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2019-07-04 15:29 來源：澎湃新聞
關於1933年5月發生在德國各地的納粹焚書事件，德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傳記作家福爾克爾·魏德曼的
《焚書之書》（宋淑明譯，中信出版社，2017年6月）是一部相當獨特的研究著述。它收集、整理了「焚書事件」中被焚書作家的生平及作品的史料情況，以敘述與評論的方式再現了已被世人遺忘的這批被焚之書的作者群像。其中既有託馬斯·曼、雷馬克、史蒂芬·茨威格、布萊希特等著名作家，更多的是不那麼知名、甚至是默默無聞的德國作家。這是一部以書——準確說是被焚之書——為線索串起來的「作家名錄」，從那份焚書作者目錄到書和書的作者生平，這份名錄是文明反抗專制、記憶反抗遺忘的一個歷史案例。
在5月10日夜裡點燃的沖天火光之中，映照出那條通向焚書的具體道路是如何鋪砌的。首先，清除公共圖書館中的「汙染」是焚書的前奏。納粹上臺掌權後即在柏林成立了「柏林市與國家圖書館新秩序理事會」，目的是向「文化布爾什維克主義」進行鬥爭，徹底禁止德國圖書館出借「布爾什維克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猶太文學」的書籍。沃爾夫岡·赫爾曼博士是這個機構的頭頭之一，他早在1929年就到處發表關於德意志民族主義圖書政治的演講，攻擊圖書館受到「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汙染」。其次，在青年大學生中蔓延的國家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和大學校長、教授們的迎合與沉默是焚書得以實施的基本前提。歷史研究早已證實，具體的焚書計劃並非出自希特勒或戈培爾的指令，而是由德國大學生聯盟組織的，該組織的宣傳部具體策劃和實施了這次焚書行動。在大學生「宣傳總部」發布的「通訊」中列舉的四條措施是：「第一，『由於世界猶太文化對德國的敵意，德國高等學校學生會組織將公開焚燒猶太書籍』。通訊中首先要求德國大學生自己『清除』由於『糊塗或無知所增添的書籍』。第二，所有的大學生都有責任清理所認識的人的書架。第三，學生會的責任是將所有圖書館或書店，從『那種書籍』裡『解放』出來。第四，每個人在他的影響範圍內，都要『放膽進行教育活動』。」（「導言」，7頁）接下來，宣傳總部在5月13日給所有大學提出十二條綱要作為指導焚書的基本原則，其中宣布「猶太人用德文寫作，那他就是在撒謊」，以及應把猶太人視為外國人、他們的著作應用希伯來文來寫。這些綱要沒有遭到任何反對，校長和教授們對於學生公布的12條綱要也不敢提出異議，科隆大學校務會議決定校長穿黑色禮服參加焚書集會。（9頁）還有就是經營書業的商人行會也發表聲明，支持禁書、焚書。1933 年4月12日通過的《德書商會實時議案》決定：「德書商會支持民族主義提升，為達目標極力配合，並將意願付諸行動。」當然，其中也有個別例外，比如在葛萊夫斯瓦有一位名叫克勞斯的書店老闆，在陪同搜查人員清查書庫時惡言相對，起初的時候憤然拒絕接受沒收82本書籍的書面字據，最後他又表示要有這份書單字據「當作文化數據歸檔」。（16頁）這種轉而索要證據的念頭當然表明了他的心懷不滿。
關於遺忘，作者在書中第一句話就是：「這些人到底是誰？」——漢斯·左策韋、奧託·林克、赫爾曼·埃西希、瑪麗亞·萊特納、阿爾弗雷德·席羅考爾、恩斯特·約翰森、阿爾貝特·霍託普、魯道夫·蓋斯特、亞歷克斯·韋丁……，如果不是專門研究20世紀初葉的德語文學史，有多少人會知道他們？「今天，他們都被遺忘了。他們每個人都寫過書，這些書讓75年前納粹掌權者和他們的擁護者如此驚懼，非得把這些書從圖書館、書店以及古書店通通揪出來並當眾燒掉才安心。這些人的名字必須從歷史書裡抹去、從國家的記憶裡抹去，他們的書最好無聲無息消失——永遠消失。」（作者「前言」）魏德曼在「後記」裡繼續重複了記憶與遺忘這個核心主題：「就是這樣，焚書給這許許多多作者的影響，正是放火的人所希望達到的目的：永遠被遺忘。把這些書籍和作者從這個國家所有人的腦海中徹底刪除。」（415頁）在書中介紹的作者中，被遺忘是很普遍的命運，很有戲劇性的是阿明·韋格納的例子，1947年在柏林第一屆德語作家大會上清點死亡人數與倖存者時，他被宣布已經死亡，但實際上他還活在義大利的波西塔諾。
