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出版指由政府主持的出版活動，分為中央官方出版和地方官方出版兩類。中央官方出版通常根據皇帝的詔令，由文官負責編輯修撰，國子監等國家機構執行，佔有多方面的優勢資源，享有國家的重要支持，依託最具實力的「編輯出版團隊」，所以最能體現國家的意志與實力。中央官方出版是南宋大力發展文化的主渠道和重要陣地。
一、迫切意義：崇文祖制與典籍恢復
一方面，南宋人以「文治」重拾立國信心。南宋初期諸帝憑藉武力恢復疆土的失敗，使其備受打擊，於是大力發展文化。這既秉持了宋王朝自太祖以來「崇文」的「祖宗家法」，也成為重拾信心的主要途徑。南宋大力重建官方文化資源，推求「文治」，傳承文脈，以期重現北宋文化繁盛的局面。
《書林清話》云：「紹興南渡，軍事倥傯，而高宗乃殷殷垂意於此，宜乎南宋文學之盛，不減於元祐也。」另一方面，在南宋文化復興的道路上，典籍的完備乃是基礎，兵燹損毀等因素使得大力進行書籍出版成為必然之舉。書籍是人類文明的重要載體，尤其在科技水平有限的古代，書籍的數量和質量更是文明傳衍最為鮮明的體現。
國家在文學、法律、醫藥等諸多方面的文化成就都可以通過書籍得以展現。然離亂之後，三館典藏狼藉泥中，「靖康之變」的兵禍中館藏典籍遭到嚴重損毀。汴京陷落後，金國對北宋的典藏書籍甚至「編輯出版工作人員」進行了大肆的搜刮與搶掠。
靖康元年（1126年）入國子監取官書；次年（1127年）又來搜刮閣三館書籍、監本印版、文集，甚至擄走部分學士院待詔、國子監書庫官、秘書省書庫官。搶掠後，代表著北宋百年積累的三館秘閣書籍毀於一旦。如《宋會要輯稿》所載，「文書之厄，莫甚今日」，致使南宋伊始，「史院片紙不存」。在文化復興之路上，典籍文獻的完備必不可少，因此，南宋王朝迫切需要通過出版來進行恢復。
典籍遭到嚴重的破壞，南宋官方出版面臨從零起步的艱難境況。朝廷大力開展出版活動，客觀上繼承了民族文化，凝聚了民族精神。書籍出版是文化得以傳播的重要媒介，官方對書籍的編修、出版，促進了文化的繁盛，是南宋偏安王朝文化復興的主要途徑，也為古代中國學術思想和文學藝術又一巔峰時期的到來注入了一針「催化劑」。
二、保障機制：崇文國策與機構人才制度
典籍完備是施行文治的首要條件和重要依託。南宋承襲趙宋立國以來的崇文國策，恢復典籍成為南渡後的一項重要任務。書籍出版由此獲得了大力支持。與此同時，宋朝龐大的文官體系也為官方出版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與強大的智力支撐。秘書省、翰林學士院、國史院、國子監等機構，為書籍的編纂、校對、出版、儲藏提供了專門的場所、專業的人員和高超的技術。
其一，貫徹崇文國策為官方出版提供了根本依據。北宋自開國初，欲以文化成天下，恢復唐季五代戰亂毀棄的風化雅正，明確了以文治國的基本方針。書籍是中央進行教化所依賴的重要媒介，如太宗所言：「夫教化之本，治亂之源，苟無書籍，何以取法？」宋朝廷大興文治的一個重要表現便是重視讀書、修書和出版刊印書籍。
「宋朝以文為治，而書籍一事尤切用心，歷世相承率加崇尚。編修出版書籍成為宋朝偃武修文、以文化成天下的重要舉措。開展文治的前提是典籍完備，因此官方大興出版成為文治國策下的首要之舉。北宋立國之初，「經籍文物，蕩然流離」。面對文化的「荒漠化」，宋初諸帝皆致力於書籍的搜訪和編修出版，太宗認為「千古治亂之道，並在其中矣」。北宋諸帝致力於復興經籍、訪求群書、開三館、選名儒、掌群書，刊印大型類書《太平廣記》《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冊府元龜》。經過宋初三朝的努力，三館「文籍大備，粲然可觀」。
