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如何發明人文學科的?

我必須學習政治學和戰爭學，這樣，我的兒子們便能自由學習數學和哲學。我的兒子們必須學習數學、哲學、地理、自然歷史、造船術、航海航空術、商業和農業，那樣，他們的孩子們便能有機會學習繪畫、詩歌、音樂、建築、雕塑、織錦和瓷器藝術。

約翰·亞當斯，1780

距離亞當斯此番言論已有230年了。不知230年後的今天，亞當斯會如何看待美國目前的狀況呢？我們仍然在學習政治學和戰爭學，且未必比亞當斯年代的人學得好。我們為何而戰？對誰而戰？戰爭目的何在？對於這些，我們並不總能說清。敵人，我們無處找尋；盟友，立場與我們不一。雖然我們對政治已達到了痴迷的程度，卻不能自詡比亞當斯和他的同代人高明多少。我們如今花在戰爭和政治上的錢是前輩人無法想像的。與此同時，詩歌、音樂、織錦和瓷器藝術卻已被推至邊緣。亞當斯寄予子孫後代的殷切期望——從戰士到藝術愛好者的轉化——已經無法成為國家進步的衡量標準。

對亞當斯而言，對人文學科的濃厚興趣既是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重要標誌，也是一種精神上的獎勵。實際上，亞當斯等人認為，在獨立戰爭後宣布獨立的美利堅民族也可以稱為「藝術作品」。

教育曾經只是為了滿足一時之需，然而，經過多年的艱辛努力之後，人們終於可以將注意力轉向更高層次的教育，在沒有任何功利目的的情況下獲取知識，並以此為樂。所謂更高層次的教育，實質上是教育目的與功利（即實用或職業）目的之間產生了分化。很顯然，對於人類歷史文化的學習除了學習本身，並無功利性的目的，而只有在一個安全、繁榮和自由的社會中，這樣的教育才能實現。

因此，美利堅民族奮鬥的終極目標是一種寧靜的狀態——人們在基本需求得到滿足，內部鬥爭不再出現，外部威脅暫時解除的情況下，終於可以自由地探尋過往的歷史和文化，尤其是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歷史和文化，並自得其樂，在無任何利益牽絆的情況下享受藝術帶來的快感。

人文學科這個術語並不是在美國首次出現的，如今，全世界都在使用這個術語，人文學科中心、人文系、人文學院、人文學科項目在包括俄羅斯、韓國、肯亞、智利、印度和埃及在內的國家生根發芽，但在美國，人文學科被賦予了一種特殊意義和文化內涵。

美國的人文學科仍然很好地抵制了一切試圖將教育變為職業培訓的做法。在美國很多研究型大學和文理學院裡，人文學科仍被認為是教育的核心所在。就連全美最著名的理工科院校——麻省理工學院（MIT）——也要求學生必修八門人文藝術和社會科學方向的課程，達到這個要求才允許畢業。在美國的學校裡，教育並非只是知識轉化的過程，而是性格和人格逐漸形成和成熟的過程。如果說高等教育在美國仍然帶有鮮明的「人文」氣息，那麼我想最主要的功臣當屬人文學科。人文教育究竟與什麼有關？它與幸福感和充實感密切相關；它深化人們對於生命意義的認識，強化生活體驗的廣度和深度；它給人內心以力量，這種力量來自對生命本質問題進行批判思考的能力。

人文學科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文件當屬《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1943年春天，哈佛大學校長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召集哈佛大學的一批著名教授成立了專家委員會，該委員會歷時兩年，於1945年正式遞交了這份報告。由於該報告封皮為紅色，故稱「紅皮書」。這是一份寫於二戰期間的文件，它規劃了戰後從中學階段到研究生階段的美國教育。如何將教育普及化，讓眾多的美國公民享受到當時屬於少部分人的特權——這正是美國二戰後面臨的一大挑戰。人文學科能幫助戰後的美國更好地認識自我，因此成為「通識教育」的重中之重。

紅皮書出版後的次年，杜魯門高等教育委員會以報告的形式成為一項國家政策，美國高等教育委員會也是在那一年成立的。《美國民主制下的高等教育》，或稱「杜魯門報告」，談及了教育的各個方面，但其中最有成效的提議主要集中在「社區大學」上。二戰後學生人數激增，社區大學正是為迎合這一需求而被提上日程的。杜魯門報告將教育定為國民事業的重中之重，是聯邦政府重點資助的對象。關於政府如何更好地支持教育的發展，報告給出了詳盡的思路與規劃。

美國學術團體協會於1964年提交的報告中保留了紅皮書中對人的抽象定義，尤其是將其與美國聯繫在一起：「所有人的眼前都需要一個願景，這是一個他們可以為之奮鬥的理想。當前的美國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這樣一個願景」。同時從這份報告中，我們看到了一種令人欣喜的跡象：「人文學科」這一學術界的新術語已開始與我們文化中最奢侈的希望和最深遠的恐懼糾纏在一起。它最顯著的特點：人文學科被賦予了艱巨的使命，可謂任重而道遠，與此相應，人文學者肩上的擔子也變沉了許多。

1964年美國學術團體協會的報告透露著一種坦率，但在隨後的歲月裡，人們清楚地意識到，這個國家的文化、軍事和政治問題已經不能僅憑一個支持學術（還有博物館、圖書館和一些拓展項目）的政府機構得到有效的解決。

1980年贊助方為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洛克菲勒委員會32位成員提交了題為《美國生活中的人文學科》的報告。報告突出地點明了支持人文學科的民間力量，這也許是洛克菲勒報告對人文學科最有意思的貢獻。來自公司、基金會和個人的慈善資助「為各種類型的倡議和反饋提供了機會」。民間支持可謂美國對於人文學科這一概念又一特色貢獻，甚至比民族身份和國家安全更勝一籌，原因是它代表了自由市場私人企業家的獨特視角。

美國的人文學科有一個顯著特點：普通公民通過慈善支持人文學科，其中的媒介往往是私人基金會。在美國，人文學科和私人慈善之間的聯繫可謂深厚而久遠，而且很多人希望這種聯繫可以更寬廣。理察·J· 弗蘭克，美國人文學科領域最慷慨的捐贈者之一，他所關注的正是走出校園後人們的生存狀態，這實質上也是他唯一關注的問題。人文學科的價值在於應用，而非在於學科自身。

弗蘭克所說，人文學科是「公共生活的必需，它幫助我們設想我們行動的後果，它提供的工具又能幫助我們做出明智的政策決定。此外，來自人文學科的一切道德、美學和精神性的發現還能揭示人類經歷的共通之處，為成功而充實的生活打好基礎」。若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人文學科讓我們成為完整的人。

如果我們需要通過一個很短的故事講述人文學科的發展歷程，故事大概會是這樣的：最初，我們有所謂的語文學（philology），它是一個大敘述，後來逐漸分成科學和人文學科。語文學的著眼點在語言學形式的源起、語言的形成和發展以及種族和人類的發生與演變。和語文學一樣，人文學科也強調文化與遺產。到20世紀中期，人文學科與個人滿足、創造力、自由等理念深深聯繫在一起，此時的人文學科已成為博雅教育的核心所在，成為通識教育的中心，它幫助我們建立一種共同的文化，以學術語言表達美國的民族個性：好學、開放、對恐懼和需求無所畏懼，並以一種儘可能客觀的姿態探索人類生存狀態的無限機會與可能性。對於人文學科的支持——無論是公共的還是民間的——都被看成一種帶著啟蒙特徵的愛國主義形式。二戰以後高等教育發展迅速，人文學科也進入了一個發展的黃金階段，它自信沉著，受人尊崇與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