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本民族的語言 你還會說嗎？
蒙語歌曲《吉祥三寶》曾風靡一時
故宮各宮殿的牌匾保留著滿漢雙語書寫
新晉小花旦佟麗婭就是錫伯族姑娘
羅城縣仫佬族文化節活動現場
「阿瓦，哎，那啥子阿讀咕嚕有為……」《吉祥三寶》的火爆一時，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蒙語的風靡。「56個民族56枝花」，目前，我國56個民族，有130餘種語言（2007年中國社科院出版《中國的語言》一書，總共收入129種獨立語言），但是，能夠像《吉祥三寶》一樣被我們聽到或熟悉的少數民族語言，可以說是少之又少。甚至，有很多種少數民族語言，本民族的人能說會聽的也不多了。
滿族在我國55個少數民族中人口數量排名第三，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滿族人口數量約為1041萬，可是前幾年，會滿語者已不足百人。近年來，隨著滿文培訓班興起，滿族文化逐漸復興。而記者採訪到的廣西仫佬族年輕人，對於本民族的語言和習俗幾乎一無所知，於他們而言，民族的差異只是顯示在身份證上的不同。甚至很多現已年近花甲的上一輩，都已不會說仫佬話。少數民族語言面臨的危機，值得關注。
■ 現狀 很多少數民族年輕人對本民族語言一竅不通
今年27歲的小韋在南寧做媒體工作，小韋的父親是壯族，母親是仫佬族，為了享受更為優厚的加分政策，小韋選擇跟隨母親，也是仫佬族。念初中，考高中，上大學，憑藉自己的努力和錦上添花的加分，小韋的求學之路頗為順利。但進入大學之後，當「加分已成往事」，小韋再跟同學聊到自己的民族時，發現找不到任何談資。「我開始清晰地意識到民族問題。我想說本民族的語言，說仫佬話，想跟大家介紹自己民族有哪些習俗，但對於這些，我幾乎一無所知。」
於是，小韋回去請教母親，讓她感到非常遺憾的是，母親也只是能聽懂三兩句仫佬話，完全不會說，更沒辦法教她。小韋告訴記者，位於廣西省北部的羅城縣，是全國唯一的仫佬族自治縣，在這裡，仫佬話還比較普及，但是中青年人還是主要使用普通話或者當地的方言桂柳話。只有上了年紀的老人，才會使用仫佬話作為日常的交際用語。「我外公住在羅城，但因為外婆不是仫佬族，所以他們之間都說桂柳話。我媽小的時候，外公教過她幾句仫佬話，也就是教來玩的，她現在都不記得怎麼說了。」小韋說，母親結婚後，嫁到父親所在的宜州，當地人都說壯語，仫佬話幾乎忘光了。而小韋本人，連羅城都沒回去過，仫佬話對於她來說，完全就是一門陌生的語言。
索倫珠滿語文培訓中心的負責人德克錦是個地道的滿族人，能夠用滿語流暢地進行聽說讀寫，然而六七年前，身為80後的她對這種語言文字還一竅不通。「家裡也沒有人說滿語，身邊的滿族人知道自己民族有語言文字，可誰都不會說不會寫。」然而，滿文保留了比較完整的文字資料以及史料和檔案，延續了這種語言文字的生命。
相對於其他一些民族來說，德克錦認為滿族語言的保存狀況還是可以的。「其實語言之間有融合的，現在漢語裡，尤其是北京和東北的方言中，保留了不少由滿語詞轉化而來的詞彙，比如表示『那個地方』，東北人會說『那疙瘩』，這個『疙瘩』就是滿語詞的音譯。」類似的還有「磨蹭」、「邋遢」、「呵斥」等等，就連天津方言中經常出現的詞彙，都有滿語的影子，比如管口水叫「哈喇子」，表示生氣、翻臉的「翻呲」……德克錦說：「從詞彙的角度來看，人人都會說一點滿語。」
德克錦說，滿族人的民族特徵其實並不明顯，如果不會滿語，他們和其他民族的人沒有太大區別。「認識多年的朋友，很偶然的機會說起來，才知道都是滿族人，如果能夠用滿語交流，大概早就能發現了。」