南宋統治者強調對於「祖宗家法」的承襲，北宋崇文的國策得到了貫徹，書籍出版也成為南宋實現文化復興的必然途徑。南宋初，高宗、孝宗兩朝尤為重視典籍的搜羅與出版。高宗自雲「朕雖處幹戈之際，不忘典籍之求」，他極為重視恢復典籍，對國子監中的經籍缺失甚為關切，申令補充完備，「雖有所費，蓋不惜也」。
孝宗在位期間更是大舉復古興儒、詔令出版了若干種類的典籍，其間「正國家一昌明之會，諸儒彬彬輩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封建時代皇帝的意志即是國家意志的體現。朝廷崇尚文治，是官方出版勃興的根本依據。
其二，設置專兼機構為官方出版提供了制度保障。朝廷恢復典籍的決心，轉化成為相關的制度，為官方出版提供了有力支持。一是設立專門或兼職的編校出版機構。南宋設有國子監、秘書省等，為出版提供了專門的機構，是官方出版的重要依託。
國子監是最為權威的官方出版機構，被稱為「宋朝御用出版機構或皇家出版機構」。國子監受命於皇帝，奉旨出版，同時也直接接受皇帝的監督。宋徽宗《刪改校正監本書籍御批》，對國子監的出版情況進行了規範。國子監主要負責「掌印經史群書」供給朝廷之用。書籍編修完成後，一般由「國子監依例摹印施行」。監本書籍並非都在監中刊印，也有在地方政府刊印的情況。
尤其是南宋初期監中版籍凋零，於是多取版籍於江南諸州，王國維即雲「南宋監本正史多取諸州郡刻板」。國子監是南宋典籍恢復和刊印的主體，「國子監之印群書，雖漢唐之盛無以加此」，足見其無疑是南宋官方出版最主要的依託。秘書省「掌凡邦國經籍圖書」，是南宋的儲書和修書之地，也負責少數書籍的出版，如印曆書。北宋三館秘閣是官方書籍典藏和編修機構，館閣學士主要從事官方書籍的校對及編輯工作，負責在正史、諸子百家等官方典籍出版前進行校勘。北宋元豐改製取消三館，設置秘書省。
南渡後秘書省一度取消，「中興以來，復建秘書省，而三館之職歸之」。秘書省代替館閣後，秘書省校正即為校勘的專業人員，秘書省成為南宋官方典籍的儲藏之所和編輯機構。秘書省的機構設置中有專門的藏書和編修之所：其南有屋三間，秘閣三館書藏焉。同時設有專門的子庫和經庫。秘書省還設有「修書案」，是專門編校的管理機構。
此外，另有一些機構也具備官方出版的職能，如左司廊局，曾出版《春秋經傳集解》；太史局印歷所，掌天文曆法並且負責出版每年的曆書；禮部、刑部、太醫局等也會按照朝廷的要求進行一些出版活動。二是形成較為科學有效的編校出版規範。國子監形成了一套規範的編校制度和出版流程，無疑為官方出版的專業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國子監十分重視書籍的編校質量，在刊印之前要經過一個「三校」的程序。
三校制度最大程度地保證了準確性，此編校法沿用至今、影響深遠，彰顯了南宋的編校水平。秘書省也有著一套編校規範，即「校讎式」，其中提到的「用朱圈」以及「倒置於兩字間書『乙』字」等頗為科學有效，有的編校規範至今沿用，由此足見秘書省的編校工作具備專業化水準。
其三，選拔優秀人才為官方出版提供智力支持。秘書省等不僅提供了必需的書籍典藏場所，同時也涵養了人才，為書籍的編修提供了智力支持。秘書省和翰林學士院承擔了官方書籍儲備及編輯修撰的文化職能。兩個機構皆集聚了當朝文化精英之士，所謂「秘書郎文章高選」。學士院更是儲才之地，「朝廷兩府任人多擢於兩制」。這兩個機構在履行政治職能之外，還為官方書籍的編校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撐。
在朝廷的編輯出版機構中，秘書省已經得到了足夠重視，相比之下，翰林學士院所獲關注不夠。實際上，由於翰林學士是天下之文學英華，「一些大型的類書、總集與史籍的纂修，都是由兩制詞臣與三館學士為主參與完成的」。宋代著名的三大類書皆由翰林學士主持出版，甚至為數不少的官方書籍的出版乃是源自翰林學士的建議，譬如南宋孝宗朝所編修的《九朝正史》便是因翰林學士洪邁奏「請合九朝為一，壽皇即以見屬」。
