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的15日是讓-保羅·薩特逝世四十周年紀念日，國內媒體發了幾篇文章。「澎湃新聞」發表的文章回顧了「薩特熱」，對於「薩特」在中國的謝幕，提出的問題很尖銳、很重要：「這場謝幕迎來的究竟是超越還是墮落？」文章最後說，「我們曾經告別了薩特，卻並沒有變成更好的人。」話說得有點殘酷，但是真實，這的確是一個重要而且沉重的問題。
西蒙娜·德·波伏瓦的
《告別的儀式》（孫凱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9年9月）是波伏瓦以回憶錄和對話錄的形式記錄下讓-保羅·薩特生命中的最後十年。原以為我不會太感興趣，讀完以後才發現這是一幅無法與之告別的薩特思想肖像和一份他最後十年的鬥爭年表。讀《告別》，想到的是為什麼會「遺忘」薩特，應該「告別」還是「重逢」？
在1980年第一次閱讀薩特，那是在他剛去世後《七十年代》雜誌刊登的一組文章，我和一位同學在課堂上傳閱，「存在主義」、「存在先於本質」、「他人就是地獄」這些概念令我們激動不已。第二年柳鳴九編選的《薩特研究》出版，紅色封面中的薩特頭像，這是我們第一本薩特讀本。在今天重提八十年代曾經如何閱讀薩特，不是懷舊，也不是要把法國左翼知識分子及其運動重新浪漫化，而是在新的語境中重新思考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左翼知識分子的思想遺產。尤其是在對加繆、雷蒙·阿隆的意識形態批判思想有了深刻認識和價值認同之後，轉過頭來看薩特晚年的「告別的儀式」，在書齋與街頭之間的現實褶皺之中又有一種新的感受和激動不安襲上心頭。如果說在我們的身上曾經被貼過一些標籤，薩特的存在主義肯定是其中一張，問題是有些人只是貼在身上，時代的風向隨時就把它颳走；有些人是自覺或不自覺地貼在自己的內心和情感中，時代的方向只是把它一再煽動起來。與薩特的「重逢」，不應止步於書齋或線上講堂，應該重返塞納河左岸的街道，重返那些哪怕要戴上口罩才能進入的咖啡館。
《告別的儀式》第一部分是波伏瓦的十一年回憶錄，從1970年到薩特去世的1980年，實際上就是兩條異常鮮明的生與死的主線纏繞在一起，一份堅持鬥爭和走向死亡的年表。「五月風暴」剛過去，薩特重新思考知識分子的角色，更加積極地投身各種政治活動，同時與不斷折磨他的各種病症（高血壓、行走困難、視力下降和失明、腦損傷、尿毒症……）鬥爭。因此，這份回憶錄最重要的是它的「乾貨」——薩特在最後十年所堅持的對世界的介入和鬥爭。因此，為了讓薩特在「告別的儀式」中復活，有必要把其中比較重要的鬥爭事件摘錄一部分。
回憶錄正文的第一句話就凸顯了全書的基調是思想性的傳記與對話：「薩特的一生，在永無休止的自我拷問中度過：他不否認自己所謂『意識形態上的興趣』，卻不希望被它異化。所以，他常常選擇『在思想上推翻自己』，努力『讓自己的頭腦脫胎換骨』。薩特捲入一九六八年的政治動蕩，在這一事件的深刻影響下，他修正了自己的思想。作為知識分子，他覺得自己被質疑，便在接下來的兩年中開始思考知識分子的角色問題，並修正從前的觀念。」思想上的自我拷問與自我修正，對意識形態感興趣但不被異化，薩特提出的「新知識分子」概念是「努力讓自己融入群眾之中，期望讓真正的普世性取得勝利。」
（第1頁）1970年10月，「無產階級左派」成員熱斯馬爾被審判，薩特向工人作演講，他站到一隻鐵桶上，拿著揚聲器喊話。他說：「我願意上街作證，因為我是一個知識分子，而且我認為早在十九世紀，人民和知識分子就是聯繫在一起的……這種聯繫，今天應該得到復興。人民和知識分子被隔離開來已經有五十年了，現在他們應該重新融為一個整體。」
