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網記者包永婷12月24日報導：《資治通鑑》是一部中國式智慧全書，它不僅僅是歷史的記錄，也是為人處世智慧的結晶。一千年後的我們，應該如何讀懂《資治通鑑》？日前，復旦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姜鵬攜新書《稽古至治：司馬光與〈資治通鑑〉》做客學習讀書會，與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尚君一起鉤沉隱性的史料價值，參悟個中三昧，分享司馬光與《資治通鑑》的當代意義。
姜鵬師從經學史大家朱維錚，專研中國傳統文化。他從2007年起研究《資治通鑑》，曾承擔教育部青年項目「唐宋政治思想轉型視域下的《資治通鑑》」。他總結，可從「經典」「史學」「傳統」三個關鍵詞解讀《資治通鑑》。姜鵬認為當今史學界對於司馬光是比較沉默的，存在著一種偏見。「這種偏見，它產生於傳統史學跟我們現代史學之間的這個差別。現代史學家總覺得自己站在一個高地上，從方法論、理論、視野等各種角度，去俯視前人。所以拋開這種傲慢的偏見，把這三個詞彙好好地解析一遍，你就能夠發現《資治通鑑》作為經典傳統史學著作的基本特點。」
追求真實性vs對真實性的超越
史學的一大特徵是要追求真實性。在姜鵬看來，歷史學家不是簡單地把歷史故事、歷史事實告訴你；所有的歷史都是一種互動，是研究這段歷史的歷史學家和那段已經發生過的，不可改變的歷史之間的互動關係。任何一個歷史認識都是主觀和客觀的疊加。在《資治通鑑》的編纂過程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叫「長編考異法」。司馬光不僅非常嚴謹地追求作為歷史學必須要解決的真實性問題，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一整套規範的方法，並且從頭到尾貫徹到底。
《資治通鑑》另一個特點是歷史真實性的超越。司馬光為什麼要編《資治通鑑》，其實這在書名中已經充分展示。作為當時非常有影響力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希望歷史對現實要有所幫助，所以在討論歷史的時候，他不可能不把自己的一些理念、價值導向，隱含在講述歷史的過程當中。
「司馬光非常認真地在追求真實性，尋找歷史真相；因為他有更高的目標，所以他能夠對於這種真實性，具有一種超越的態度。」姜鵬表示，在《資治通鑑》當中，對於真實的追求和對真實的超越同時存在。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理解真正全方位地來理解《資治通鑑》這部著作的特點，以及對今天的影響。
「我們只把《資治通鑑》看作史料，是一種嚴重的偏失。」
「許多學者僅僅把《資治通鑑》當做一種史料，只看到了它的史料的價值，這就好像眼前一片綠茵茵、一望無際的草原，但是馬兒看到的卻只是飼料。我們把《資治通鑑》看作史料，就是這樣一種嚴重的偏失。」陳尚君表示，編纂《資治通鑑》是司馬光在政治上失意以後的人生選擇，這個選擇對他一生非常重要。《資治通鑑》的可貴就在於，它把傳統的以紀傳體為主的史學著作涉及到的一千三百多年史事的所有細節，以他的著作來做了重新的還原。而且《資治通鑑》的價值就在於，它是一部皇帝能夠在書裡看到治國理政的方略，一般的平民也可以在書裡看到驚心動魄的故事，所以流傳千載，風靡天下，始終不衰。
為什麼在司馬光與王安石之間，宋神宗選擇了王安石？陳尚君認為，皇帝在選擇用人方面要看用誰更能解決當代的問題。宋神宗選擇了王安石，也沒有把司馬光打成反派人物，而是給他提供了條件，支持他完成《資治通鑑》。司馬光雖然在政治上沒有得到大展拳腳的機會，但是《資治通鑑》也讓他名垂青史。
「《資治通鑑》沒有一個字在講宋代，但是每一個字都在講宋代。」姜鵬解釋，應該從思想觀念的高度來理解這個問題。對於什麼樣的國家是個好的國家，什麼樣的政府是好的政府，什麼樣的官員是個好的官員，司馬光有深刻思考。陳尚君也表示，編修《資治通鑑》的時候，司馬光是有幹預當代史的用意，但是他不是簡單粗暴地把歷史和現在作比附。
為什麼《資治通鑑》裡沒有李白？
《資治通鑑》裡沒有寫李白，陳尚君說：「這很正常，因為李白沒有參與、推動唐代重大的歷史事件，也沒有成為哪一個歷史節點的關鍵人物。」
姜鵬則表示，李白的文化成就和推動歷史的貢獻是兩回事情。《資治通鑑》是緊緊圍繞歷史發展的主脈絡——王朝興衰，治國者學以資政，平民百姓也可以從中洞察事態人情。李白在《通鑑考異》裡被提到一筆，司馬光他們沒有辦法確定永王李璘死在哪裡，有沒有佔據南京定都，最後用了李白的一首詩。李白在政治上是失敗的，所以《資治通鑑》裡面沒有提到他，但是用了他的詩來考據這個事情。「這個文化人同時兼具著推動歷史使命的話，而且參與其中了，那他就有機會出現，這就是《資治通鑑》的基本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