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古籍裡的文字活起來?去《義烏文史讀本》中找答案

2020-12-09 錢江晚報

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馬黎

最近,有一套叢書《義烏文史讀本》(以下簡稱《讀本》)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叢書共三種,分別是《義烏文史讀本》普及版、拓展版及《義烏名家名篇導讀》。

書的名字聽起來,似乎不太起眼。

在《讀本》普及版、拓展版的封面上,寫著三位主編的名字: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張湧泉、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樓含松、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馮國棟。《義烏名家名篇導讀》的主編,則是義烏市教學名師王鴻。

如果熟悉浙江文史,你應該能感受到這套書的分量。而前不久,書的首發式放在了一個小學舉行——義烏市新絲路學校。

翻開書,我們看到了駱賓王的《詠鵝》,很多幼兒園小朋友都會背。但就是這麼一首「簡單」的詩,編者依然不厭其煩寫了詳細的注釋,白話翻譯,還有導讀,並提示延伸閱讀的內容,以廣見聞。詩歌前面,還有駱賓王的簡介——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駱賓王是義烏人吧。

再看看三位浙大教授組建的這支明星編委團隊——近二十位教授,包括浙江省特級專家、浙江大學教授束景南先生,國家級教學名師、浙江大學教授吳秀明先生,浙江大學求是學者、教授董平先生,浙江省中醫藥研究院國家級名中醫盛增秀主任中醫師,復旦大學教授傅傑(現已調任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特聘教授)先生,等等。

叢書的前言裡,編委會寫了這麼一段話:

作為一本鄉土文化讀本,我們希望本書能夠成為義烏中小學生、機關幹部、廣大市民和外來經商務工人員的案頭常備讀物,也成為提升義烏形象、弘揚義烏精神的一張文化名片,更希望本書能夠為義烏的發展提供文化支撐和精神動力。

這些浙江文史學科的頂級學者首次同框,為什麼卻編了一套義烏文史名家名篇「科普書」?

首發式結束後,在新絲路小學,錢報記者採訪了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張湧泉。

傳統文化怎麼創造性轉化?如何創新性發展?張湧泉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這些年,各地掀起了古籍整理影印的熱潮,比如《巴蜀全書》《山東文獻集成》《江蘇文脈》等等,而在浙江,省級層面有《浙江文叢》《浙江文獻集成》,地市級的有《杭州文獻集成》《新編金華叢書》《衢州歷史文獻集成》《台州文獻叢書》《溫州文獻叢書》《紹興叢書》《嘉興叢書》等等;縣級的有《義烏叢書》《象山縣地方文獻叢書》《溫嶺叢書》等等。

「這些大部頭古籍的影印或整理彙編,作為一種文化積累,自然是需要的、必須的,也很重要。但這些書往往部頭都很大,水平參差不齊,精粗混雜,且多用文言文寫成,普通老百姓看不懂,也沒有時間或興趣看。」

如何引發普通人的興趣,又能看得明白?

張湧泉是義烏人,他首先想到,家鄉人到底了不了解這座城市的文化?

37年前,他從杭州大學中文系畢業,分配到故鄉義烏縣文化館工作,承擔的具體任務是為館藏的約五萬冊線裝古籍整理編目。

「走進撲滿灰塵的書庫,我既為家鄉豐厚的文化底蘊所震撼,也為這些豐富的寶藏沒有得到充分的開發利用而惋惜。」那幾年,他在整理這些古籍的過程中發現,其中有大批家鄉先賢的著作,包括南北朝的傅大士,唐代的駱賓王,元代的黃溍、朱震亨,明代的王褘,清代的朱之錫、朱一新,以及現代學者陳望道、吳晗,著名作家馮雪峰、王西彥等,從義烏走出來的文化名人太多了。

