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學科退居邊緣 人文學者應走出「偏見」

2020-12-17 人民網

原標題:人文學科退居邊緣,人文學者應走出「偏見」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句話用在人文學科的發展進程中,真是很合適。世界範圍內,人文學科的步步後退已是不爭的事實。對此,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在華東師範大學舉辦的「語文之美,教育之責———第三屆語文教育論壇」上表示,人文學科讓大學充滿「靈氣」,承載著學科本身之外的文化教育作用。這種時代背景下,綜合大學的人文學者應該大聲地、理直氣壯地、有禮有節地說出人文學科的意義,並使人文學科變得重要起來。

在陳平原看來,人文學科的課堂教學、評估模式以及教師人格魅力,都還有反思的空間。

■本報記者 張鵬

1 人文學科逐漸邊緣化是全世界的趨勢

上世紀80年代,國內的人文學科正值「黃金時代」。進入上世紀90年代後,人文學科的地位步步後退,而在發達國家,人文學科也差不多在同一時期逐漸開始邊緣化。及至2001年,網際網路的興起給全世界的人文學科都帶來了衝擊。

「以前學生們都很膜拜人文學科教授,學生向老師提出一個問題,人文學科教授會告訴你這在 《漢書》第幾卷可以找到答案。而網際網路時代資料庫的出現,改變了以記憶為中心的人文學科,沒有人再會佩服記錄在腦海中的知識檢索技能。」陳平原教授說,這不禁讓人思考,人文學科還有什麼比其他學科更進步的地方?

2005年,許多大學的人文學科開始「突圍」。在陳平原看來,所謂的「突圍」,就是讓大學裡的人文學科變得「有用」。不論是政府層面有什麼決策還是社會上有什麼熱潮,人文學科就會立馬衝上去說「我也可以!」。

但,「正是『變得有用』的學科建設思路,傷害了人文學科的根基。」陳平原說:「人文學科與社會學科存在差異,談城市建設、交通、大氣汙染等實際問題時,社會科學解決實際問題有強大的能力,人文學者最強大的解決方案應該是『天人合一』,還能有什麼具體的解決方案呢?」

在他看來,人文學科發展最主要的動力是學術,這是在上世紀90年代前的現象。而到1992年後,政府加大了對於人文學科的投資,人文學者可以支配的經費日漸增多,但大學學者的「趣味」卻日漸淡化,強調思考、注重品味,擅長把玩的人文學,在這些學者「有用」的思想主導下,變得越來越僵硬、平淡、了無趣味。陳平原認為,「學問中有人、學問中有精神、學問中有趣味,是人文學最大的特點。而今日看來,人文學的特點讓人可惜。」

人文學科的日漸式微,也是世界範圍內的發展趨勢。去年6月,日本文部大臣下村博文給全日本86所國立大學下達指令———希望國立大學採取必要的步驟與措施,取消社會科學與人文學部組織或者轉型,以便更好地滿足社會需要。

起初,日本部分大學校長對此表示反對,但並沒有撼動文部大臣此項政策的推行動作。今年1月,陳平原再次訪問日本時與日本大學校長談起這個政策,日本的大學校長解讀說:「不是不允許國立大學興辦人文學科,只是不給經費,自行解決。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可以堅持,其餘很多學校都在壓縮名額,過幾年就慢慢消失了。」

在陳平原看來,日本文部大臣的思路似乎可以理解———政府給國立大學的撥款,納稅人的錢,希望做有用的、實用性的知識。在美國,人文學科發展較好的高等院校,確實也都以私立大學為主。當然,他說,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對於不同的國家而言,私立大學是否存在、地位如何情況各異。在當下社會發展背景下,參照國外發展的思路,人文學科退居較為邊緣化的地位也是正常現象。

2 人文學者應該走出學科的「偏見」

陳平原認為,人文學科的發展路徑與整個社會的大背景息息相關。對於學科發展的進程,個人力量無法逆轉。那麼,如何恰如其分地理解人文學科的變化,尋求人文學科發展的新規律,成為了人文學者應當思考的問題。

