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女權主義逐漸成為中國公共領域中的重要話語之一。和女權主義者一樣，我也信奉性別平等的原則，可對她們的某些論調實難苟同。我知道女權主義內部存在分歧，有些主張女權的人並不希望自己被稱為女權主義者。出於方便和習慣，我仍使用「女權主義」一詞籠統地概括本文所批判的觀點和主張。考慮到大部分女權主義者，尤其是國內的代表人物，同時也是女性，我一律用「她們「指代女權主義者，希望身為男性的女權主義者不要介意。
輕視事實
據英國學者弗裡德曼（Jane Freedman）考證，1872年法國作家小仲馬首先在政治意義上使用了「女權主義」一詞，它被用來描述女人的男性化。早在1927年，社會學家潘光旦如此描述了當時的女權分子：「有少數女子，和大多數普通的女子不同，她有許多不像女子的品性，或是情感薄弱，不想嫁人；或是女性薄弱，不想生子，同時她也許不無相當的文學天才，或藝術天才，甚至有些少組織和調度的能力。」今天的某些女權主義者也確實給人以男性化或女性氣質較弱的印象。
在當代中國女權主義的代表人物中，我們不難找到這樣的例證。中山大學中文系的艾曉明教授在女權界赫赫有名，她的一篇專訪標題便是《我大概勉強可以歸為女人》。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戴錦華教授是另一個範例，她在年輕時就被學生起了個外號「戴爺」。幾年前我慕名到北大旁聽戴老師講課，她旁徵博引，口若懸河，堪稱」魅力教師」。只是有一點，她將史達林的卒年說成了1956年。課間休息時，我走上去跟她說應該是1953年。戴錦華點了點頭，便繼續抽她的煙了。
相對於核查數據和事實的準確性，戴錦華更有興趣解讀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關係。這種學風可能造成了她論述中的硬傷。為了批駁「婦女回家論」，戴錦華在一篇訪談中舉出反例：「……研究發現，一個1-5歲孩子的母親，是世界上自殺率最高的人群；抱著一個嬰兒的母親，在一位美國女性社會心理學家的描述中，是一種『社會隱形人』。她時刻都有可能瀕臨崩潰，但大家根本不看她、不關心她。 」
且不說日常生活中有多少家人和朋友關心嬰幼兒的母親，我們只要比較一下各國女性的自殺率，就會發現戴錦華所言不實 。加拿大統計局在官網上公布了2010-2014年該國的女性自殺率數據。由於每年的自殺率略有變動，我計算了各年齡段女性在這五年的平均自殺率。自殺隨年齡增高的趨勢很明顯：女性在育齡期間（20-39歲）的自殺率基本保持在每十萬人中6-6.5人，40歲以後上升到7.5-8.6人，50歲後達到峰值9.2-9.4人，60歲後又逐漸降至3-4人的水平。也就是說，加拿大自殺率最高的女性群體並非帶孩子的婦女，而是更年期女性。
讀者也許會說，加拿大是個富足平靜的國家，熱鬧躁動的美國不見得如此。據2016年CNN的一篇報導，在美國所有成年女性中，45-64歲的中老年婦女自殺率最高，從1999年的每十萬人6人升至2014年的9.8人 。另據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一組數據，在中國自殺率較高的1999年，65-74歲年齡段的老年女性自殺率為每十萬人39.2人，遠高於25-34歲育齡婦女的18.3人。我很好奇戴錦華老師引述了哪項研究，能得出嬰幼兒母親自殺率最高的結論。
在另一次訪談中，戴錦華談到了女性移民：「……不帶偏見，就不難發現，在全球移民的事實當中，女性『曖昧』的社會位置，使她們成為流動中文化身份的不確定者、可變因素；同時女性群體仍是最廉價的勞動力資源，處於最深重的剝削深處。」