但是,那些珍貴的古籍並沒有對外開放,普通人對先賢的著作也知之甚少。

兩年後,他成為新成立的義烏圖書館的首任館長,曾計劃編纂一套「義烏小叢書」,把歷代先賢最優秀的詩文推介給普通民眾。但不久以後,他考上了研究生,這一設想沒來得及展開,就不得不擱置了。

2017年11月24日,張湧泉應邀回故鄉參加義烏市海內外高層次人才聯誼會成立大會,當選理事。聚談間,他提出,想為家鄉編纂《義烏文史讀本》。義烏市委書記林毅當時是市長,對這一設想很感興趣,當場就拍板表示支持。

「編纂《義烏文史讀本》,就是為了做好義烏優秀傳統文化的普及工作。」編者從浩瀚博大的義烏歷代典籍中精選一百多篇作品,分類編排,普及版、拓展版設置「歷史回望」「山川風流」「文史名篇」「規約家訓」四大板塊。其中,「文史名篇」為重點,包括作者簡介、選文、注釋、導讀、延伸閱讀,並輔以必要的圖片。

但是,像黃溍、朱震亨、王褘、朱一新、陳望道、馮雪峰、吳晗、王西彥等大家,遺存作品的字數都多達數百萬甚至近千萬之巨,要從中把那些最經典的詩文遴選出來,可謂披沙揀金,確非易事。而記者在書裡看到,每位名家的篇目數量保持在三到五篇左右,像駱賓王就有五篇。

張湧泉說,編委們第一時間提供了可供選擇的基本篇目,從而為入選篇目的最終確定奠定了基礎。

「現在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義烏歷史上的一些最經典、最有價值的文字,都已收錄於本書。」張湧泉說。

但問題又來了。

傳承至今的歷史文獻,往往有不同的版本;版本不同,內容往往也有出入,從而會影響選本的水平和質量。所以確定了選目,還需要進一步決定據以錄文的底本及必要的參校本。

這就涉及到定什麼本子的問題。

張湧泉說,本書儘量選用那些時代較早或者經過作者本人或傳刻者精心校勘的文本,並在每篇錄文之後標註說明。比如駱賓王的選文,以極為罕見的宋蜀刻本《駱賓王文集》十卷本為底本。

選定了底本,接下來的重要工作是錄文。

由於主客觀的原因,要保證文獻錄文的準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但需要校錄者紮實的學術根底,更需要嚴謹細緻。

有時為了一個字詞的準確性,撰稿人就要查對很多文獻。

比如,清張若霈《重建東江橋記》,原文記建橋「工手指數千」「椽柱瓦埴之屬千」。

這句話裡的「指」和「瓦埴」,很是眼生,有沒有錯?

初稿把「指」錄成了「值」,「埴」錄成了「植」,似乎更順。其實「指」「埴」不誤,本書專門出注做了解釋:

「工手指,工匠工數。工手,工匠。指,量詞,用以計算人口。清魏源《聖武記》卷六:『乃伐箐中數百丈老藤,夜往鉤其柵,役數千指曳之。』」

又云:「椽柱瓦埴之屬,泛指橋亭上的各種建築材料。瓦埴,磚瓦。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八五《峨眉歷代耆宿》:「西域聖僧名阿婆多尊者,來禮峨眉。而觀山水環合,同於西域化城寺地形,依此而建道場。山高無瓦埴,復雨雪寒嚴,而凍裂不堅,故以木皮蓋殿,因呼為木皮殿。」

這樣一解釋,原文便怡然理順,「指」「瓦埴」顯然沒有錯誤。

那麼,前賢自己修訂的版本,是不是就能保證萬無一失?他們依然不放心。

張湧泉說,即便是古代精校精刻的文本甚或作者自定的本子,也會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需要參考其他本子或用理校的方法加以糾正。

第四編「規約家訓」中有一篇《溫軍門六歌》,《讀本》據崇禎《義烏縣誌》收錄,其中第五歌、第六歌底本都不完整。後來,編委們發現梁伯蔭修、羅克涵纂民國《沙縣誌》也收了這六首歌,因而據以補足了原本脫漏的文句,並連帶糾正了底本的多處文字疏誤。

