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家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書中說過:「中國人不大關心宗教,是因為他們極其關心哲學」。所以他認為中國人的信仰不是宗教的,是哲學的。這樣的哲學信仰無需組織,不分場合,而是潤物無聲地自化於中國人的生活中。中國人的哲學信仰就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大多數中國人之所以不需要從事宗教信仰的活動,是因為他們已經在每天的日常起居,為人處事中實踐者他們的哲學信仰。
西方人將世界劃分為「上帝之城」與「世俗之城」,「上帝之城」掌控信仰,「世俗之城」掌管生活,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凱撒,這也意味著分開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上帝之城與世俗之城分立而治,互不侵犯。而對於那些深諳在中國哲學精神的人而言,信仰與生活,恰如此岸與彼岸,信仰即生活,此岸即彼岸,二者渾然一體,從未分裂過。中國人的生活世界就是他們的哲學世界,也就是他們的信仰世界。因此,中國人的哲學信仰不需要藉助外力,不需要一個來自彼岸卻要為此岸生活制定規則的陌生的「他者」——「神明」來拯救,中國人相信「心可轉萬物」,「修心」便可使人化此岸為彼岸,在此岸實現彼岸,因此我們致力於人內在的自我修養。中國人的身心,現實世界與信仰世界從不分割為「此岸與彼岸」,我們從不輕視此岸而力求彼岸,對中國人而言,用彼岸灑脫的精神應對此岸瑣碎的生活,那「彼岸」便在「此岸」之中;身在風箱雨雪中,心卻常常清淨明朗,那「此岸」也就是「彼岸」。所以,究竟是「此岸」還是「彼岸」,不在於你實際的生活處境如何,具體的人情世故哪般,而在於你的「心靈」有多寬,你的精神世界有多高。所以,我們的信仰力量,不藉助神的力量,鬼的力量,或者聖人的力量,唯一藉助的是自我精神境界的不斷提升,個人修養的不斷提高,由此滋養並且激發自我內在的「心靈力量」。
人與人的差別本質上是心靈的差別,精神的覺醒就能成長,心懷公正就能明辨是非曲直,內心常懷安寧便是自由。其實,遠方的山還是那山,近在的水還是那水,生活還是會有悲歡離合,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而面對同樣的山水,經歷相似的生活的時候,不同之處盡在」人的心靈「。不同的人心,意味著不同的心境,會帶來不同的心態,化生出不同的處世之道,領略到截然不同的人生百味。所以中國人的哲學信仰從來注重從」心「修養,以心境的提升與拓寬日常的」視界「。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雙眼需要滴眼藥水滋潤,呵護,同樣地,我們的心靈也需要我們用精神之水滋潤它,澆灌它,呵護它,這樣它才能健康地成長,更好地提升與拓寬胸襟,以胸襟的豁達開闊生活的天地。
在中國大多數人從來習慣了不假外道,不求助於某個「天外來客」的拯救,而是凡事反求諸己,捫心自問,自我拯救,即使竭盡全力仍無力改變的困難,至少不失自我沉潛之識,卓越之見,慷慨之節,文雅之學。有名或無名,得利或失利,都追求內心對名利的淡定。無法改變死亡,可以超越對死亡的恐慌。中國人的信仰力量不在于堅信我們在此岸忍受的苦難,將來或死後能到彼岸得到補償,這此處吃虧,別處得到的想法依然基於一種心態上的失衡,是一種得失上的計算,一種不徹底的釋懷,最終還是脫離不到市儈氣。而哲學信仰讓我們能常懷「盡己之力,得失隨緣」的豁達,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平氣和應對生活萬象,甚至連彼岸的困苦經歷,也可以被我們普升為自我修心養性的磨練,提升精神的境界過程中的挑戰與考驗。
當生活的重力把我們往沼澤中拉扯,內心超然向上的「光」卻只是把我們印向「清風明月」之境,那是一種面對生活時更為達觀,從容不迫的心靈力量,使我們常懷彼岸之淡泊心境,泰然安身與此岸之中。正是這樣的心靈力量實現了中國人不假思外力的內在超越,無需外援的自我拯救。所以中國哲學信仰緊貼世俗生活,我們的智慧從日常生活中來,超越於日常生活,最終也回歸到日常生活中裡去。
這也說明了一些奇妙的語言玄機,比如在中國的哲學或武術界裡的「牛人」,他們之所以被稱為牛人,往往是此岸世界中的「高人」,「真人」——他們仍然是個平凡人,「高人」之高不在於有什麼非凡的能力,而在於心境,覺悟,智慧;「真人」之真在於他們活出了真性情,真本色,天然之態,清淨之心,由此可見,我們敬仰和欣賞的,素來不是無可挑剔的完美者——某些不具人性的「非凡之人」,而是能以彼岸的灑脫心態經營此岸生活的「平凡人」,是能「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厚德之人,是能」盡人事聽天命「的瀟灑之人。」高人「」真人「不拘泥於特定的職業身份,學問見識。中國人在意的只是其修養心性上的「高低」「真偽」。中國的哲學信仰使得我們常是以心解景、以心通物、以心達人。所以才會有「達觀」這詞。我們都知道,人類是無法突破自己的身體皮囊,所以「達」不是「身事」,換言之,不是身體力行就能成之事,但有趣的是,「心」能成就達,達可以借心取道,所以是一樁「心事」,所謂達觀就是由心觀物,以心讀人,忘心以通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