（第9頁）這可以看作是對他的「新知識分子」概念的主要詮釋。針對熱斯馬爾被判十八個月的監禁，11月1日薩特參與創辦的新報紙《我控訴》創刊號出版。他還擔任了《人民事業報》主編，還同意領導《一切報》和《人民之聲報》這兩份左派報紙。談到報紙，薩特希望要辦的報紙是工人自己寫文章，讓群眾向群眾說話，目的就是「把大家爭取到鬥爭的進程中來」。他主編的《人民事業報》第一期在1970年5月1日出版，內務部長命令在印刷廠扣押報紙，但是印刷工人趕在查封以前把印好的大部分報紙發了出去，薩特和波伏瓦與朋友們一起到街上賣報。這年六月，薩特發起成立了「紅色援助」組織，該組織致力於為被鎮壓的受害者及其親屬提供保護和支持。12月12日，薩特主持了一場由「紅色援助」組織的「人民法庭」審判，為在礦難中死去的礦工伸冤。
1971年，薩特為一本抗議佛朗哥政府的報告書寫序言，再次闡述了他關於普世性的思想。他認為政府所參照的只是抽象的普世性，而人民需要的是從人的處境、文化和語言出發的個別的具體的普世性，而不是之將人視為空洞的概念。十一月底，薩特和福柯等人一起參加了古特多爾區的示威活動，薩特手持大喇叭發表演說，對一個十五歲的阿爾及利亞人德傑拉裡被害表示抗議。該年六月，《備忘錄》雜誌控告薩特，司法部長和內務部長根據從《人民事業報》和《一切報》上選出的薩特文章告他誹謗，十月進入預審。
1972年，薩特參與了闖進司法部抗議普勒旺沒有兌現關於調整監禁制度的諾言的活動；他去雷諾汽車公司的塞坎島車間找工人談話，反對無理解僱工人；參加抗議奧維內被害的大型示威活動，因為有腿病，薩特不能走完送葬的全程；三月初，他和福柯、德勒茲等人發布了一個支持剛果的呼籲；參與和組織抗議古特多爾區警察把無家可歸的移民從空置房屋中趕出來的暴行；十月，為《人民事業報》寫了《我們控訴共和國總統》，以招貼畫的形式和在報紙增刊中刊出；十二月，他和一百三十六名知識分子一起在一篇反對「新種族歧視」的呼籲書上簽名；十二月，薩特參與創辦《解放報》報社的籌備工作，他說「需要我寫文章，我一定寫。」
1973年，薩特發表了一篇關於監獄的通訊，題目是《這個制度把我們都維繫在一個集中營的世界裡》； 9月26日他在一份作家聯盟的呼籲書上簽名，反對智利的鎮壓，還在一份反對官方新聞機構對這個國家保持沉默的呼籲書上簽名。10月6日出席《備忘錄》訴訟案的庭審，最後被判四百法郎的罰款。
1974年，薩特在年初以來即在好幾份抗議書上簽名；十一月，薩特在一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斷絕關係的聲明上簽名，後者拒絕將以色列納為世界的固定板塊；同意與電視二臺合作做一組以他個人經歷和思想為主題的電視節目；十一月，抗議德國政府拒絕他去探視被關押並受到虐待的「紅色軍團」成員，最後終於成行，並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呼籲成立保護政治犯的國際委員會；12月28日發生利埃維礦難，他發表文章指控法國煤炭部，並和福柯一起召開記者招待會。
1975年，緊張籌備個人電視專題節目；五月，發表公開信支持捷克哲學家卡萊爾·科西克反抗對知識分子的迫害；這一年，他分別在這些呼籲書上簽名——號召遵守越南問題巴黎協定、警告挪用原打算用於為智利囚犯辯護的錢款、支持巴斯克民族主義者、制止對西班牙的十一個死刑犯進行處決、抗議聯合國把猶太復國運動視為種族主義的決議、要求改善被俘士兵狀況等等。
1976年，薩特在一份聲援「邊緣團」的聲明上簽名，後者佔領了蘇聯大使館的一座側樓；在《解放報》上為一份希望共和國總統為臨時中學教師讓·帕潘斯基伸張正義的呼籲書籤名；在一份呼籲釋放米克哈爾·斯特恩博士的呼籲書上簽名；籤署一份公報，對烏爾裡克·米恩霍夫在德國監獄的死表示震驚；十月，參加了一個集會，要求釋放庫茲涅佐夫；在《解放報》發表公開信聲援拘留在裡昂的五個科西嘉人；在《政治周刊》的訪談中揭示德美霸權將給歐洲帶來的危險；參加「反對日耳曼/美利堅籠罩之歐洲」委員會。