德克錦告訴記者，從她身邊的情況來看，滿族人很多，然而能夠掌握滿語的滿族人極少，還以滿語為母語的，很大一部分是錫伯族人。據新疆師範大學法學院副書記，擔任民族理論、民族學等學科教學的鋒暉老師介紹，錫伯族和滿族血緣關係非常密切，錫伯族的語言文字就是清代的滿文滿語。鋒暉認為在語言方面，它們就相當於方言和普通話的關係。「滿語在清朝時有三大方言，京師方言、盛京方言，另外在黑龍江那邊還有一種方言。錫伯語屬於滿語的盛京方言。」
清朝時滿族的方言很多，於是有形成官方統一語言的需要，便藉助文字來進行規範和要求。因此清朝時沒有錫伯文這個稱呼，錫伯族用的文字稱之為滿文。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前一次語言文字改革——在原滿文的基礎上，把重複的一些字母去掉，又增加了三個滿文中沒有的字母，才形成了今天的錫伯文。改動其實非常小，用錫伯文去看滿文的史料沒有任何語言障礙。
有些人說錫伯族是滿族的一部分，錫伯語就是滿語，鋒暉認為這種說法其實是不對的，「我們覺得這樣說最合適：錫伯族和滿族共同擁有一種文化、一種語言文字。錫伯文是對滿文的傳承和發展。」鋒暉指出，今天全國的滿族人口中，會滿語的老百姓只有寥寥數人，唯一保留滿語、傳承著滿族語言文字的就是新疆的錫伯族。在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範圍之內，錫伯語曾經還是重要的交流工具——還在使用就能夠傳承。鋒暉以自己的母親為例，指出那一代人的錫伯語教學還延續到中學，屬於最後一批系統學習錫伯文的本族人，「但到我姨那代，錫伯語的語言文字教學全停了，所以她只會說而不會使用文字，語言也只限於日常口語交流那種，到了書面語這塊還是不行。」
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剛建縣的時候，基本上沒有其他民族。現在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十幾萬人口，錫伯人只有兩萬零五百多人，排在第四位，可以說融合度相當高。鋒暉表示，如今在城市生活的年輕人一般都使用漢語，家庭裡面一定程度上倒是會使用錫伯語。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的農村中，語言環境則相對更好一些，「畢竟人口集中，但是錫伯語語言文字不納入國民教育體系，也不跟高考接軌。小學還保留著錫伯文的教學，但不受重視，師資力量也很單薄。」
■ 學習 民族認同感的高低直接關乎「語言態度」
以德克錦為代表的少數民族成員，之所以在成年後還願意去學習甚至推廣本民族語言，與其自身對於本民族的認同感密不可分。
對德克錦等人來說，能夠說上一口流利的滿語，是件很值得驕傲的事情。「北京有很多滿族人，大家卻感受不到和其他民族的人有什麼不同。」德克錦覺得，掌握本民族的語言，能夠讓人對這個民族產生更強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很多滿族人家裡都收藏有家譜，這些家譜都是用滿文寫的，能夠看懂自己的家譜，當然是一種對民族文化的認同。」
培訓中心的學員扎湖岱，曾經也是完全不了解滿語的滿族人之一。一次，她與一位彝族女孩聊天，她隨口問對方是否會說彝語，彝族姑娘很自然地說：當然會啊，誰不會說自己民族的語言啊？「這一刻，我真的被刺激到了，我是滿族人，卻不會說滿語。」