在書中，除了不少作者是因為猶太人的身份或者僅僅是被誤認為是猶太人而飛來橫禍以外，從這份焚書書單的作者思想譜系來看，當然是非常蕪雜的：宣揚猶太文化、猶太神秘主義和平主義、反對戰爭、自由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不合作主義、大同主義、社群主義……；他們的生存方式和社會行為也非常複雜多樣，這些被遺忘的作家之中不少人都具有特立獨行、反抗平庸的精神特質。比如像古斯塔夫·邁林克，他撰寫的幻想故事充滿對小市民生活與他們狹隘道德觀的蔑視，他善於以冷笑面對這個世界。魯道夫·蓋斯特被稱為正義詩人、生活藝術家、反戰人士、叛逆的無政府主義者，一生寫作不輟，一個人幾乎包辦《文撰》雜誌的所有詩歌、評論和政治批判；在一部裝訂厚重的大書中發現他在1950年50歲時寫下的藝術創作計劃，其中構思中的小說、戲劇、電影腳本、詩歌和文學研究已經不下735個標題，還有角色的姓名、故事衝突的基本結構以及故事大綱。他在第一次流亡者大會上發表的一場熱情如火的演說，在幾十年後仍被當時與會者津津樂道。為了養活他的六口之家，他挨家挨戶推銷自己寫在賀卡上的詩詞，做過酸菜製作工人、麵包學徒和整理花園的園丁。（37—39頁）亞歷山大·莫裡茨·弗賴過去在戰爭中與希特勒是同一條戰壕的戰友，後者曾經一再親自邀請弗賴一起投入新運動，但被弗賴一再拒絕。最後讓納粹忍無可忍的是弗賴在1929年出版的反戰小說《繃帶箱》，書中的主角最後勇敢地喊道：「我要說出真相——我要說：軍隊和戰爭是天下最可笑、最無恥、最愚蠢的罪惡。」（33頁）埃貢·埃爾溫·基施是一個思想敏銳、行動迅捷的瘋狂的記者，他的終身事業就是無處不去，要寫出頭條新聞的真相，從不向惡勢力妥協。（131頁）在20世紀初期的德語寫作史上，這些作者是不應被遺忘的。當然，也有一些上了焚書黑名單的作者是在另一種意義上不應被遺忘，他們有些本身就是有納粹思想的，只是因為各種原因被納入黑名單；有些則在被焚書後投靠納粹，希望獲得重用。例如維克多·邁爾·埃克哈特是因為他早期作品中一本敘事文學對第一次世界大戰軍官的描寫批判性太強而被禁，其後他在整個納粹統治時期都住在德國，12年裡總共發表了11本書。（210頁）作家漢斯·海因茨·埃韋斯則在自己的書被焚燒八天後的一次招待會上發言稱戈培爾是偉大的作家和演說家，還送了戈培爾一尊希特勒的半身雕塑。可憐的是納粹最後還是把他的全部作品都禁了。（384頁）
1933年5月10日，德國柏林的焚書事件最後， 記憶終於戰勝了遺忘，曙光出現在1976年。這一年記者于爾根·澤爾克開始在《星》周刊上發表焚書名單上倖存作者的專訪，次年出版了《焚燒的詩人》（Die verbrannten Dichter，1977）。這本書使人們看到一些當年著作被焚的詩人、作家仍然活著，但僅僅是在被遺忘的陰影下殘喘，他們被徹底遺忘了；這個事實給很多德國人來到震撼。也是從1976年開始，作為納粹軍人後代的格奧爾格.P. 薩爾茨曼開始到處購買、收藏焚書名單上作者的作品——都是第一版的。薩爾茨曼說，「我必須要敘述這些故事，每一本書自己的故事。……告訴他們這些作品、這些詩人、這些被焚燒的人，為了不讓他們被遺忘，告訴他們在那個5月的那一天發生了什麼事。而這就是為什麼不能允許他們被人遺忘的原因，絕不！」（420頁）因此，作者說本書寫作的目的就是「讓被遺忘的從遺忘中走出來，把他們的生命、他們的著作呈現給今日的讀者」（4頁）。魏德曼「毫無遺漏地追蹤了被登錄在首批文學作品黑名單上的所有作家……榜上有名的包括94位以德語寫作的作家、37名以外語寫作的作家」。他不時感到慶幸的是幾乎所有作者都能在史料記載與各式追蹤資料裡找到留下的材料和痕跡，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他常常沉浸在他們的生命故事裡，忘情於他們的書寫。他的關於那些被焚之書的感受也強烈地感染著我們：「這裡的每一本書都是一個英雄典範，是一個小小的勝利以及一次反抗的證明。每一本都是倖存者，原本已經應該被銷毀，卻仍頑強存在著。」（2—3頁）這是通過書的命運宣示出來的關於正義最終戰勝邪惡的真理。