再如吳晗《論貪汙》一文,反覆權衡,《讀本》選用作者生前修訂出版的《投槍集》本為底本,但他們發現,此本也存在少量排版方面的疏誤。

如「皇后的教令和皇帝的制敕並行,藩鎮奉之加一」,「加一」不通,而早期的《歷史的鏡子》本作「如一」,「如一」顯然是正確的;又如「看看歷代復亡之原」「明太祖有懲於元代的復敗」兩句,其中的「復」字底本如此,而《歷史的鏡子》本皆作「覆」,「覆」指覆滅、滅亡,作「覆」無疑是正確的。

諸如此類,《讀本》皆參考《歷史的鏡子》本訂正。

「我們可以自信地說,《讀本》所收詩文錄文的可靠性很高,有的甚至超越了作者本人修訂過的文本。」張湧泉說。

書裡還糾正了一些相傳已久的錯誤。

比如,明代王褘(huī)的名字,究竟是「褘」還是「禕(yī)」?傳世的史書和權威工具書多作「禕」。讀本根據宋濂的佚文、王褘傳世的印章、王褘兄弟王裕、王補之名皆從衣旁等多重證據,確認為王褘。

歷代的高文大典,博大精深,要讓它們走近普通人,還需要進行精準、詳盡、系統的闡釋,這也正是《讀本》傾注心力的地方。

每篇選文,除了前置的作者介紹,還包括注音釋義、導讀賞析、延伸閱讀等內容,努力在深入淺出、通俗易懂上下功夫。

每篇稿子是怎麼完成的?

每位撰稿者完成初稿後,主編逐字逐句逐篇進行審讀,提出修改意見,再返回撰稿者修訂,最後提交主編審讀定稿。《讀本》中的每篇詩文都經過這樣來來回回的推敲打磨,比如駱賓王選文就修訂過五次,儘可能做到注文的準確可靠。

拓展版第三編駱賓王《上吏部裴侍郎書》,初稿有云:「撫躬存亡,何心天地?」修訂時據底本改「存亡」為「在亡」。

為什麼?

我們看看撰稿者在書裡的註解:「撫躬在亡,面對生者和死者自我反省。在亡,生者和死者;一本作『存亡』,義同。唐柳宗元《酬韶州裴曹長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因以見示二十韻》:『在亡均寂寞,零落間惸鰥。』」可見底本「在亡」不誤。

每一個字,都要追根溯源,而不是隨意拼湊,拼盤式閱讀。

「我們想讓書寫在古籍裡的文字活起來。就地方文獻的弘揚普及而言,這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就高校教師而言,這是我們走出書齋,把著作書寫在鄉村民間的具體行動。」張湧泉建議,每個縣、每個地區、每個省,都應該有各自特色的文史讀本,《義烏文史讀本》或許可以作為參考和借鑑。

【延伸閱讀】

給小學生看的《義烏名家名篇導讀》導了什麼?聽王鴻校長說——

「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然而古詩文辭約意豐,意境悠遠,晦澀難懂,需研摩體會,才能明其意,賞其美,這無形之中會增加閱讀理解的難度,使孩子與其遺憾錯過。《義烏名家名篇導讀》正好彌補了這種缺憾。

根據選文,導讀本設置「名篇賞讀、名居研學、名家檔案、名人導航」等板塊,幫助孩子更形象直觀地走進詩文,與先賢為友,與經典對話。

導讀本中設置了研學路線,以「故園情、故事吧、名人匯、詩畫廊」等形式引領孩子探尋名人故居,了解義烏文化名勝,激發熱愛家鄉情懷。同時設置了「思緒苑、朗讀亭、論劍臺、鑑品軒」等板塊,帶領孩子明象入境,走進畫面,感悟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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