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是人們對自身的命運一種非理性的信仰和活動。傳統迷信和現代迷信在內容和表現形式上有很大的差別，但本質都是出自對命運的一種非理性的信仰。現代迷信具有非宗教性、非理智性、無意識性及文化制約性等特徵。對現代迷信的根源必須進行綜合的、整體的分析，必須考慮與其相關的社會因素、認識因素和心理因素。從遠古時代的萬物有靈，到近代中國的民間宗教結社和民間信仰，數千年來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從未離開過神的參與。這種狀況的延續對於中國人的心理影響是巨大的、潛在的，從中國人對生活的態度、對社會的看法中，都可以解析出這種影響的存在。所以，探尋現代迷信的根源，應當聯繫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心理素質和社會因素。
中國古代天地祖先信仰的產生，與農耕的生產方式有密切的關係。農業的發展，會使遠古人類越來越認識到季節和天氣變化對於收成的意義，以及地理條件對於農作物生長的影響。在這種對於物質生產與天地自然關係的長期觀察中，人們在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時，也會感覺到大自然的神秘莫測，它既可以給人們帶來豐收和富裕，也能給人們帶來痛苦與災難。這種對於天地之間的不可理解的神秘作用的認識，形成了天地信仰的原始觀念。這種觀念把天地作為賜予人們一切物質需求的根本，以為對天神地祗的禱告，可以保護人們的生產和生活不受自然災害的侵擾。所以天地信仰的產生是農業生產對於天地自然依賴的結果。祭天，就是報天之功，祭地，就是謝地之養，這種神人之間的索與報、祈與謝的建立，正是出於人們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實用性。
祖先信仰和祖宗崇拜的產生，同樣由於農耕的生產方式。農業的發展要求人們有固定的居處，這樣就產生了原始部落。由於農業生產春耕夏作秋收冬藏的規律性，要求社會組織和社會分工的進一步完善，這樣部落領袖的權威性和部族的統一性就成了整個社會結構的核心力量。中國古史傳說中對於古帝王的追述大多與生產上的發明創造和社會組織的更新有關，這說明部落領袖對於社會生產和生活的重要意義。對於前代部落領袖豐功偉績的傳說與追述，形成了最早的祖先崇拜。
由於這種崇拜出於他們對部落的發展和進步所作的貢獻，因而也逐漸代替了沒有貢獻的圖騰而成為部落或部族的保護神。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以農耕為主的生產方式和村落為主的生活方式始終沒有太大的變化，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天地祖先信仰及其他鬼神文化觀念也一直保留到近代，就是直到今天，一些農村家庭中還供有天地爺和祖宗的牌位，還保留著門神、灶神的像祀。中國人的生產、生活方式不改變，其宗教觀念也就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
中國人是一個富於求實精神的民族，這種精神同樣也表現在民俗文化崇拜與民間信仰之中，人為天地所生，天人可以相通的思想大概是中國最原始的天人觀。出於這種觀念，古代中國人認為人是天地的一部分，古代中國人的崇拜與信仰是實在的、直覺的，它們存在於天地之間，在古代中國人的觀念裡，從未有過超現實的彼岸世界。這種天人關係的認識是儒家學說和道家思想的共同來源，儒家從這裡引申出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的宗教觀，儒家給天地加以道德的屬性，以此說明人的道德屬性，強調人的道德教化。道家給天地加以純樸的屬性，以此說明人的自然屬性，勸人們返璞歸真。儒家的心性之學和道家的長生理論，也都從不同的角度追求著人與天地的合一。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佛教的天堂地獄輪迴果報的說法，才給中國人帶來了彼岸世界的追求，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對天地人生的態度。遠在天外的無憂無慮的佛國樂土，使素有實證傳統的中國人一反往常，放棄了對現實生活的追求，把希望寄託於來世。地獄之說與地府的想像結合在一起，幫助儒家說教，勸人們慈心向善、隱忍、寬厚、容讓、服從、希圖善報，以跳出輪迴。佛教的確在歷史上徵服過無數的中國民眾。但傳統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中國人終於改造了佛教，讓佛教為現實生活服務，彌勒之變成為農民起義的號召，地獄之變成為藝術創作的素材，人們心中只留下了佛教的偶像崇拜和報應之說。