當然，在焚書、逃亡與遺忘之間，也存在一種悖論：「事實上，不是每一本在這場歷史大火中被焚毀的書都是大師之作。有幾個作者如果不是因為1933年這場火刑，今天恐怕早就被淘汰遺忘。」（「前言」，3頁）例如赫爾曼·埃西希，「當納粹在1933年5月把他的書丟入火焰中時，埃西希和他的作品早已被遺忘，而埃西希也已經去世15年了」。（24頁）其實這也是禁忌與傳播、強制遺忘與反遺忘的定律；尤其是在寫作、書籍、流通的世界中，這是記憶與遺忘的基本規律。「所有著作被第三帝國焚毀的作家，我都致以無限敬意」，自身作品也被焚毀的作家約瑟夫·羅特在1935年寫道：「即便事發之前我不認識這些名字，但是這場大火照亮、榮耀了他們，拉近了我與他們的距離。」（同上）這話說得非常深刻和精準——敬意、榮耀和拉近了距離，我想在這個問題上已經很難說得比這個更到位了。談到把上了焚書黑名單看作是一種榮耀，大概沒有比著名戲劇家貝託爾特·布萊希特在1938年寫給奧斯卡·馬裡亞·格拉夫的那首詩歌《當獨裁政權下令》表現得更為精彩：「當獨裁政權下令，公開焚燒內容可恥的書籍，/ 公牛到處被強迫，拉.裝滿書籍的車子去到柴堆邊，/ 發現一個被獵的詩人，最好的詩人，正讀著焚燒名單，/ 震怒地發現，他的書被遺忘。/ 他衝到書桌邊，火速給當權者寫一封信。/ 燒了我！他振筆疾書地寫：燒了我！/ 不要這樣對我！不要留下我一個！/ 我在書中寫的不都一直是事實嗎？/ 現在你們對待我卻像我是騙子！/ 我命令你們：/ 燒了我！」（290—291頁）他本人當然是在黑名單上，並且排在前面。海因茨·利普曼則以較為平靜的口吻表達過類似的意思：「我的書被焚毀被排斥，我也可以理解，現今在德國文化領域中手握權力的人，就他們的精神態度來看，我的書是永遠不可能付印的。我真的一點不責怪他們。畢竟我是反對者。」（225頁）魏德曼也同樣向這些作家表達了敬意，而且想到了焚書行為的勝利與失敗，聯繫到歷史的永恆傷痕：「把焚書之人的勝利轉成潰退慘敗，重新光耀當時被焚燒的書籍，重寫當時多數文人悲慘的生命——他們面臨公義道德的勇敢抉擇與他們的流亡生活。這些生命在五月的那個夜晚所受的傷，是一個永遠無法被療愈的傷口。」（「前言」，4頁）
在魏德曼這本著述中，向納粹提供了焚書的基本書單和作者名錄的赫爾曼很值得研究。焚書書單並非出自秉承納粹高層旨意的專門機構，而是來自一個被納粹黨洗腦的圖書館管理人員，這個事實不應被輕易忽視。這個赫爾曼當時29 歲，他原本只是為國家圖書館的館藏圖書汰舊換新而擬定了一份包括「一般」、「藝術」和「歷史」等條目的「純文學」黑名單。他在這份黑名單的前言中解釋說：「本名單上列出的所有書名和作者，務必在肅清公共圖書館行動中將之掃除。這些作品是否應該徹底銷毀，該清除到什麼程度，視新的好作品需要多少空間而定。」（14頁）但是，以焚書為目標的德國大學生會很快與他聯繫，拿到了這份黑名單，成為5月焚書事件的基本依據。我在閱讀過程中感覺到，在焚書書單、赫爾曼和焚書作者之間，在關於焚書事件的歷史研究中，看起來容易被人們忽視的是這份名單所反映出來的那些同樣值得研究的問題：在當年一個納粹職員的文化視野和價值觀中，那些被禁之書的真實面貌和內在價值究竟是什麼？這個人的判斷僅是出自他個人的思想傾向和識見，還是同時也反映出伴隨著納粹意識形態的發展而形成的所謂德意志精神的基本底色和要素？納粹思想專制與德國文化傳統之間的緊張衝突是如何在極度扭曲的「政治正確」立場中得到緩解的？比如，自由的歷史研究與敏感的政治分析從來都會引起政治獨裁者的恐懼與憤恨。被列入焚書黑名單的恩斯特·奧特瓦爾特是因為他在1932年發表的系列作品《覺醒吧，德國！納粹史》，在這個系列裡整整有400頁是有關納粹黨的由來和現況的研究。（254頁）赫爾曼把奧特瓦爾特列入黑名單的原因是因為他與納粹高層對此有著同樣的敏感和仇恨嗎？魏德曼的這本著作通過對焚書作者的介紹和評議在不同程度上接觸或部分回應了這些問題，實際上在這裡出現的是一個關於20世紀初期德國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另類敘事，它的重要性在於它所反映的是一個納粹黨基層成員在思想文化領域中的政治敏感與自覺意識，是在意識形態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義的中層視角。我相信，這樣的研究視角和相關議題在納粹思想史和政治史研究中都是頗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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