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12 07:07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文|王永欽，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原文刊發於《經濟學家茶座》
人類配置資源的方式有兩種：市場的方法和非市場的方法。在理想情況下，如具有良好的私有產權保護、充分競爭的完備的市場體系等，用市場的方法配置可以達到帕累託最優。非市場的方法則是五花八門，但一般而言會涉及power，因而也可以說是一種倫理或者政治的方法。政治的方法，也是一種遊戲規則，但實際上往往沒有規則，靠的是大量的無法清楚界定的、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此謂政治。由此，社會模式也可以大致分為：市場社會、倫理社會和介於兩者之間的中間社會。
「文革」期間的中國無疑是典型的「政治鬥爭為綱」的政治社會或倫理社會。當「文革」在轟轟烈烈進行的時候，當時還在芝加哥大學求學的張五常在《政治經濟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很有深義的短文《歐文·費雪與紅衛兵》。其核心觀點可以概括為：在政治化（沒有私產、沒有市場）的社會裡，人們之間就會鬥爭不止，直到剩下最後一人。這與當時的情況確實是很吻合的。市場是一種導致擴展的合作秩序的手段，而政治往往是衝突之源。
在政治社會或者倫理社會中，衝突往往會導致租值（價值）的耗散，所以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便利用各種方法來避免租值的耗散，一種常用的方法就是等級制，這是體制內明確規定的，也可以是某種社會規範。在中國的傳統社會，等級制是政治體系治理的主要形式，這樣會比較好地限制競爭；而社會規範是中國基層社會的常用治理方式，在流動性很低的中國社會中，靠長期互動而維繫的社會規範比較好地解決了租值耗散問題，鄉紳等社會精英在維繫社會秩序中也起了重要作用。總而言之，建立嚴格的等級秩序和長期的關係是解決租值耗散的手段；長期以來，中國的農業社會依賴這種治理也取得了農業社會下的最好的增長。
倫理社會總起來說是一種人情化的關係型社會，法律的作用在兩個方面受到了限制。第一個方面的限制來自倫理社會的關係性（relationality），即當事人的考慮是跨期的和前瞻性的（forward-looking），而法律則往往只能對已經發生的、既往的事情做出判決，是後顧性的（backward-looking）。第二個方面的限制來自這種關係的多維性或者互聯性（interlinkage），即當事人之間的交易是跨越了好幾個「維度」的，而現實中的法律都是關於如何裁決某一個具體維度的爭議，很難將複雜的互聯性考慮在內，基於單維度的裁決可能不符合當事人的理性考慮，因此他們的理性選擇是不去法庭。
中國電影《秋菊打官司》實際上可以形象地說明這個問題：秋菊的丈夫有一次被村長踢傷了，秋菊就千辛萬苦地去告狀，在告狀的過程中，秋菊有一次差點難產，在這危急時刻，是村長在雪夜裡將秋菊送到幾十裡之外的醫院裡搶救，使她最終脫離了危險。事後，秋菊滿懷感激，摒棄前嫌，並帶著禮物去村長家裡致謝。但，就在這個時候，村頭卻響起了警笛的聲音，村長由於踢傷秋菊的丈夫被拘捕了。這時秋菊卻感到了萬分的困惑和難過。這個故事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倫理社會的關係性和互聯性下法律和傳統的內在衝突。如果是在分工程度比較高的社會，秋菊在難產的時候可以打一個計程車就到醫院去了，她起訴村長在事後應該是無悔的，但在分工程度比較低的社會，她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在其他的「市場」上與村長發生互動。所以，倫理和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是內生於經濟發展階段的。東亞模式中政治組織、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內對權威、秩序、忠誠、穩定等價值的強調，實際上是內生於互聯的關係型制度安排的，而且它們很大程度上與這些國家和地區比較有影響的儒家思想相契合。
所以，倫理社會總起來說是一種特別強調「不爭」和「和諧」的社會，但是這種人為製造的「和諧」也是一種次優的選擇。同時，在倫理社會裡，人們的權利意識也就不容易凸顯出來。權利也只有在各種市場，尤其是勞動力市場，充分發展成為獨立的力量之後才能成為可以計量的、有價的資產。例如，在一個沒有任何市場的鄉村社會，如果你想蓋房子，那麼你可以請周圍的鄰居過來「幫忙」，最後請他吃一段飯或者下次在其他的場合幫他的忙就可以。假設，現在勞動力市場興起了，人們在勞動力市場的工資是一天100元，這時候，原來的吃一頓飯就再也不適用了。勞動力市場的興起使得人力資本可以被定價，從而改變了時間的價值和人的價值。因此，在傳統社會裡，人的價值和權利是很難被界定的（從定性的角度來說），也是很難被衡量的（從定量的角度來說）。從這個意義上說，傳統社會一定是一個集體主義的社會，個人的價值由於不能很好地得到彰顯，因此個人主義也就無法興起。
