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2017-11-30 14:31 來源：澎湃新聞
十多年前去印度，印象很深的視覺政治景觀是在飛揚的塵土與擁擠喧囂的汽車、三輪車、手推車和人流之間不時閃現的民主競選海報，那種感受中蘊含多重況味：亞洲與西方、先進與落後、庶民與精英、印度與中國，當時的感受是如此強烈，以致決心回去要好好研究印度的現代性問題。後來當然沒有實現這個願望，只是知道不可忘記存在著這個同屬亞洲中的「他者」作為一種認識自我的參照系。近日在北京開會，走在冬夜降溫的凜冽寒風中猛然想起印度的貧民窟與流浪漢問題，這兩天正在閱讀和思考的印度「庶民政治」的概念又襲上心頭。庶民是身份與血統固化與社會壓迫的產物，在印度電影《流浪者》中大法官拉貢納特信奉的是「血統論」哲學：「好人的兒子一定是好人；賊的兒子一定是賊」，結果受到命運的強烈嘲弄；電影中的《拉茲之歌》是對庶民命運的既認同又抗爭：「我是流浪兒，/ 命運領著我向前奔。/ 我是流浪兒，/ 我不瞞你，/ 我是流浪兒。」印度庶民政治在很大程度上產生於被現代性浪潮衝刷到城市邊緣的貧困者、無依者，他們在寒冬中流離失所的情景深刻地折射出所謂國家共識與治理合法性的消失。印度建築師和社會運動家賈伊·森(Jai Sen)稱城市貧民窟是「意外之城」，是在城市宏偉藍圖的遮蓋下存在的另一座城市，前者既要依賴它，又不願意坦白地承認它；時刻都想淘汰它，但又不得不發展它。那麼，這「意外之城」中的居住者還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嗎？抑或是等待被新的政治形式收編的城市無產者？他們仍能締造自己的命運嗎？當許多「被啟蒙」的印度人在面對貧民窟美學聲稱自己感到震驚時，他們是否也震驚於從中看到了自己扭曲的形像？
（見阿希什·拉賈德雅克薩主編《你不屬於：印度電影的過去與未來》，27～2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毫無疑問，這些問題在今夜的寒風中顯得格外尖銳和悽厲。
印度電影《流浪者》印度的「庶民」這個概念是庶民學派從葛蘭西《獄中札記》中的術語「庶民」( Subaltern)挪用而來，指的是處於社會邊緣的各類群體，與我們比較習用的「弱勢群體」或「底層社會」大致相同，但在印度的「庶民研究」中有其特殊性：它緣起於一群印度歷史學家對長期主宰史學界的精英史觀的不滿與造反，提出研究「人民」的貢獻，用我們過去的話來說就是「要把被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目標就是要發掘被遮蔽的庶民歷史及庶民的主體性。但是，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從歷史敘事中的被遮蔽、被壓抑延伸到現實政治中的被壓抑，庶民作為一個群體的自我經驗與政治訴求如何才能得到表述。以「庶民研究」為名的歷史研究學派的發展軌跡令我這個歷史系畢業的老學生深感著迷：很難想像歷史研究中一個學派的產生竟然是由一場以奪取土地為主要目標的農民武裝起義所引起的，1967年發生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納薩爾巴裡的武裝農民起義被武力鎮壓了，但是卻產生了一種閃爍著政治鋒芒的批判文化，關於庶民的歷史研究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而繼續往前走的結果就是對庶民階層在現實政治中的角色和主體性問題的研究，是對庶民階層在現實中如何發出曾經被認為難以發出的聲音的分析，尤其是對庶民如何面對恐懼和失敗的思考——這條印度路徑連結著歷史學的造反與造反的政治學，是非常複雜而獨特的亞洲現代性經驗及思想圖譜中的一條有重要意義的思想軌跡。