「想要了解當代大學,必須先要理解學科文化。」陳平原說,人文學科的發展變化,除了政治的權威、市場的經濟、大眾的傳媒等因素的深刻影響,還有一個被忽略的因素———社會學科的思路對人文學科也進行了改造。「每個學科經過自己的發展,會逐漸形成自己的興趣和興奮點,一個學科出來的人,都有自己的『偏見』。這些年來,學科文化的複雜性沒有得到深刻的理解。」陳平原說。

整個學科發展過程中,某些學科佔據主流,某些學科被邊緣化,這是有發展規律的。整個「學科盤子」就這麼大,哪些學科站出來、得到關注,其他學科就會被擠到邊緣。只有理解整個學科狀態,才能來討論問題。

時下,在代際、文化、政治等分裂因素之外,「學科分裂」常常被忽略。不同學科的文化「分裂」,造成了同樣具有深厚學科涵養的學者對同一事物的看法各異。陳平原說,某種意義上,長期的學科訓練導致了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努力走出自己學科的偏見,理解外面的大千世界,是人文學者必須做到的。

「人文學科所推崇的獨立的精神、人文的思想,有迅速恢復的可能性。當下,參照國外的經驗,人文學科退居邊緣是正常的,人文學在中心反而不正常。在『正常狀態』中,在綜合大學裡,人文學者如何大聲地、理直氣壯地、有禮有節地說出我們的好處,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讓其他專業、不熟悉的專業也都能理解我們的價值。」

對於大學而言,人文學科的意義究竟何在?

陳平原給出了這樣一個比喻:人文學科之於大學,就好比北京大學裡的未名湖,華東師範大學中的麗娃河,是一所大學「靈氣」之所在。人文學科,讓大學充滿詩情畫意。

1912年,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時曾立下規矩:大學以文理為中心,民國年間規定,文學院+理學院+第三個學院就可以成為大學。文理學院缺一,再多的學科也不能成為大學,只能成為學院。

王選在研發計算機雷射照排時,時任清華大學校長的王大中院士曾說,「王選這種工作清華大學做不了,只能北大來做,因為這項工作本身不但是技術上的突破。沒有一流的文科,單純擁有一流的工科,清華大學也不能成為一流大學。」

而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許智宏說,為什麼談及北京大學歷史時,講述老北大、新北大的故事時,被廣為傳唱的永遠都是人文學科教授,尤其是中文系教師。陳平原分析說,「人文學科關注的是人的精神之氣,中文系教授通常『飛揚跋扈』,有各種各樣的色彩值得記憶。人文學科知識容易理解,而自然學科知識過於專業,乃至大眾很難理解。也有部分原因是因為中文系中有文採斐然的學生,他們總是把教授們渲染得『奇奇怪怪』,妙趣橫生。」

基於此,在綜合性大學裡,不同學科的人必須站出來讓大家理解各自的專業是學什麼的,專業的魅力和意義是什麼。

3 人文學科承擔學科外的文化功能

「本國語言文學的教育承擔著遠遠超過教學本身的任務。」陳平原說,各個大學之中,走出校園參與社會對話、幹預公共事件的,往往是中文系教授。中學裡的語文教師同樣具備影響學生的能力。

陳平原曾帶教過一名優秀的中文系碩士生。碩士畢業之際,陳平原鼓勵其繼續攻讀博士,從事文學研究。但被這名同學拒絕了,因為他的夢想是成為一名中學語文教師。他告訴陳平原,自己在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讀書時,語文教師對其影響深遠,那時他便立志站在中學三尺講臺。如今,他在清華附中擔任語文教師,深受學生喜愛。

「就對學生的影響而言,高中教師超過大學教師。尤其對於男生,青春期受到教師的影響最大。形成怎樣的氣質、未來走什麼樣的路,是中學教師、尤其是語文教師的影響很大。」陳平原說,「有的課程過了還會回來,這就是語文課。」如今不少出版機構還在印刷民國時期的語文教材,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語文學科對孩子們的影響值得關注。