與滿族的民族認同感形成反差的是，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很多人並不認為會說壯語值得自豪。小韋的父親就是壯族人，父母經常用壯語交流，她從小也生活在壯族的語言環境裡，但小韋卻不大會說壯語。「小時候出去玩，說壯語是要被小朋友們嘲笑的。很多當地人認為『夾壯話』難聽，不願意讓小孩學，會說的小朋友因為害怕被同齡人嘲諷、排斥，也主動少說甚至不說。」小韋說，到了現在這個年紀，跟當年的小夥伴們坐在一起聊天，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對此感到遺憾，也會對自己「少不經事」有些後悔。「雖然說起來比較困難，但畢竟在這個環境中成長，還是可以聽懂的，能聽懂就還有學習的機會。但是仫佬話我真的是一點都聽不懂，我曾經特意去找過仫佬族的老人，想聽他們講一些本民族的語言和文化，但真的一句都聽不懂，完全沒有辦法交流。」
鋒暉認為，錫伯族現今還保留著對民族身份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還有對語言文字的傳承保護。「但融合也是歷史必然趨勢。」他覺得錫伯語似乎漸漸變成一種民族文化的象徵，失去原本的交流職能。「我個人認為，單純想把語言文字保留下來已經不起實際作用了。」鋒暉表示，隨著現代社會的一體化需求，各民族都在加速融合。本民族的歷史傳統和語言文字已經不太實用了。「我們能做到的，是把這些優秀的傳統保留下去，把民族文化中更多文化符號傳承下去。」鋒暉特別提到，全世界之所以知道錫伯族，就是因為他們傳承著滿文、弓箭文化這些文化符號。這些本民族靈魂的存在，是社會激變過程當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內核，一旦消失，會影響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南開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意西微薩·阿錯多年來從事漢藏語比較、語言接觸研究，承擔少數民族語言學、瀕危語言研究等方向的項目。在他看來，以上截然不同的現象，可以歸結為「語言態度」問題。
「語言態度也是語言瀕危程度的重要指標。通常來說，即使社會地位偏低的語言在語言態度上感覺不夠『高雅』，但是往往能夠感覺其『親切』——面對正在失去的母語，很多人無限依戀又無可奈何。然而當母語者自己感覺難聽，甚至牴觸、不願學的時候，從理性評價到情感評價都已失去了對母語的信心，一種語言的生命至少在這些人身上已經徹底死亡。」據介紹，語言態度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估語言活力及瀕危狀況的9項指標之一，亦即第1項指標「代際傳承」。兒童決絕母語，意味著從根本上斬斷一種語言生命線。很多人到了年長才感覺到母語的可貴，但是兒童時代如果已經拒絕，代際傳承中斷，再接續就千難萬難了。阿錯老師表示，一種語言的消失，這種災難絕不亞於物種消失。正在消失的物種可通過留存基因的方式保存進而將來可以復活，然而語言的消失是永遠的，即使留下再豐富的文獻記錄乃至音視頻的記錄，總歸是死亡的材料，語言的生命只能在鮮活的口耳之間加以繼承與延續。
■ 補救 當地經濟、雙語教育、後期培訓都對語言傳承有影響
出生於1965年的何述強是廣西壯族自治區作協的秘書長，何述強也是仫佬族人，或許是從小生長在羅城縣的原因，何述強對於本民族的語言文化了解得比小韋多，他還曾專門寫過一本相關書籍，名叫《鳳兮仫佬》。
何述強對於仫佬族語言文化傳承的看法，要比小韋和母親樂觀很多。在他看來，一種民族語言是「強勢」還是「弱勢」，與該民族的經濟狀況有很大關係。「羅城縣的人口有三十四五萬，其中大多數是仫佬族。雖然跟滿蒙等民族相比，人口非常少，但如果說仫佬話瀕臨滅絕，還為時過早。」何述強告訴記者，因為仫佬族本身就是個很開放的民族，對漢文化的接受程度也比較高，所以民族本身並沒有萎縮的態勢。另一方面，仫佬族的語言文化圈集中在羅城縣縣城附近的兩三個鄉，從地理位置上看，佔據的是羅城縣最好的區位，比較富庶，所以外鄉人很願意嫁到這裡。「語言的習得主要看語言環境，嫁到仫佬族語言文化圈的人，很快就能夠通過日常的交往學會聽說仫佬話。隨著人口的增長，會說仫佬話的人其實是在增多的，只是比較集中，沒來過這裡的人會覺得好像沒什麼人會講仫佬話了。」在何述強看來，只要在民族語言的聚居區，人口保持穩定，其語言傳承就不是問題。「但有些民族地區比較閉塞，經濟狀況不好，青壯年都選擇出去打工，也沒有姑娘願意嫁到這個窮地方當媳婦，這種民族語言的傳承就面臨危機了。」
