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讀的袁行霈先生的書，是那本電大教材《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史綱要》。我曾為這本書的感悟精細和美文字所著迷。後來聽北大和電大同學說：袁教授對中國古詩感受之深，領悟之精，的確是叫絕的。當我現在手捧著油墨還在發出香味的《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展讀時，我不僅為袁先生的啟悟能力所折服，也為他那思維的水準所傾倒，因此，當我讀完這本書時，手裡不期然而然地寫下了這個標題。
應該說，在中文系教授詩詞的人，對古詩的啟悟不難做到，長期耳濡目染，氛圍及古詩的氤氳，久而久之，啟悟能力就會上升。但象長期沉於酒中的人那樣，能品出酒的高低，又要從理論上加以說明，就不容易了。張岱《一卷冰雪文序》說過：「詩文一道，作之者固難識之者尤不易也。」①一般來說，能識到真諦，非水平較高的專家莫能為。行霈先生就是這樣的專家。他對古詩的感受、啟悟水平一直被公認。他還能從哲學、美學、宗教、文論等各方面對古詩的精微處發揚光大，構成議理，深以披露，曉以眾人。確如林庚先生所評價的：「行霈為學多方，長於分析，每觸類而旁通，遂遊刃於群藝，嘗倡邊緣之學；舉凡音樂、繪畫、宗教、哲學，思維所至，莫不成其論詩之註腳。」②行霈先生一向是強調啟悟的，他曾在《文史知識》上寫的治詩之道中說：「博採、精鑑、深味、妙悟，四者結合起來，就有希望打開中國詩歌藝術這座寶庫，看到其中璀璨的珍寶，並為我們自己民族的文化而自豪」，當然，行霈先生這裡只是在談「打開」、「看到」的辦法，還沒有說出研究闡釋的方法。所以，當他為這本論文集寫自序的時候談到了它。序中說：「詩的思維離哲學思維是很遠的，但又是很近的。中國的玄學和禪學感知世界與人生的方式有一些相通之處。從玄學和禪學的角度去揭示詩歌藝術的規律，是一條可行之路。」確實這樣，從理論的多種科學中揭示古詩之精奧是一條可行之路。把行霈先生談話和序文聯合起來，可以看出他對研究中國古詩的整體主張和基本方式。難怪行霈先生以序文冠首，又引《文史知識》那一筆談殿後，首尾照應，相得益彰，顯示治經驗和主張的全貌。
行霈先生一以貫之地實現著這些主張。無論宏觀或是微觀研究都如此。從宏觀方面說，行霈先生這本文集的上編都是儘可能從理論高度展示出中國古詩的面面觀，或多義性問題、或意境、或意象、或形神、或詩禪、或音樂美、或鑑賞，皆然盡然。行霈先生所運用的理論不僅是古典的、近代的，而且還用了西方現代文論闡釋古詩，那篇《中國古典詩歌的多義性》就是明證。多義性主要是英美新批評的主張，理查茲是語義學家，由他系統提出，燕卜蓀的文章六十年代就譯過來了，其中一部分在作家出版社出的《現代英美資產階級文藝理論文選》中，但在我國文論界及古典文學研究中並未產生作用。因為它是形式主義的還被有人點名批評過。在八十年代中國文藝學研究中，它還是算新的。行霈先生研究過它，在那篇論文中巧妙地運用它的某些理論對中國古詩進行過分析。從事當代文學批評的同志至今才重視文本分析；而八十年代初，行霈先生就開始在古詩研究中開展了文本分析。這恐怕連他本人也是始料不及的。行霈先生還在文章中有機地結合著古代如《文心雕龍》、近代如朱自清先生的《詩多義舉例》的某些思想，認為「雙關義、情韻義、象徵義、深層義和言外義，構成中國古典詩歌含蓄蘊藉的藝術特色」。