1977年：繼續在許多聲明、呼籲書上簽名——反對摩洛哥鎮壓、支持因退回自己的軍籍簿而被控告的伊萬·皮諾、反對某歌唱家在奈及利亞被逮捕、為阿根廷爭取自由、反對在義大利的鎮壓行為、反對巴西政治局勢的惡化、反對在對待波裡薩裡奧陣線的問題上使用暴力、支持伊朗反對現行政體的知識分子、反對驅逐畫家安東尼奧·索拉……。
1978年，會見了從拉扎克來的農民代表團，討論他們的鬥爭，發表支持他們的聲明。1979年，對《現代》雜誌組織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研討會」給予極大關注；出席「開向越南的船」委員會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呼籲接收越南等國難民。1980年：關注和討論他與維克多的對話發表後的反應，為他認為是正義的事業奮鬥到最後一刻。4月15日上午薩特在醫院去世。
世界荒謬、自由選擇、承擔責任、表明立場、積極介入、反抗壓迫……，這些似乎都是關於薩特的老生常談，但是這份晚年的鬥爭紀錄使我們難以向他告別。薩特很早就意識到要與被遺忘的命運抗爭，那時他想到的是自己的書以後是否還有人讀。在生命的最後十年，他似乎明白過來了，書肯定還會有人讀，但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能否在這個他畢生介入、奔走呼號的世界上留下真實的印記。其實，這種意識很有馬克思的色彩，哲學家應該關心的不是在書本上解釋世界，而是在世界上改造世界。託尼·朱特指出，六十年代的歐洲思想界在涉及政治領域的時候，不管是否左翼，都承認馬克思的思想遺產仍然是時代的主導思想。薩特1960年在《辯證理性批判》中說「我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不可超越的哲學。」雷蒙·阿隆也坦然承認——雖然感到遺憾和迷惑不解——馬克思主義是時代的主導思想，是這個時代的世俗宗教。
（託尼·朱特《戰後歐洲史》，卷二，林驤華等譯，中信出版社，2014年，234頁）關於薩特最後十年鬥爭的歷史背景，託尼·朱特的論述也有重要的參考意義，他認為歐洲政治在七十年代初開始了「新基調中的政治」，原因是歐洲選民的政治社會狀況已經發生變化，社會階級劃分的劃分不再固化，各傳統政黨的綱領和願景已經耗盡，出現了少數族群的新型政治組織，「新左派」在公共討論中引入了新的主題。於是出現所謂「單議題」政黨和運動，其關注點通常是單一的，甚至可以是異想天開的。這種運動逐步為主流公共生活所吸納，對傳統政黨特別是左翼敲響了警鐘。
（同上，卷三，43—45頁）談到改造世界，「虛無」（Nothingness）似乎是當今的時代病症，在薩特看來真正的「虛無」並不表示否定生命的意義，而只是否定未能達到理想狀態的現實與眼前的自己，從而更為肯定了人要實現理想價值的意義。在世界的荒誕面前，人可以交出一切，唯獨無法交出的是他的選擇的自由，他的先於本質的存在。薩特以「鎖鏈下的奴隸」來說明人的處境
（《存在與虛無》），鎖鏈下的奴隸仍然是自由的：選擇繼續當奴隸，還是選擇立志砸斷鎖鏈。這就是他的激進的自由意志，要打倒決定論，必須承認人有絕對的、無法逃避的自由；人因其是自由的，因此要對自己的選擇和所做的一切負責。沒有什麼藉口讓人可以在粉飾冷漠、推卸責任的同時還嘲笑崇高與犧牲。在這裡，不得不談到雷蒙·阿隆。他說「五月風暴」是半真半假的革命，與其說是真幹還不如說是知識分子加狂歡的扮演；他的《知識分子的鴉片》無疑是非常深刻而且重要的思想論著。在社會運動的洶湧人流與風雲變幻之中，雷蒙·阿隆的判斷和選擇在事後看來基本上是對的，他的理性思考和審慎介入無疑比所有的衝動、激情和憤怒更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但是他也曾經遇到讓他略顯尷尬的問題：由於在五月風暴中他被認為是站在青年人的對立面，有兩位採訪人向阿隆提了一個一直讓他們耿耿於懷的問題：「為什麼您不追究政府行動方面的責任？」