翰林學士主要參與修撰實錄、國史、會要、起居注、時政記、正史等各類史書。「由翰林學士編著的前朝或當代的史事典制著作十分豐富。」北宋歐陽修曾雲「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元豐改制之後，「每修前朝國史、實錄，則設置國史、實錄院……翰林學士以上為修國史」。雖有國史院這一獨立機構，實際上其人員構成還是翰林學士。翰林學士是當朝的文學擔當，其加入更使得官方「編輯團隊」的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三、卓越貢獻：助推宋文化全面繁榮鼎盛
南宋官方大規模的出版活動憑藉朝廷的巨大影響力，帶動了文化的發展，有力地助推了宋文化的繁盛，使之成為古代文化的巔峰。
其一，南宋官方出版了各門類大量書籍，進行了豐厚的文化積累，促進了宋文化在各個領域的繁盛。南宋歷時的一個多世紀中，官方進行了大規模的經書、史書搜集出版，也編修出版了文學、律法、醫術、算術、韻律、地理、禮儀、農學等各個領域和門類的書籍，共同構築了繁盛的宋文化。
南宋官方整理出版的書籍主要以經、史為主。據《宋代出版史》統計，南宋國子監出版經部書籍佔所有出版書籍的56.52%，史書則佔總體的31.88%。南宋對經籍的恢復，以從地方政府收集、重刻為主的方法，「委諸路轉運司，遍下逐州縣尋訪」，「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
紹興末年，國子監根據所收集的各州道的監本書籍，進行了大規模的出版發行，但仍有不少殘缺，「故胄監刊六經無《禮記》，正史無《漢》《唐》」。國子監重新刊印出版了《六經》《 十二經正文》《十二 經正義》《十三經傳注》等傳統典籍。經過南宋幾朝的努力，經籍復全。這是延續民族傳統文脈的必然之舉，是南宋復興文化的重要根基，更是南宋人在政治創傷之中獲得文化慰藉的重要方式。
南宋編撰出版了本朝歷代的實錄以及國史等歷史典籍。為了政治與軍事的安全，「會要」「實錄」等不允許私人或坊間隨便刊印，因此官方政府是編撰和出版此類著作的唯一機構。史書的修撰又需要確保準確性，因而只有秘書省和翰林學士院等官方權威機構才能擔負起編修的職責。南宋李燾云：「《實錄》倘差誤不可據，則史官無以準憑下筆。」南宋主持編修前朝的帝紀和史書等，意圖在其中找到治理國家的經驗和教訓。這些史書也成為了後世重要的歷史文獻資料，豐富了歷史文化寶庫。
南宋官方對文學作品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整理和出版，如《樂府詩集》《西漢文類》《唐文萃》《白氏文集》等前代的經典文集；也有《東坡集》《晦庵先生文集》《呂忠穆集》《渭南文集》等本朝名家的作品集。宋代文學成就很高，大家林立，名作豐富，但這些文學文獻極易散佚，其保存有賴於有意識的整理出版。南宋官方也出版了一定數量的宋代作家別集，為文學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孝宗朝對北宋的文學成果進行了大規模的編修，下令出版《皇朝文鑑》，集中展示了北宋詩、賦、文等方面的成就。《皇朝文鑑序》云：「此非唐之文也，非漢之文也，實我宋之文也，不其盛哉！皇帝陛下，天縱將聖如夫子，煥乎文章如帝堯。」展現了南宋人對本朝文學的大力標榜，對趙宋大治、文事昌隆的讚頌，也暗含對本朝文學成就的自豪。