梁捷 、陳韻主編的
《少數人的恐懼: 印度思想讀本》（拉納吉特·古哈等著，任其然等譯，商務印書館，2017年7月）為了解上述印度思想圖景提供了很好的閱讀文本，該書中有多篇論文源於「庶民研究」這個歷史學派，涉及從歷史研究到民族學、社會學、政治學、藝術學、心理學以及國際反恐政治等領域，收入了拉納吉特·古哈、阿爾君·阿帕杜萊、迪佩什·查卡拉巴提等當代印度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學者與思想家的代表性研究論文，應該說是比較有分量地反映了印度當代學術界、思想界中的左翼批判文化的聲音。正如帕沙·查特吉在為中文版撰寫的「前言」中所說，「這些文章集結起來，將會給中文世界的讀者帶來對一個在過去三十年間，在印度成形的敏銳的政治批評學術文化的初步印象」。所謂「敏銳的政治批評學術文化」，不也正是我們在當下所亟須思考的重要議題嗎？帕沙·查特吉在「前言」中談到「庶民研究所處的更廣泛的政治條件在過去三十年中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早期的左翼學者堅信印度的政治秩序缺乏民意基礎，但是自90年代初期施行的經濟自由化使人們開始意識到民主選舉對政治可以施加影響，企業資本在城市的公民社會中獲得了正當性，因此「當代印度農民需要在一個全新的民主公民身份框架中被理解。這一公民身份是複雜而分化的，甚至可能與西方自由民主社會中規範性的公民身份觀念有著根本的差異，但這依然是一種公民身份，而不是臣民身份。庶民特性需要加以重新定義」。（8頁）在本文中他還談到在印度今日常見的設置路障、擾亂火車運行、破壞財產、火燒車輛、攻擊政府官員或警察等群眾騷亂景觀，認為雖然這些手法同農民叛亂的古老手法有聯繫，但是不能繼續在傳統的農民暴動理論範式中理解這些當代的大眾政治行為，因為統治者和臣民的關係以及政治大眾的構造都已經發生了變化。（13頁）這可以看作是在歷史學與政治之間的敏銳觀察與反思的例子。有意思的是，迪佩什·查卡拉巴提在該書結尾的文章中也談到這個問題，他認為在印度民主鬥爭中「都會將公共『失序』作為憲政民主結構內的政治談判的一種途徑。……在印度，成功的政黨必須有能力在街頭製造混亂，這是他們公開己方要求並促成其實現的一種方法」。（321頁）這應當有助於我們認識南亞語境中民主制度下的治、亂現象。
《少數人的恐懼: 印度思想讀本》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庶民研究既反對來自英國的殖民主義的精英歷史敘事，同時也反對源自本土的民族主義精英敘事，尤其是後者對我們的歷史研究會有更多的啟發。帕沙·查特吉認為該書中沙希德·阿明的《甘地作為聖雄》是一個極佳的例子，「該文向我們展示了農民階層自身是如何通過傳播流言而建構出了一個具有超凡靈修力量的聖人甘地形象的。這與民族主義敘述中的甘地將反殖民政治的信息帶到印度農民中來的情形全然不同。20世紀80年代以來，有很多庶民研究學派的歷史著作試圖用殖民地時代的農民起義和農民參與建國運動的敘述來向我們展示，庶民階層與精英階層有著全然不同的政治要求、目標與語彙。換言之，這些史學家企圖論證，庶民階層本身就是政治行為者。」（4頁）在20世紀中國史研究中，是否同樣存在庶民與精英的差異性與獨立性，甚至在我們的研究術語中，是否應該重新思考「庶民」這個概念的正當性，恐怕也有反思的必要。查特吉最後提醒讀者不應把本文集當作一個已經逝去的時代的紀錄來讀，「庶民研究是自身時代的產物；另一個時代呼喚其他課題。然而，它所倡導的政治批評的學術文化仍很活躍，並需要我們盡力捍衛」。（18頁）最後還是回到了活躍的政治批評的學術文化。