與何述強所描述的，民族語言通過嫁娶、人口流動等自然接觸而得以傳承不同，德克錦已經有意地把滿語培訓做大做強。
2007年，德克錦開始對滿語產生興趣，那年冬天她在網上找到一家滿語培訓，從學生到助教再到老師，2010年的時候她已經成為培訓中心的負責人。「開始時就三五個人，培訓也沒有固定的名字，比如這次叫『鼓樓滿語培訓』，下次改在別處就換個名字。」德克錦告訴記者，很多人都以為北京有多家培訓組織，一問才知都是這一家。「後來我們就起了索倫珠這個名字，這個滿語詞有召喚夥伴、不畏艱難、逆流而上的意思。」德克錦告訴記者，學的雖然是本民族語言，可還是遇到不少困難。由於沒有語言環境，他們只能像學外語一樣去背那些詞彙和語法。「資料裡記載的大多是書面語，在實際生活情態中的語氣、表達，就只能到生活中去找。」她身邊有不少人會到錫伯人聚居區去，體驗那種以滿語為母語的語言環境。「書本和實際使用的差距還是有的，學了很久還是聽不懂說不出的情況也是有的，我覺得我還在磨合中，不敢說完全掌握了口語。」
現在，德克錦身邊已經聚集起了不少能夠用滿語進行日常會話的人，「可能大家能聊的話題不一樣，但是大家都儘自己所能多使用滿語。」來索倫珠學習滿語的人越來越多，培訓班人數累計已有千餘人，甚至還有外國人。最小的學員是初中生，最大的有七八十歲老人。大家來學習滿語的理由多種多樣，有的是覺得身為滿族人不會滿語有點丟人，有的是因為地安門的小吃很好吃而對滿族產生興趣，還有很多人是喜歡看清宮戲、為研究清朝文化特意來學滿文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其實應該感謝清宮戲，吸引了很多人來關注滿族文化。」
說是培訓中心，其實這裡更像個學習滿文的沙龍，滿族的文化習俗、服飾、書法、奏摺、家譜等內容都是教授的範圍。學員們通過各種途徑聯繫到培訓中心後，就可以在每周日來培訓中心學習，整個教學過程都是免費的。「一期下來，能夠進行簡單的語言交流，學會基本的滿文語法結構。」
有些民族進行雙語教育目的是學習漢語，而錫伯族雙語教育的目的是為了保留本民族的語言文字及文化傳統。鋒暉介紹，錫伯族人採取的保護措施，首先體現在小學和學前教育的雙語教育中。一些託兒所、鄉裡的小學都會安排錫伯語課程，不過只是針對學前教育學生和小學生。「這邊有些小學二年級以後就再沒有錫伯語課程了。」此外針對幹部，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黨校也定期辦初級和中級的錫伯文學習班，「培訓現在已經辦過十幾期了，一定程度上也在緩解語言文字的瀕危狀況。」
此外，鋒暉還提到當地一些民間組織也開辦了錫伯語學習班，年輕人更是想方設法希望通過一些喜聞樂見的形式來傳承民族文化。「語言如果不被老百姓所使用，僅靠教學、科研來傳承還是太單薄了。」鋒暉說他們之前做過錫伯語配音版的《機器貓》等動畫片，接下來還想搞一些低成本的配音電影、小品、笑話、翻唱歌曲，「用錫伯語翻唱俄羅斯的一些老歌、鄧麗君的一些老歌。這都是低成本運營，還容易被老百姓接受和喜歡，這樣文化壽命就會更長一些。」雖然錫伯語在使用上還是難免面對大幅度縮減的現狀，但鋒暉認為，民族精神、民族傳統還是不能丟，要儘可能把其中優秀的部分傳承下去。
專家看法 語言除了是交際工具 更是文化載體 多元是其生命