這裡帶有偏見的正是戴錦華本人，她將女性移民都想像成了低技能的打工妹。其實早在2000年，前往發達國家的技術移民就有一半屬於女性 。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移民國外的高學歷女性比男性數量還多 。根據德國勞工研究所納賈德（Maryam Nejad）的研究，在女性權利保護最少的國家，她們很少有機會遷移；而制度環境略有改善後，很多女性就會利用遷徙自由，搬到性別平等做得更好的地區或國家。移民機會正是女性所享有的權利之一，籍此她們才可以逃離 「最深重的剝削深處」。
忽視異見
在1995年《讀書》發表的一篇短文中，今天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李銀河率先在中國批判了「性別本質主義」。她將性別本質主義看作「一種把兩性及其特徵截然兩分的觀點， 它把女性特徵歸納為肉體的、非理性的、溫柔的、母性的、依賴的、感情型的、主觀的、缺乏抽象思維能力的； 把男性特徵歸納為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富於攻擊性的、獨立的、理智型的、客觀的、擅長抽象分析思辨的； 並且認為， 這些兩分的性別特徵是與生俱來的。」
李銀河以重感情為例，強調這只是個體差異，而非群體差異：「人類中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重感情； 但是前者不一定是女人， 後者亦不一定是男人。換言之， 有些男人是重感情的，也有些女人是不重感情的。把重感情當作女性整體的特徵是錯誤的； 而把它當成是天生如此更是本質主義的。」她於是表明立場：「在性別問題上， 我最讚賞後現代女權主義的非本質主義觀點， 這種觀點強調男女這兩種性別特徵的非自然化和非穩定化……，建造一個兩性特質的多元的、包含一系列間色的色譜體系。」
李銀河的觀點不難理解，也符合我們的常識。人類的個體屬性千姿百態，男人中有很女性化的「偽娘」，女人中也有很男性化的「女漢子」。問題在於，李銀河進而否認男人總體和女人總體之間存在任何內在差別。用統計學的話來說，她只承認組內差異，不承認組間差異。我們都知道有些男人個頭矮，有些女人個頭高，但這並不妨礙我們認識到男人總體而言比女人個頭高。身材高大通常被認為是男性特徵之一，以至於個頭高的女人會產生性別認同問題。戴錦華在一次活動中就坦言：「每次有人問我為什麼變成了一個女性主義者，我都是特別樸素地回答，就是因為我長太高了。」
既然男女在外表上存在明顯的群體差異，他們在情感和思維上為何就不能存在此類差異？李銀河說：「沒有實驗的證據可以證明， 女性更願意依賴男性或比男性更重感情。」她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應當是：「有沒有實驗證據表明，女性和男性同樣依賴對方或重感情？」根據日常經驗我們也清楚，在挑選未來婚姻伴侶時，女性比男性更看重對方的經濟條件，甚至收入高的女性也是如此。女權主義者對這類差異的答覆很簡單——這是兩性社會化的結果，男人和女人分別被教育成那樣了，他們出生時只有一些生理差別。語風尖刻的艾曉明在一次訪談中說：「男性的優勢地位其實並不是因為別的，而僅僅是因為陽具的存在。」
至少其他女性學者承認，男性除了「那話兒」，還搞出點值得人類驕傲的精神文明。在《女性與哲學》一文中，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首先講出一個明顯的事實：「翻開哲學史，女性哲學家實在是太少了，連鳳毛麟角也談不上。」她隨即以充滿理論自信的口氣解釋道：「女性從根本上被剝奪了接受教育的權利。顯然，哲學活動只在那些會讀寫的人中進行。」「在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裡，女性完全被排除在這樣的活動之外，不具有哲學活動所要求的寬裕環境，不管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