阿隆只能承認當時誰也無法面對困難的問題作出回答，這回答顯得不那麼有力量。當年的《費加羅報》有一位讀者致信雷蒙·阿隆，認為對具有獻身精神的知識分子懷有偏見是不公平的。指責雷蒙·阿隆懷有偏見可能是不恰當的，但是他的審慎和理性真的有點蒼白，有點過於超脫。薩特的問題是的確有過不少判斷失誤，但是當他一旦看到真相就迷途知返，不會對已經知道的邪惡唱讚歌。
《告別的儀式》第二部分是波伏瓦在一九七四年八月至九月與薩特的談話紀錄，這種帶有鮮明歷史回憶和思想交鋒的對話敘事是很獨特的，有時在對話中帶有獨語式的深思。沒有人能像波伏娃那樣深入、那樣細心地了解薩特晚年的心境與狀況，當然也沒有人比她更適合參與和主持這場「告別的儀式」。無論是回憶還是對話，都因為兩人長期存在的緊密而特殊的關係而具有某種強烈的現實感，可以把讀者帶進那種曾經只是屬於他與她之間的真實語境。從對話中的雙方思想的表述來看，有點類似巴赫金說的那種復調的、多語體性的特點。薩特談了很多問題，其中有幾個話題是我比較感興趣的。比如薩特說他完全反對諾貝爾獎的理由是為它把作家分成等級，「把文學分成三六九等，這和文學理念完全背道而馳，卻完全適應於一個希望將一切都招納進來的資產階級社會。如果這些作家被一個資產階級社會招納，那就落入等級制度的蠱中，因為所有的社會形式都是這樣體現出來的。等級制度正是那個摧毀個人價值的東西。」
（312頁）從這個角度來看文學評獎，恐怕很多人都會反對，但是從薩特的內心來講這是很真實的原因。又比如，薩特不僅僅是在存在主義哲學的意義上揭示「人的自由」，而且也在人的歷史活動、人與歷史中的重大事件的相遇中看到人的自由意識的重要性。因此他認為一九六八年是青年一代開始意識到自由的時刻，這很重要、很美好、很虛幻又很真實。
（438頁）他說「在大寫的歷史中，這種時刻時常出現。巴黎公社也屬此類。」接著他說，「我關於自由的思想是被我和歷史的關系所修改的。我身處於歷史之中，無論是否願意，我都被捲入了某些社會變革的大潮中，無論我對這些改變採取什麼立場，它們都是必然發生的事。……為了讓我的自由大行其道，應該對歷史、世界有所作為，並在人和歷史、世界之間建立與眾不同的關係。……這是一種個人的自由，它試圖自我表達並戰勝外部力量。」
（439頁）關於1968年，他晚年所堅持的看法仍然沒有改變。這讓我想起著名左翼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他在自傳中回憶1968年在巴黎親歷五月風暴，以歷史學家與親歷者的雙重身份談論左翼知識分子傳統。作為真正的老左派，他還是支持他們，這是1848年以來每一代激進知識分子的命運：「不管怎樣，我們千萬別繳械投降，即便在時機不利的年代也不例外。社會的不公不義仍有待我們加以譴責與打擊。世界可不會自動自發變得更好。」
（《霍布斯鮑姆自傳: 趣味橫生的20世紀》，周全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532頁）這就是在「告別的儀式」之後，在街頭咖啡館與薩特「重逢」的理由。
薩特雖然聲名卓著、影響巨大，但最終也沒有得到學院派的承認，從未獲得在高等學府正式任教的資格。波拿巴特街42號沒有任何「薩特故居」之類的標識，那又怎麼樣呢？在2000年以後，終於有了「薩特—波伏瓦廣場」，聖日爾曼大道和雷恩街交叉路口中的一塊面積不足五十平方米的三角形的安全島。與薩特「告別」還是「重逢」，這也是一個薩特式的選擇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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