孔子的儒家思想只是暗合了傳統社會這樣一種經濟發展階段及其社會治理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即使沒有儒家思想，也可能會有其他類似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出現。有意思的是，從這個視角可以很好地解釋儒家和法家在中國歷史上的命運。在一個傳統社會裡，正規法律的作用是相當有限的；政府在全社會硬性地推行法律體系，加大懲罰力度，反而可能會破壞原有的社會均衡，導致「禮崩樂壞」，使得正規的制度和非正規的社會規範同時出現失靈。
在社會形態上，市場社會是與倫理社會完全相反的一種社會形態。比較完備的市場體系成為配置社會資源的主導機制，市場從最初「嵌入」到傳統的政治和社會關係之中「脫嵌」了出來，成為獨立自主的力量。市場化深刻地改變了人們之間的社會關係，這種變化是現代化的真諦；正如人類學家Bailey所言，「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本質區別只在於, 現代社會的利益關係是單一的（single interest）， 而傳統社會的利益關係是繁雜的(multiplex)。現代社會的特徵是專業化的角色，生產力繁榮的整個機制依賴於專業化角色之間的分工」。
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通過會議公報（圖源：新華社）
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在市場化方面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很多層面政治化程度還很高，現在的中國是一個處在市場社會和政治社會之間的中間社會。從這個角度可以理解中國社會當前的很多問題。例如，中國高等教育問題之本在於高校是高度政治化的（無論是人力還是財力的配置），這導致很多學者不得不放棄在學術研究上進行合作，而無奈地為爭奪政治化的資源而鬥。只要存在高等教育的高度政治化，中國高等教育的現狀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觀。房地產的問題也是類似的，在一個沒有土地私有產權（從而不存在真正的土地市場）的社會，土地的配置很大程度上就只能靠權力和關係，土地和房產就不存在真正的價格。只要稍加觀察就不難發現，中國目前的很多問題都與社會經濟生活還沒有完全市場化還高度政治化有關係。
而民主化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社會經濟生活的去倫理化和去政治化。在一個民主國家裡，人們可以談政治、參與政治，恰恰通過這種參與，社會經濟生活達到了去政治化。去政治化離不開清晰界定的私產和充分發育的自由市場。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民主化就是清晰界定人們的「政治產權」，就像私有化是界定人們的「經濟產權」一樣。進一步，如果說市場化是各種商品、要素和資產的一種定價機制，那麼民主化就是公共品的一種定價方式。如果沒有清晰界定的政治產權，政府就可以任意幹預人們的經濟生活，從而就不可能存在清晰界定的經濟產權，從而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社會。所以，市場經濟一定是伴隨著民主政治。
從這個視角來看，中國正在發生的巨變是兩千年來最深遠的一次：中國真正開始了從傳統倫理社會向現代市場社會的轉型。帶來這種轉型的不是別的，恰恰是市場機制。市場機制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博弈規則和社會結構。但是，非常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國的市場發育還非常不充分，而且市場化還有被嵌入現有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中去的危險。從社會形態上來說，中國還是一個介入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之間的中間社會，離現代社會還有很大的距離。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將依賴於中國繼續大力地推進市場化，並且在市場成長到一定的階段後，積極推進依賴第三方來實施合約的制度變革，最終實現從關係型社會到規則型社會的轉型，使中國成為一個現代經濟、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
原標題：《倫理社會、市場社會與中間社會》
關鍵詞 >> 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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