我完全相信這一事實——女性在東西方歷史上長期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可我們還知道，有少數女性幸運地成為「會讀寫的人」，否則文學史上不會留下李清照和勃朗特姐妹的芳名，她們為何沒有成為哲學家？因為她們「完全被排除在這樣的活動之外」。看來，哲學思考就像橋牌俱樂部，如果男性哲學家不帶女人玩，她們是不能獨立思考的。還因為她們「不具有哲學活動所要求的寬裕環境」，可為什麼斯賓諾莎，一個被驅逐出境，靠磨眼鏡片艱難維生的隱士，能夠在西方哲學史上留名？為什麼葛蘭西，一個出身貧寒，疾病纏身的可憐人，能夠在十年牢獄期間寫出三十多本札記，為政治哲學做出重大貢獻？
我並不是要否定社會化理論，只是認為它還不能完全解釋哲學和科學領域的兩性差異。戴錦華曾設問：「只有在那一天我們才能回答生理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兩性差異，哪一天？就是當文化的、壓迫性的、歧視性的表述被破除的時候，我們才能說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被我們的生理結構所決定。 」基於同樣的理由，在那一天沒有到來之前，女權主義者又怎麼能確定兩性差異完全是由社會化導致的？崔衛平老師說「真正的哲學活動是謙卑的」。那麼，在謎底揭開之前，她是否也應該在科學面前保持謙卑？
順便說一句，在幾乎所有國家，男性的自殺率均高於女性，他們的預期壽命均低於女性。我將這個問題留給女權主義者思考——這兩個指標上的性別差異，是由於男女之間本質不同，還是由於性別的社會化造成的？
漠視成因
有些女權主義者雖然受過系統的社會科學訓練，卻誤導性地解釋了男女差異。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李玲教授曾在一篇流傳頗廣的文章中稱中國女性的「經濟地位大幅下降」了。她主要列出了兩項例證，一是「……90年代國企改革以來，女性勞動參與率大幅下降，學齡前兒童母親的勞動參與率下降幅度更大。……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男性勞動參與率為78.2%，女性勞動參與率為63.7%。2000年男性和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差距為11個百分點，到了2010年，差距擴大到了14.5個百分點。 」
我們先來看一下中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與其他國家相比如何。根據國際勞工組織估算的數據，2017年全球女性的勞動參與率為49%，而中國為61%。這比平均水平高出12%，比美國高出5%，比歐盟國家高出10%，比印度高出34%。中國的水平與去除高收入國家的東亞和太平洋地區（60%）非常接近，與中上收入國家（55%）也相去不遠，在國際比較中就是一個正常國家 。李玲認為勞動參與率與女性地位存在簡單的正向關係，其實參與率較高的國家多是非洲窮國，如喀麥隆（71%）、衣索比亞（77%）和坦尚尼亞（79%）。女性勞動參與率最高的國家是盧安達（86%），中國是否應當向該國看齊？
