前走上了通往劫難之路。如今，算帳的時刻已經到來」。（140頁）他選擇討論的是記者埃裡克·澤穆爾的暢銷書《法國的自殺》和法國當代作家米歇爾·維勒貝克的剛好在《查理周刊》事件當天出版的小說《臣服》，他從中發現並提醒人們：「歷史神話推動政治行為的力量並沒有在我們這個時代消亡。」（142頁）澤穆爾描述了大量法國現實中的劫難現象，目的是要說服讀者相信「法國正在死亡，法國已經死亡」，以激起讀者的憤怒的絕望，但沒有談到如何才能走出困境。接著裡拉用了很長的篇幅介紹維勒貝克的小說中的情節及主人公，說明其主旨是要讓讀者相信現代歐洲的崩塌與穆斯林歐洲的興起是一場悲劇，「此時能做的唯有沉浮於歷史這一盲目的力量」。（163頁）裡拉指出維勒貝克要表達的是自由最終會造成毀滅，目前的所有危機源於兩個世紀前歐洲對歷史下的賭注，以為越是拓寬人類的自由，人類就越幸福；在他看來這場賭博失敗了。實際上，裡拉從更為根本、更為關鍵的層面上思考歐洲世界與穆斯林世界的關係，並且提出了從政治上解決恐襲根源的設想。他在2014年6月的《新共和》的文章《我們自由主義時代的真相：為什麼民主的教條總是沒有讓世界變得更好》中提出：「下一個諾貝爾和平獎不應該頒發給人權活動者或是GEO創始人，而應該頒發給一位這樣的思想家或是領導人，他建構出一種政教合一的模式，給穆斯林國家一種連貫的方式去認識且限制宗教法律的權威性，並讓它和善治兼容。這種模式將會是一個歷史性的功績，儘管可能不是民主的。」（《馬克·裡拉：當知識分子遭遇「查理」》，原載「經濟觀察報書評」，見http://www.sohu.com/a）這種思考是要從根子上提出一種新的發展可能性，不管是否具有現實可能，起碼是表現出現實感和建構性。裡拉從法國人對《查理周刊》事件的反應中看到它們與美國人面對9.11的區別，與如何採取阻止及反擊措施不同的是，法國人想到的更多是如何改變查理事件中那3名襲擊者所屬的那種文化，這種文化來自伊斯蘭極端主義統治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貧窮的城市郊區。因此法國人更重視學校教育的問題，裡拉專門撰文談為什麼是學校而不是安全問題成為法國的中心問題。（同上）這是一個很有啟發性的議題。
最後還是回到開始的問題。裡拉在講座中說，「反動是一種強有力的心理和政治力量，它能用來推動或摧毀我們最關懷的美好事物——正義，自由，基本的尊嚴。如果我們想要理解我們時代最重要的政治現象背後的東西，那麼，我們就需要忘記左與右，轉而去追問：什麼是反動？」（馬克·裡拉《「反動」的概念》）我們更要進一步追問的是，什麼是復闢式的反動與救贖式的反動之間的關係？為什麼會在歷史的河流中擱淺和倒退？因為「我們實在太明白了，這個時代最強大的革命標語往往是這樣開始的：在很久很久以前……」（185頁）我們對復闢與倒退的思考正未有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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