阿爾君·阿帕杜萊的《少數人的恐懼：一篇關於憤怒地理學的文章》主要討論20世紀90年代之後的大規模暴力事件及相關文化，其中談到在當代的流動社會中身份的不確定性使如何區分「我們」和「他們」變得非常困難，但是「各種形式的不確定性導致了讓人無法忍受的焦慮，這種焦慮關係到個人和國家供給（從住房到健康到衛生）的關係，因為這些權益往往直接關係到『你』是誰和『他們』是誰」。（250頁）隨之而來的嚴重政治問題是，少數群體作為一個晚近的社會學和人口學的分類，激發了對權利（人權、公民權和其他權利）的擔憂，也是對國家義務和政治人性邊界的檢驗；一旦被他人視作不必要的人（殘疾人，老年人和病人），常常就成了邊緣化或種族清洗的首要目標。這樣的少數人群是在國家主義的特定環境中形成的，他們是想要被遺忘的記憶，他們標誌著各種國家政策的失敗，他們是令民族純淨和國家公平的圖景感到尷尬的所在，因此也成為了傳統意義上的替罪羊；在全球化時代中，陌生人、病人、遊牧者和持不同宗教與政治意見者向來都是偏見和排外主義的目標。（274—275頁）結果就是造成「少數人的恐懼」和」弱者的恐懼」。
全書最後一篇論文是迪佩什·查卡拉巴提的《<庶民研究>：回溯與懷舊》，該文不僅為我們認識理解「庶民研究」提供了翔實而豐富的背景知識，而且涉及到一些富有生命體驗和現實意義的重要議題。庶民研究項目的誕生與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歷史氛圍直接相關——這是世界各地爆發學生運動、形成了全球性的毛主義氛圍（在印度就是納薩爾派運動）、民權運動及原住民身份權利運動興起、中國與越南革命激發了關於「農民」這一概念的政治分析的熱烈討論、女權主義學者和思想界開始質疑西方政治哲學界的部分概念術語、西方國家因面臨技術工作人口短缺而向昔日殖民地的技術移民敞開了大門、在澳洲出現了關於多元文化主義和文化多樣性的辯論的時候。在今天，這些話語和問題已經不在具有震撼力，那麼，時間是否已經消磨了《庶民研究》的價值？接下來作者的追問令人感慨：「我們是否需要像雪萊在《義大利來信》中的名言那樣，讓我們的壯年蹉跎在『遺忘曾經的蠢事，挽回青春的過錯』上？」他提出這樣的生命體驗問題，是因為這位出生於婆羅門中產階級家庭的歷史學家曾經是印度的「紅衛兵」，在他的成人禮上收到的禮物是蘇聯出版的《資本論》第一卷和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毛選》。他的回答是在思想的領域中我們應該思考在《庶民研究》中留下的「錯誤」中如今依然具有啟發性的東西，繼續追問那些最根本性的問題。（311—313頁）那些根本性問題包括庶民如何成為自己歷史的主體？庶民通過誰的聲音說話？庶民能否或如何發出自己的聲音？印度公共秩序的「失序」如何與印度的民主聯繫在一起？……這些問題在庶民研究中充滿了爭議，說明了作為標誌性刊物的「《庶民研究》激起的對於庶民階級之生命與政治的廣泛興趣依然在迴蕩。這本身就是《庶民研究》留下的最為豐厚的遺產」。（323頁）在這裡我們也不難辨認出我們這一代人中間那些熟悉的身影與聲音。
查卡拉巴提幾年前在中國接受採訪的時候曾經說過一件事：他回加爾各答的時候，在一個他過去一直去散步的公園裡，警察在驅趕那些十幾年來一直在這裡以塑膠袋和居民換舊衣服的窮人，因為房地產開發商認為這樣會影響他周邊開發的地產價值，因此給了警察不少賄賂，遠遠超過在人行道上售賣舊衣服的窮人能給警察的賄賂。這時他的前毛派朋友說「你應該過來參加我們的鬥爭，因為你是中產階級，警察不敢打你」。
這不正是關於印度「庶民研究」的政治與恐懼的最生動的說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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