在女性權利受到嚴重限制的國家，如一些阿拉伯國家和南亞國家，婦女勞動參與率確實很低，可這不意味著越高越好。全球高收入國家的這一指標為53%，經濟發達的韓國（52%）與此接近，封閉落後的朝鮮（74%）則高出兩成。為何女性勞動參與率隨著經濟發展降低？其實也好理解。在貧窮國家，夫妻雙方不得不都投入工作，才能維持起碼的生活水平。富裕起來以後，女性就有了更多選擇，可以呆在家照顧孩子，丈夫一人的收入就足以維持家計。今天我們在中國大城市也不難看到這種夫妻內外分工的現象。工資卡上雖然寫著丈夫的名字，但是大部分所得都花在了妻兒身上。勞動參與率降低，很可能說明女性的經濟狀況和生活條件改善了呢。
李玲舉出的第二個例證是女性收入的相對下降：「……1988年女性年收入是男性的84.0%，1995年，該比例下降為80.0%，2002年，該比例繼續下降到79.0%，可見女性年收入佔男性的比例在14年間呈下降趨勢。」
女性收入相對於男性下降，是一個基本事實，問題在於如何解讀這一趨勢。我瀏覽了一些國內學者研究工資差異的論文，他們大都有發現兩性的工資水平在逐漸拉大。這與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下降是一致的，為了照顧孩子和操持家務，她們可以不工作，也可以做兼職工作，不用加班的工作，或出差很少的工作。這些工作的共同特點是工資較低，而回報較高責任也更大的工作則多由男性完成，因此統計數據反映出兩性年收入差距增大。可這並不必然意味著女性的經濟地位下降，由於丈夫可以專心工作或投入事業，妻子可支配的資產也許比她參與工作時還要多。
有讀者可能會問，為什麼不能是妻子外出工作，丈夫在家看娃？最基本的原因在於男性自身就沒有生育和哺乳的器官，而夫妻往往根據雙方的「比較優勢」分工協作。女權主義者習慣將「婦女回家」看作倒退，似乎女性一退出工作，地位就降低了。這同認為女性只應成為賢妻良母的傳統觀念一樣，屬於一種偏狹的看法。成為出色的職場女性，和培養健康的下一代，兩者不都為社會做出了貢獻嗎，不都應該受到我們的承認嗎？關鍵不在於工作還是回家，而在於女性是否擁有在兩者間選擇的權利。
再舉一例。專欄作家侯虹斌這幾年一直很活躍地鼓吹女權，去年她發表過一篇《無性無欲的日本給中國什麼啟示》。此文將日本的低結婚率和少子化歸結於「男女不平等的傳統文化」，如不鼓勵女性讀名校或工作，女性職場地位很低等。不投入工作的女性必須依靠男性養家，而不少收入較低的男性又養不起家，只好選擇不結婚生子。她由此感慨道：「歸根到底，還是應該讓男性女性，可以無差異地享有『工作權』。」作者在文中還強調說「調查結果才更能說明普遍的問題」，我們就來看看日本專家就這一問題的調查結果。
六十年代出生的女性是第一批經歷少子化的日本人。日本東北學院大學的副教授仙田幸子（Yukiko Senda）在2015年就這批女性的事業和生育歷程出版了一本英文專著。根據她的研究，日本女性少子化不是因為傳統的兩性文化，反而是因為打破了那種文化。
八十年代，日本立法禁止性別歧視，呼籲公眾關注性別平等。社會制度和風氣的改變使女性在工作和婚育方面有了更多自由，她們紛紛謀求職位，選擇晚婚少育，甚至不婚不育。當年輕時賺錢消費的女性決定產子時，她們已經接近生育年齡的上限，不少人想生孩子也生不出來了。與侯虹斌的解釋相反，低結婚率和少子化正是因為女性擁有了更多工作權利。
無視後果
就像在職場中要求增加女性數量，女權主義者也呼籲在政壇上和男性平起平坐。北大教授李玲曾抱怨：「每年兩會女性代表和委員為會議增採不少，但女性代表的比例很低，代表性不足。」那麼，如何才能提高中國領導階層中的女性比例呢？配額制是一個簡單有效的辦法，只要規定選拔各級黨政領導班子時，必須有一定比例的女性，中國很快就會改變男性主導政治的局面。
在2017年10月的一次交流活動上，「正午故事」的記者淡豹在回答提問時，明確表示她支持性別配額制，並給出了如下理由：「配額制能讓女性進入她們傳統上被歧視或者傳統上排除女性的領域，讓平時被忽略的女性聲音有機會發出聲來，進一步改變社會政策和制度安排。」 「……如果領導層中、如果各界都有配額給予女性，那她們不僅能改變公眾對於女性才能、角色的認知，還能夠通過參與政策制定和發聲來代表和提升女性權益。即使她們本人的工作內容並不直接與性別有關。 」因此她認為「……配額制是目前絕對有效的政策。……配額制是在現階段應當推進的，必須暫時執行的社會政策。」