南宋官方還出版了學術、律法、禮儀、醫學等各類書籍。譬如律法典籍在戰亂中遭到破壞，「士大夫罕通法律……上患之」。官方重以修撰出版，如《紹興乾道淳熙慶元敕令格式》《淳熙事類》等。又如大典禮儀方面的《中興禮書》，醫藥類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大觀證類本草》等也是不可忽視的文化典籍。此類典籍對編校水平的要求較高，如醫藥類書籍關乎生命安全，縱然一字差誤也可害人性命，因此《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大觀證類本草》等由國子監出版，其質量得到了保障。
其二，南宋官方出版促進了精英文化的沉澱，也催生了不少新興文化樣式，豐富了宋文化的面貌，使其巨大影響力得以彰顯。恢復典籍，完成經、史、子書等的重刊，是南宋繼承傳統文化的第一步。隨著文獻的充實，在眾多學人的不懈努力中，以理學為代表的宋代新儒學最終得以形成。南宋學派林立，理學家學說出版眾多。
《中興館閣續書目》載：「承平百載，遺書十齣八九，著書立言之士又益眾。」南宋的官方出版對此也作出了應有的貢獻。高雅、正統的文化凝聚了士人觀念，引領了世風。南宋大規模的官方出版活動，助推了文化的發展，擴大了宋文化的影響力。南宋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弘揚，使得南宋文化成為一個範式，在當時的漢文化圈乃至今日，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力。
南宋官方出版帶動了整個出版事業的大發展，也同時催生了多種市井文化樣式，促進了世俗文化的發展。南宋朝廷對出版的極大重視形成了南宋自上而下的崇文氣氛，促推了地方政府和私人出版活動的開展，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到個人的書籍出版網絡，整個南宋的出版業大為興盛。「君臣上下，未嘗頃刻不以文學為務，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製作、講說、紀述、賦詠，動成卷帙，壘而數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
在南宋重文國策之下，士大夫受到薰染，進行了大量私人化的出版活動。周必大、範成大、陸遊、楊萬裡、洪遵、洪适、朱熹、張栻等在地方做官時皆進行了一些書籍出版活動。
南宋出版活動的興盛既承襲了傳統文化，也助推了自身文化的進步和繁盛，從而使南宋雖在地域上處於偏安之中，卻實現了文化的中興，成為宋文化的又一個高峰時期。同時，出版物作為文化成就的主要載體，也彰顯了南宋文化的極大繁盛。高水平出版物的廣泛傳播，使南宋在當時的漢字文化圈中佔據領先地位，「甚至對世界文明發展鏈的走向產生重要影響」。
宋文化的發展與廣泛傳播也奠定了南宋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的重要地位，這種影響力遠遠超過擁有強悍鐵騎的金國，為宋贏得了「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的極高評價。
四、結語
在一個國家的發展中，文化是一種更持久的因素，能夠在歷史進程中留下更深遠的影響。文化的傳承和發展關乎一個民族的興亡。在與「蠻夷」軍事對峙的劣勢中，南宋憑藉著文化優越感獲得王朝立足、士人立命的能力，南宋人在文化中找到了心靈棲息地。
南宋諸帝受命於國家危難之中，大力發展文化，最終實現了文化的興盛，宋文化也成為傳統文化的典範。這一切的發生，可以說南宋官方出版活動的大力開展功不可沒。
參考文獻：《書林清話》《書林清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