魯迅先生筆下的章太炎,是一位好老師。魯迅先生寫 《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 中提及,「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 《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教師的人格魅力,對於學生的成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晚清後,對於中文系教師的評價逐漸傾向於著作,而忽視了教師那些瀰漫在課堂裡、影響學生的聲音。

聞一多為人稱道,與他同時期在西南聯大執教的羅庸同樣才華橫溢,他的古詩詞解析課程學生喜愛有加。但很少有人了解羅庸,因為他的著作只有一本小冊子。

葉嘉瑩曾說,「別的老師是一首百科詞典,顧隨先生是一首詩,他站在講臺上一言不發也是一首詩。」近20年來,葉嘉瑩每逢演講都會提及顧隨的偉大,才讓人逐漸知曉顧隨先生。英文專業出身的顧隨同時熱愛古代文學,他上課時從不需要教學大綱,一首詩可以賞析幾個星期,將這首詩與國內外的詩歌聯繫起來,憑藉自己對於文學的興趣和熱愛馳騁在文學的天地。他的課程體會、鑑賞為主,留下的著作很少。如今的大學校園裡,仍然有這樣的教師,得到許多學生長期的追隨。

吳組緗只指導過1個碩士4個博士,林庚只指導過1個碩士2個博士,季鎮淮只指導過4個碩士,王瑤先生有10個碩士5個博士。而現在,每教授指導過三四十個博士都很正常。對此,陳平原很是感慨:過去,北京大學這麼多好教授為了給中年教師「騰位子」,帶教的學生並不多。而如今反思,卻也有些可惜。如果當年的這些老教授,能如南京大學程千帆、北京師範大學的鐘敬文、蘇州大學錢仲聯那樣堅持帶教,會讓學生受益很多。

「老教授」指導學生的意義,主要是精神薰陶和人格薰染。此外,文科教授與指導學生之間有一定的年齡差距,不用在學術研究上存在重合或者衝突,做學問的「氣」和「精神」還在。

4 表面的文學系統性教授反而影響文學修養的養成

具有傳統文人趣味的顧隨、羅庸等人文學者與現代教育體制相遇時,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一方面,沒有著作等「成果」,如何來評價這些教師? 另一方面,學生們期待的是,教師將教學大綱、講稿、PPT放在網上,根據講稿來學習語文課。

陳平原印象深刻的是,一次中文系測試題目中讓學生分析 《儒林外史》 的諷刺藝術,結果答卷裡百分之七八十舉例是 《範進中舉》———一篇中學語文課本裡的文章。

這讓陳平原很受「刺激」。他憤怒地問道:「大學裡有沒有讀 《儒林外史》?」沒想到學生們回答說:「那麼多課程和內容,我們哪裡有時間讀書啊,根本學不過來。」這讓陳平原反思,北大、華師大中文系講文學課的時候,會不會受到學堂文學史教科書的限制,講了一大堆學生們不看的作品、不知道的人物?這樣的課堂,只能培養一批趣味不佳、技藝很好、出口成章但都沒讀過書的學生。

「有必要教那麼多東西嗎?」陳平原說,今天任何一個中文系畢業的學生掌握的文學知識,都超過任何一個清代的大儒。清代大儒只需要知道自己感興趣的部分———就專攻李白,就喜歡杜甫。如果沒有文學史,中文系教師還知道如何讓學生了解文學知識嗎? 還是說有了文學史,就像梁山上給英雄排座位一樣,把文學知識排列給學生?

「沒有一個英國人會說莎士比亞不偉大,但並不是所有人都讀過莎士比亞,沒讀過他們也知道莎士比亞很偉大。」陳平原說,表面上知識傳遞的豐富性、完整性、系列性,其實妨礙了我們對具體作品的接納和文學修養的提升。

(責編:歐興榮、陳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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