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寫鄉村，不代表一定要寫城市
作者 阿乙
阿乙新作《遇見未婚妻》刊載於《花城》2020年第3期，責編 李倩倩，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即可購買紙刊。圖 | 坂田融
按：去年底，我在梁文道先生的音頻節目「八分」裡就一些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這裡我擇取其中三個問題。這些看法雖然粗淺，但代表了我最近的思考。希望這些思考能得到讀者和同行的指正。
問：有什麼新作品在創作？你說，在《早上九點叫醒我》之後，就不會再寫鄉村了，新作品會關注哪個方向？
答：現在回頭看，我的寫作起於2008年，到2018年，正好十年。它完成了一個過程：從短篇小說寫到中篇小說，再寫到長篇小說。出版順序也是如此，短篇集《灰故事》《鳥看見我了》之後是中篇《模範青年》《下面，我該幹些什麼》，最後是長篇《早上九點叫醒我》。《早上九點叫醒我》是以我出生的鄉村為背景寫的，講述一個農村大魔王隕滅的故事。在寫的過程中，我感覺到一個奇異的現象。鄉村，我們知道，幾千年來都是固定的物質，和山體、石塊一樣永恆。但在進入21世紀這20年後，你會看見它在坼裂、瓦解、崩塌。我出生在江西省瑞昌市九源鄉下沅村。每年我回到鄉村，都能感受到它在萎縮。年輕人在三種情況下回到鄉村：祭祖、送葬，以及自己死亡。鄉村只剩一些老人，死一位埋一位，埋一位少一位。我念書的小學，教室長滿荒草。據說有的地方，野豬、兔子已經堂而皇之地到村莊生活。《早上九點叫醒我》寫的是鄉村生活的盛景，寫它的熱鬧，可以說熱鬧到了極限，可是透過這種熱鬧，又看見它行將瓦解的痕跡。就像天空，特別輝煌和寂靜，寂靜得可怕，透過這種寂靜我們可以感知它即將碎裂，雷雨會到來。或者，像一個人臉色特別紅潤，眼睛特別明亮，透過他身上散發出的這種活力，我們知道他行將死去。我的長篇《早上九點叫醒我》寫的就是鄉村生活的迴光返照。我說它是「天徹底黑下來之前最刺眼的一道陽光」。
我幾乎集中了所有的認知、所有的材料來寫這部長篇。寫完之後，就無法再寫鄉村了。一是自己再也不能從鄉村挖掘到寫作的礦源；一是鄉村作為社會舞臺，作為人際關係呈現的空間，已經無可挽回地成為歷史。它在遠離人們的日常生活。我記得格非教授在寫完《望春風》之後，也提過不再寫鄉村。《望春風》是格非教授關於故鄉和鄉村題材的收官之作，他說：「鄉村已經邊緣到連根端掉，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即便中國的鄉村生活還遠遠沒有結束，但它對我來說，是徹徹底底地結束了。」對我來說，也是如此。
問：新的文學舞臺為什麼不是城市，是因為城市人的麻木或是城市生活的雷同嗎？
答：前邊提到，鄉村寫作在格非教授、在我、在一些文學的實踐者那裡，已經結束。很多人開始鳴金收兵。我記得張藝謀導演說過一句話，拍電影要有預見性，因為拍電影周期長，等拍完，事情就可能過時。今天，你很難想像90後、00後的讀者會去感興趣發生在六七十年代的故事，會對掙工分這樣的事感同身受。只要我們是一名客觀的創作者，以客觀世界為描繪對象，我們就得面臨這一嚴峻的問題。鄉村生活結束是正在發生的不可逆的歷史，人們社交的舞臺遷移到城市，未來最廣泛的人也生活在城市。可以說，未來文學的主要背景也是在城市。這時提倡「城市文學」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像《青年文學》雜誌就連續兩年推出「城市文學」排行榜。類似的言說我在青年學者徐勇文章裡見過。最近幾年，一批以城市為書寫對象的作者也受到批評者和市場的歡迎。