比如，賀知章《詠柳》中的「碧玉妝成一樹高」的「碧玉」，既可想像那婀娜多姿的柳樹，又可想像成宛如凝妝而立的碧玉（樂府吳聲歌《碧玉歌》中主人公），當然是雙關義；「綠窗」在古詩中運用頗多，常指綠紗窗和溫暖家庭氣氛及閨閣氣氛，於是有劉方平「今夜偏知春氣暖，蟲聲新透綠窗紗」，李紳「綠窗嬌女字鶯鶯，金雀婭鬟年十七」，溫庭筠「花落子規啼，綠窗殘夢迷」，韋莊「勸我早歸家，綠窗人似花」，蘇軾「誰作桓伊三弄，驚破綠窗幽夢」，這些「綠窗」形成了一種情韻模態，儘管各抒己意，但又萬變不離其宗。這樣用來說理的例子太多了，就不一一再舉了。由此，我不禁想起了朱自清先生1932年在倫敦為朱光潛先生《文藝心理學》寫的序言的最後兩句話：「東漢時蔡邕得著王充《論衡》，資為談助；《論衡》自有它的價值，決不僅僅是談助。此書性質與《論衡》迥不相類，而兼具兩美則問：你想得知識固可讀它，你想得一些情趣或談資也可讀它；如入寶山，你決不會空手回去的。」③用佩弦先生的話來形容行霈先生的這本文集，我以為也是合適的。
從微觀處說，行霈先生也能把啟悟和思理融匯起來。下編十四篇文章，就體現著這種研究風格。那篇《王維詩歌的禪意與畫意》，從王維是一個熟諳禪學的佛教徒開始，勾勒出王維家世及他一生的研究佛學的線索，為後來論詩的禪意和畫意打下了基礎，接著顯現出王維詩歌中空與寂的境界。行霈先生從禪意角度介於詩歌研究中，不是單純談玄，而是把他的感受、啟悟與禪意結合起來，做到了入乎其中，出乎其外。王維的名詩《竹裡館》：「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行霈先生評價道：「詩人獨坐在幽深的竹林裡彈琴長嘯，沒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只有明月為伴。他欣賞著環境的冷寞，體驗著內心的孤獨，沉浸在寂的快樂之中」。這體驗孤獨，耽於空寂，正是王維此詩的本真所在。海德格爾曾說：沒有神學就沒有他，同樣的，沒有禪意就沒有王維詩歌的空靈。以前把王維這絕妙的詩作批得太多，那樣的文章總給人火氣過盛而切理不足的印象。殊不知，以禪入詩形成的空靈正是禪性的本性。元好問吟道：「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贈嵩山雋侍者學詩》）蘇軾也說：「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餘首讀至夜半書其後》）吳可說得更透：「學詩渾似學參禪，竹榻蒲團不計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閒拈出便超然」，「學詩渾似學參禪，自古圓成有幾聯？春草池塘一句子，驚天動地至今傳。」（《學詩詩》）行霈先生於禪詩用力至勤，深知細品，因此他能悟出其中三昧來。他說王維的作品「進入富於哲理意味和藝術情趣的世界」，「表現了生活的真實」，「概括了人們普遍的生活體驗」，「揭示了自然的趣味」。這些是十分中肯的。鮑勒諾夫曾以為：「當生命已不能明晰地理解世界，當自我因沉溺於非理性的生活秩序之中而遺忘了自己，當生命的冥暗面顯露出整個深淵之時，『沉睡著的兄弟』――死亡，必然負有新的使命。」④曾躋身仁途而因避開黨爭逍遙於禪境中的王維是不是有一種期待新的使命意識的心緒呢？或自有使命呢？行霈先生已意識到這一層了，從「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中聽出了「人語的迴響」。因此，這篇文章在王維研究方面是難能可貴的。行霈先生繼從治禪意的思路研究王維詩的畫意，並從「詩中有畫」的歷史中考察，列舉了謝靈運、謝胱詩中雖有畫，但神韻不足，「王維詩中的畫，則是形似與神似的統一。他的詩既傳達出山水的形貌特徵，又體現了山水的性格特點，既描繪了客觀的景物，又抒寫了主觀的情趣，正象他的繪畫能夠『入神』一樣，他詩中的畫意也是富有神韻和氣象的。這正是王維超過前人的地方。」