全世界已經有一百多個國家採取了促進女性參政的配額制 ，包括保留席位或規定候選人中女性名額等手段，淡豹的主張也符合國際潮流。鼓吹政治上的男女平權並沒有錯，女權主義者的問題在於只宣傳性別配額制的社會效益——「通過參與政策制定和發聲來代表和提升女性權益」，而忽視了它的代價和問題，以及對女權主義核心價值的傷害。
在領導職位有限的條件下，性別配額制必然使一些稱職的男性官員受損。女權主義者會說他們屬於既得利益者，可為什麼只照顧女性的權益？艾曉明老師曾說：「當我們說兩性平等時，我覺得這非常不對，很不公平。應該講性別平等，或者說人人平等，所有的性別、性取向都是平等的。 」既然都是平等的，套用淡豹的邏輯，我們也可以說：「配額制能讓同性戀進入他們傳統上被歧視或排除同性戀的領域，讓平時被忽略的同性戀聲音有機會發出聲來，進一步改變社會政策和制度安排。」
女權主義者可以辯稱說我們應當首先考慮女性權益，可這就意味著排斥其他性別的地位。儘管意圖在於實現平等，配額制卻是一種基於特殊主義的制度。1982年，法國憲法審查委員會即據此裁定性別配額制違憲，禁止在選舉中將候選人分類 。法國的女權主義者轉而聲稱兩性是一種普遍的人類區別，存在於所有群體之中。政治體制內的性別平等主張並非基於保護弱勢群體，而是要維持人類兩半部分的平衡。這一訴求雖然接近普遍主義，卻也強化了男女二分法和李銀河所批判的性別本質主義。
既使女權主義者要求配額制考慮所有性別，她們仍要面對如何對待其他弱勢群體的難題。在印度，議會席位早先只照顧低種姓群體和少數族裔。當女性議員推動性別配額制時，有關議案就遭到了低種性和少數族裔議員的抵制，因為三種標準難以協調。何況，所謂女性政治家更能代表女性的說法也不一定真確。一個人的身份有很多種，性別只是其中之一，雖然是很重要的一種。女性分化在社會各個地域、行業和階層，按這些標準劃分的群體都可能代表她們的權益。
提倡配額制的女權主義者相信，女性在領導階層的比例較低，並非因為能力不足，而是由於社會歧視。然而，印度地方政府實行性別配額制的經驗表明，當選的女性議員欠缺相應的議政能力。公眾也會認為女議員的公職來自優惠政策，而不是依靠她們的個人資歷取得的 ，因此有些女權主義者也反對配額制。配額制下當選的女議員更有可能來自社會背景優越的階層和家庭 ，尤其是男性政治家的女性親屬。女權主義者只關注群體層面的性別平等，往往忽視個體層面的背景差異，導致旨在支持弱勢群體的矯正機制轉變為精英女性的特殊上升通道。
本文列舉了當代中國女權主義的四種病症：輕視事實、忽視異見、漠視成因和無視後果。她們敏感於地位差異，卻不深究背後的機理；她們主張激進的變革，卻不考慮付出的代價。女權主義常被醜化，甚至妖魔化，但也有自身說理不力的問題。在戴錦華看來，「女權主義是一種與男權截然相反的邏輯，不是規範，而是差異，不是壓迫，而是包容與互助。 」然而女權主義者常給人們留下相反的印象，這反倒強化了公眾對女性的偏見——「非理性的」、「主觀的」和「缺乏抽象思維能力的」。
在我看來，女權主義的錯誤並非源於女性自身的思維缺陷，而是女權分子鼓動的意識形態造成的。像任何身份政治一樣，女權主義者追求的首先是尊嚴和承認，其次才是事實與真理。指出她們的錯誤很容易，說服她們認識錯誤卻很難。如果說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你也無法喚醒一個執迷的人。艾曉明說：「女權主義是去做，而不僅僅是講……。」可是，一種理論基礎薄弱甚至錯誤的主義，即使其追求者掌握了權力，也難免最終失敗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