中國人對天地人生的態度是現實的，在這種現實的態度中也包含著一種來源於天地鬼神信仰的社會心理。古代中國人認為天行有常，順應天命、天道，即可無災無殃。鬼神則聰明正直，把握著某種道德公理，人的一切行為都隨時受天地鬼神的監視。所以一生行事做人的正確與否，天地鬼神自有公斷。這種觀念形成社會心理，就是中國人最講究良心，待人處事不能違背天地良心，否則要受鬼神之報。這種觀念後世又加入了佛教的輪迴果報之說，和民間家神一起約束和監視著人們的社會行為，對天罰神譴的畏懼，也就成為中國民眾普遍的社會心理。
在中國古代的民間信仰與崇拜的習俗文化中，雖然也經歷了不少的變動，但中國人始終沒有擺脫對神靈的依附關係，人們用豐富的想像力創造了眾多的神靈，卻讓這些神靈把自己捆綁起來，使自己膜拜在它們腳下。為了擺脫困境，為了滿足自己的社會需要，人們處處祈告神靈，希望得到神靈的佑護，唯獨不知道依靠自己的力量。如果要求得不到滿足，並不是神靈的過錯，而是對神靈尊奉不夠。如果得到了滿足，首先是由於神靈的幫助，這種對神靈的完全依賴感，只能使人們不再相信科學，不再相信自己的力量，剩下的只是非理性和非理智的選擇——封建迷信活動的猖獗。
這樣，我們來看現代迷信的根源就比較清楚了。迷信作為一種社會意識歸根到底是由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總和規定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狀況直接決定著迷信的信仰和行為。在現代社會各種社會危機——戰爭、動亂、經濟衰退或崩潰等——與迷信盛行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繫。不同職業類型，特別是那些常冒風險的職業，往往最能誘發迷信。教育水平的高低並不能成為是否迷信的決定性因素。當然，宗教對迷信的產生也會起一定的影響。
我們從認識論的角度來探尋迷信的根源。首先，從迷信主體與迷信客體的關係看，兩者是在人有限的實踐能力基礎上建構起來的。實踐能力範圍之外的東西，很可能成為迷信的領域。其次，從人的理智機能的局限性來看，必須要有迷信這種非理智機能加以輔助、補充。再次，迷信中總是或多或少包含著不同程度的未經探明的因素，使人們不得不信它。再看現代迷信的心理學因素。原始人「互滲」的心理結構沉積在人的頭腦中，通過遺傳機制延續下來，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或「原型」。這是迷信產生的可能性，人在特定境遇下所出現的心理失衡則使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
當然，除上述根源之外，在社會心理中還有幾種因素是比較突出的：
一是敬天法祖的傳統思想核心，使中國人無意識深處認為天生地就的東西是不能改變的，祖先的傳統是一定要遵從的。這種觀念限制了人們對自然界的進一步認識和改造，以及對舊事物的改革與創新。
二是中國人對神靈的祈求僅僅是為了滿足現實功利的需求，並沒有造出一個虛幻的彼岸世界使人們嚮往和追求。所以中國民俗文化中的信仰或者說崇拜是一種淺層的、實用的、具有強大同化力的入世的因素，它既是中國人注重現實的觀念反映，又是中國人世俗生活的精神依賴。三是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神靈、鬼神始終佔據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人的地位卻是最不重要的。
所以在中國古代，人們不但要受統治者的壓迫，還要受天地鬼神的奴役。然而後者對人們的精神壓迫比前者更深遠，更隱蔽，更頑固，它不許有人性、個性的存在，不允許有超越宗教信仰的思想和行為，使人們徹底失掉自我，而聽從迷信的擺布。幾千年來，這股潛在的思維趨勢已經成為一股根深蒂固的習慣勢力，束縛著中國人的頭腦，也壓抑著中國人的主動創造精神。
參考資料
《中國民俗學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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