從這裡可以看出，行霈先生的研究不僅具有啟悟性、理論性，而且還有歷史感，由微觀見出宏觀的整體意向。我尤其感到傾慕的是，行霈先生治史而又不拘於史，還能用一些新理論、新方法來研究詩史，打破了那種治文學史不需要新觀點、新方法的觀念。近世以來，治史者用新觀點、新方法已成一普遍現象，靜安先生用叔本華思想研究《紅樓夢》至今不也堪稱一絕嗎？建國以後，用馬列文論研究文學史已蔚然成風，成果斐然。近年來又出現了一些新觀點、新方法，有些人十分反感，以為根本不能用於研究文學史。行霈先生則不然。去年秋季，他在北大中文系開設了《唐詩研究》的選修課，深得學生喜愛。他確定若干帶有方法論意義的專題，帶領學生分別研究，提出報告，旨在培養新一代古典文學研究者的治學精神。文學史是一個多面體的存在，需要用多種方式揭示它。行霈先生深知這點。這幾年，比較文學、文化學風行一時，行霈先生潛心研究中，寫出了《唐謝詩歌藝術的比較》、《李白詩歌與盛唐文化》等高質量的新穎別致的學術論文。尤其是後者，當初發表在《文學遺產》時，曾令多少莘莘學子所感佩。文中寫道：「在八世紀誕生的李白，他的一生差不多是和盛唐時代相始終的。受了時代風氣的薰陶，吮吸著營養豐富的文化乳汁，他成長為那個時代最完美的人物。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盛唐文化以中國本土文化為主體，廣泛地吸取了域外文化而蔚為大觀。那種兼容並蓄的偉大氣魄，那種無拘無束的自由精神，對盛唐詩人在心理上和氣質上所造成的影響，給詩歌創作帶來的活力，的確是不可低估的。……新的事物、新的氣象、新的追求，帶動著詩歌以一種開天闢地般的氣勢去創造、去攀登、去打開一個又一個新的局面。終於，盛唐詩歌達到了中國這個古老的詩國的高峰。而李白又是適逢其會，走在這個潮流的最前列。」儘管這篇文章在盛唐文化與李詩的印證方面還嫌不足，還嫌簡單，但是，它所展示的文化學與詩學合流的新的研究風尚卻是正確的，有說服力的，顯示了這種研究方式的無比潛力和燦爛前景。治史的好文章一般有兩類：一是材料博富、考據有力、立論穩健；一是開風氣之先，首倡一種研究方式，並在具體的研究中體現之。行霈先生的論文兼兩者之長，雖前者為多，但後者卻如寒夜孤星，十二分的稀罕，十二分的珍貴。古典文學研究要推進，沒有後一種精神是不行的。蘇東坡《定風波》曰：「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此詞可以從另一意義上即創業者的一無反顧的精神給創業者一點慰藉。行霈先生再從新角度研究古詩，是否也有此同感呢？
如果說這部文集還有什麼缺憾的話，我以為，儘管它運用理論是嫻熟的，成功的，嘗試用新方法研究是有力的、有意義的，但從運用一種理論入手結合中國詩歌藝術特性再總結出一些獨到的理論來還嫌不足，如多義性問題，中國古詩的多義性有何特點，似還可以從理論上加以總結。不過，行霈先生已經注意到這點了，最近我從他的一位研究生手裡讀到他赴日講學的手稿《中國文學概論》已經這樣做了。
一九八七年八月十四日晚於北京大學
①張岱《琅繯文集》第19頁，嶽麓書社，1985年版。
②林庚：《<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序》，見《中國詩歌藝術研究》第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下引該書，不另加注。
③見《朱光潛美學文集》第1卷第329-330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年。
④鮑勒諾夫：《生命哲學》第113頁，1958年德文版。
（原載《文學評論》1988年第1期）