儘管借著清宮劇的東風，索倫珠的滿語培訓愈發蓬勃，但在阿錯老師看來，沒有官方的保護措施，即便是藏維蒙等大的民族語言情況好一些，但是與過去相比仍然是每況愈下，國內的少數民族語言總體走下坡路的態勢是不爭的事實。
「政府主導，採取措施提升民族語言的經濟價值、提倡語言多元的共同價值，尊重少數民族文化傳統，並且通過義務基礎教育階段加強母語教育等等，都是保護語言傳承必需的措施。」阿錯老師表示，一方面，政府、教育部門和民間團體有責任和義務採取措施，幫助弱勢語言儘可能地得到保護，幫助少年兒童獲得良好的母語文教育。目前而言，可以採取的最為有力的措施是提高民族語言應有的經濟價值。比如抓住升學和就業指揮棒：民族自治地方，升學、就業必須通過民族語水平測試。服務自治地區基層的公務員、事業人員，無論是本民族還是漢族人，必須擁有當地民族語言的特定水平：服務當地民族，這樣的要求合情合理合法。這樣，本民族母語者升學和就業的機會大大增加，民族語的經濟價值、社會地位必有提高。另一方面，對於每個人來說，根據自己的條件，必須儘量做點什麼，想方設法保住自己孩子的母語。那麼代代傳下來，母語的生命就得以延續。假如做不到保住孩子的母語，也得傳達母語寶貴的信念，傳達給孩子，傳達給朋友，傳達給能夠傳達的一切人。
「有人擔心孩子學了民族語，漢語學不好。如果真是值得這樣擔心的地方，那倒說明，母語環境很好了；相反，如果母語環境已經岌岌可危，漢語已經很普及了，完全不用擔心學不好漢語。語言學習最重要的是環境。對於人類來說，最難的事情莫過於學習語言：如果脫離了環境的話——中國學生學習十幾年外語，還是學不好，就是這個道理；同樣，對於人類來說，最容易的事情莫過於學習語言：在環境中薰陶，不用學習就自然獲得。」
對於像小韋外公那樣，婚後因為伴侶不會本民族語言，而放棄使用仫佬話交流的現象，阿錯老師表示，婚姻確實可能帶來語言繼承上的問題，但也可能帶來語言習得上的收穫。「我是藏族，我夫人是說漢語的羌族，我的孩子們現在漢語和藏語都很好。當然作為家長我付出了相當大的努力。我的二女兒在天津出生，3歲時才第一次回家鄉，這時候，她卻只會說藏語，不會說漢語。我們努力從家鄉請保姆，沒人願意來，我們就把保姆的孩子也接來天津上學，承擔全部費用；保姆不會騎車，我們堅持早晚騎自行車接送保姆的孩子。每年暑期堅持長途跋涉回到家鄉，讓孩子接觸母語。只要個人或者政府能夠採取措施，就有可能防止不利的方面，甚至取得更加有利的效果。」
之所以付出這麼多的心血保證孩子會說本民族語言，阿錯老師說，是因為民族語言在文化傳承中的地位意義是不言而喻的。語言的社會功能，一方面在於交際，是重要的交際工具；另一方面在於傳承文化，是最重要的文化載體；同時語言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從交際的功能說當然越統一越好，最好全世界只說一種語言，這樣交際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然而作為文化載體與文化現象，多元是其生命。「過去我們過多強調語言的交際功能，忽視語言作為文化載體和文化現象的重要方面。不但很多民俗、傳統需要語言文字來傳達傳承，一些重要的藝術門類直接就是語言的藝術，甚至是一種活的有聲語言的藝術。例如廣泛在蒙藏地區傳承的格薩爾-格斯爾英雄史詩，至今仍然是活著的史詩。語言如果失去，這一切也就灰飛煙滅。」
「對於一個民族來說，語言與文化，是民族的生命，失去了語言，失去了文化，血緣傳承毫無意義。不管是自己的母語還是其他族群的母語，一種語言的瀕危與消失，是人類共同的悲哀，是人類共同的損失。中國境內語言豐富多彩，是中國人共同的財富。努力保護多元的民族語言，以及保護多元的漢語方言，都是惠及全體中國人民乃至全人類的偉大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