在實際生活中，我已經失業六年。如今，我感覺自己在文學上也瀕臨失業。時代似乎在拋棄我們這些生在鄉村、長在縣城、寄居於城市然而從精神和生活上都無法自如地融入城市的作者。我在城市生活已有十八年，然而卻非常少地以城市為寫作標的，或者以城市為寫作背景。不是我不想寫，而是我寫不來。這裡面有兩個原因：一、我在這十八年的城市生活裡少於主動出擊，深入生活現場；二、在鄉村，我有大量可以掌握的人，在城市，大量的人我不能夠去掌握。在鄉村，人們的生活和性格趨於簡單，偏近於漫畫，容易典型化。在城市，人更像是無法解釋的深淵。
對城市文學，我的了解也極為有限。我想它是一個龐雜的概念。有時候它是納博科夫式的，有時是卡佛式的，有時是王朔，有時是張愛玲，有時是已故作家荊永鳴所呈現的模樣。很多人都在塑造它。但因為城市不是我的故鄉，使我在進行城市文學創作時處於完全的落後狀態。
問：新的文學舞臺會在什麼地方建立起來？
答：這幾年，我的寫作一直處於懸停狀態，缺乏突破。一度我想重演前十年的過程，從短篇寫起，寫到中篇，以長篇告結。對我這樣的強迫症患者來說，重新來過總是會帶來激情。但是這一次的激情未能持久。最近，在寫作中途，我明顯感覺到自己對所寫之物的輕微的厭惡。之所以還往下寫，是為了結束它。我感受到自己和所寫的小說之間的分裂。這種分裂過去也有，只是感受不如今天這樣強烈。
將文學分為「鄉村文學」和「城市文學」是一項創舉，但其實對我形成認知障礙。一度我注重於敘事技巧、敘事結構、敘事圈套，想以此來抵消自己在「城市文學」創作大潮中的弱勢。有一天，也許就在今年（2019年）十月，革命性的發現出現了。我發現自己可以繞過這種地理式文學劃分所設置的障礙，進入到另一個巨大的創作礦床，進入到另一種豐沛的自由中。這種發現來自於我對馬塞爾·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的重讀。上一次閱讀沒有進行完，這一次我打算讀完它。我看到普魯斯特研究者安德烈·莫羅亞這樣劃分文學：一種是像巴爾扎克《人間喜劇》那樣的，把外部世界作為自己寫作的領地，旨在描繪整整一個社會；一種是普魯斯特式的，人的精神重又被安置在天地的中心，小說的目標變成描寫為精神所反映或歪曲的世界。
莫羅亞說：普魯斯特不是從廣度，而是從深度開挖他的礦脈。
我意識到在過去，我或多或少地走在巴爾扎克的路上，將自己當做一個客觀的社會描寫者。隨後，在2019年12月2日澎湃新聞對格非教授的採訪裡，我看見一個有點相似的劃分。格非教授說：「今天大部分小說是審美、智力或娛樂的遊戲，如何呈現生活的真知這一點被屏蔽了。所謂生活的真知，指在寫一個人物時，作家應該調動真正的經驗，即自傳性。或者說，要能從小說裡看到作家自身的精神內涵、追求，作家自己的的痛感和對生活的理解。」我一直熱愛中國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這其中從實踐和理論兩方面同時做出表率的是格非教授。我從他身上汲取營養很多。這一次也是這樣。那麼回到這個問題上來，新的文學舞臺在什麼地方建立起來？它應該向內轉，變得和作者更緊密。作者不再僅僅是一個資料和社會新聞的搜列者，他從此可以將更多的精力運用到他精神上所念念不忘和耿耿於懷的東西上去。他有必要用手電筒將發生在自己歷史上的事重新探照一遍。他的目標是「通過一個人的一生和一些最普通的事物，使所有人的一生湧現在他筆下」。
簡而言之，一個全能的寫作者結束了，一個精神上的自視者將要出現。
阿乙
江西瑞昌人，生於1976年。出版有短篇小說集《灰故事》《鳥，看見我了》《春天在哪裡》《情史失蹤者》，小說《早上九點叫醒我》《下面，我該幹些什麼》《模範青年》，隨筆集《寡人》《陽光猛烈，萬物顯形》。曾入選《人民文學》「未來大家TOP20」、《聯合文學》「20位40歲以下最受期待的華文小說家」，長篇《早上九點叫醒我》獲選「《亞洲周刊》年度十大中文小說」，作品被翻譯10個語種20個品種，被《華盛頓郵報》《晚郵報》《國家報》（西班牙）評論介紹
原標題：《不寫鄉村，不代表一定要寫城市 | 阿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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